很快我们上了火车，这是我到苏联后第一次坐火车。我们坐的是普通车厢，和我国的火车硬卧一样，一个车厢有三十多个床位。没有坐包厢。一个包厢只有四个人，容易被人发觉，也不好逃脱。列车开出塔什干后往西南走，在古城撒马尔干和布哈拉都有较长时间停留，经过的地方都是中亚最富庻的棉花种植区，阿姆河和铴尔河灌溉的两河流域。饶有趣味的，是从车窗往外看到的苏联中亚农村风光，好像是回到了我国的新疆农村，几乎一模一样：平顶小土房，屋顶上堆着整齐的玉米杆，做牲畜饲料用的。大清早，女人们赶着奶牛去和全村的奶牛聚合，骑马的男人挥鞭把牛群赶到村外，男人们穿着袷袢（一种无领无扣的长袍，用腰带系起来，维吾尔人也爱穿），肩上扛着砍土馒到水渠边给农田放水，土路上一群群的小孩奔跑嬉戏。田野里还能看到圆顶的毡房，是游牧人住的房子。小孩特别多，一对夫妻少则六，七个，多则十几个地生育。铁路线北边是克齐尔库姆和卡拉库姆两个大沙漠，沙漠大而绿洲小，人口问题也成了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特别是它的卡拉卡洛阿克很为突出的问题。火车到布哈拉后就转向南行，进入土库曼加盟共和国的土地了。土库曼俄语叫土尔克明尼亚，不知为什么中文把它译成了土库曼？土乌边境上的第一大站、也是土库曼的第二大城叫查尔朱，按俄文原文急读近于汉音“军州”，应该和我国历史是深有渊源的。有宋一代，我国是三朝并立，五国共存，在中原和北方，东北方是宋、辽，金三个皇朝，另外西有吐蕃，西南有大理。十二世纪金灭辽，辽皇族子弟契丹人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汉人和奚人等十八部，西迁中亚建立了强大的西辽王国，领土南抵兴都库什山，西抵里海，乌兹别克和土库曼都在其范围。辽的地方行政制度里有军州，也许“查尔朱”就是“军州”的对音。在城市西边不远的沙漠里有处古建筑遗址，存有一堵古墙，墙上用琉璃砖镶着一条和中国龙模样相同的黄色的龙。俄罗斯人是通过古契丹族认识中国的，俄文的“中国”写成为“KИTAЙ”，即“契丹”（契字古音为克）。把中国人叫“KИTAЙ”，也就是“契丹人”，而与印度人和古代西方人把中国叫CHINA即秦国，把中国人叫CHINESE的也就是秦人不同。在查尔朱，不少土库曼人上了车，他们和我国维吾尔族人长相相似，穿着也差不离，姑娘们头上都结着许多根小辩子。不过女人穿的长布拉吉几乎盖着脚面，直桶子，不紧腰。火车一直傍着沙漠行进，居民点不多，非常缺乏淡水，火车上供应的饮用水呈灰白色，淡而无味，据说是里海咸水淡化成的。居民看来比乌兹别克人还穷，比哈萨克斯坦居民的生活水平差的更远。在塔什干，我在苏联第一次吃到了馕，是乌兹别克人烤的，和新疆的馕相似，没有新疆的好看，也没有新疆的香脆可口。我看到后高兴极了，一下买了十几个，谁知那却不像新疆馕那样的冷后也香脆，乌兹别克的馕冷了以后变得像橡皮一样咬不动。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后，我把这些馕全送给了一位在月台上卖葡萄的土库曼老大娘了。她欢喜十分，说了五，六个突厥语的谢谢，还一定要回送我一大包葡萄。沙漠绿洲上长出来的葡萄非常甜爽可口。

　　火车从杜斜克到阿山哈巴德行进了近四个小时，在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全是和苏伊边界线平行前进的，最窄处到伊朗边界大概只有三公里。边界上苏联一侧的铁丝网，边界口岸来往的汽车都历历在目。客车一在车站停下，每个车厢门边便来了一个手持冲锋枪的俄罗斯族士兵守着门，都一言不发，双眼紧盯着上下车的旅客。站台上也有俄族军官牵着大狼狗巡逻，气氛紧张，肃杀。我们三人穿着之佳和仪态之潇洒，安闲是车厢里别人比不上的，出手也大方，凡有人和我们交谈都由玛雅应付，她的俄语和突厥语都说得标准而文雅，应对恰当。我和刘万瑜只是微笑点头，尽量不出声。她还紧紧拥着我坐在车窗一边，用俄语喃喃地和我说个不停，虽然大部分我都听不懂。她介绍我们两个人的职业是工程师。看到知识分子模样的邻座，我也会用几句常用的英语应酬，人们对我们很客气。这里作一点说明，苏联人除了人人会说俄语外，学外语的本领不如中国人，中学大学都教德语或英语，却很少有人会读会听，他们并不以知识分不熟练外语为奇怪。

　　刘万瑜高超的吊膀子手段现在可派上了用场。清晨，车厢里进来了一位俄罗斯姑娘，他马上过去帮着拿行李，引到我们近处座位坐下，递冷水，递点心，几分钟以后，就热络得好朋友一般了。还好，她也是去阿山哈巴德的。正午，列车停到了阿山哈巴德车站。天哪，车站早已戒严了，车站大楼四周都有士兵站岗，站内全副武装的士兵走来走去，紧盯着进出旅客的脸。我们早已做好准备，应付各种事态，神态镇定，步履安然，衣冠楚楚，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掛着个年青女人，目不斜视，昂然走出车站，居然没有士兵来查问我们，有惊无险。KGB虽然无孔不入，但也不能做到天衣无缝，百密总有一疏。当天我们三个人在阿山哈巴德游逛了十个小时，也遇到过两次警察的查问，没有发现我们正是他们要抓的人。出了车站，先叫出租车送走了俄罗斯姑娘，再叫车直奔市中心市场。中亚各城市，不论大小，格局都差不多，都有个大农贸市场，名字都叫“中心市场”或“绿色市场”，是老百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市场都在城中心，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经过那里。我们在市场上吃抓饭，烤包子，甜瓜，大致和新疆的无所区别。市场做生意的女人比男人多，他们卖瓜果蔬菜，做抓饭拉面，头上顶着装满瓜果的篮子走路。天气十分热，有四十摄氏度，不过到处是绿树成荫，清流碧水，喷泉也多，树荫下还安放着供人坐着休息的长凳，避暑方便。市场上有澡堂，我们又去洗了澡更了衣，多余的衣服全给了玛雅，更轻装了。我买了张阿山哈巴德地图寻找越界出发点。在市西南山谷中有个风景点叫费留茲，有一条水质清甜的大泉，市民都远道去汲取干净的天然水。如果从费留茲的南边上山，翻过几个山头便是伊朗了。我们去商店买了个塑料大水瓶，下午六点，打的去费留茲。车开出城跑了十几公里才到，是一个位于种满苹果的山谷里的大公园，园内有悬崖峭壁，怪石处处，种着竹子，凤尾兰，棕榈树等亚热带植物。园内除了有几个大泉池外，还有小瀑布从悬岩上直泻而下，水极其清凉，用手掏着喝了一口，沁入心脾。深谷幽景好像到了我家乡岳麓山的某个山谷中。过了晚上十点，暮色苍苍时，还有许多游人在公园里流连忘返。

　　我们进了公园，刘万瑜背依长凳，呼呼大睡。他坐了十一年牢，逃出监狱后又到各地流浪了几年，有逃亡的经验，临危不乱，什么时候都能够安定如恒。我和玛雅产生了感情，在公园一角凤尾兰后的大石头上拥坐在一起，泪眼交织，满腹生离死别的悲怆。苏联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国制度相比有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苏联还容许人性的存在，而中国把所有人的所有人性都消灭光了。她说要向上帝祈祷，祝愿我能平安越境，她永远不会忘记我。对苏联社会，她说她也不寄有任何希望，如果我到国外发迹了，她希望我通过合法手续把她也接到国外去。我们道了无数次的别，却分不了手。直到晚上十点过了，她才终于流着泪和我们分手了，直奔火车站，当晚返乘东去的列车，回去了。我把口袋里剩下的钱全都给了她，一个戈比也没有留，破釜沉舟，再不向苏联回首。玛雅走后，我和刘万瑜在泉水边喝饱了清泉，又灌上了一大壶，出园到山边的一个小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坐下，装着等车的样子，观察山势，等待天色完全黑下来。这时，一个骑着摩托车巡路的土库曼警察看到了我们，停下车来盘问我们。刘万瑜回答了我们准备下的一套，指了指水壶，说我们是专门来汲水的，妻子在火车站等我们，还把工厂工作证给他看了，说护照在妻子身上，请一同去火车站检查。他没有自找麻烦，只是说：“这里是边界地区，很危险，公共汽车来了，搭车回火车站好了。”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的俄化程度没有哈萨克人深，俄语说得差劲些，我们的俄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那位警察老兄也不觉得奇怪。看手表过十一点了，马上就是夜半子时，我们动身拐了个弯，快步爬上山坡，从山凹上翻过了一座山峦，山下的人就是用手电筒也照不见我们了。苏伊边界是连绵不断的荒凉群山，相对海拔不高，几乎寸草不生，一只老鼠也无法躲藏。后来坐牢时我反复思考，觉得这次出逃各方面都准备周到，即便牛水当了叛徒，我们也想出了弥补的措施，越界地点，也没有选错，应该是能够成功的。就是少了一点，没有事先作好翻越石头山峦忍受口渴的训练和准备，应该请玛雅坐火车先到阿山哈巴德一趟，好好把边界地理条件观察清楚，就好了。

　　看着表带上的指南针向南走，尽是一个山峦接着一个山峦，都是大石块小石头，也没有路，脚踏下去全是坚硬的石头，没有踩上野草和泥土的感觉，热得喘不过气来，也渴的喘不过气来，汗如水流，不到一个小时把肚子里的泉水全蒸发光了。没有走石头山路的经验，又急着要赶到天亮前翻过铁丝网，不敢停下来休息，我稍走慢了一点，刘万瑜就用湖南话叫：“我的爷啊，你快点走!”一路跌跌撞撞，连爬带跑，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铁丝网边。苏伊边界铁丝网苏方一侧也有松土带，刘万瑜叫我面向苏联后退着走过去，铁丝网也是三道，没有中苏边界的高，也没有那道渔网状的，要好过一些。我们越过了三道铁丝网，以为已经到了伊朗的土地上，松下了一口气。忽然，我们看见照明弹一个接一个地在铁丝网上空闪光，直升机鳴叫着，隐约能听到士兵和狼犬发出的叫音，原来苏军在边界上早已给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布置在通向边界的小路路口，而我们没有从路上走，过了铁丝网，两人把一壶水喝光了，继续往前跑，是朝山下跑了，要快得多。按照常规，我们已经越过了两国边界最多五百米的中间地带，应该已经到了伊朗了，但苏军仍然赶上来要抓我们，我们忙着向山下滚去。一下子我滚下了一座悬岩，腿摔坏了，留下的伤疤至今还在，近视眼镜也丢了，再没有办法向前爬了。我对刘万瑜说：“你继续前进，我躺在这里掩护你。”他没了办法，实在不得已，只得丢下提包一个人向前走了。很快，苏军打着光线十分强烈的手电筒照到我身上，把我包围了。我想到刘万瑜大概已经到了伊朗，我也怀疑自己是躺在伊朗的土地上被苏联边防军抓住的。刘万瑜后来告诉我说，他确实已经到了伊朗，看到岗亭上写着阿拉伯字，但是见不到一个人，又回过头来找我，想把我救出来，被埋伏下的苏军抓住了。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知道以后，我还是很感谢他的义气。那么，伊朗的岗亭上为什么没人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从不会害怕自己的老百姓跑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用不着把国家密封得像铁桶一样。

　　刘万瑜高超的吊膀子手段现在可派上了用场。清晨，车厢里进来了一位俄罗斯姑娘，他马上过去帮着拿行李，引到我们近处座位坐下，递冷水，递点心，几分钟以后，就热络得好朋友一般了。还好，她也是去阿山哈巴德的。正午，列车停到了阿山哈巴德车站。天哪，车站早已戒严了，车站大楼四周都有士兵站岗，站内全副武装的士兵走来走去，紧盯着进出旅客的脸。我们早已做好准备，应付各种事态，神态镇定，步履安然，衣冠楚楚，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掛着个年青女人，目不斜视，昂然走出车站，居然没有士兵来查问我们，有惊无险。KGB虽然无孔不入，但也不能做到天衣无缝，百密总有一疏。当天我们三个人在阿山哈巴德游逛了十个小时，也遇到过两次警察的查问，没有发现我们正是他们要抓的人。出了车站，先叫出租车送走了俄罗斯姑娘，再叫车直奔市中心市场。中亚各城市，不论大小，格局都差不多，都有个大农贸市场，名字都叫“中心市场”或“绿色市场”，是老百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市场都在城中心，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经过那里。我们在市场上吃抓饭，烤包子，甜瓜，大致和新疆的无所区别。市场做生意的女人比男人多，他们卖瓜果蔬菜，做抓饭拉面，头上顶着装满瓜果的篮子走路。天气十分热，有四十摄氏度，不过到处是绿树成荫，清流碧水，喷泉也多，树荫下还安放着供人坐着休息的长凳，避暑方便。市场上有澡堂，我们又去洗了澡更了衣，多余的衣服全给了玛雅，更轻装了。我买了张阿山哈巴德地图寻找越界出发点。在市西南山谷中有个风景点叫费留茲，有一条水质清甜的大泉，市民都远道去汲取干净的天然水。如果从费留茲的南边上山，翻过几个山头便是伊朗了。我们去商店买了个塑料大水瓶，下午六点，打的去费留茲。车开出城跑了十几公里才到，是一个位于种满苹果的山谷里的大公园，园内有悬崖峭壁，怪石处处，种着竹子，凤尾兰，棕榈树等亚热带植物。园内除了有几个大泉池外，还有小瀑布从悬岩上直泻而下，水极其清凉，用手掏着喝了一口，沁入心脾。深谷幽景好像到了我家乡岳麓山的某个山谷中。过了晚上十点，暮色苍苍时，还有许多游人在公园里流连忘返。

　　我们进了公园，刘万瑜背依长凳，呼呼大睡。他坐了十一年牢，逃出监狱后又到各地流浪了几年，有逃亡的经验，临危不乱，什么时候都能够安定如恒。我和玛雅产生了感情，在公园一角凤尾兰后的大石头上拥坐在一起，泪眼交织，满腹生离死别的悲怆。苏联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国制度相比有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苏联还容许人性的存在，而中国把所有人的所有人性都消灭光了。她说要向上帝祈祷，祝愿我能平安越境，她永远不会忘记我。对苏联社会，她说她也不寄有任何希望，如果我到国外发迹了，她希望我通过合法手续把她也接到国外去。我们道了无数次的别，却分不了手。直到晚上十点过了，她才终于流着泪和我们分手了，直奔火车站，当晚返乘东去的列车，回去了。我把口袋里剩下的钱全都给了她，一个戈比也没有留，破釜沉舟，再不向苏联回首。玛雅走后，我和刘万瑜在泉水边喝饱了清泉，又灌上了一大壶，出园到山边的一个小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坐下，装着等车的样子，观察山势，等待天色完全黑下来。这时，一个骑着摩托车巡路的土库曼警察看到了我们，停下车来盘问我们。刘万瑜回答了我们准备下的一套，指了指水壶，说我们是专门来汲水的，妻子在火车站等我们，还把工厂工作证给他看了，说护照在妻子身上，请一同去火车站检查。他没有自找麻烦，只是说：“这里是边界地区，很危险，公共汽车来了，搭车回火车站好了。”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的俄化程度没有哈萨克人深，俄语说得差劲些，我们的俄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那位警察老兄也不觉得奇怪。看手表过十一点了，马上就是夜半子时，我们动身拐了个弯，快步爬上山坡，从山凹上翻过了一座山峦，山下的人就是用手电筒也照不见我们了。苏伊边界是连绵不断的荒凉群山，相对海拔不高，几乎寸草不生，一只老鼠也无法躲藏。后来坐牢时我反复思考，觉得这次出逃各方面都准备周到，即便牛水当了叛徒，我们也想出了弥补的措施，越界地点，也没有选错，应该是能够成功的。就是少了一点，没有事先作好翻越石头山峦忍受口渴的训练和准备，应该请玛雅坐火车先到阿山哈巴德一趟，好好把边界地理条件观察清楚，就好了。

　　看着表带上的指南针向南走，尽是一个山峦接着一个山峦，都是大石块小石头，也没有路，脚踏下去全是坚硬的石头，没有踩上野草和泥土的感觉，热得喘不过气来，也渴的喘不过气来，汗如水流，不到一个小时把肚子里的泉水全蒸发光了。没有走石头山路的经验，又急着要赶到天亮前翻过铁丝网，不敢停下来休息，我稍走慢了一点，刘万瑜就用湖南话叫：“我的爷啊，你快点走!”一路跌跌撞撞，连爬带跑，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铁丝网边。苏伊边界铁丝网苏方一侧也有松土带，刘万瑜叫我面向苏联后退着走过去，铁丝网也是三道，没有中苏边界的高，也没有那道渔网状的，要好过一些。我们越过了三道铁丝网，以为已经到了伊朗的土地上，松下了一口气。忽然，我们看见照明弹一个接一个地在铁丝网上空闪光，直升机鳴叫着，隐约能听到士兵和狼犬发出的叫音，原来苏军在边界上早已给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布置在通向边界的小路路口，而我们没有从路上走，过了铁丝网，两人把一壶水喝光了，继续往前跑，是朝山下跑了，要快得多。按照常规，我们已经越过了两国边界最多五百米的中间地带，应该已经到了伊朗了，但苏军仍然赶上来要抓我们，我们忙着向山下滚去。一下子我滚下了一座悬岩，腿摔坏了，留下的伤疤至今还在，近视眼镜也丢了，再没有办法向前爬了。我对刘万瑜说：“你继续前进，我躺在这里掩护你。”他没了办法，实在不得已，只得丢下提包一个人向前走了。很快，苏军打着光线十分强烈的手电筒照到我身上，把我包围了。我想到刘万瑜大概已经到了伊朗，我也怀疑自己是躺在伊朗的土地上被苏联边防军抓住的。刘万瑜后来告诉我说，他确实已经到了伊朗，看到岗亭上写着阿拉伯字，但是见不到一个人，又回过头来找我，想把我救出来，被埋伏下的苏军抓住了。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知道以后，我还是很感谢他的义气。那么，伊朗的岗亭上为什么没人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从不会害怕自己的老百姓跑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用不着把国家密封得像铁桶一样。

　　又一次边境被捕

　　一群苏军抓住我后，用麻绳紧捆着我的双手，两个士兵还一头一个拉着绳子蹬紧，我疼得昏过去了好几次，只好俯卧在地上。几个小时后天亮了，已经是七月二十六日，他们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拉我上了吉普车，开到一座小军营，又关进了禁闭室，才松了绑。我躺在铁床上喝了点水，也不吃东西。也有军官的小孩来看稀奇，哨兵朝孩子们大吼：“走开些，这是特务。”他还嘲笑我：“你坐吉普车到我们军营来了，你们中国是汽车也没有的。”和中苏边界一样，守卫苏伊边界的官兵也全是黄毛的欧洲苏联人。没有人来盘问我，到了下午，开来一辆密封的小囚车把我关进去了，送到了土库曼共和国KGB总部，关进一间囚室。真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如此可怕的房间，四平方米的地面围着四堵高达十多米的高墙，全是灰白色，房顶也是灰白色，吊着一盏灰黄的电灯，除了铁门外，连窗户也没有。人关在里面只感到恐怖，森严和自己的渺小，如果神经不坚强，精神便会崩溃。关了一个多小时，狱警把我带到预审室，一个俄罗斯官员简单地登记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在阿拉木图的住址，拿出逮捕证交我签了字。狱警把我带到澡堂洗了澡，换上囚服，又把我关进牢房。KGB的动作之快令人惊讶，第二天上午正式提审我，一进审讯室，我看到哈萨克斯坦KGB审问我的那个哈族预审官和哈族翻译已经赫然和土库曼的预审官一起坐在堂上。他们没有多问话，只是认定了我的真实身份，翻译还嘲笑了我一番：“你们都是怕死鬼，害怕到中国去反对毛泽东，就想逃到外国去。你能逃出我们苏联吗？”我记得类似的话我已经听过了。

　　1971年七月二十六日开始了我第一次在苏联坐牢，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牢的监狱生活。大概土库曼KGB没有审问我的任务，在阿山哈巴德关了我十天，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审过我。平生第一次坐牢，没有悲哀和恐惧，反而有点新奇之感。反正我已经流亡外国，连国和家都失去了，还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呢？对未来，根本用不着去想。我觉得最叫人恐惧的还是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一段时光，还有1970年三月十八日从喀什开始的“一打三反”天天杀人的日子，世界上最叫人恐惧的人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走遍天下，包括苏联的KGB分子，找不出像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工作组、军宣队那样不讲理，不讲情，也不懂理，不懂情的人。现在我年纪老了，离开祖国也多半辈子了，还时时做着挨整的梦。梦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些致命的时期，除了恐惧外，再找不到别的什么感觉了。只要听到紧急集合的钟声一响，只要看到工作组员和军宣队员的阎王脸，我就心脏急跳，全身发抖。当我抬头望见远处的天山时，最大的愿望是放我在天山上自由活动，哪怕就是一天。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白云，呼吸四周的自然空气，一个人也看不到，只要能过上这么一天，我就死也甘心了。1970年四月二十二日深夜我自杀未成，才临时起了逃苏之念。我逃苏成功，多活了一年加三个月，老天已待我不薄，我又再有何俱？何况，苏联KGB的牢头狱卒都还算文明执法，对犯人也有礼貌。以后我才体会到，为什么邓小平掌权后第一个在中国进行的新政治运动就是包括“文明礼貌日”在内的“五讲四美运动”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人真的太需要接受文明礼貌的训练了。

　　关我的牢房在土库曼KGB大楼右横楼二楼监房的第一排第一间，面积有八或十平方米，牢房内有两张铁床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个搪瓷水壶和一个便桶，窗户离地面有三米多，外面用铁丝网拦着。大铁门，上端有个四方形洞，头钻不出去，用活动铁板盖着，掀动铁板，可以递进饮食，看守也能和犯人说话。铁板上还有个小洞，看守从小洞里能看到犯人的一举一动。十天里我只见到两名土库曼族看守，他们都穿着士官制服，对犯人态度和蔼，说话时面带笑容，轻言轻语。向他们要饮用水，和每天要几桶水泼在牢房地上减轻热度，他们从没有拒绝过，有时请他们带我去澡堂洗澡冲凉，他们也不怕麻烦。同监的是个阿富汗人，三十多岁，一句俄语也不会说。和他什么也说不通，用手比比划划，才明白他是个牧民，放羊时不小心过了苏阿边界，给苏军抓起来了。那个阿富汗人有几大特点：一是懒，一起关了十天，他没有倒过一次便桶，也没有洗过一次地板，放风时都懒得走动，坐在地上。所以牢房内的清洁卫生活都是我干的。第二是脏，每逢洗澡我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他却拒绝洗澡。哈山哈巴德是全苏联气温最高的城市，牢房里日夜都有三十多摄氏度，他不洗澡，身上散发的臭气叫我呼吸都困难，只好过几个小时向看守要来一桶凉水，泼到地板上，减少点臭气。还有一个是自私，只要我有吃剩下的食品放在桌上，他就毫不客气地拿去吃掉。再就是卑贱，和看守说话时弯着腰，总说着他唯一知道的俄语词“GOSPADIN”（先生）。看守笑着说：“不要叫我GOSPADIN，你们有GOSPADIN，我们没有。”他最大的特点是对伊斯兰的虔信，一天昼夜二十四小时，他要做五次礼拜，每次花时间至少两小时。跪在床上面向西方，一次次整个上身匍匐到床面，高声念经，念得我脑胀心烦。有时深夜里听他高声念经，再望着牢房的四堵高墙，心里急得像有蚂蚁在爬，无法睡觉，幸好到这种时候看守就会来制止他。我想，穆斯林每天花那么多时间作礼拜，如果在战场上怎么办？所以，落后的宗教文化必须改革，但美国却到处支持落后的宗教文化在别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发展，来阻碍社会进步。

　“斯托雷平囚车”几乎中间没有停留，像特别快车一样快地直驶塔什干，又直接开进了一所大监狱。监狱分成许多院子，铁路从院墙边铺过，可真有气派。囚犯押下车后分别关进各个监狱大院的牢房里。它是苏联中亚地区的犯人中转站，犯罪嫌疑人要押回作案处或原籍判刑，判了刑的犯人要押送西伯利亚的森林或矿场，或北哈萨克斯坦垦荒地，或北极地区的集中营，都先要押送到这个监狱集中。我被关进一个小院内的一间小牢房，旁边有一间大牢房，外面是走廊，天井，再外面是高墙和铁门，一头有几间房住着士兵。小牢房边的大牢房内关着六个女囚犯，年纪都不大，最大的只有四十岁。有两个是犯了罪的十八九岁的女大学生，有的是公司会计，有的是商店出纳。一个是塔吉克女人，一个是乌兹别克女人，剩下的都是俄罗斯女人，而且都长得漂亮。他们是判了刑后等待送到别处去服劳役的，随身携带着许多衣物，食品和钞票。看守的士兵们对他们很好，没有给他们的牢房上锁。一天到晚和他们在走廊上嘻嘻哈哈，倒象是住旅社。关我的小牢房是上了锁的，只每天叫我出来在走廊上放风一个小时，这时女犯们不许走出牢房。不过我牢房门上的水饭洞没有关，任何时候都可以和她们交谈，接受她们的礼品。只有我一个人是男人，还是中国人，他们当然有兴趣，常常几个人围到洞口向我问东问西，把手伸进来和我握手，送我饼干，手绢，还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一个拍纸本。我会的俄语不多，便在纸上画画，互相递条子。我在纸上画上中国式的花边，再画支荷花，牡丹花，再用中文和俄文写上“谢谢”，“我爱你”等等，她们看了非常高兴。他们给我的条子写的俄文很潦草，又写得多，我看不懂。总之，关在塔什干一个星期的日子，我还是过得颇不寂寞的。一个女人还告诉了我一个真实的故事：几个星期前这里也关着一个男犯和一群女犯，男犯是大学生，政治犯，父母是当官的。他有钱，花钱买通看守，没有给小牢房上锁，白天晚上和女犯们混在一起。大学生身上藏了大笔钱，女犯们想了个办法，全躺在牢房通铺上，叫男的随意行事，愿意给谁钱就给谁。我听了后说：“我身上可一个卢布都没有。”她们嬉笑着回答：“我们每个人都愿意陪你，不要你的钱，还会给你钱。”只是她们无法打开我牢房门上的锁。有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女人，住在塔吉克的首都杜尚别，是个混血，父亲是塔吉克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面孔清瘦也清秀，说话文雅，从不说出格的话。她说自己是学校的会计，校长贪污了，拿她顶了帐，判了三年刑，有一个孩子，早和丈夫离婚了。还说塔吉克人离现代文明太远，再也不嫁塔吉克人了。她给我送了一条手绢，一双袜子和两个练习本，把家庭住址和电话都写给我了，叫我出狱后一定和她联系上，到杜尚别她家里做客。但我被押送到阿拉木图KGB监狱后，这张条子就被监狱当局收走了。

　　监狱长是位俄罗斯大尉，头发都花白了，派士兵带我到他办公室里谈过几次话，用咖啡和好烟招待我。他翻开厚厚的苏联刑法大典，指着其中的一条对我说：“你犯的是非法越境罪，得判三年徒刑。”还说：“我部下的士兵也有偷偷跑到伊朗去的，伊朗政府都把他们送回来了。”他喜欢谈国际时事，办公室墙上掛有一幅世界大地图，他指着地图向我吹牛，哪些是苏联的盟国，哪些是苏联的朋友，哪里有苏联的驻军，还总结一句：“世界上到处都有我们苏联的部队。”我不服气，也指着地图对他说：“您看，美国，日本，中国在一条线上，这条线一连起来，就把你们在太平洋封死了。你们打不到美国，美国能够从它在日本的基地打你们。你们驻在外国的军队多，只能镇住一个国家，镇不住一方世界。”他听后对着地图思考了好久，最后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说：“没关系。”在苏联生活一年多，在我原来的反苏思想中又增加了新的因素，更坚定了。我看到了它的强大是表面的，它的发达也只是表面，比中国还落后的地方还多着呢。我对美国有好感，对日本无好感，但佩服日本人创造的经济奇迹。我常常想，当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牵手之日，就是苏维埃帝国崩溃之时。后来为我言中了，美中日三国还只是改善了关系，没有结成同盟，苏联大帝国便吃不起，呜呼哀哉了。

　　第三章 在KGB监狱和南西伯利亚流放地

　　铁窗七月

　　在塔什干关押了七天之后，和那些可爱的女犯友分别，又坐上“斯托雷平囚车”回到阿拉木图，关进哈萨克KGB总部的监狱，坐了七个月的牢。KGB的监狱可以说是苏联最文明的监狱，犯人都穿囚服，内衣，外衣和大皮鞋和工人的工作服一模一样。监狱里每天都要洗地板，擦桌子，两次倒洗便桶，由囚犯轮流值日，一个星期大扫除一次，大家一起动手。每星期洗一次澡，淋浴，有热水。不管患大小病，都给医治，狱医认真负责。狱方给犯人发牙粉，不发牙膏，因为牙膏瓶是金属制成的，可磨成刀片。我关进监狱后有一段时间没有牙刷，只好用毛巾包着手指沾上牙膏粉末刷牙。每个囚室都贴着狱规，规定犯人称呼从看守到典狱长都是“长官公民”，他们称呼犯人则为“囚犯公民”，没有见过犯人受骂挨打的。伙食不好，面包却吃不完，不会饿肚子，发的莫合烟也抽不完。每月允许亲属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于警察局管的监狱则是暗无天日的地狱，里面发生的事令人发指，搬到当时的中国来也是骇人听闻的。

　　前三天是我一个人单独关在一间牢房内，没有提审过，也没有放过风，没有和别人说过一句话，晚上也无法睡觉。三天三夜，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思考，思考我的国家，我的情绪完全平静下来了，忽然唔出来了几条大道理。第一，国人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是条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大隔板，隔开了中国人的身体，也隔断了中国人的思想。长城圈内的中国大地是个大垃圾堆，堆满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垃圾：中国国产的秦皇专制，王莽荒唐，隋炀荒淫，朱元璋的残暴，雍、乾的禁锢思想和外国产的欧洲中世纪暴政，希特勒的法西斯和斯大林的超法西斯，梵蒂冈的教皇神圣，一应俱全。第二，“文革”中把中国古代的一切亡国之象都显露出来了，如君皇拒谏，后宫（江青）干政，宦官（汪东兴那一帮人）乱权，注定了“文革”政权不会久长。第三，“文革”政权是汉代王莽政权的翻版，都声言是新政，有经典可查，有古训可循，其无法，无理之惨绝人寰又如出一辙。王莽政权是短命的，“文革”政权的命也长不了，我一定要活下来，活下来看到“文革”政权的覆灭，活下来看到我的祖国新生。我把几次挨整的原因和经过重新系统地回忆下来，也有了新的发现，发现那些整人的中共干部都有共同的特点：学识低下，品格低下，手段凶恶，不把人整死不罢休。为了整人，他们可以造谣，可以认贼作父，可以出卖除了有利于自己向上爬的仕路以外的一切。他们和他们的上司，上上司都是真小人，连伪君子都不如。伪君子做坏事还遮遮掩掩，他们做坏事却是明目张胆。叫这种人和他们的后代治理中国，中国只会越治越坏。“文革”时整我的工作组长叫宋植，在红太阳都带头反苏修的时候，他和他的上司刘允焕在大会上咒骂我，“你1957年当右派，就反苏，你以为你反对了，你是反斯大林，斯大林是革命的领袖。”他们公开用共产党的名义宣传汉奸理论。我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论述民族英雄林则徐充军新疆的事迹，引用了他忧心国家危机的诗句：“正是中原薪胆日，高歌何必醉屠苏。”刘某在批判我的大会上说“是向党发出的毒箭，咄咄逼人。”他把“屠苏”（一种药草名）理解为“屠杀苏联”，说林则徐说反话“反苏”，雷光汉也是一路货色。他自己把共产党和十九世纪带头侵略中国的英国殖民主义划上等号了。他们的人格也是卑劣的，自己跑到伊犁卫生学校逼迫我的未婚妻和我划清界限，断绝关系，接着乘人之危，去调戏她。一次和我谈话，逼我和她不再来往，竟说漏了口，親热地称她为“小吴”、“小吴”了。我的同事中有两个人书教不好，品质又坏，是学生最讨厌的教员，“文革”初期都是学生自己提出的批斗对象，可是后来都顺利过了关，没受处分，在“文革”后期还入了党，八十年代后当了大官。原因只是他们各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并且住宅连在一起，和某些人的办公室门对门。

　　我又想起，1957年把我划成右派时，其实按比例历史学生中的右派已经满员了，我的反俄言论都是历史事实，同学们也都从心里赞成，讨论我的问题时历史系中共总支委员会认为可划可不划，党支部成员大多数反对划，只有一个叫孙淼的调干学生坚持要划我为右派。原因只是我曾讥笑过他不懂古文，不懂写对联，在过新年时把标语口号当成对联写来贴在宿舍大门两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班上唯一的一位女党员感情亲若姐弟，他眼红了：女党员居然不和他好而亲近一个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后来孙淼写了一个“同情右派分子”的鉴定装在她的档案内，使她以后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我单独坐牢三天后，换了监房，三人一间。同监的是两个俄罗斯青年，一个是阿拉木图人，杀人犯；另外一个是阿克纠宾斯可来的吸毒犯。在KGB监狱监禁的除外国人外，本国人都是重刑犯，杀人犯，贩毒犯，外国间谍嫌疑犯，政治犯和发了案的贪官，都是两人或者三人一间房，人多了会洩密生事。审问我的预审间还在我原来受审的同一层楼房的同一单元，但规矩不同了，因为此时我已成了阶下囚。预审员和翻译坐在老地方，原来我坐的地方坐着书记员用打字机记录口供。我则穿着囚服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后面还站着狱警。前两个月是如此，以后也叫我坐在翻译座位旁回答问题了。预审官是位四十多岁的俄罗斯中校，态度温和，发的问题都是就事论事。书记员叫别佳，让我直呼其名，有学识，常常纠正预审官因为不熟悉中国而发出的错误问题。翻译是个五十多岁的中俄混血人。三个人的心肠都不坏，从没有发过脾气，还不时和我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审问时也从不节外生枝，还尽量把案情搞得简单一些，于我有利一些。特别是那位中俄混血翻译官，我能听得出他总是向着于我有利的方面翻译的，还常安慰我，叫我放心，案情不重，因为我们逃跑策划得很好，逃跑前断绝了和别的中国人往来，没有诱惑别人跟我们一起行动，走得秘密，没有引起社会震动。如果行动造成的影响大，便会严惩不贷了。他还具有相当的古文修养，因为小时在海参崴上过中国私塾，读了四书五经。三十年代随父母回到新疆在乌鲁木齐一汽车修理厂做工，五十年代又返回苏联，他是阿拉木图KGB大楼里口语水平最高的翻译，军衔却低，只是个尉官，见到校官进到预审室他都站起来不敢坐。这是个身居狼窟还讲点同胞香火之情的人。一次这位混血翻译没有来，审问我时换了一个姓于的中国人翻译，他是河北人，是比主子还凶狠的汉奸。审问开始前预审官和书记都不在，他和我闲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反苏思想，你得知道苏联是有思想犯的，在思想上反苏也得判刑。”我戏谑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是中国人，原来你是俄罗斯人养下的崽。”他一下子尴尬十分了。那次是检查我们出逃时身上带的物件，预审官问我：“你们带了几个指南针？”我说：“三个。”他又问：“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带三个指南针？”我说：“一个是给牛水预备的。”这三个指南针一个是刘万瑜手表表带上带的，两个是我在商店买的。预审官理解了，从抽屉里拿出三个指南针，问是不是我们的，其中两个是我买的。一个是大的绿色的军用指南针，我指着说“这个不是我们的。”于翻译一口咬定：“你不是承认你们带了三个吗？”我说：“这个大的军用指南针，我们从何得来？”他又问：“你怎么知道它是军用的？”竟敢越翻译之权充当预审官来审问我了，狗仗人势，我立即顶了回去，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军用指南针？你不要把我们中国人看扁了，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受过军事训练，用过军用指南针。”并指着指南针向预审官和书记员说：“你看，指南针的颜色和两位首长穿的军服颜色一样。”接着又用俄语说了一次，特别加重了“我们中国人”，“两位首长”的语气。预审官笑了笑，马上问别的事了。大概于某和那位自称“国际共产党员”的上海人葛某一样，是留在苏联的原中共党员，是最没有人格，最没有人性的一些人。

　　在几个月的审问中，KGB想要搞清楚的大概只有一件事—牛水的身份和意图？为什么是他组织外逃而又告发了我们？为什么他要用此手段？他们把牛水和我交往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问到了。刚开始，我对牛水的气很大，当着预审关的面大骂他的行为卑鄙，用心不良。后来气平了，回答问题也就理性得多了，预审官问我：“1949年牛水还是个小娃娃，他的父亲离开家了，他怎么知道他是去了台湾呢？”又问：“既然他的父亲去了台湾，中国最讲阶级成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怎么会吸收他当兵？他的父亲当过国民党时代的法院院长，是有案可查的，为什么他家的阶级成分会划成城市贫民？”对这些问题我也无法回答，只觉得如果把牛水定成中国间谍，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虽然他设下圈套把我送进了监狱，我却不忍心用同等手段去对付他，便向预审官提出了个问题：“长官您想想，如果牛水真是派遣间谍，不会如此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和刘万瑜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不是中国非要花代价除去的人。出卖我们两个小人物而暴露自己的身份，划得来吗？”这一下，预审官生气了，说：“你刚进监狱时，热血沸腾，对牛水的气大，说了他一些实话，现在气平了，反而替他辩护了。”半年后，牛水最终还是被这位预审官定成了“毛泽东的间谍”，这是后话。混血翻译还对我说：“你是聪明人，可惜交了两个坏朋友。牛水是个滑头的二流子，用上海话说就是个瘪三。刘万瑜是个监狱流子，坐牢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你跟着他们倒霉了。”我知道他也是在提醒我，要认定马，刘二人的身份，不要把话说离谱了。这是个没有失去人性的人。在检查我用中，英，俄三种文本的声明时，预审官问我俄文本是谁写的，我用早就编好了的一套回答他：在汽车站找了个俄罗斯女盲流，递给她十个卢布，她给我修改后重抄出来的。他没有驳回，还说：“这个女人教育程度高，字写得非常好，看来是上过大学的。”自从我被捕后，心中担忧的首先是玛雅，害怕她受牵连，也给抓起来坐牢。谁知在整个七个月的被审过程中，预审官关于她只问了一句话：“据说你们坐汽车、火车外逃时还有个女人陪伴你们？”我马上答“没有！”就完了，再没有提及女人的事。出狱后我悄悄去见了玛雅，她也说回程很顺利，KGB的人从来没有找过她。我发现KGB只对情报，间谍和政治犯感兴趣，不愿意管与此类事无关的小事，也不太计较细枝末节，尽量少生事端，免得给自己添麻烦，和当时中国公安局办案不一样。中国公安办案是好大喜功，把案情越搞越大，牵扯的人越多越好，冤枉的人越多，他们立的功也越大，升官也越快了。

　　我单独坐牢三天后，换了监房，三人一间。同监的是两个俄罗斯青年，一个是阿拉木图人，杀人犯；另外一个是阿克纠宾斯可来的吸毒犯。在KGB监狱监禁的除外国人外，本国人都是重刑犯，杀人犯，贩毒犯，外国间谍嫌疑犯，政治犯和发了案的贪官，都是两人或者三人一间房，人多了会洩密生事。审问我的预审间还在我原来受审的同一层楼房的同一单元，但规矩不同了，因为此时我已成了阶下囚。预审员和翻译坐在老地方，原来我坐的地方坐着书记员用打字机记录口供。我则穿着囚服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后面还站着狱警。前两个月是如此，以后也叫我坐在翻译座位旁回答问题了。预审官是位四十多岁的俄罗斯中校，态度温和，发的问题都是就事论事。书记员叫别佳，让我直呼其名，有学识，常常纠正预审官因为不熟悉中国而发出的错误问题。翻译是个五十多岁的中俄混血人。三个人的心肠都不坏，从没有发过脾气，还不时和我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审问时也从不节外生枝，还尽量把案情搞得简单一些，于我有利一些。特别是那位中俄混血翻译官，我能听得出他总是向着于我有利的方面翻译的，还常安慰我，叫我放心，案情不重，因为我们逃跑策划得很好，逃跑前断绝了和别的中国人往来，没有诱惑别人跟我们一起行动，走得秘密，没有引起社会震动。如果行动造成的影响大，便会严惩不贷了。他还具有相当的古文修养，因为小时在海参崴上过中国私塾，读了四书五经。三十年代随父母回到新疆在乌鲁木齐一汽车修理厂做工，五十年代又返回苏联，他是阿拉木图KGB大楼里口语水平最高的翻译，军衔却低，只是个尉官，见到校官进到预审室他都站起来不敢坐。这是个身居狼窟还讲点同胞香火之情的人。一次这位混血翻译没有来，审问我时换了一个姓于的中国人翻译，他是河北人，是比主子还凶狠的汉奸。审问开始前预审官和书记都不在，他和我闲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反苏思想，你得知道苏联是有思想犯的，在思想上反苏也得判刑。”我戏谑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是中国人，原来你是俄罗斯人养下的崽。”他一下子尴尬十分了。那次是检查我们出逃时身上带的物件，预审官问我：“你们带了几个指南针？”我说：“三个。”他又问：“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带三个指南针？”我说：“一个是给牛水预备的。”这三个指南针一个是刘万瑜手表表带上带的，两个是我在商店买的。预审官理解了，从抽屉里拿出三个指南针，问是不是我们的，其中两个是我买的。一个是大的绿色的军用指南针，我指着说“这个不是我们的。”于翻译一口咬定：“你不是承认你们带了三个吗？”我说：“这个大的军用指南针，我们从何得来？”他又问：“你怎么知道它是军用的？”竟敢越翻译之权充当预审官来审问我了，狗仗人势，我立即顶了回去，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军用指南针？你不要把我们中国人看扁了，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受过军事训练，用过军用指南针。”并指着指南针向预审官和书记员说：“你看，指南针的颜色和两位首长穿的军服颜色一样。”接着又用俄语说了一次，特别加重了“我们中国人”，“两位首长”的语气。预审官笑了笑，马上问别的事了。大概于某和那位自称“国际共产党员”的上海人葛某一样，是留在苏联的原中共党员，是最没有人格，最没有人性的一些人。

　　在几个月的审问中，KGB想要搞清楚的大概只有一件事—牛水的身份和意图？为什么是他组织外逃而又告发了我们？为什么他要用此手段？他们把牛水和我交往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问到了。刚开始，我对牛水的气很大，当着预审关的面大骂他的行为卑鄙，用心不良。后来气平了，回答问题也就理性得多了，预审官问我：“1949年牛水还是个小娃娃，他的父亲离开家了，他怎么知道他是去了台湾呢？”又问：“既然他的父亲去了台湾，中国最讲阶级成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怎么会吸收他当兵？他的父亲当过国民党时代的法院院长，是有案可查的，为什么他家的阶级成分会划成城市贫民？”对这些问题我也无法回答，只觉得如果把牛水定成中国间谍，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虽然他设下圈套把我送进了监狱，我却不忍心用同等手段去对付他，便向预审官提出了个问题：“长官您想想，如果牛水真是派遣间谍，不会如此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和刘万瑜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不是中国非要花代价除去的人。出卖我们两个小人物而暴露自己的身份，划得来吗？”这一下，预审官生气了，说：“你刚进监狱时，热血沸腾，对牛水的气大，说了他一些实话，现在气平了，反而替他辩护了。”半年后，牛水最终还是被这位预审官定成了“毛泽东的间谍”，这是后话。混血翻译还对我说：“你是聪明人，可惜交了两个坏朋友。牛水是个滑头的二流子，用上海话说就是个瘪三。刘万瑜是个监狱流子，坐牢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你跟着他们倒霉了。”我知道他也是在提醒我，要认定马，刘二人的身份，不要把话说离谱了。这是个没有失去人性的人。在检查我用中，英，俄三种文本的声明时，预审官问我俄文本是谁写的，我用早就编好了的一套回答他：在汽车站找了个俄罗斯女盲流，递给她十个卢布，她给我修改后重抄出来的。他没有驳回，还说：“这个女人教育程度高，字写得非常好，看来是上过大学的。”自从我被捕后，心中担忧的首先是玛雅，害怕她受牵连，也给抓起来坐牢。谁知在整个七个月的被审过程中，预审官关于她只问了一句话：“据说你们坐汽车、火车外逃时还有个女人陪伴你们？”我马上答“没有！”就完了，再没有提及女人的事。出狱后我悄悄去见了玛雅，她也说回程很顺利，KGB的人从来没有找过她。我发现KGB只对情报，间谍和政治犯感兴趣，不愿意管与此类事无关的小事，也不太计较细枝末节，尽量少生事端，免得给自己添麻烦，和当时中国公安局办案不一样。中国公安办案是好大喜功，把案情越搞越大，牵扯的人越多越好，冤枉的人越多，他们立的功也越大，升官也越快了。

　　次年三月七日我被从监狱放出来送到北哈萨克斯坦柯吉达夫服流刑，在走出监狱大门前，在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万瑜见面。办公室坐满了许多我见过面的和没有见过面的KGB官员，他们也和我谈美中关系，我最早遇到的大尉翻译科长说：“尼克松访问北京时，中国政府安排许多人穿着新呢子衣服，提着半导体收音机在大街上悠闲地散步。”还用手比划着嘲笑说：“你们中国买布不是要布票吗？为什么和尼克松会谈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穿的裤子那么宽大，他们不怕浪费衣料吗？”

　　受审时，我请求预审官借给我几本书读，不久混血翻译给我拿来了三部书，一本是中文编写的《俄语简明教程》，两本是宋人欧阳修的文集，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这几本书帮助我打发了许多狱中难过的日日夜夜。我原来就喜欢欧阳修的文章，小时候曾全文背诵过他的《秋声赋》。读了他的文集，有两大心得，一是知道了北宋还有个大诗人叫梅圣俞，是欧阳修的好友，以前没有见到过这个名字。一是曾经有人告发欧阳修和他守寡的外甥女有染。宋人最讲道学，道貌岸然的欧阳老先生居然有这般绯闻，还是逆伦的，太叫后人不可思议了。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中饭前的时间全用来学俄语文法，按照教程我系统地学了下俄文文法，太复杂了。性、格和时间的繁复变化，形动词、副动词，叫人永远搞不清。我拿来和中文相比，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俄文在当今世界各大语种中发展与成熟得最晚，词汇少，虚词更少，解决的办法一是靠外来语补充，一是靠词尾的变化以应付，把文法搞复杂了。而我们的中文是最成熟的语言，虚词，实词应有尽有，新词构造法合理而法力无边，所以我们的祖先把各种古怪的文法规则都丢掉了，只留下最合理，最基本的几条。

　　七个月的受困牢狱之灾，没有亲人过问，状况之惨无以复加。幸好刘立中知道了，在狱外为我奔波，帮助我，营救我，给了我只有亲人才能做到的一切支援。我们被解到阿拉木图后，牛水被招来提供我们外逃的证词，立中兄是从他的口里知道了我和刘万瑜正在坐牢的。按监狱的规矩，允许囚犯家属每个月送一次物品，定量两公斤，内容是食品，香烟，清洁工具和练习本，圆珠笔。从1971年九月份开始，我和刘万瑜都能定期收到立中兄送来的东西，牙刷有了，能打发时光的纸笔也有了，好烟有了抽的，香肠，熏肉，巧克力和水果这样高档次的食品也每日都可以入腹。每当狱警提着木制手提箱给我送东西，看到箱底的清单和立中兄的签字时，我身上似乎到处都有热流通过。接受立中兄的物品，成为我的狱中节日，也形成条件反射。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每个月我的左眼皮都要跳一阵子，我对狱友说：“我的朋友又要给我送东西来了。”果然如此，没有一次落空。狱友们都羡慕我有这样好的朋友，也称赞中国人仗义。立中兄又奔走于阿拉木图市内外许多中国老乡家里，请求他们联合上书给哈萨克斯坦中央政府，无罪开释我们。当时中苏严重对立，我们出逃可视作反苏行为，此举是要冒风险的，因此签名的人不多。年底，立中兄执笔给哈KGB中央主席格列奇科中将上了书，签名的除立中兄外，还有徐英斌，谢先诚，张联堂，马振兴等几位中国人。

　　坐牢七个月，换了五次囚房，同房的狱友先后有九人，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人。一次正接到立中兄送来的食品，给狱友分甜面包时，忽然从窗户传来了刘万瑜的声音，我很兴奋，一下子爬到小桌子上，向刘万瑜说话。狱友连忙把我拉下来了，他们说：“你傻了吗？”监狱绝对禁止和非同监的人通任何消息。你想关进黑房子吗？不过我也知道了这所监狱里也关着我和刘万瑜以外的别的中国人。还有一次我放风时听到了一个甘肃回族人口音的人大声说话：“你们老关着我干什么呢？也给点外面的活叫我做一做啊！”在夜深人静之际，相邻囚室的犯人也常常有节奏地敲墙壁，每次邻室里都有回应。坐牢时间长的人发明了敲壁的狱语，能互通很多消息，我没有学会。听到刘万瑜声音的第二天提审我了，预审官叫我把所知道的中国安徽大学的情况告诉他。我很奇怪，给他说了：安徽在近代中国是个出文人的地方，清朝的桐城学派源于安徽，我国现代文学、学术的奠基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陈还是中共的创始人。我还知道著名国学大师刘文典当过安徽大学的校长，他眼高于顶，在中国学术界只佩服历史学家陈寅恪一个人。我也知道和中国现代物理界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齐名的还有“三冯”——哲学大师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小说家和文学史家冯阮君，他们还是同胞兄妹。冯沅君的夫君陆侃如也是文学大师，原来当山东大学副校长，1957年当“右派分子”后发配到安徽大学教书去了。为什么苏联的KGB对中国的安徽大学感兴趣，真是莫名其妙。出狱后刘万瑜告诉我，一天他听到邻近狱室里有个人大声说中国话，就对着窗户和他交谈了几句。那个中国人叫张义，刚从中国逃过来，正在接受审查。刘万瑜问他是什么文化程度？张回答上了“大学”，刘又问是什么大学？张诺诺地回答：“我是安徽人，上的就是安徽大学吧。”一个“安徽大学”害得张义多坐了几个月的牢，实际上他只上过小学。他出狱后辗转打听到了我们在柯吉达夫流放的通讯处，和我们通了几次信。我知道了真后悔，为什么要向KGB卖弄我关于安徽文化的知识，害得张义多受了些苦呢？

　　第三次换囚室了，跟着看守，一进门就看到一个混血人模样的四十多岁的中国人坐在床上，我用中国话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他用俄语回答：“我是俄罗斯人。”说过后他马上觉得自己回答得滑稽，见到我的物品中有几包烟，改用中国话说：“我可以抽你的烟吗？”我回答：“当然可以。”还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中国人了，你的模样是混血，可神态是中国人，变不了的。”算是碰到自己的同胞了，牢房的日子再不会寂寞，有谈话的对象了。他为人心肠不太坏，也很健谈。他说他姓刘，是乌鲁木齐长大的，父亲是老华侨，母亲是俄国人，他是三十年代被从苏联远东撵到新疆去的。小时候他们家很穷，十来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当小工，给人盖房子。一次在迪化督办公署的大院里修路，见到了边防督办盛世才，就是那个统治新疆的皇上，盛世才还摸了摸他的头。长大了开汽车，走私大麻烟，被劳改了一年。1958年跟母亲“返国”来到苏联，国籍和民族成份都改过来了。到苏联后又学会了开火车，在阿拉木图火车编组站内开火车，上个星期不小心把另一股道的一个火车皮给撞倒了，没有伤人也没有伤财，事故不大，可是火车站的KGB特派员一听说肇事者是中国人，马上怀疑是“中国特工搞破坏”，抓到KGB监狱给关起来了。我听了以后琢磨起来，想到可能是我把他牵连进来坐牢的，KGB的目的是趁他肇事之机，要他进来打探我坐牢后的打算的。我也真实地把我的案子介绍给他了。他告诉我：“我以前开运货卡车，到过乌兹别克和土尔克明尼亚的边境线，如果我带着你越境，一只香烟没有抽完便可以到达伊朗。”每次放风时，他都装着很仔细地观察周围环境的样子，还试着攀登水泥墙。几天后，他和我“商量”了：“看看清楚了，放风时我们可以逃出去。半夜里我们悄悄把被单撕成一条条，再搓成绳子带在身上，放风时我先爬到岗楼上打倒哨兵，用绳子拉你上来，再把绳子系在岗楼上，一下就到了对面的屋顶，再跳到大街上，一下子跑掉了。”我回答说：“老刘你真勇敢。今天晚上我帮你搓绳子，明天放风时你一个人逃，我想法引开看守掩护你。”他听了也自知自己的话无理而滑稽，也哈哈大笑了。他的这个主意不知出自何人，是他的智商太低还是他的KGB上司智商低？他喜欢说话，大吹他解放前开汽车时如何如何逛妓院。在喀什、和田嫖维族女人。说在大街上如果看到一个年青的维吾族女郎撵过你在你前面走，你就紧跟着她。走到某家房门前，她会回过头来揭开蒙在脸上的盖头对你一笑，你看准了跟着她进门，百无一失，保证成功。他非常怀念那段在新疆的自由生活。当时他也想到上海去当海军，又打算去美国，解放军进疆太快了，都没有成功。每天他都要我给他讲中国故事，一听几个小时不厌倦，当我讲“薛平贵回窰”时，他还感动得哭了，说：“中国的故事真动人，百听不厌。苏联没有好故事，尽是金鱼松鼠说话，熊和人打架。”又说：“中国人真聪明，我们火车编组站招火车司机。一个1962年逃过来的中国人去应试，他从来没有上过火车头，只看我开了一会儿，试车时便把火车开走了，考中了。”他也很了解KGB和它在新疆的活动。告诉我新疆那些大官，像包尔汗、赛福鼎、伊敏诺夫，还有共产党和盛世才合作时，在新疆当过县长的李大钊儿子李葆华都是苏联派到中国去的，都是老KGB。我随即联想起了“文革”喧极一时的孙维世事件。孙维世是中共元老孙炳文的女儿，被周思来认做干女儿的，她从小被中共送到苏联教养，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是毛的翻译。不知道为什么她回国后没有到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或外交部去任职，而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导演，还嫁给了比他大许多岁的电影演员金山。“文革”中，江青把孙维世当作苏联特务给整死了，看来不是没有缘由的。刘和我关在一间囚室后不久就被释放了，几天后就收到他给我送来的食品。临分手时，他还和我说了几句话：“兄弟，看来我要出去了，你有什么话带到外面，可以先告诉我。”我说：“在阿拉木图我无亲无故，无话可带。”后来从对我的审问中我知道他没有说过我什么坏话，其实他是个心肠不坏的人。

　　先后和我同关在一间牢房的几个狱友，也值得一记：有一个年才十八岁的小青年，他说是保加利亚人，住在乡下，进城来玩，大街上和一群小流氓打架，给警窗察抓住了，一检查他的护照是保加利亚，就关到KGB的监狱里了。他说他父亲在二次大战时参加了反抗法西斯的地下抵抗斗争，战后全家来到苏联。我想他是在吹牛，战时保加利亚是希特勒德国的盟国，如果是反法西斯人士，该从苏联衣锦还乡，为保加利亚新统治者的季米特落夫（原共产国际总书记）重用了，怎么会放逐到苏联中亚来呢？也许他父亲就是亲德分子或者保加利亚自由派人士，才会流放到苏联来。因为二战后有不少苏联卫星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被送到了苏联中亚和西伯利亚服劳役，中间还有从我国旅顺、大连抓来的。

　　1981年我患肾结石住院，同病房有个朝鲜老头，他不会说中国话，却能用中国字写文章。我们经常笔谈，他给我写了一篇他的经历：在日本殖民地时代，他在平壤上高中，所学的现代历史几乎都是中国史，对袁世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这些中国大军阀的事迹都熟悉。1945年苏军开进北朝鲜，金日成政权马上把他们上千个青年知识份子都抓起来了，用卡车装运到北边朝苏边界。下车后，士兵端着步枪押着他们向前走，不准回头，谁回头就便开枪打死谁，于是走到苏联来了。先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的集中营伐木头，释放后到中亚安了家。

　　狱友中还有一位俄罗斯族的大学生，在卡拉干达工学院上二年级，1971年秋收时下乡收麦子，和列宁格勒工学院的大学生一起干活。列宁格勒大学生中有地下民主运动小组，吸收他参加了，但没进行什么活动。一次刚从地里下班回到村子，马上被军警包围起来，所有参加民主运动小组的异议大学生全给抓起来，用直升飞机押到阿拉木图。他说许多青年学生都向往西方，对现实十分不满，认为苏维埃制度已经走到尽头，该进博物馆了。而苏维埃政权视异议人士为最大的危险，他的前途不是到西伯利亚极北的集中营长期监禁便是被送到疯人院。他告诉我，在苏联生活，什么都可以说，谁都可以骂，只要不写成文字；偷摸拐骗，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只要不结成组织。这位大学生还有一项绝技，嘴里吸满气后两腮鼓起，用拳头敲腮帮子，会发出打鼓般的乒乓声。他天天表演，以博狱友们一笑。不过他的行动得不到别人的同情，除了我外，同囚的犯人和看守们都骂他“傻瓜”。

　　与我同过囚房的人除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吸毒犯非常粗野、下流、蛮横外，别的几个人都相当文明，也有学问，同情我的身世。我的俄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也能和他们能说到一块。我还结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木拉特，北高加索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印古什人，大学毕业后，在阿拉木图一间印刷厂当工长，圆圆的脸，文质彬彬，才三十来岁却秃着头，样子很像个哲学家，对人很和气，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粗话，和我在一间囚室关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见被提审过一次。他喜欢文学，一天到晚读书，每天都向我朗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也要我用中文给他背诵俄罗斯著名诗人的作品。别的我都忘了，把还记得的两首给他朗诵了，一首是高尔基的《海燕》，一首是普希金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普希金，他和他年青的缪斯。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实实在在是个好人。”他听后说中文音调抑扬顿挫，好听。他告诉我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发生在他的故乡，他的族人里。这样一来，木拉特成了我意气相投的好朋友，我们把他家里送来的食品和立中兄弟给我的食品放在一起共享，还有计划地安排，使不致在下一次收到食品前断档。他向我说了北高索的历史和风俗民情。二次大战时斯大林对北高加索人民的大屠杀，我还是第一次从他的嘴里听到的。他还在我的俄文练习本上写了一首莱蒙托夫的诗，有几十行，说诗情也发生在他故乡，要我背下来。诗的意思我十分之一也不明白，但还是用了许多早晨花脑子硬是背下来了，能用俄语向他朗诵。但现在全忘在九霄云外了，只记得一段的中文意思是：“姑娘，我对你丧魂失魄，你却把我遗忘。我看到一个鞑靼青年在你面前跳舞，欢欣若狂，原来是你看上他了。“他说他的女朋友多得很，不时把自己的艳史向我津津乐道。他被关进KGB监狱的原因是一个荒唐的故事：他们工厂新来了一个犹太工程师，主动要和他交朋友，投他所好，休息日请他去餐厅吃饭、歌厅跳舞，介绍姑娘陪他玩。这年新年，犹太工程师找了一套三间房的公寓住宅，带来了三名俄罗斯姑娘和另一个工程师一起过新年，白天喝酒、跳舞、上电影院。晚上一对对男女分房间睡觉，每个晚上都交换伴侣，疯狂地胡混了三天三夜，他和犹太工和师的交情更深了。六月的某天，犹太工程师拿了个提包，请他去长途公共汽车站接一位朋友，说了朋友的长相特点和穿的什么衣服，也是犹太人，一眼便能认出，叫见面后把提包送给那个人。木拉特冒冒失失地接过提包代朋友接客了。可是到了长途站后，等着他的不是朋友的朋友，而是几名警察，警察把他抓进局子，打开提包检查，里面是一层层用纸包着的金砖，一称有两公斤。走私如此多的黄金，当时是可以判死刑的，木拉特真是万口莫辩。坐了四个月KGB大牢，他还不明白自己的犹太朋友到底是干什么的。

　　另一位好朋友叫华西里•伊万诺维奇，也就是瓦夏，五十多岁了，是乌克兰人，母亲是波兰人。瓦夏原来是当官的，虽然坐牢了，看守们仍然尊称他的父名。他是卫国战争的军官，复员后派到哈萨克斯坦不同城市机械厂当厂长，成年调来调去，最后调到江布尔州机械市场当经理。所谓机械市场，不是销售机器的市场，是集中接收管理和给所属本州的各个工厂调运、分配机器的单位，工厂和建筑公司接受所订机器后，货款也交给该单位，权很大，掌握的资金也多。他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快退休了，想给麾下的职工做点好事。他辖下的职工中有一百多人没有住房，1969年年底他扣下了一百多万卢布没有上交，用来为本单位盖了栋四层住宅楼。苏联是一切按照计划办事的，私自动用公款盖计划外的住宅楼，不问目的如何都是大罪。上司发现后把他当成大经济罪犯关进了KGB监狱，关了一年多，也不审，也不判。他在监狱里人缘挺好，典狱长和看守都尊敬他、优待他。他所受的优待计有两项，一是家里送的食品加倍，一是可以两天洗一次澡。我们同牢房的人也跟着他沾光了，吃他的东西，陪他洗加班澡。我和他关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有三个月。他说是他向典狱长请求把我和他关在一起的，因为他害怕吵闹，也不喜欢粗人，而我是一个文明而安静的中国人。瓦夏个子高大而肥胖，红得像抹了胶水的脸，唇边留着两撮小胡子，隔几天便请看守带他去理发室修剪，他说这是布琼尼元帅式的胡子，我说更像老鼠的触须。虽然他当了囚犯，但他的官长气质还是没有去掉，时常在囚房里踱着方步，教训保加利亚小青年如何应付审问，教训大学生不好好读书而去要求什么自由民主，也教给我要如何运用列宁有关放弃沙皇在中国的一切权益的话去应对审问。有时一边踱步一边大声叫嚷：“莫斯科的党中央说他们为人民谋利益，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人民的，我是真正为人民了，盖房子给人民住，为什么把我关起来？既不审也不判！”在监狱里，每天给犯人送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如果报上有不能叫犯人知道的消息和文章，则剪掉了。瓦夏每接到报纸后即对我说：“我们苏联的真理只写在这份报纸的报头上。”1971年冬天正是孟加拉独立战争的时候，瓦夏收到一张印有孟加拉民族运动领袖拉赫曼头像的报纸向看守大声说：“拉赫曼为孟加拉人民坐牢了，我们报纸说他是英雄；我也是为人民坐牢的，你们却说我是罪犯，这是为什么？”在此次印巴战争和孟加拉独立运动时期，苏联是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支持印度和拉赫曼的，也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辱骂巴基斯坦和中国，说中国是巴基斯独裁者叶海亚牙•汗的唯一盟友，给叶海亚运去大量武器以屠杀孟加拉老百姓。在一次审问我时，预审官给了我一本苏联印的画报看，指着印着倒毙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大街上妇女尸体的照片对我说：“雷，这些女人是巴基斯坦军队用你们中国的枪打死的，为什么中国要帮助叶海亚？”同时瓦夏还悄悄告诉我他从看守那里得到的消息：苏联中亚军区戒严进入战争状态了。苏联在塔吉克斯担派了重兵，只要看到中国部队在帕米尔高原出现，立刻开枪消灭。孟加拉独立是民族解放运动，拉赫曼政权一边倒向苏联和印度，我心里十分反感，觉得苏联和印度合伙是做不出好事来的。以后在流放地听外国广播，知道孟加拉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上台后不亲苏也不亲印，我心里很高兴了一阵子。话说到底，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独立建国以后，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吗？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一天不如一天，印度也处处欺负这个无还手之力的邻邦。瓦夏的父母分别为乌克兰和波兰两族，因此同情波兰的自由运动和乌克兰的独立运动，却又为苏联的强大而骄傲，说俄罗斯人是强有力的民族，谁也别想打败俄罗斯，外国军队一进来俄罗斯严寒的天气就把它打败了。他的这种矛盾心态是当时许多非俄罗斯苏联公民共有的。他告诉我：“斯拉夫人中波兰的文明程度比小俄罗斯人高（小俄罗斯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小俄罗斯人的文明又高于大俄罗斯。”一次他读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的诗集，他指着书说：“他们在撒谎，舎甫琴柯是乌克兰独立派人士，不是什么俄罗斯的爱国民族诗人。”在我接触到的苏联人中，他是极少数表态拥护赫鲁晓夫而仇恨斯大林的人。他说斯大林是个屠手，常常叹息：“斯大林是个格鲁吉亚皮鞋匠的儿子，俄语都说不好，却统治了俄罗斯二十几年，把我们乌克兰人三分之一给杀掉了。赫鲁晓夫是真正爱老百姓的，他要改革斯大林的暴政，要发展利于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轻工业，克林姆林宫的党中央才不喜欢他，把他推翻了。”他也记了一肚皮的政治笑话。关在监狱里，时间很多，不管白天黑夜，都可用来说话，瓦夏给我讲的政治笑话如果都记录起来，能够编成一本小册子，而且他还是敢于讲笑话骂斯大林的人。以下是我记下来的几首：

　　关于斯大林

　　1944年大反攻时，最高统帅斯大林和参谋长朱可夫在大本营对着地图指挥战争。斯大林问：“我们的军队现在应该指向何方？”朱可夫答：“当然是西方。”又说：“我们的军队向西方挺进，把欧洲的资本家都扔进大海去。”斯大林不同意，朱可夫生气，走到走廊上大骂“猪猡”。斯大林听到了把他叫回办公室问他：“你在骂谁？元帅同志！”朱可夫回答：“大元帅同志，我当然在骂希特勒。”

　　斯大林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坐在一架飞机上，忽然看到一个鬼用锯子锯飞机翅膀，两人大为吃惊，邱吉尔求鬼说：“快停下来，我给你别墅、商店，叫你回去当百万富翁。”鬼不听，继续锯。邱吉尔又急着请求：“快停下来，我让位给你，叫你当大英帝国的首相。”鬼还是不听。邱吉尔急着问斯大林怎么办？斯大林对鬼说：“鬼同志，你锯得非常好，我要吸收你当我们集体农庄庄员。”鬼听了害怕了，马上扔掉锯子，逃得无影无踪。

　　关于勃列日涅夫

　　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问代表们：“1980年以后我们就没有肉类供应了，同志们，怎么办？”全场默然。忽然一位代表站起来回答：“我们用一天工作十小时来解决，总书记同志！”勃列日涅夫又问：“到1981年后我们就没有牛奶供应了，同志们，怎么办？”又是全场默然。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个代表回答：“我们用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来解决，总书记同志！”勃列日涅夫再问：“到了1982年后我们就没有面包供应了，同志们怎么办？”还是同一位代表大声回答：“用一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来解决，尊敬的总书记同志！”听了这位代表的话，勃列日涅夫感动的流出了眼泪，他想了想又说：“同志，谢谢您对党的支持，我党找到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但是我们全民一昼夜干二十四小时的话，又到哪里找到那么多的活干呢？”“这很好办，到火葬场去工作，尊敬的总书记同志！”那位代表回答。

　　印度总理莫迪拉•甘地夫人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在红场上致欢迎词：“您好，尊敬的梅厄夫人（其时的的以色列总理）！”秘书小声对他说：“总书记同志，你说错了，我们欢迎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勃列日涅夫听了回答：“是呀，我也知道我们欢迎的是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可是你们给我打印的欢迎词稿子上印的是梅厄夫人。”

　　苏联发行了印有勃列日涅夫头像的邮票之后，邮局职员纷纷向上司诉苦：信封上的邮票都没有贴牢，经KGB特工调查，原来寄信者把口水都吐到了邮票正面而不是涂到反面。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像地平线，你越向他走去，它离你越远。共产主义还有钞票没有？教条主义者回答：没有！修正主义者回答：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回答：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共产党和资本家有什么区别？

　　资本家关心的是金钱，共产党关心的是人民；资本家把金钱锁起来，共产党把人民关起来；资本家认为钱多了地位就高了，共产党认为有了地位就有了钱。

　　一个苏联人和一个美国人一起闲谈，美国人吹牛皮：“我有三辆小汽车，开福特上班，开卡吉拉做客，开伏里瓦到欧洲旅行。”苏联人听了笑着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上班坐有轨电车，下班坐地下火车……”苏联人话还没有完，美国人忙问：“那到欧洲旅行你坐什么车呢？”“坐坦克！”苏联人回答道。

　　前面提到的那位大学生也给我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笑话，记在下面：

　　在大学讲堂上，政治经济学教授给大学生讲“什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一体化”，讲的冗长而含混不清，大学生请他举例说明，教授同意了。教授说：“保加利亚把陶泥出口给我们，我们制成泥哨后出口到蒙古，蒙古的牧民吹着哨子指挥牧畜。而他们的羊呢？”“出口给我们”大学生争着回答。教授说：“不对，出口给东德，东德用羊肉制成美味的罐头”“出口给我们”，大学生又抢着回答。教授说：“不对，出口到西方，换成外汇。再把羊毛出口到捷克，捷克人把羊毛做成漂亮的服装，出口……。”“给我们，”大学生答。教授说“不对，服装出口到西方，换成外汇。东德再把羊皮出口到匈牙利，匈牙利制成漂亮的皮革，出口……。”“给苏联。”大学生又异口同声说。“不对，出口到西方，换成外汇。”“那我们苏联得到什么呢？”大学生奇怪的问。教授回答：“我们得到外汇，美元，或马克，因为我们向东德，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出口武器：飞机、大炮、坦克。”

　　看来，瓦夏对在苏联坐牢，蹲集中营都有经验，他每天把吃剩下的面包请送牢饭的俄罗斯大嫂切成小块，用油炒成面包干保存起来，又把剩下的烟头烟丝留下，和发的莫合烟混合保存起来，叫我也和他一样做。他说：“得准备，走西伯利亚，到那边的集中营，要挨饿，也没有烟抽。”他在这个监狱关了一年多，看守都混熟了，常常在送饭洞口说些悄悄话，知道很多狱外的消息。坐牢后，每隔半小时便能听到轰隆隆的机器响，为什么？我问别人谁也不知道。问瓦夏，他先告诉我：“ＫGB监狱里的囚犯都是外国人和苏联自己的重刑犯，有等级。监狱有三层，地面一层，地下两层，我们是关在地面一层的。地下两层缺少空气，所以，每半小时要开一次通风机，给死刑犯送空气，机器响声是通风机的声音。”他说关死囚牢房里的人有一些是中国人，中国人逃来苏联后，如果ＫGB认定他的身份是间谍，便一律处死。犯人在受刑前，看守把他们带到澡堂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到理发室理发，刮脸，用布蒙上眼睛，会有两个彪形大汉从暗室里走出来，用绳子把他勒死。听瓦夏讲起来，真毛骨耸然。

　　瓦夏长期经营机械市场，对苏联工厂的设备水平相当了解。他说苏联民用工厂的设备都技术落后，哈萨克斯坦要好一点，西伯利亚劳改营工厂的设备有的还是“十月革命”时代的。而苏联军火工厂的设备都是世界最先进的，军工厂淘汰的机器比民用工厂的还要进步好几代。几年前上司命令他到莫斯科接受一批军工厂淘汰了的车床。他到了莫斯科，部里命令他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接收机器，他听着奇怪极了，玛雅可夫斯基广场哪里来的车床呢？到约定时间他站到玛雅可夫斯基铜像下，有两个人早就等着了，带他上了小汽车。车子开出莫斯科城区进入大森林，带他的年青人用黑布蒙上他的两眼，车子走了好久才停下来，下车了也没有解掉蒙眼布。两个人扶着他进入一间房子坐下，才揭去黑布，已经来到厂长办公室了。厂长还是个将军，告诉他三台车床已经装上了集装箱卡车，要他亲自把车押运到阿拉木图，对别人决不能说出车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说完，在办公桌上的卡片盒里拿出一张卡片交给他，叫陪来者陪他到军工厂食堂里吃饭。瓦夏说他从来没有吃过那样高级的席，桌子上摆的全是商店买不到的食品，真正的黑鱼子酱，西方进口的鱼罐头，中国来的火腿罐头，还有可口可乐和真正的正牌伏尔加酒。

　　典狱长是个俄罗斯少校，副典狱长是个哈萨克上尉，每个月都要传问我一次，问有没有人欺负我，如果有，他们会惩罚或者给我换囚房。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副检察长是个大高个，大肚子的俄罗斯人，他也光临牢房视察了一次，看见我在学俄语，对我说：“我们的外国人劳改营有俄语学习班，如果你到那里服刑，学俄语的条件也很好。”瓦夏告诉过我，在苏联的各种监狱中，KGB监狱是最文明的，不打骂犯人，没有刑讯逼供，别的执法机构都是一片黑暗，没有钱会轻罪重罚，给了钱，杀人犯都会买到无罪释放，是狱霸的天下，没有钱财给他们进贡，天天都会挨打受罪。为什么这样？因为KGB监狱的犯人都是外国人、犯罪的官员或异议分子，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人又会翻身出头，所以监狱的狱头狱卒们不敢对他们胡来。牢房走廊尽头是一间宽大的看守休息室，里面有电视机，一些受优待的犯人常被叫去看电视，瓦夏是其中之一。那时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大事，像印巴战争，尼克松访华，苏联军舰开到孟加拉国吉大港扫雷，智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总统阿连德掌政，美国的芝加哥修建了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的大楼，还有美元贬值等诸般消息，瓦夏看过电视新闻后都会告诉我。他还说我们这层牢房里住着一个服刑的德国姑娘，叫爱玛，是个大美人，专洗办公室和走廊地板，每个看守都勾搭她，调笑她。在囚房里，我也不时听到看守们“爱玛，亲爱的”的调笑声和“不要这样，不要，不要”的女人哭喊声。瓦夏说还有几个中国人和他一起看过电视。后来我知道被关的中国人中有几个暗探，而且几乎是职业的。他们是KGB的狗腿子，伪装成囚犯和中国人关在一起，侦探自己同胞的消息。我认识一个住在阿拉木图的叫邵谓敏的苏州人，当过鞋匠，后来又先后移居卡拉干达、阿斯塔拉和塔什干等中国人集中的大中城市。1988年他回苏州探亲，给被他侦探过并出卖过的人发现了，告到安全局，安全局把他关了起来。他的俄罗斯妻子在政府大门前大哭大叫，安全局才放了他。姓邵的就再也不敢回中国了，日子过得非常穷，塔什干的中国老乡谁都不愿帮他的忙。1974年我从柯吉达夫流放地坐火车去阿拉木图，在通车厢里碰到一个中国人，交谈之下，他说：“和你在一个农场住的是不是有个姓麻的中国人？他可不是东西。我刚来苏联坐牢时，麻也装成新越界的中国人和我关在一间牢房里，晚上他写我的汇报材料时给我发现了。如果再见到他，我要揍他一顿。”

　　1972年的元月份和二月份，一直下着大雪，每天从牢房狭窄的窗户向外望去，都是大雪纷飞。在雪下得特别大和特别冷的时候，也不放风了，因为没有给囚犯发棉衣。有时好不容易放风了，我在空中接几片雪花尝尝，在新雪覆盖的地面上踩几脚，听鞋底下发出的吱吱声，享受到了大自然给人世带来的乐趣。我日夜想念中国，阴霾的天空，冰封的大地，什么时候才有春化的一天呢？重重哀思，眼泪早流干了，剩下的只是血。小时候读《红楼梦》，很奇怪林黛玉为什么会有眼泪越来越少的感觉。这时候我知道了，眼泪不仅可以流少，还可以流干的。在这个寒冬，我用血和泪写了两本书稿，中篇小说《哀思》和纪实报告文学《新疆的流民问题》，可以算作我国第一批伤痕文学了。虽然没有机会出版。这里，我把《哀思》的男主人公向他离去的妻子说的最后几句话录在下面：

　　“园子！我不会埋怨你，更不会恨你，虽然我永远失去了你。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一个弱女子，如果没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会更没有力量去承担那些苦难，比死亡还要严酷的苦难。

　　“园子，把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忘掉吧。在今日中国，遗忘是唯一的灵丹妙药。你忘掉了，总会有人，不是我们这一代便是下一代，来重提我们曾忍受过的一切的。

　　“园子，我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妈妈也要活下去，在最大的不幸和苦难中我们都要活下去。英国诗人雪莱写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晚吗？”

　　《新疆的流民问题》是我在牢房里写的一本小册子。

　　严寒的冬天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是延续得太长了。自从1958年以来，流民，也即官方称之的“盲流”（指向城市，向边疆地区盲目流动的中国公民）是中国各大城市的最大人文景观。他肇始于“大跃进”，兴盛于三年大饥荒，到了“文革”时更是逃难者漫天飞，完全无法收拾了。盲流全是执政党的荒政造成的。记得1961年秋我从北大毕业后远戍新疆，从郑州转火车西行，车厢里挤满了盲流，站的地方都没有，座位下，行李架上躺的都是人，我从郑州站到西安才找到个座位坐下来。到了新疆，更是“盲流”的天下，分配我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离中苏边界只有七公里的霍城县城的霍城第一中学教书，我们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盲流”的孩子，也有的是河南，安徽，四川各省孤身漂流几千里来新疆投亲靠友的小“盲流”。“文革”中把我押送到伊宁市附近的南台子煤矿挖煤和天山下的大东沟修水渠，和我一起干活的矿工和农民大部分也是。他们中间真是三教九流，无奇不有，当过官的，在朝鲜打过仗的，从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天主教传教士，甚至还有参加红军长征后流落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共产党西路军战士。有的人还是满腹经纶，行侠仗义闯天下的侠男侠女。在他们中我结交了好几位知心朋友，有的还救过我的命。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上等人，所以我对“盲流”有极深沉的感情。1968年冬天，我躲藏在新疆大学我的学生处避难，一次在食堂吃饭时看到了副校长张东月，他的胳膊上戴着个白布大袖章，上面有毛笔写着“大叛徒”几个字。张东月是老共产党员，是新疆有名气的党内学者，他起始就是因研究“盲流”而获罪的。他著文考证1958年后中国的流民规模超过了我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五胡乱华”民族大迁徙。见到张东月，我想起了他的研究，我也下了决心，只要能活下来，一定写一本关于“盲流”的书，为我的“盲流”朋友们说几句公道话。所以在安静的牢房里我奋笔疾书，十几天便把八万字的《新疆盲流问题》的文稿写成了。我依据1968年底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公布的全新疆人口数测算，进入新疆的“盲流”到那时为止有两百万人。两百万人，是一支开发新疆的百万雄师，是一垛保卫疆界的铁壁铜墙啊！但社会遗弃了他们，政府歧视他们，是荒政制造出来的一个新种姓，而他们却在为边疆的开发和安全出力，出汗，出血。在文稿的扉页上，我写下了如此的题词：“献给我在新疆流浪的朋友们，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死去了，就作为对死者最真诚的怀念。”出狱时，这两篇文稿没有被KGB没收，而且我以前写的《动乱的四年》文稿（逃跑时丢失在集体宿舍，他们从我的住处搜到的）也有了下落。一次，翻译传我到预审室，对我说：“现在法庭要开庭审理你的案件了，我们还要帮助你，减轻你的刑。我们把你写的回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稿拿走了。你写一张条子，把稿子自愿捐献给我们，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利，我们会叫法院从轻发落你。”反正入了KGB之手，文稿是要不回来了，只好写条子“捐献”给了KGB。1976年我在塔拉斯市逛书店，看到了一本小书，俄文书名就叫《动乱的四年》，作者署的却是哈萨克人，书前介绍“他”是新疆大学学生，是“文革”时逃到苏联来的，显然是剽窃了我的著作的内容，用化名或他人的名字发表了。出于对KGB和苏联的反感，我也没有去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