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們上了火車，這是我到蘇聯後第一次坐火車。我們坐的是普通車廂，和我國的火車硬臥一樣，一個車廂有三十多個床位。沒有坐包廂。一個包廂只有四個人，容易被人發覺，也不好逃脫。列車開出塔什干後往西南走，在古城撒馬爾干和布哈拉都有較長時間停留，經過的地方都是中亞最富庻的棉花種植區，阿姆河和鐋爾河灌溉的兩河流域。饒有趣味的，是從車窗往外看到的蘇聯中亞農村風光，好像是回到了我國的新疆農村，幾乎一模一樣：平頂小土房，屋頂上堆着整齊的玉米杆，做牲畜飼料用的。大清早，女人們趕着奶牛去和全村的奶牛聚合，騎馬的男人揮鞭把牛群趕到村外，男人們穿着袷袢（一種無領無扣的長袍，用腰帶系起來，維吾爾人也愛穿），肩上扛着砍土饅到水渠邊給農田放水，土路上一群群的小孩奔跑嬉戲。田野里還能看到圓頂的氈房，是游牧人住的房子。小孩特別多，一對夫妻少則六，七個，多則十幾個地生育。鐵路線北邊是克齊爾庫姆和卡拉庫姆兩個大沙漠，沙漠大而綠洲小，人口問題也成了獨立後的烏茲別克斯坦特別是它的卡拉卡洛阿克很為突出的問題。火車到布哈拉後就轉向南行，進入土庫曼加盟共和國的土地了。土庫曼俄語叫土爾克明尼亞，不知為什麼中文把它譯成了土庫曼？土烏邊境上的第一大站、也是土庫曼的第二大城叫查爾朱，按俄文原文急讀近於漢音“軍州”，應該和我國歷史是深有淵源的。有宋一代，我國是三朝並立，五國共存，在中原和北方，東北方是宋、遼，金三個皇朝，另外西有吐蕃，西南有大理。十二世紀金滅遼，遼皇族子弟契丹人耶律大石率領一部分契丹人、漢人和奚人等十八部，西遷中亞建立了強大的西遼王國，領土南抵興都庫什山，西抵裏海，烏茲別克和土庫曼都在其範圍。遼的地方行政制度里有軍州，也許“查爾朱”就是“軍州”的對音。在城市西邊不遠的沙漠裡有處古建築遺址，存有一堵古牆，牆上用琉璃磚鑲着一條和中國龍模樣相同的黃色的龍。俄羅斯人是通過古契丹族認識中國的，俄文的“中國”寫成為“KИTAЙ”，即“契丹”（契字古音為克）。把中國人叫“KИTAЙ”，也就是“契丹人”，而與印度人和古代西方人把中國叫CHINA即秦國，把中國人叫CHINESE的也就是秦人不同。在查爾朱，不少土庫曼人上了車，他們和我國維吾爾族人長相相似，穿着也差不離，姑娘們頭上都結着許多根小辯子。不過女人穿的長布拉吉幾乎蓋着腳面，直桶子，不緊腰。火車一直傍着沙漠行進，居民點不多，非常缺乏淡水，火車上供應的飲用水呈灰白色，淡而無味，據說是裏海鹹水淡化成的。居民看來比烏茲別克人還窮，比哈薩克斯坦居民的生活水平差的更遠。在塔什干，我在蘇聯第一次吃到了饢，是烏茲別克人烤的，和新疆的饢相似，沒有新疆的好看，也沒有新疆的香脆可口。我看到後高興極了，一下買了十幾個，誰知那卻不像新疆饢那樣的冷後也香脆，烏茲別克的饢冷了以後變得像橡皮一樣咬不動。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下來後，我把這些饢全送給了一位在月台上賣葡萄的土庫曼老大娘了。她歡喜十分，說了五，六個突厥語的謝謝，還一定要回送我一大包葡萄。沙漠綠洲上長出來的葡萄非常甜爽可口。

　　火車從杜斜克到阿山哈巴德行進了近四個小時，在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全是和蘇伊邊界線平行前進的，最窄處到伊朗邊界大概只有三公里。邊界上蘇聯一側的鐵絲網，邊界口岸來往的汽車都歷歷在目。客車一在車站停下，每個車廂門邊便來了一個手持衝鋒鎗的俄羅斯族士兵守着門，都一言不發，雙眼緊盯着上下車的旅客。站台上也有俄族軍官牽着大狼狗巡邏，氣氛緊張，肅殺。我們三人穿着之佳和儀態之瀟灑，安閒是車廂里別人比不上的，出手也大方，凡有人和我們交談都由瑪雅應付，她的俄語和突厥語都說得標準而文雅，應對恰當。我和劉萬瑜只是微笑點頭，儘量不出聲。她還緊緊擁着我坐在車窗一邊，用俄語喃喃地和我說個不停，雖然大部分我都聽不懂。她介紹我們兩個人的職業是工程師。看到知識分子模樣的鄰座，我也會用幾句常用的英語應酬，人們對我們很客氣。這裡作一點說明，蘇聯人除了人人會說俄語外，學外語的本領不如中國人，中學大學都教德語或英語，卻很少有人會讀會聽，他們並不以知識分不熟練外語為奇怪。

　　劉萬瑜高超的弔膀子手段現在可派上了用場。清晨，車廂里進來了一位俄羅斯姑娘，他馬上過去幫着拿行李，引到我們近處座位坐下，遞冷水，遞點心，幾分鐘以後，就熱絡得好朋友一般了。還好，她也是去阿山哈巴德的。正午，列車停到了阿山哈巴德車站。天哪，車站早已戒嚴了，車站大樓四周都有士兵站崗，站內全副武裝的士兵走來走去，緊盯着進出旅客的臉。我們早已做好準備，應付各種事態，神態鎮定，步履安然，衣冠楚楚，每個人的胳膊上都掛着個年青女人，目不斜視，昂然走出車站，居然沒有士兵來查問我們，有驚無險。KGB雖然無孔不入，但也不能做到天衣無縫，百密總有一疏。當天我們三個人在阿山哈巴德遊逛了十個小時，也遇到過兩次警察的查問，沒有發現我們正是他們要抓的人。出了車站，先叫出租車送走了俄羅斯姑娘，再叫車直奔市中心市場。中亞各城市，不論大小，格局都差不多，都有個大農貿市場，名字都叫“中心市場”或“綠色市場”，是老百姓從事經濟活動的主要場所。市場都在城中心，幾乎所有的公共汽車和電車都經過那裡。我們在市場上吃抓飯，烤包子，甜瓜，大致和新疆的無所區別。市場做生意的女人比男人多，他們賣瓜果蔬菜，做抓飯拉麵，頭上頂着裝滿瓜果的籃子走路。天氣十分熱，有四十攝氏度，不過到處是綠樹成蔭，清流碧水，噴泉也多，樹蔭下還安放着供人坐着休息的長凳，避暑方便。市場上有澡堂，我們又去洗了澡更了衣，多餘的衣服全給了瑪雅，更輕裝了。我買了張阿山哈巴德地圖尋找越界出發點。在市西南山谷中有個風景點叫費留茲，有一條水質清甜的大泉，市民都遠道去汲取乾淨的天然水。如果從費留茲的南邊上山，翻過幾個山頭便是伊朗了。我們去商店買了個塑料大水瓶，下午六點，打的去費留茲。車開出城跑了十幾公里才到，是一個位於種滿蘋果的山谷里的大公園，園內有懸崖峭壁，怪石處處，種着竹子，鳳尾蘭，棕櫚樹等亞熱帶植物。園內除了有幾個大泉池外，還有小瀑布從懸岩上直瀉而下，水極其清涼，用手掏着喝了一口，沁入心脾。深谷幽景好像到了我家鄉嶽麓山的某個山谷中。過了晚上十點，暮色蒼蒼時，還有許多遊人在公園裡流連忘返。

　　我們進了公園，劉萬瑜背依長凳，呼呼大睡。他坐了十一年牢，逃出監獄後又到各地流浪了幾年，有逃亡的經驗，臨危不亂，什麼時候都能夠安定如恆。我和瑪雅產生了感情，在公園一角鳳尾蘭後的大石頭上擁坐在一起，淚眼交織，滿腹生離死別的悲愴。蘇聯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國制度相比有一個大的不同，那就是蘇聯還容許人性的存在，而中國把所有人的所有人性都消滅光了。她說要向上帝祈禱，祝願我能平安越境，她永遠不會忘記我。對蘇聯社會，她說她也不寄有任何希望，如果我到國外發跡了，她希望我通過合法手續把她也接到國外去。我們道了無數次的別，卻分不了手。直到晚上十點過了，她才終於流着淚和我們分手了，直奔火車站，當晚返乘東去的列車，回去了。我把口袋裡剩下的錢全都給了她，一個戈比也沒有留，破釜沉舟，再不向蘇聯回首。瑪雅走後，我和劉萬瑜在泉水邊喝飽了清泉，又灌上了一大壺，出園到山邊的一個小公共汽車站的長椅上坐下，裝着等車的樣子，觀察山勢，等待天色完全黑下來。這時，一個騎着摩托車巡路的土庫曼警察看到了我們，停下車來盤問我們。劉萬瑜回答了我們準備下的一套，指了指水壺，說我們是專門來汲水的，妻子在火車站等我們，還把工廠工作證給他看了，說護照在妻子身上，請一同去火車站檢查。他沒有自找麻煩，只是說：“這裡是邊界地區，很危險，公共汽車來了，搭車回火車站好了。”烏茲別克人和土庫曼人的俄化程度沒有哈薩克人深，俄語說得差勁些，我們的俄語雖然說得結結巴巴，那位警察老兄也不覺得奇怪。看手錶過十一點了，馬上就是夜半子時，我們動身拐了個彎，快步爬上山坡，從山凹上翻過了一座山巒，山下的人就是用手電筒也照不見我們了。蘇伊邊界是連綿不斷的荒涼群山，相對海拔不高，幾乎寸草不生，一隻老鼠也無法躲藏。後來坐牢時我反覆思考，覺得這次出逃各方面都準備周到，即便牛水當了叛徒，我們也想出了彌補的措施，越界地點，也沒有選錯，應該是能夠成功的。就是少了一點，沒有事先作好翻越石頭山巒忍受口渴的訓練和準備，應該請瑪雅坐火車先到阿山哈巴德一趟，好好把邊界地理條件觀察清楚，就好了。

　　看着錶帶上的指南針向南走，儘是一個山巒接着一個山巒，都是大石塊小石頭，也沒有路，腳踏下去全是堅硬的石頭，沒有踩上野草和泥土的感覺，熱得喘不過氣來，也渴的喘不過氣來，汗如水流，不到一個小時把肚子裡的泉水全蒸發光了。沒有走石頭山路的經驗，又急着要趕到天亮前翻過鐵絲網，不敢停下來休息，我稍走慢了一點，劉萬瑜就用湖南話叫：“我的爺啊，你快點走!”一路跌跌撞撞，連爬帶跑，兩個多小時後，終於到了鐵絲網邊。蘇伊邊界鐵絲網蘇方一側也有鬆土帶，劉萬瑜叫我面向蘇聯後退着走過去，鐵絲網也是三道，沒有中蘇邊界的高，也沒有那道漁網狀的，要好過一些。我們越過了三道鐵絲網，以為已經到了伊朗的土地上，松下了一口氣。忽然，我們看見照明彈一個接一個地在鐵絲網上空閃光，直升機鳴叫着，隱約能聽到士兵和狼犬發出的叫音，原來蘇軍在邊界上早已給我們布下了天羅地網。他們布置在通向邊界的小路路口，而我們沒有從路上走，過了鐵絲網，兩人把一壺水喝光了，繼續往前跑，是朝山下跑了，要快得多。按照常規，我們已經越過了兩國邊界最多五百米的中間地帶，應該已經到了伊朗了，但蘇軍仍然趕上來要抓我們，我們忙着向山下滾去。一下子我滾下了一座懸岩，腿摔壞了，留下的傷疤至今還在，近視眼鏡也丟了，再沒有辦法向前爬了。我對劉萬瑜說：“你繼續前進，我躺在這裡掩護你。”他沒了辦法，實在不得已，只得丟下提包一個人向前走了。很快，蘇軍打着光線十分強烈的手電筒照到我身上，把我包圍了。我想到劉萬瑜大概已經到了伊朗，我也懷疑自己是躺在伊朗的土地上被蘇聯邊防軍抓住的。劉萬瑜後來告訴我說，他確實已經到了伊朗，看到崗亭上寫着阿拉伯字，但是見不到一個人，又回過頭來找我，想把我救出來，被埋伏下的蘇軍抓住了。但當時我並不知道，知道以後，我還是很感謝他的義氣。那麼，伊朗的崗亭上為什麼沒人呢？那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從不會害怕自己的老百姓跑到社會主義國家去，用不着把國家密封得像鐵桶一樣。

　　劉萬瑜高超的弔膀子手段現在可派上了用場。清晨，車廂里進來了一位俄羅斯姑娘，他馬上過去幫着拿行李，引到我們近處座位坐下，遞冷水，遞點心，幾分鐘以後，就熱絡得好朋友一般了。還好，她也是去阿山哈巴德的。正午，列車停到了阿山哈巴德車站。天哪，車站早已戒嚴了，車站大樓四周都有士兵站崗，站內全副武裝的士兵走來走去，緊盯着進出旅客的臉。我們早已做好準備，應付各種事態，神態鎮定，步履安然，衣冠楚楚，每個人的胳膊上都掛着個年青女人，目不斜視，昂然走出車站，居然沒有士兵來查問我們，有驚無險。KGB雖然無孔不入，但也不能做到天衣無縫，百密總有一疏。當天我們三個人在阿山哈巴德遊逛了十個小時，也遇到過兩次警察的查問，沒有發現我們正是他們要抓的人。出了車站，先叫出租車送走了俄羅斯姑娘，再叫車直奔市中心市場。中亞各城市，不論大小，格局都差不多，都有個大農貿市場，名字都叫“中心市場”或“綠色市場”，是老百姓從事經濟活動的主要場所。市場都在城中心，幾乎所有的公共汽車和電車都經過那裡。我們在市場上吃抓飯，烤包子，甜瓜，大致和新疆的無所區別。市場做生意的女人比男人多，他們賣瓜果蔬菜，做抓飯拉麵，頭上頂着裝滿瓜果的籃子走路。天氣十分熱，有四十攝氏度，不過到處是綠樹成蔭，清流碧水，噴泉也多，樹蔭下還安放着供人坐着休息的長凳，避暑方便。市場上有澡堂，我們又去洗了澡更了衣，多餘的衣服全給了瑪雅，更輕裝了。我買了張阿山哈巴德地圖尋找越界出發點。在市西南山谷中有個風景點叫費留茲，有一條水質清甜的大泉，市民都遠道去汲取乾淨的天然水。如果從費留茲的南邊上山，翻過幾個山頭便是伊朗了。我們去商店買了個塑料大水瓶，下午六點，打的去費留茲。車開出城跑了十幾公里才到，是一個位於種滿蘋果的山谷里的大公園，園內有懸崖峭壁，怪石處處，種着竹子，鳳尾蘭，棕櫚樹等亞熱帶植物。園內除了有幾個大泉池外，還有小瀑布從懸岩上直瀉而下，水極其清涼，用手掏着喝了一口，沁入心脾。深谷幽景好像到了我家鄉嶽麓山的某個山谷中。過了晚上十點，暮色蒼蒼時，還有許多遊人在公園裡流連忘返。

　　我們進了公園，劉萬瑜背依長凳，呼呼大睡。他坐了十一年牢，逃出監獄後又到各地流浪了幾年，有逃亡的經驗，臨危不亂，什麼時候都能夠安定如恆。我和瑪雅產生了感情，在公園一角鳳尾蘭後的大石頭上擁坐在一起，淚眼交織，滿腹生離死別的悲愴。蘇聯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國制度相比有一個大的不同，那就是蘇聯還容許人性的存在，而中國把所有人的所有人性都消滅光了。她說要向上帝祈禱，祝願我能平安越境，她永遠不會忘記我。對蘇聯社會，她說她也不寄有任何希望，如果我到國外發跡了，她希望我通過合法手續把她也接到國外去。我們道了無數次的別，卻分不了手。直到晚上十點過了，她才終於流着淚和我們分手了，直奔火車站，當晚返乘東去的列車，回去了。我把口袋裡剩下的錢全都給了她，一個戈比也沒有留，破釜沉舟，再不向蘇聯回首。瑪雅走後，我和劉萬瑜在泉水邊喝飽了清泉，又灌上了一大壺，出園到山邊的一個小公共汽車站的長椅上坐下，裝着等車的樣子，觀察山勢，等待天色完全黑下來。這時，一個騎着摩托車巡路的土庫曼警察看到了我們，停下車來盤問我們。劉萬瑜回答了我們準備下的一套，指了指水壺，說我們是專門來汲水的，妻子在火車站等我們，還把工廠工作證給他看了，說護照在妻子身上，請一同去火車站檢查。他沒有自找麻煩，只是說：“這裡是邊界地區，很危險，公共汽車來了，搭車回火車站好了。”烏茲別克人和土庫曼人的俄化程度沒有哈薩克人深，俄語說得差勁些，我們的俄語雖然說得結結巴巴，那位警察老兄也不覺得奇怪。看手錶過十一點了，馬上就是夜半子時，我們動身拐了個彎，快步爬上山坡，從山凹上翻過了一座山巒，山下的人就是用手電筒也照不見我們了。蘇伊邊界是連綿不斷的荒涼群山，相對海拔不高，幾乎寸草不生，一隻老鼠也無法躲藏。後來坐牢時我反覆思考，覺得這次出逃各方面都準備周到，即便牛水當了叛徒，我們也想出了彌補的措施，越界地點，也沒有選錯，應該是能夠成功的。就是少了一點，沒有事先作好翻越石頭山巒忍受口渴的訓練和準備，應該請瑪雅坐火車先到阿山哈巴德一趟，好好把邊界地理條件觀察清楚，就好了。

　　看着錶帶上的指南針向南走，儘是一個山巒接着一個山巒，都是大石塊小石頭，也沒有路，腳踏下去全是堅硬的石頭，沒有踩上野草和泥土的感覺，熱得喘不過氣來，也渴的喘不過氣來，汗如水流，不到一個小時把肚子裡的泉水全蒸發光了。沒有走石頭山路的經驗，又急着要趕到天亮前翻過鐵絲網，不敢停下來休息，我稍走慢了一點，劉萬瑜就用湖南話叫：“我的爺啊，你快點走!”一路跌跌撞撞，連爬帶跑，兩個多小時後，終於到了鐵絲網邊。蘇伊邊界鐵絲網蘇方一側也有鬆土帶，劉萬瑜叫我面向蘇聯後退着走過去，鐵絲網也是三道，沒有中蘇邊界的高，也沒有那道漁網狀的，要好過一些。我們越過了三道鐵絲網，以為已經到了伊朗的土地上，松下了一口氣。忽然，我們看見照明彈一個接一個地在鐵絲網上空閃光，直升機鳴叫着，隱約能聽到士兵和狼犬發出的叫音，原來蘇軍在邊界上早已給我們布下了天羅地網。他們布置在通向邊界的小路路口，而我們沒有從路上走，過了鐵絲網，兩人把一壺水喝光了，繼續往前跑，是朝山下跑了，要快得多。按照常規，我們已經越過了兩國邊界最多五百米的中間地帶，應該已經到了伊朗了，但蘇軍仍然趕上來要抓我們，我們忙着向山下滾去。一下子我滾下了一座懸岩，腿摔壞了，留下的傷疤至今還在，近視眼鏡也丟了，再沒有辦法向前爬了。我對劉萬瑜說：“你繼續前進，我躺在這裡掩護你。”他沒了辦法，實在不得已，只得丟下提包一個人向前走了。很快，蘇軍打着光線十分強烈的手電筒照到我身上，把我包圍了。我想到劉萬瑜大概已經到了伊朗，我也懷疑自己是躺在伊朗的土地上被蘇聯邊防軍抓住的。劉萬瑜後來告訴我說，他確實已經到了伊朗，看到崗亭上寫着阿拉伯字，但是見不到一個人，又回過頭來找我，想把我救出來，被埋伏下的蘇軍抓住了。但當時我並不知道，知道以後，我還是很感謝他的義氣。那麼，伊朗的崗亭上為什麼沒人呢？那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從不會害怕自己的老百姓跑到社會主義國家去，用不着把國家密封得像鐵桶一樣。

　　又一次邊境被捕

　　一群蘇軍抓住我後，用麻繩緊捆着我的雙手，兩個士兵還一頭一個拉着繩子蹬緊，我疼得昏過去了好幾次，只好俯臥在地上。幾個小時後天亮了，已經是七月二十六日，他們用黑布蒙上我的雙眼，拉我上了吉普車，開到一座小軍營，又關進了禁閉室，才鬆了綁。我躺在鐵床上喝了點水，也不吃東西。也有軍官的小孩來看稀奇，哨兵朝孩子們大吼：“走開些，這是特務。”他還嘲笑我：“你坐吉普車到我們軍營來了，你們中國是汽車也沒有的。”和中蘇邊界一樣，守衛蘇伊邊界的官兵也全是黃毛的歐洲蘇聯人。沒有人來盤問我，到了下午，開來一輛密封的小囚車把我關進去了，送到了土庫曼共和國KGB總部，關進一間囚室。真難想象，世界上還有如此可怕的房間，四平方米的地面圍着四堵高達十多米的高牆，全是灰白色，房頂也是灰白色，吊着一盞灰黃的電燈，除了鐵門外，連窗戶也沒有。人關在裡面只感到恐怖，森嚴和自己的渺小，如果神經不堅強，精神便會崩潰。關了一個多小時，獄警把我帶到預審室，一個俄羅斯官員簡單地登記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在阿拉木圖的住址，拿出逮捕證交我簽了字。獄警把我帶到澡堂洗了澡，換上囚服，又把我關進牢房。KGB的動作之快令人驚訝，第二天上午正式提審我，一進審訊室，我看到哈薩克斯坦KGB審問我的那個哈族預審官和哈族翻譯已經赫然和土庫曼的預審官一起坐在堂上。他們沒有多問話，只是認定了我的真實身份，翻譯還嘲笑了我一番：“你們都是怕死鬼，害怕到中國去反對毛澤東，就想逃到外國去。你能逃出我們蘇聯嗎？”我記得類似的話我已經聽過了。

　　1971年七月二十六日開始了我第一次在蘇聯坐牢，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牢的監獄生活。大概土庫曼KGB沒有審問我的任務，在阿山哈巴德關了我十天，他們一次也沒有提審過我。平生第一次坐牢，沒有悲哀和恐懼，反而有點新奇之感。反正我已經流亡外國，連國和家都失去了，還有什麼不能丟掉的呢？對未來，根本用不着去想。我覺得最叫人恐懼的還是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一段時光，還有1970年三月十八日從喀什開始的“一打三反”天天殺人的日子，世界上最叫人恐懼的人還是中國共產黨人。走遍天下，包括蘇聯的KGB分子，找不出像中國共產黨派出的工作組、軍宣隊那樣不講理，不講情，也不懂理，不懂情的人。現在我年紀老了，離開祖國也多半輩子了，還時時做着挨整的夢。夢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那些致命的時期，除了恐懼外，再找不到別的什麼感覺了。只要聽到緊急集合的鐘聲一響，只要看到工作組員和軍宣隊員的閻王臉，我就心臟急跳，全身發抖。當我抬頭望見遠處的天山時，最大的願望是放我在天山上自由活動，哪怕就是一天。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白雲，呼吸四周的自然空氣，一個人也看不到，只要能過上這麼一天，我就死也甘心了。1970年四月二十二日深夜我自殺未成，才臨時起了逃蘇之念。我逃蘇成功，多活了一年加三個月，老天已待我不薄，我又再有何俱？何況，蘇聯KGB的牢頭獄卒都還算文明執法，對犯人也有禮貌。以後我才體會到，為什麼鄧小平掌權後第一個在中國進行的新政治運動就是包括“文明禮貌日”在內的“五講四美運動”的原因：中國共產黨人真的太需要接受文明禮貌的訓練了。

　　關我的牢房在土庫曼KGB大樓右橫樓二樓監房的第一排第一間，面積有八或十平方米，牢房內有兩張鐵床一張桌子，一張凳子，一個搪瓷水壺和一個便桶，窗戶離地面有三米多，外面用鐵絲網攔着。大鐵門，上端有個四方形洞，頭鑽不出去，用活動鐵板蓋着，掀動鐵板，可以遞進飲食，看守也能和犯人說話。鐵板上還有個小洞，看守從小洞裡能看到犯人的一舉一動。十天裡我只見到兩名土庫曼族看守，他們都穿着士官制服，對犯人態度和藹，說話時面帶笑容，輕言輕語。向他們要飲用水，和每天要幾桶水潑在牢房地上減輕熱度，他們從沒有拒絕過，有時請他們帶我去澡堂洗澡沖涼，他們也不怕麻煩。同監的是個阿富汗人，三十多歲，一句俄語也不會說。和他什麼也說不通，用手比比劃劃，才明白他是個牧民，放羊時不小心過了蘇阿邊界，給蘇軍抓起來了。那個阿富汗人有幾大特點：一是懶，一起關了十天，他沒有倒過一次便桶，也沒有洗過一次地板，放風時都懶得走動，坐在地上。所以牢房內的清潔衛生活都是我干的。第二是髒，每逢洗澡我高興得就像過節一樣，他卻拒絕洗澡。哈山哈巴德是全蘇聯氣溫最高的城市，牢房裡日夜都有三十多攝氏度，他不洗澡，身上散發的臭氣叫我呼吸都困難，只好過幾個小時向看守要來一桶涼水，潑到地板上，減少點臭氣。還有一個是自私，只要我有吃剩下的食品放在桌上，他就毫不客氣地拿去吃掉。再就是卑賤，和看守說話時彎着腰，總說着他唯一知道的俄語詞“GOSPADIN”（先生）。看守笑着說：“不要叫我GOSPADIN，你們有GOSPADIN，我們沒有。”他最大的特點是對伊斯蘭的虔信，一天晝夜二十四小時，他要做五次禮拜，每次花時間至少兩小時。跪在床上面向西方，一次次整個上身匍匐到床面，高聲念經，念得我腦脹心煩。有時深夜裡聽他高聲念經，再望着牢房的四堵高牆，心裡急得像有螞蟻在爬，無法睡覺，幸好到這種時候看守就會來制止他。我想，穆斯林每天花那麼多時間作禮拜，如果在戰場上怎麼辦？所以，落後的宗教文化必須改革，但美國卻到處支持落後的宗教文化在別國特別是我們中國發展，來阻礙社會進步。

　“斯托雷平囚車”幾乎中間沒有停留，像特別快車一樣快地直駛塔什干，又直接開進了一所大監獄。監獄分成許多院子，鐵路從院牆邊鋪過，可真有氣派。囚犯押下車後分別關進各個監獄大院的牢房裡。它是蘇聯中亞地區的犯人中轉站，犯罪嫌疑人要押回作案處或原籍判刑，判了刑的犯人要押送西伯利亞的森林或礦場，或北哈薩克斯坦墾荒地，或北極地區的集中營，都先要押送到這個監獄集中。我被關進一個小院內的一間小牢房，旁邊有一間大牢房，外面是走廊，天井，再外面是高牆和鐵門，一頭有幾間房住着士兵。小牢房邊的大牢房內關着六個女囚犯，年紀都不大，最大的只有四十歲。有兩個是犯了罪的十八九歲的女大學生，有的是公司會計，有的是商店出納。一個是塔吉克女人，一個是烏茲別克女人，剩下的都是俄羅斯女人，而且都長得漂亮。他們是判了刑後等待送到別處去服勞役的，隨身攜帶着許多衣物，食品和鈔票。看守的士兵們對他們很好，沒有給他們的牢房上鎖。一天到晚和他們在走廊上嘻嘻哈哈，倒象是住旅社。關我的小牢房是上了鎖的，只每天叫我出來在走廊上放風一個小時，這時女犯們不許走出牢房。不過我牢房門上的水飯洞沒有關，任何時候都可以和她們交談，接受她們的禮品。只有我一個人是男人，還是中國人，他們當然有興趣，常常幾個人圍到洞口向我問東問西，把手伸進來和我握手，送我餅乾，手絹，還送來了一支圓珠筆和一個拍紙本。我會的俄語不多，便在紙上畫畫，互相遞條子。我在紙上畫上中國式的花邊，再畫支荷花，牡丹花，再用中文和俄文寫上“謝謝”，“我愛你”等等，她們看了非常高興。他們給我的條子寫的俄文很潦草，又寫得多，我看不懂。總之，關在塔什干一個星期的日子，我還是過得頗不寂寞的。一個女人還告訴了我一個真實的故事：幾個星期前這裡也關着一個男犯和一群女犯，男犯是大學生，政治犯，父母是當官的。他有錢，花錢買通看守，沒有給小牢房上鎖，白天晚上和女犯們混在一起。大學生身上藏了大筆錢，女犯們想了個辦法，全躺在牢房通鋪上，叫男的隨意行事，願意給誰錢就給誰。我聽了後說：“我身上可一個盧布都沒有。”她們嬉笑着回答：“我們每個人都願意陪你，不要你的錢，還會給你錢。”只是她們無法打開我牢房門上的鎖。有一個年紀和我差不多的女人，住在塔吉克的首都杜尚別，是個混血，父親是塔吉克人，母親是俄羅斯人，她面孔清瘦也清秀，說話文雅，從不說出格的話。她說自己是學校的會計，校長貪污了，拿她頂了帳，判了三年刑，有一個孩子，早和丈夫離婚了。還說塔吉克人離現代文明太遠，再也不嫁塔吉克人了。她給我送了一條手絹，一雙襪子和兩個練習本，把家庭住址和電話都寫給我了，叫我出獄後一定和她聯繫上，到杜尚別她家裡做客。但我被押送到阿拉木圖KGB監獄後，這張條子就被監獄當局收走了。

　　監獄長是位俄羅斯大尉，頭髮都花白了，派士兵帶我到他辦公室里談過幾次話，用咖啡和好煙招待我。他翻開厚厚的蘇聯刑法大典，指着其中的一條對我說：“你犯的是非法越境罪，得判三年徒刑。”還說：“我部下的士兵也有偷偷跑到伊朗去的，伊朗政府都把他們送回來了。”他喜歡談國際時事，辦公室牆上掛有一幅世界大地圖，他指着地圖向我吹牛，哪些是蘇聯的盟國，哪些是蘇聯的朋友，哪裡有蘇聯的駐軍，還總結一句：“世界上到處都有我們蘇聯的部隊。”我不服氣，也指着地圖對他說：“您看，美國，日本，中國在一條線上，這條線一連起來，就把你們在太平洋封死了。你們打不到美國，美國能夠從它在日本的基地打你們。你們駐在外國的軍隊多，只能鎮住一個國家，鎮不住一方世界。”他聽後對着地圖思考了好久，最後無可奈何地擺了擺手說：“沒關係。”在蘇聯生活一年多，在我原來的反蘇思想中又增加了新的因素，更堅定了。我看到了它的強大是表面的，它的發達也只是表面，比中國還落後的地方還多着呢。我對美國有好感，對日本無好感，但佩服日本人創造的經濟奇蹟。我常常想，當美國，日本，中國三國牽手之日，就是蘇維埃帝國崩潰之時。後來為我言中了，美中日三國還只是改善了關係，沒有結成同盟，蘇聯大帝國便吃不起，嗚呼哀哉了。

　　第三章 在KGB監獄和南西伯利亞流放地

　　鐵窗七月

　　在塔什干關押了七天之後，和那些可愛的女犯友分別，又坐上“斯托雷平囚車”回到阿拉木圖，關進哈薩克KGB總部的監獄，坐了七個月的牢。KGB的監獄可以說是蘇聯最文明的監獄，犯人都穿囚服，內衣，外衣和大皮鞋和工人的工作服一模一樣。監獄裡每天都要洗地板，擦桌子，兩次倒洗便桶，由囚犯輪流值日，一個星期大掃除一次，大家一起動手。每星期洗一次澡，淋浴，有熱水。不管患大小病，都給醫治，獄醫認真負責。獄方給犯人發牙粉，不發牙膏，因為牙膏瓶是金屬製成的，可磨成刀片。我關進監獄後有一段時間沒有牙刷，只好用毛巾包着手指沾上牙膏粉末刷牙。每個囚室都貼着獄規，規定犯人稱呼從看守到典獄長都是“長官公民”，他們稱呼犯人則為“囚犯公民”，沒有見過犯人受罵挨打的。伙食不好，麵包卻吃不完，不會餓肚子，發的莫合煙也抽不完。每月允許親屬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於警察局管的監獄則是暗無天日的地獄，裡面發生的事令人髮指，搬到當時的中國來也是駭人聽聞的。

　　前三天是我一個人單獨關在一間牢房內，沒有提審過，也沒有放過風，沒有和別人說過一句話，晚上也無法睡覺。三天三夜，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床上思考，思考我的國家，我的情緒完全平靜下來了，忽然唔出來了幾條大道理。第一，國人引以為豪的萬里長城是條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大隔板，隔開了中國人的身體，也隔斷了中國人的思想。長城圈內的中國大地是個大垃圾堆，堆滿了古今中外的歷史垃圾：中國國產的秦皇專制，王莽荒唐，隋煬荒淫，朱元璋的殘暴，雍、乾的禁錮思想和外國產的歐洲中世紀暴政，希特勒的法西斯和斯大林的超法西斯，梵蒂岡的教皇神聖，一應俱全。第二，“文革”中把中國古代的一切亡國之象都顯露出來了，如君皇拒諫，後宮（江青）干政，宦官（汪東興那一幫人）亂權，註定了“文革”政權不會久長。第三，“文革”政權是漢代王莽政權的翻版，都聲言是新政，有經典可查，有古訓可循，其無法，無理之慘絕人寰又如出一轍。王莽政權是短命的，“文革”政權的命也長不了，我一定要活下來，活下來看到“文革”政權的覆滅，活下來看到我的祖國新生。我把幾次挨整的原因和經過重新系統地回憶下來，也有了新的發現，發現那些整人的中共幹部都有共同的特點：學識低下，品格低下，手段兇惡，不把人整死不罷休。為了整人，他們可以造謠，可以認賊作父，可以出賣除了有利於自己向上爬的仕路以外的一切。他們和他們的上司，上上司都是真小人，連偽君子都不如。偽君子做壞事還遮遮掩掩，他們做壞事卻是明目張胆。叫這種人和他們的後代治理中國，中國只會越治越壞。“文革”時整我的工作組長叫宋植，在紅太陽都帶頭反蘇修的時候，他和他的上司劉允煥在大會上咒罵我，“你1957年當右派，就反蘇，你以為你反對了，你是反斯大林，斯大林是革命的領袖。”他們公開用共產黨的名義宣傳漢奸理論。我曾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論述民族英雄林則徐充軍新疆的事跡，引用了他憂心國家危機的詩句：“正是中原薪膽日，高歌何必醉屠蘇。”劉某在批判我的大會上說“是向黨發出的毒箭，咄咄逼人。”他把“屠蘇”（一種藥草名）理解為“屠殺蘇聯”，說林則徐說反話“反蘇”，雷光漢也是一路貨色。他自己把共產黨和十九世紀帶頭侵略中國的英國殖民主義劃上等號了。他們的人格也是卑劣的，自己跑到伊犁衛生學校逼迫我的未婚妻和我劃清界限，斷絕關係，接着乘人之危，去調戲她。一次和我談話，逼我和她不再來往，竟說漏了口，親熱地稱她為“小吳”、“小吳”了。我的同事中有兩個人書教不好，品質又壞，是學生最討厭的教員，“文革”初期都是學生自己提出的批鬥對象，可是後來都順利過了關，沒受處分，在“文革”後期還入了黨，八十年代後當了大官。原因只是他們各有一個漂亮的老婆，並且住宅連在一起，和某些人的辦公室門對門。

　　我又想起，1957年把我劃成右派時，其實按比例歷史學生中的右派已經滿員了，我的反俄言論都是歷史事實，同學們也都從心裡贊成，討論我的問題時歷史系中共總支委員會認為可劃可不劃，黨支部成員大多數反對劃，只有一個叫孫淼的調干學生堅持要劃我為右派。原因只是我曾譏笑過他不懂古文，不懂寫對聯，在過新年時把標語口號當成對聯寫來貼在宿舍大門兩邊。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和班上唯一的一位女黨員感情親若姐弟，他眼紅了：女黨員居然不和他好而親近一個剝削家庭出身的人！後來孫淼寫了一個“同情右派分子”的鑑定裝在她的檔案內，使她以後再也沒有翻過身來。

　　我單獨坐牢三天后，換了監房，三人一間。同監的是兩個俄羅斯青年，一個是阿拉木圖人，殺人犯；另外一個是阿克糾賓斯可來的吸毒犯。在KGB監獄監禁的除外國人外，本國人都是重刑犯，殺人犯，販毒犯，外國間諜嫌疑犯，政治犯和發了案的貪官，都是兩人或者三人一間房，人多了會洩密生事。審問我的預審間還在我原來受審的同一層樓房的同一單元，但規矩不同了，因為此時我已成了階下囚。預審員和翻譯坐在老地方，原來我坐的地方坐着書記員用打字機記錄口供。我則穿着囚服坐在門邊的一把椅子上，後面還站着獄警。前兩個月是如此，以後也叫我坐在翻譯座位旁回答問題了。預審官是位四十多歲的俄羅斯中校，態度溫和，發的問題都是就事論事。書記員叫別佳，讓我直呼其名，有學識，常常糾正預審官因為不熟悉中國而發出的錯誤問題。翻譯是個五十多歲的中俄混血人。三個人的心腸都不壞，從沒有發過脾氣，還不時和我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審問時也從不節外生枝，還儘量把案情搞得簡單一些，於我有利一些。特別是那位中俄混血翻譯官，我能聽得出他總是向着於我有利的方面翻譯的，還常安慰我，叫我放心，案情不重，因為我們逃跑策劃得很好，逃跑前斷絕了和別的中國人往來，沒有誘惑別人跟我們一起行動，走得秘密，沒有引起社會震動。如果行動造成的影響大，便會嚴懲不貸了。他還具有相當的古文修養，因為小時在海參崴上過中國私塾，讀了四書五經。三十年代隨父母回到新疆在烏魯木齊一汽車修理廠做工，五十年代又返回蘇聯，他是阿拉木圖KGB大樓里口語水平最高的翻譯，軍銜卻低，只是個尉官，見到校官進到預審室他都站起來不敢坐。這是個身居狼窟還講點同胞香火之情的人。一次這位混血翻譯沒有來，審問我時換了一個姓於的中國人翻譯，他是河北人，是比主子還兇狠的漢奸。審問開始前預審官和書記都不在，他和我閒談，對我說：“我知道你有反蘇思想，你得知道蘇聯是有思想犯的，在思想上反蘇也得判刑。”我戲謔地說：“對不起，我以為你是中國人，原來你是俄羅斯人養下的崽。”他一下子尷尬十分了。那次是檢查我們出逃時身上帶的物件，預審官問我：“你們帶了幾個指南針？”我說：“三個。”他又問：“你們兩個人為什麼帶三個指南針？”我說：“一個是給牛水預備的。”這三個指南針一個是劉萬瑜手錶錶帶上帶的，兩個是我在商店買的。預審官理解了，從抽屜里拿出三個指南針，問是不是我們的，其中兩個是我買的。一個是大的綠色的軍用指南針，我指着說“這個不是我們的。”於翻譯一口咬定：“你不是承認你們帶了三個嗎？”我說：“這個大的軍用指南針，我們從何得來？”他又問：“你怎麼知道它是軍用的？”竟敢越翻譯之權充當預審官來審問我了，狗仗人勢，我立即頂了回去，說：“你怎麼知道我不認識軍用指南針？你不要把我們中國人看扁了，我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受過軍事訓練，用過軍用指南針。”並指着指南針向預審官和書記員說：“你看，指南針的顏色和兩位首長穿的軍服顏色一樣。”接着又用俄語說了一次，特別加重了“我們中國人”，“兩位首長”的語氣。預審官笑了笑，馬上問別的事了。大概於某和那位自稱“國際共產黨員”的上海人葛某一樣，是留在蘇聯的原中共黨員，是最沒有人格，最沒有人性的一些人。

　　在幾個月的審問中，KGB想要搞清楚的大概只有一件事—牛水的身份和意圖？為什麼是他組織外逃而又告發了我們？為什麼他要用此手段？他們把牛水和我交往中的每一個細節都問到了。剛開始，我對牛水的氣很大，當着預審關的面大罵他的行為卑鄙，用心不良。後來氣平了，回答問題也就理性得多了，預審官問我：“1949年牛水還是個小娃娃，他的父親離開家了，他怎麼知道他是去了台灣呢？”又問：“既然他的父親去了台灣，中國最講階級成分，中國人民解放軍怎麼會吸收他當兵？他的父親當過國民黨時代的法院院長，是有案可查的，為什麼他家的階級成分會劃成城市貧民？”對這些問題我也無法回答，只覺得如果把牛水定成中國間諜，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了。雖然他設下圈套把我送進了監獄，我卻不忍心用同等手段去對付他，便向預審官提出了個問題：“長官您想想，如果牛水真是派遣間諜，不會如此輕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和劉萬瑜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不是中國非要花代價除去的人。出賣我們兩個小人物而暴露自己的身份，划得來嗎？”這一下，預審官生氣了，說：“你剛進監獄時，熱血沸騰，對牛水的氣大，說了他一些實話，現在氣平了，反而替他辯護了。”半年後，牛水最終還是被這位預審官定成了“毛澤東的間諜”，這是後話。混血翻譯還對我說：“你是聰明人，可惜交了兩個壞朋友。牛水是個滑頭的二流子，用上海話說就是個癟三。劉萬瑜是個監獄流子，坐牢對他來說是小菜一碟。你跟着他們倒霉了。”我知道他也是在提醒我，要認定馬，劉二人的身份，不要把話說離譜了。這是個沒有失去人性的人。在檢查我用中，英，俄三種文本的聲明時，預審官問我俄文本是誰寫的，我用早就編好了的一套回答他：在汽車站找了個俄羅斯女盲流，遞給她十個盧布，她給我修改後重抄出來的。他沒有駁回，還說：“這個女人教育程度高，字寫得非常好，看來是上過大學的。”自從我被捕後，心中擔憂的首先是瑪雅，害怕她受牽連，也給抓起來坐牢。誰知在整個七個月的被審過程中，預審官關於她只問了一句話：“據說你們坐汽車、火車外逃時還有個女人陪伴你們？”我馬上答“沒有！”就完了，再沒有提及女人的事。出獄後我悄悄去見了瑪雅，她也說回程很順利，KGB的人從來沒有找過她。我發現KGB只對情報，間諜和政治犯感興趣，不願意管與此類事無關的小事，也不太計較細枝末節，儘量少生事端，免得給自己添麻煩，和當時中國公安局辦案不一樣。中國公安辦案是好大喜功，把案情越搞越大，牽扯的人越多越好，冤枉的人越多，他們立的功也越大，升官也越快了。

　　我單獨坐牢三天后，換了監房，三人一間。同監的是兩個俄羅斯青年，一個是阿拉木圖人，殺人犯；另外一個是阿克糾賓斯可來的吸毒犯。在KGB監獄監禁的除外國人外，本國人都是重刑犯，殺人犯，販毒犯，外國間諜嫌疑犯，政治犯和發了案的貪官，都是兩人或者三人一間房，人多了會洩密生事。審問我的預審間還在我原來受審的同一層樓房的同一單元，但規矩不同了，因為此時我已成了階下囚。預審員和翻譯坐在老地方，原來我坐的地方坐着書記員用打字機記錄口供。我則穿着囚服坐在門邊的一把椅子上，後面還站着獄警。前兩個月是如此，以後也叫我坐在翻譯座位旁回答問題了。預審官是位四十多歲的俄羅斯中校，態度溫和，發的問題都是就事論事。書記員叫別佳，讓我直呼其名，有學識，常常糾正預審官因為不熟悉中國而發出的錯誤問題。翻譯是個五十多歲的中俄混血人。三個人的心腸都不壞，從沒有發過脾氣，還不時和我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審問時也從不節外生枝，還儘量把案情搞得簡單一些，於我有利一些。特別是那位中俄混血翻譯官，我能聽得出他總是向着於我有利的方面翻譯的，還常安慰我，叫我放心，案情不重，因為我們逃跑策劃得很好，逃跑前斷絕了和別的中國人往來，沒有誘惑別人跟我們一起行動，走得秘密，沒有引起社會震動。如果行動造成的影響大，便會嚴懲不貸了。他還具有相當的古文修養，因為小時在海參崴上過中國私塾，讀了四書五經。三十年代隨父母回到新疆在烏魯木齊一汽車修理廠做工，五十年代又返回蘇聯，他是阿拉木圖KGB大樓里口語水平最高的翻譯，軍銜卻低，只是個尉官，見到校官進到預審室他都站起來不敢坐。這是個身居狼窟還講點同胞香火之情的人。一次這位混血翻譯沒有來，審問我時換了一個姓於的中國人翻譯，他是河北人，是比主子還兇狠的漢奸。審問開始前預審官和書記都不在，他和我閒談，對我說：“我知道你有反蘇思想，你得知道蘇聯是有思想犯的，在思想上反蘇也得判刑。”我戲謔地說：“對不起，我以為你是中國人，原來你是俄羅斯人養下的崽。”他一下子尷尬十分了。那次是檢查我們出逃時身上帶的物件，預審官問我：“你們帶了幾個指南針？”我說：“三個。”他又問：“你們兩個人為什麼帶三個指南針？”我說：“一個是給牛水預備的。”這三個指南針一個是劉萬瑜手錶錶帶上帶的，兩個是我在商店買的。預審官理解了，從抽屜里拿出三個指南針，問是不是我們的，其中兩個是我買的。一個是大的綠色的軍用指南針，我指着說“這個不是我們的。”於翻譯一口咬定：“你不是承認你們帶了三個嗎？”我說：“這個大的軍用指南針，我們從何得來？”他又問：“你怎麼知道它是軍用的？”竟敢越翻譯之權充當預審官來審問我了，狗仗人勢，我立即頂了回去，說：“你怎麼知道我不認識軍用指南針？你不要把我們中國人看扁了，我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受過軍事訓練，用過軍用指南針。”並指着指南針向預審官和書記員說：“你看，指南針的顏色和兩位首長穿的軍服顏色一樣。”接着又用俄語說了一次，特別加重了“我們中國人”，“兩位首長”的語氣。預審官笑了笑，馬上問別的事了。大概於某和那位自稱“國際共產黨員”的上海人葛某一樣，是留在蘇聯的原中共黨員，是最沒有人格，最沒有人性的一些人。

　　在幾個月的審問中，KGB想要搞清楚的大概只有一件事—牛水的身份和意圖？為什麼是他組織外逃而又告發了我們？為什麼他要用此手段？他們把牛水和我交往中的每一個細節都問到了。剛開始，我對牛水的氣很大，當着預審關的面大罵他的行為卑鄙，用心不良。後來氣平了，回答問題也就理性得多了，預審官問我：“1949年牛水還是個小娃娃，他的父親離開家了，他怎麼知道他是去了台灣呢？”又問：“既然他的父親去了台灣，中國最講階級成分，中國人民解放軍怎麼會吸收他當兵？他的父親當過國民黨時代的法院院長，是有案可查的，為什麼他家的階級成分會劃成城市貧民？”對這些問題我也無法回答，只覺得如果把牛水定成中國間諜，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了。雖然他設下圈套把我送進了監獄，我卻不忍心用同等手段去對付他，便向預審官提出了個問題：“長官您想想，如果牛水真是派遣間諜，不會如此輕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和劉萬瑜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不是中國非要花代價除去的人。出賣我們兩個小人物而暴露自己的身份，划得來嗎？”這一下，預審官生氣了，說：“你剛進監獄時，熱血沸騰，對牛水的氣大，說了他一些實話，現在氣平了，反而替他辯護了。”半年後，牛水最終還是被這位預審官定成了“毛澤東的間諜”，這是後話。混血翻譯還對我說：“你是聰明人，可惜交了兩個壞朋友。牛水是個滑頭的二流子，用上海話說就是個癟三。劉萬瑜是個監獄流子，坐牢對他來說是小菜一碟。你跟着他們倒霉了。”我知道他也是在提醒我，要認定馬，劉二人的身份，不要把話說離譜了。這是個沒有失去人性的人。在檢查我用中，英，俄三種文本的聲明時，預審官問我俄文本是誰寫的，我用早就編好了的一套回答他：在汽車站找了個俄羅斯女盲流，遞給她十個盧布，她給我修改後重抄出來的。他沒有駁回，還說：“這個女人教育程度高，字寫得非常好，看來是上過大學的。”自從我被捕後，心中擔憂的首先是瑪雅，害怕她受牽連，也給抓起來坐牢。誰知在整個七個月的被審過程中，預審官關於她只問了一句話：“據說你們坐汽車、火車外逃時還有個女人陪伴你們？”我馬上答“沒有！”就完了，再沒有提及女人的事。出獄後我悄悄去見了瑪雅，她也說回程很順利，KGB的人從來沒有找過她。我發現KGB只對情報，間諜和政治犯感興趣，不願意管與此類事無關的小事，也不太計較細枝末節，儘量少生事端，免得給自己添麻煩，和當時中國公安局辦案不一樣。中國公安辦案是好大喜功，把案情越搞越大，牽扯的人越多越好，冤枉的人越多，他們立的功也越大，升官也越快了。

　　次年三月七日我被從監獄放出來送到北哈薩克斯坦柯吉達夫服流刑，在走出監獄大門前，在樓上一間辦公室里和劉萬瑜見面。辦公室坐滿了許多我見過面的和沒有見過面的KGB官員，他們也和我談美中關係，我最早遇到的大尉翻譯科長說：“尼克松訪問北京時，中國政府安排許多人穿着新呢子衣服，提着半導體收音機在大街上悠閒地散步。”還用手比劃着嘲笑說：“你們中國買布不是要布票嗎？為什麼和尼克松會談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穿的褲子那麼寬大，他們不怕浪費衣料嗎？”

　　受審時，我請求預審官借給我幾本書讀，不久混血翻譯給我拿來了三部書，一本是中文編寫的《俄語簡明教程》，兩本是宋人歐陽修的文集，是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印行的，這幾本書幫助我打發了許多獄中難過的日日夜夜。我原來就喜歡歐陽修的文章，小時候曾全文背誦過他的《秋聲賦》。讀了他的文集，有兩大心得，一是知道了北宋還有個大詩人叫梅聖俞，是歐陽修的好友，以前沒有見到過這個名字。一是曾經有人告發歐陽修和他守寡的外甥女有染。宋人最講道學，道貌岸然的歐陽老先生居然有這般緋聞，還是逆倫的，太叫後人不可思議了。我給自己規定，每天中飯前的時間全用來學俄語文法，按照教程我系統地學了下俄文文法，太複雜了。性、格和時間的繁複變化，形動詞、副動詞，叫人永遠搞不清。我拿來和中文相比，心中豁然開朗，原來俄文在當今世界各大語種中發展與成熟得最晚，詞彙少，虛詞更少，解決的辦法一是靠外來語補充，一是靠詞尾的變化以應付，把文法搞複雜了。而我們的中文是最成熟的語言，虛詞，實詞應有盡有，新詞構造法合理而法力無邊，所以我們的祖先把各種古怪的文法規則都丟掉了，只留下最合理，最基本的幾條。

　　七個月的受困牢獄之災，沒有親人過問，狀況之慘無以復加。幸好劉立中知道了，在獄外為我奔波，幫助我，營救我，給了我只有親人才能做到的一切支援。我們被解到阿拉木圖後，牛水被招來提供我們外逃的證詞，立中兄是從他的口裡知道了我和劉萬瑜正在坐牢的。按監獄的規矩，允許囚犯家屬每個月送一次物品，定量兩公斤，內容是食品，香煙，清潔工具和練習本，圓珠筆。從1971年九月份開始，我和劉萬瑜都能定期收到立中兄送來的東西，牙刷有了，能打發時光的紙筆也有了，好煙有了抽的，香腸，熏肉，巧克力和水果這樣高檔次的食品也每日都可以入腹。每當獄警提着木製手提箱給我送東西，看到箱底的清單和立中兄的簽字時，我身上似乎到處都有熱流通過。接受立中兄的物品，成為我的獄中節日，也形成條件反射。左眼跳財，右眼跳災，每個月我的左眼皮都要跳一陣子，我對獄友說：“我的朋友又要給我送東西來了。”果然如此，沒有一次落空。獄友們都羨慕我有這樣好的朋友，也稱讚中國人仗義。立中兄又奔走於阿拉木圖市內外許多中國老鄉家裡，請求他們聯合上書給哈薩克斯坦中央政府，無罪開釋我們。當時中蘇嚴重對立，我們出逃可視作反蘇行為，此舉是要冒風險的，因此簽名的人不多。年底，立中兄執筆給哈KGB中央主席格列奇科中將上了書，簽名的除立中兄外，還有徐英斌，謝先誠，張聯堂，馬振興等幾位中國人。

　　坐牢七個月，換了五次囚房，同房的獄友先後有九人，其中有一個是中國人。一次正接到立中兄送來的食品，給獄友分甜麵包時，忽然從窗戶傳來了劉萬瑜的聲音，我很興奮，一下子爬到小桌子上，向劉萬瑜說話。獄友連忙把我拉下來了，他們說：“你傻了嗎？”監獄絕對禁止和非同監的人通任何消息。你想關進黑房子嗎？不過我也知道了這所監獄裡也關着我和劉萬瑜以外的別的中國人。還有一次我放風時聽到了一個甘肅回族人口音的人大聲說話：“你們老關着我幹什麼呢？也給點外面的活叫我做一做啊！”在夜深人靜之際，相鄰囚室的犯人也常常有節奏地敲牆壁，每次鄰室里都有回應。坐牢時間長的人發明了敲壁的獄語，能互通很多消息，我沒有學會。聽到劉萬瑜聲音的第二天提審我了，預審官叫我把所知道的中國安徽大學的情況告訴他。我很奇怪，給他說了：安徽在近代中國是個出文人的地方，清朝的桐城學派源於安徽，我國現代文學、學術的奠基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胡適和陳獨秀都是安徽人，陳還是中共的創始人。我還知道著名國學大師劉文典當過安徽大學的校長，他眼高於頂，在中國學術界只佩服歷史學家陳寅恪一個人。我也知道和中國現代物理界的“三錢”（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齊名的還有“三馮”——哲學大師馮友蘭，地質學家馮景蘭，小說家和文學史家馮阮君，他們還是同胞兄妹。馮沅君的夫君陸侃如也是文學大師，原來當山東大學副校長，1957年當“右派分子”後發配到安徽大學教書去了。為什麼蘇聯的KGB對中國的安徽大學感興趣，真是莫名其妙。出獄後劉萬瑜告訴我，一天他聽到鄰近獄室里有個人大聲說中國話，就對着窗戶和他交談了幾句。那個中國人叫張義，剛從中國逃過來，正在接受審查。劉萬瑜問他是什麼文化程度？張回答上了“大學”，劉又問是什麼大學？張諾諾地回答：“我是安徽人，上的就是安徽大學吧。”一個“安徽大學”害得張義多坐了幾個月的牢，實際上他只上過小學。他出獄後輾轉打聽到了我們在柯吉達夫流放的通訊處，和我們通了幾次信。我知道了真後悔，為什麼要向KGB賣弄我關於安徽文化的知識，害得張義多受了些苦呢？

　　第三次換囚室了，跟着看守，一進門就看到一個混血人模樣的四十多歲的中國人坐在床上，我用中國話問他：“你是中國人嗎？”他用俄語回答：“我是俄羅斯人。”說過後他馬上覺得自己回答得滑稽，見到我的物品中有幾包煙，改用中國話說：“我可以抽你的煙嗎？”我回答：“當然可以。”還說：“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中國人了，你的模樣是混血，可神態是中國人，變不了的。”算是碰到自己的同胞了，牢房的日子再不會寂寞，有談話的對象了。他為人心腸不太壞，也很健談。他說他姓劉，是烏魯木齊長大的，父親是老華僑，母親是俄國人，他是三十年代被從蘇聯遠東攆到新疆去的。小時候他們家很窮，十來歲就開始跟着父親當小工，給人蓋房子。一次在迪化督辦公署的大院裡修路，見到了邊防督辦盛世才，就是那個統治新疆的皇上，盛世才還摸了摸他的頭。長大了開汽車，走私大麻煙，被勞改了一年。1958年跟母親“返國”來到蘇聯，國籍和民族成份都改過來了。到蘇聯後又學會了開火車，在阿拉木圖火車編組站內開火車，上個星期不小心把另一股道的一個火車皮給撞倒了，沒有傷人也沒有傷財，事故不大，可是火車站的KGB特派員一聽說肇事者是中國人，馬上懷疑是“中國特工搞破壞”，抓到KGB監獄給關起來了。我聽了以後琢磨起來，想到可能是我把他牽連進來坐牢的，KGB的目的是趁他肇事之機，要他進來打探我坐牢後的打算的。我也真實地把我的案子介紹給他了。他告訴我：“我以前開運貨卡車，到過烏茲別克和土爾克明尼亞的邊境線，如果我帶着你越境，一隻香煙沒有抽完便可以到達伊朗。”每次放風時，他都裝着很仔細地觀察周圍環境的樣子，還試着攀登水泥牆。幾天后，他和我“商量”了：“看看清楚了，放風時我們可以逃出去。半夜裡我們悄悄把被單撕成一條條，再搓成繩子帶在身上，放風時我先爬到崗樓上打倒哨兵，用繩子拉你上來，再把繩子系在崗樓上，一下就到了對面的屋頂，再跳到大街上，一下子跑掉了。”我回答說：“老劉你真勇敢。今天晚上我幫你搓繩子，明天放風時你一個人逃，我想法引開看守掩護你。”他聽了也自知自己的話無理而滑稽，也哈哈大笑了。他的這個主意不知出自何人，是他的智商太低還是他的KGB上司智商低？他喜歡說話，大吹他解放前開汽車時如何如何逛妓院。在喀什、和田嫖維族女人。說在大街上如果看到一個年青的維吾族女郎攆過你在你前面走，你就緊跟着她。走到某家房門前，她會回過頭來揭開蒙在臉上的蓋頭對你一笑，你看準了跟着她進門，百無一失，保證成功。他非常懷念那段在新疆的自由生活。當時他也想到上海去當海軍，又打算去美國，解放軍進疆太快了，都沒有成功。每天他都要我給他講中國故事，一聽幾個小時不厭倦，當我講“薛平貴回窰”時，他還感動得哭了，說：“中國的故事真動人，百聽不厭。蘇聯沒有好故事，儘是金魚鬆鼠說話，熊和人打架。”又說：“中國人真聰明，我們火車編組站招火車司機。一個1962年逃過來的中國人去應試，他從來沒有上過火車頭，只看我開了一會兒，試車時便把火車開走了，考中了。”他也很了解KGB和它在新疆的活動。告訴我新疆那些大官，像包爾汗、賽福鼎、伊敏諾夫，還有共產黨和盛世才合作時，在新疆當過縣長的李大釗兒子李葆華都是蘇聯派到中國去的，都是老KGB。我隨即聯想起了“文革”喧極一時的孫維世事件。孫維世是中共元老孫炳文的女兒，被周思來認做乾女兒的，她從小被中共送到蘇聯教養，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是毛的翻譯。不知道為什麼她回國後沒有到中共中央機要部門或外交部去任職，而到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當導演，還嫁給了比他大許多歲的電影演員金山。“文革”中，江青把孫維世當作蘇聯特務給整死了，看來不是沒有緣由的。劉和我關在一間囚室後不久就被釋放了，幾天后就收到他給我送來的食品。臨分手時，他還和我說了幾句話：“兄弟，看來我要出去了，你有什麼話帶到外面，可以先告訴我。”我說：“在阿拉木圖我無親無故，無話可帶。”後來從對我的審問中我知道他沒有說過我什麼壞話，其實他是個心腸不壞的人。

　　先後和我同關在一間牢房的幾個獄友，也值得一記：有一個年才十八歲的小青年，他說是保加利亞人，住在鄉下，進城來玩，大街上和一群小流氓打架，給警窗察抓住了，一檢查他的護照是保加利亞，就關到KGB的監獄裡了。他說他父親在二次大戰時參加了反抗法西斯的地下抵抗鬥爭，戰後全家來到蘇聯。我想他是在吹牛，戰時保加利亞是希特勒德國的盟國，如果是反法西斯人士，該從蘇聯衣錦還鄉，為保加利亞新統治者的季米特落夫（原共產國際總書記）重用了，怎麼會放逐到蘇聯中亞來呢？也許他父親就是親德分子或者保加利亞自由派人士，才會流放到蘇聯來。因為二戰後有不少蘇聯衛星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被送到了蘇聯中亞和西伯利亞服勞役，中間還有從我國旅順、大連抓來的。

　　1981年我患腎結石住院，同病房有個朝鮮老頭，他不會說中國話，卻能用中國字寫文章。我們經常筆談，他給我寫了一篇他的經歷：在日本殖民地時代，他在平壤上高中，所學的現代歷史幾乎都是中國史，對袁世凱、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這些中國大軍閥的事跡都熟悉。1945年蘇軍開進北朝鮮，金日成政權馬上把他們上千個青年知識份子都抓起來了，用卡車裝運到北邊朝蘇邊界。下車後，士兵端着步槍押着他們向前走，不准回頭，誰回頭就便開槍打死誰，於是走到蘇聯來了。先在西伯利亞大森林裡的集中營伐木頭，釋放後到中亞安了家。

　　獄友中還有一位俄羅斯族的大學生，在卡拉干達工學院上二年級，1971年秋收時下鄉收麥子，和列寧格勒工學院的大學生一起幹活。列寧格勒大學生中有地下民主運動小組，吸收他參加了，但沒進行什麼活動。一次剛從地里下班回到村子，馬上被軍警包圍起來，所有參加民主運動小組的異議大學生全給抓起來，用直升飛機押到阿拉木圖。他說許多青年學生都嚮往西方，對現實十分不滿，認為蘇維埃制度已經走到盡頭，該進博物館了。而蘇維埃政權視異議人士為最大的危險，他的前途不是到西伯利亞極北的集中營長期監禁便是被送到瘋人院。他告訴我，在蘇聯生活，什麼都可以說，誰都可以罵，只要不寫成文字；偷摸拐騙，什麼壞事都可以干，只要不結成組織。這位大學生還有一項絕技，嘴裡吸滿氣後兩腮鼓起，用拳頭敲腮幫子，會發出打鼓般的乒乓聲。他天天表演，以博獄友們一笑。不過他的行動得不到別人的同情，除了我外，同囚的犯人和看守們都罵他“傻瓜”。

　　與我同過囚房的人除一個殺人犯和一個吸毒犯非常粗野、下流、蠻橫外，別的幾個人都相當文明，也有學問，同情我的身世。我的俄語雖然說得結結巴巴，也能和他們能說到一塊。我還結交了兩個好朋友，一個叫木拉特，北高加索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的印古什人，大學畢業後，在阿拉木圖一間印刷廠當工長，圓圓的臉，文質彬彬，才三十來歲卻禿着頭，樣子很像個哲學家，對人很和氣，從來沒有說過一句粗話，和我在一間囚室關了一個多月，也沒有見被提審過一次。他喜歡文學，一天到晚讀書，每天都向我朗誦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詩，也要我用中文給他背誦俄羅斯著名詩人的作品。別的我都忘了，把還記得的兩首給他朗誦了，一首是高爾基的《海燕》，一首是普希金的《墓志銘》：“這裡埋葬着普希金，他和他年青的繆斯。他雖然沒有做過什麼善事，可實實在在是個好人。”他聽後說中文音調抑揚頓挫，好聽。他告訴我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發生在他的故鄉，他的族人里。這樣一來，木拉特成了我意氣相投的好朋友，我們把他家裡送來的食品和立中兄弟給我的食品放在一起共享，還有計劃地安排，使不致在下一次收到食品前斷檔。他向我說了北高索的歷史和風俗民情。二次大戰時斯大林對北高加索人民的大屠殺，我還是第一次從他的嘴裡聽到的。他還在我的俄文練習本上寫了一首萊蒙托夫的詩，有幾十行，說詩情也發生在他故鄉，要我背下來。詩的意思我十分之一也不明白，但還是用了許多早晨花腦子硬是背下來了，能用俄語向他朗誦。但現在全忘在九霄雲外了，只記得一段的中文意思是：“姑娘，我對你喪魂失魄，你卻把我遺忘。我看到一個韃靼青年在你面前跳舞，歡欣若狂，原來是你看上他了。“他說他的女朋友多得很，不時把自己的艷史向我津津樂道。他被關進KGB監獄的原因是一個荒唐的故事：他們工廠新來了一個猶太工程師，主動要和他交朋友，投他所好，休息日請他去餐廳吃飯、歌廳跳舞，介紹姑娘陪他玩。這年新年，猶太工程師找了一套三間房的公寓住宅，帶來了三名俄羅斯姑娘和另一個工程師一起過新年，白天喝酒、跳舞、上電影院。晚上一對對男女分房間睡覺，每個晚上都交換伴侶，瘋狂地胡混了三天三夜，他和猶太工和師的交情更深了。六月的某天，猶太工程師拿了個提包，請他去長途公共汽車站接一位朋友，說了朋友的長相特點和穿的什麼衣服，也是猶太人，一眼便能認出，叫見面後把提包送給那個人。木拉特冒冒失失地接過提包代朋友接客了。可是到了長途站後，等着他的不是朋友的朋友，而是幾名警察，警察把他抓進局子，打開提包檢查，裡面是一層層用紙包着的金磚，一稱有兩公斤。走私如此多的黃金，當時是可以判死刑的，木拉特真是萬口莫辯。坐了四個月KGB大牢，他還不明白自己的猶太朋友到底是幹什麼的。

　　另一位好朋友叫華西里•伊萬諾維奇，也就是瓦夏，五十多歲了，是烏克蘭人，母親是波蘭人。瓦夏原來是當官的，雖然坐牢了，看守們仍然尊稱他的父名。他是衛國戰爭的軍官，復員後派到哈薩克斯坦不同城市機械廠當廠長，成年調來調去，最後調到江布爾州機械市場當經理。所謂機械市場，不是銷售機器的市場，是集中接收管理和給所屬本州的各個工廠調運、分配機器的單位，工廠和建築公司接受所訂機器後，貨款也交給該單位，權很大，掌握的資金也多。他說他已經五十多歲了，快退休了，想給麾下的職工做點好事。他轄下的職工中有一百多人沒有住房，1969年年底他扣下了一百多萬盧布沒有上交，用來為本單位蓋了棟四層住宅樓。蘇聯是一切按照計劃辦事的，私自動用公款蓋計劃外的住宅樓，不問目的如何都是大罪。上司發現後把他當成大經濟罪犯關進了KGB監獄，關了一年多，也不審，也不判。他在監獄裡人緣挺好，典獄長和看守都尊敬他、優待他。他所受的優待計有兩項，一是家裡送的食品加倍，一是可以兩天洗一次澡。我們同牢房的人也跟着他沾光了，吃他的東西，陪他洗加班澡。我和他關在一起的時間最長，有三個月。他說是他向典獄長請求把我和他關在一起的，因為他害怕吵鬧，也不喜歡粗人，而我是一個文明而安靜的中國人。瓦夏個子高大而肥胖，紅得像抹了膠水的臉，唇邊留着兩撮小鬍子，隔幾天便請看守帶他去理髮室修剪，他說這是布瓊尼元帥式的鬍子，我說更像老鼠的觸鬚。雖然他當了囚犯，但他的官長氣質還是沒有去掉，時常在囚房裡踱着方步，教訓保加利亞小青年如何應付審問，教訓大學生不好好讀書而去要求什麼自由民主，也教給我要如何運用列寧有關放棄沙皇在中國的一切權益的話去應對審問。有時一邊踱步一邊大聲叫嚷：“莫斯科的黨中央說他們為人民謀利益，勃列日涅夫說他的全部工作都是為人民的，我是真正為人民了，蓋房子給人民住，為什麼把我關起來？既不審也不判！”在監獄裡，每天給犯人送蘇共中央的機關報《真理報》。如果報上有不能叫犯人知道的消息和文章，則剪掉了。瓦夏每接到報紙後即對我說：“我們蘇聯的真理只寫在這份報紙的報頭上。”1971年冬天正是孟加拉獨立戰爭的時候，瓦夏收到一張印有孟加拉民族運動領袖拉赫曼頭像的報紙向看守大聲說：“拉赫曼為孟加拉人民坐牢了，我們報紙說他是英雄；我也是為人民坐牢的，你們卻說我是罪犯，這是為什麼？”在此次印巴戰爭和孟加拉獨立運動時期，蘇聯是開動了全部宣傳機器支持印度和拉赫曼的，也開動了全部的宣傳機器辱罵巴基斯坦和中國，說中國是巴基斯獨裁者葉海亞牙•汗的唯一盟友，給葉海亞運去大量武器以屠殺孟加拉老百姓。在一次審問我時，預審官給了我一本蘇聯印的畫報看，指着印着倒斃在孟加拉首都達卡大街上婦女屍體的照片對我說：“雷，這些女人是巴基斯坦軍隊用你們中國的槍打死的，為什麼中國要幫助葉海亞？”同時瓦夏還悄悄告訴我他從看守那裡得到的消息：蘇聯中亞軍區戒嚴進入戰爭狀態了。蘇聯在塔吉克斯擔派了重兵，只要看到中國部隊在帕米爾高原出現，立刻開槍消滅。孟加拉獨立是民族解放運動，拉赫曼政權一邊倒向蘇聯和印度，我心裡十分反感，覺得蘇聯和印度合夥是做不出好事來的。以後在流放地聽外國廣播，知道孟加拉發生了軍事政變，新政府上台後不親蘇也不親印，我心裡很高興了一陣子。話說到底，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獨立建國以後，給老百姓帶來了好處嗎？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一天不如一天，印度也處處欺負這個無還手之力的鄰邦。瓦夏的父母分別為烏克蘭和波蘭兩族，因此同情波蘭的自由運動和烏克蘭的獨立運動，卻又為蘇聯的強大而驕傲，說俄羅斯人是強有力的民族，誰也別想打敗俄羅斯，外國軍隊一進來俄羅斯嚴寒的天氣就把它打敗了。他的這種矛盾心態是當時許多非俄羅斯蘇聯公民共有的。他告訴我：“斯拉夫人中波蘭的文明程度比小俄羅斯人高（小俄羅斯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小俄羅斯人的文明又高於大俄羅斯。”一次他讀烏克蘭詩人舍甫琴柯的詩集，他指着書說：“他們在撒謊，舎甫琴柯是烏克蘭獨立派人士，不是什麼俄羅斯的愛國民族詩人。”在我接觸到的蘇聯人中，他是極少數表態擁護赫魯曉夫而仇恨斯大林的人。他說斯大林是個屠手，常常嘆息：“斯大林是個格魯吉亞皮鞋匠的兒子，俄語都說不好，卻統治了俄羅斯二十幾年，把我們烏克蘭人三分之一給殺掉了。赫魯曉夫是真正愛老百姓的，他要改革斯大林的暴政，要發展利於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輕工業，克林姆林宮的黨中央才不喜歡他，把他推翻了。”他也記了一肚皮的政治笑話。關在監獄裡，時間很多，不管白天黑夜，都可用來說話，瓦夏給我講的政治笑話如果都記錄起來，能夠編成一本小冊子，而且他還是敢於講笑話罵斯大林的人。以下是我記下來的幾首：

　　關於斯大林

　　1944年大反攻時，最高統帥斯大林和參謀長朱可夫在大本營對着地圖指揮戰爭。斯大林問：“我們的軍隊現在應該指向何方？”朱可夫答：“當然是西方。”又說：“我們的軍隊向西方挺進，把歐洲的資本家都扔進大海去。”斯大林不同意，朱可夫生氣，走到走廊上大罵“豬玀”。斯大林聽到了把他叫回辦公室問他：“你在罵誰？元帥同志！”朱可夫回答：“大元帥同志，我當然在罵希特勒。”

　　斯大林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坐在一架飛機上，忽然看到一個鬼用鋸子鋸飛機翅膀，兩人大為吃驚，邱吉爾求鬼說：“快停下來，我給你別墅、商店，叫你回去當百萬富翁。”鬼不聽，繼續鋸。邱吉爾又急着請求：“快停下來，我讓位給你，叫你當大英帝國的首相。”鬼還是不聽。邱吉爾急着問斯大林怎麼辦？斯大林對鬼說：“鬼同志，你鋸得非常好，我要吸收你當我們集體農莊莊員。”鬼聽了害怕了，馬上扔掉鋸子，逃得無影無蹤。

　　關於勃列日涅夫

　　在共產黨代表大會上，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問代表們：“1980年以後我們就沒有肉類供應了，同志們，怎麼辦？”全場默然。忽然一位代表站起來回答：“我們用一天工作十小時來解決，總書記同志！”勃列日涅夫又問：“到1981年後我們就沒有牛奶供應了，同志們，怎麼辦？”又是全場默然。過了一會兒還是那個代表回答：“我們用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來解決，總書記同志！”勃列日涅夫再問：“到了1982年後我們就沒有麵包供應了，同志們怎麼辦？”還是同一位代表大聲回答：“用一晝夜工作二十四小時來解決，尊敬的總書記同志！”聽了這位代表的話，勃列日涅夫感動的流出了眼淚，他想了想又說：“同志，謝謝您對黨的支持，我黨找到了解決困難的辦法。但是我們全民一晝夜干二十四小時的話，又到哪裡找到那麼多的活干呢？”“這很好辦，到火葬場去工作，尊敬的總書記同志！”那位代表回答。

　　印度總理莫迪拉•甘地夫人訪問蘇聯，勃列日涅夫在紅場上致歡迎詞：“您好，尊敬的梅厄夫人（其時的的以色列總理）！”秘書小聲對他說：“總書記同志，你說錯了，我們歡迎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勃列日涅夫聽了回答：“是呀，我也知道我們歡迎的是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可是你們給我打印的歡迎詞稿子上印的是梅厄夫人。”

　　蘇聯發行了印有勃列日涅夫頭像的郵票之後，郵局職員紛紛向上司訴苦：信封上的郵票都沒有貼牢，經KGB特工調查，原來寄信者把口水都吐到了郵票正面而不是塗到反面。

　　關於蘇聯共產主義制度

　　共產主義像地平線，你越向他走去，它離你越遠。共產主義還有鈔票沒有？教條主義者回答：沒有！修正主義者回答：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回答：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

　　共產黨和資本家有什麼區別？

　　資本家關心的是金錢，共產黨關心的是人民；資本家把金錢鎖起來，共產黨把人民關起來；資本家認為錢多了地位就高了，共產黨認為有了地位就有了錢。

　　一個蘇聯人和一個美國人一起閒談，美國人吹牛皮：“我有三輛小汽車，開福特上班，開卡吉拉做客，開伏里瓦到歐洲旅行。”蘇聯人聽了笑着說：“那有什麼了不起，我上班坐有軌電車，下班坐地下火車……”蘇聯人話還沒有完，美國人忙問：“那到歐洲旅行你坐什麼車呢？”“坐坦克！”蘇聯人回答道。

　　前面提到的那位大學生也給我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笑話，記在下面：

　　在大學講堂上，政治經濟學教授給大學生講“什麼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一體化”，講的冗長而含混不清，大學生請他舉例說明，教授同意了。教授說：“保加利亞把陶泥出口給我們，我們製成泥哨後出口到蒙古，蒙古的牧民吹着哨子指揮牧畜。而他們的羊呢？”“出口給我們”大學生爭着回答。教授說：“不對，出口給東德，東德用羊肉製成美味的罐頭”“出口給我們”，大學生又搶着回答。教授說：“不對，出口到西方，換成外匯。再把羊毛出口到捷克，捷克人把羊毛做成漂亮的服裝，出口……。”“給我們，”大學生答。教授說“不對，服裝出口到西方，換成外匯。東德再把羊皮出口到匈牙利，匈牙利製成漂亮的皮革，出口……。”“給蘇聯。”大學生又異口同聲說。“不對，出口到西方，換成外匯。”“那我們蘇聯得到什麼呢？”大學生奇怪的問。教授回答：“我們得到外匯，美元，或馬克，因為我們向東德，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出口武器：飛機、大炮、坦克。”

　　看來，瓦夏對在蘇聯坐牢，蹲集中營都有經驗，他每天把吃剩下的麵包請送牢飯的俄羅斯大嫂切成小塊，用油炒成麵包幹保存起來，又把剩下的煙頭煙絲留下，和發的莫合煙混合保存起來，叫我也和他一樣做。他說：“得準備，走西伯利亞，到那邊的集中營，要挨餓，也沒有煙抽。”他在這個監獄關了一年多，看守都混熟了，常常在送飯洞口說些悄悄話，知道很多獄外的消息。坐牢後，每隔半小時便能聽到轟隆隆的機器響，為什麼？我問別人誰也不知道。問瓦夏，他先告訴我：“ＫGB監獄裡的囚犯都是外國人和蘇聯自己的重刑犯，有等級。監獄有三層，地面一層，地下兩層，我們是關在地面一層的。地下兩層缺少空氣，所以，每半小時要開一次通風機，給死刑犯送空氣，機器響聲是通風機的聲音。”他說關死囚牢房裡的人有一些是中國人，中國人逃來蘇聯後，如果ＫGB認定他的身份是間諜，便一律處死。犯人在受刑前，看守把他們帶到澡堂洗澡，換上乾淨衣服，到理髮室理髮，刮臉，用布蒙上眼睛，會有兩個彪形大漢從暗室里走出來，用繩子把他勒死。聽瓦夏講起來，真毛骨聳然。

　　瓦夏長期經營機械市場，對蘇聯工廠的設備水平相當了解。他說蘇聯民用工廠的設備都技術落後，哈薩克斯坦要好一點，西伯利亞勞改營工廠的設備有的還是“十月革命”時代的。而蘇聯軍火工廠的設備都是世界最先進的，軍工廠淘汰的機器比民用工廠的還要進步好幾代。幾年前上司命令他到莫斯科接受一批軍工廠淘汰了的車床。他到了莫斯科，部里命令他去馬雅可夫斯基廣場接收機器，他聽着奇怪極了，瑪雅可夫斯基廣場哪裡來的車床呢？到約定時間他站到瑪雅可夫斯基銅像下，有兩個人早就等着了，帶他上了小汽車。車子開出莫斯科城區進入大森林，帶他的年青人用黑布蒙上他的兩眼，車子走了好久才停下來，下車了也沒有解掉蒙眼布。兩個人扶着他進入一間房子坐下，才揭去黑布，已經來到廠長辦公室了。廠長還是個將軍，告訴他三台車床已經裝上了集裝箱卡車，要他親自把車押運到阿拉木圖，對別人決不能說出車床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說完，在辦公桌上的卡片盒裡拿出一張卡片交給他，叫陪來者陪他到軍工廠食堂里吃飯。瓦夏說他從來沒有吃過那樣高級的席，桌子上擺的全是商店買不到的食品，真正的黑魚子醬，西方進口的魚罐頭，中國來的火腿罐頭，還有可口可樂和真正的正牌伏爾加酒。

　　典獄長是個俄羅斯少校，副典獄長是個哈薩克上尉，每個月都要傳問我一次，問有沒有人欺負我，如果有，他們會懲罰或者給我換囚房。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的副檢察長是個大高個，大肚子的俄羅斯人，他也光臨牢房視察了一次，看見我在學俄語，對我說：“我們的外國人勞改營有俄語學習班，如果你到那裡服刑，學俄語的條件也很好。”瓦夏告訴過我，在蘇聯的各種監獄中，KGB監獄是最文明的，不打罵犯人，沒有刑訊逼供，別的執法機構都是一片黑暗，沒有錢會輕罪重罰，給了錢，殺人犯都會買到無罪釋放，是獄霸的天下，沒有錢財給他們進貢，天天都會挨打受罪。為什麼這樣？因為KGB監獄的犯人都是外國人、犯罪的官員或異議分子，不知道哪一天這些人又會翻身出頭，所以監獄的獄頭獄卒們不敢對他們胡來。牢房走廊盡頭是一間寬大的看守休息室，裡面有電視機，一些受優待的犯人常被叫去看電視，瓦夏是其中之一。那時世界上發生的一些大事，像印巴戰爭，尼克松訪華，蘇聯軍艦開到孟加拉國吉大港掃雷，智利的馬克思主義者總統阿連德掌政，美國的芝加哥修建了比紐約帝國大廈還要高的大樓，還有美元貶值等諸般消息，瓦夏看過電視新聞後都會告訴我。他還說我們這層牢房裡住着一個服刑的德國姑娘，叫愛瑪，是個大美人，專洗辦公室和走廊地板，每個看守都勾搭她，調笑她。在囚房裡，我也不時聽到看守們“愛瑪，親愛的”的調笑聲和“不要這樣，不要，不要”的女人哭喊聲。瓦夏說還有幾個中國人和他一起看過電視。後來我知道被關的中國人中有幾個暗探，而且幾乎是職業的。他們是KGB的狗腿子，偽裝成囚犯和中國人關在一起，偵探自己同胞的消息。我認識一個住在阿拉木圖的叫邵謂敏的蘇州人，當過鞋匠，後來又先後移居卡拉干達、阿斯塔拉和塔什乾等中國人集中的大中城市。1988年他回蘇州探親，給被他偵探過並出賣過的人發現了，告到安全局，安全局把他關了起來。他的俄羅斯妻子在政府大門前大哭大叫，安全局才放了他。姓邵的就再也不敢回中國了，日子過得非常窮，塔什干的中國老鄉誰都不願幫他的忙。1974年我從柯吉達夫流放地坐火車去阿拉木圖，在通車廂里碰到一個中國人，交談之下，他說：“和你在一個農場住的是不是有個姓麻的中國人？他可不是東西。我剛來蘇聯坐牢時，麻也裝成新越界的中國人和我關在一間牢房裡，晚上他寫我的匯報材料時給我發現了。如果再見到他，我要揍他一頓。”

　　1972年的元月份和二月份，一直下着大雪，每天從牢房狹窄的窗戶向外望去，都是大雪紛飛。在雪下得特別大和特別冷的時候，也不放風了，因為沒有給囚犯發棉衣。有時好不容易放風了，我在空中接幾片雪花嘗嘗，在新雪覆蓋的地面上踩幾腳，聽鞋底下發出的吱吱聲，享受到了大自然給人世帶來的樂趣。我日夜想念中國，陰霾的天空，冰封的大地，什麼時候才有春化的一天呢？重重哀思，眼淚早流幹了，剩下的只是血。小時候讀《紅樓夢》，很奇怪林黛玉為什麼會有眼淚越來越少的感覺。這時候我知道了，眼淚不僅可以流少，還可以流干的。在這個寒冬，我用血和淚寫了兩本書稿，中篇小說《哀思》和紀實報告文學《新疆的流民問題》，可以算作我國第一批傷痕文學了。雖然沒有機會出版。這裡，我把《哀思》的男主人公向他離去的妻子說的最後幾句話錄在下面：

　　“園子！我不會埋怨你，更不會恨你，雖然我永遠失去了你。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個弱女子，如果沒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會更沒有力量去承擔那些苦難，比死亡還要嚴酷的苦難。

　　“園子，把我們過去的一切都忘掉吧。在今日中國，遺忘是唯一的靈丹妙藥。你忘掉了，總會有人，不是我們這一代便是下一代，來重提我們曾忍受過的一切的。

　　“園子，我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媽媽也要活下去，在最大的不幸和苦難中我們都要活下去。英國詩人雪萊寫過：冬天來了，春天還會晚嗎？”

　　《新疆的流民問題》是我在牢房裡寫的一本小冊子。

　　嚴寒的冬天在苦難的中國大地上是延續得太長了。自從1958年以來，流民，也即官方稱之的“盲流”（指向城市，向邊疆地區盲目流動的中國公民）是中國各大城市的最大人文景觀。他肇始於“大躍進”，興盛於三年大饑荒，到了“文革”時更是逃難者漫天飛，完全無法收拾了。盲流全是執政黨的荒政造成的。記得1961年秋我從北大畢業後遠戍新疆，從鄭州轉火車西行，車廂里擠滿了盲流，站的地方都沒有，座位下，行李架上躺的都是人，我從鄭州站到西安才找到個座位坐下來。到了新疆，更是“盲流”的天下，分配我到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離中蘇邊界只有七公里的霍城縣城的霍城第一中學教書，我們的大部分學生都是“盲流”的孩子，也有的是河南，安徽，四川各省孤身漂流幾千里來新疆投親靠友的小“盲流”。“文革”中把我押送到伊寧市附近的南台子煤礦挖煤和天山下的大東溝修水渠，和我一起幹活的礦工和農民大部分也是。他們中間真是三教九流，無奇不有，當過官的，在朝鮮打過仗的，從北平輔仁大學畢業的天主教傳教士，甚至還有參加紅軍長征後流落在甘肅河西走廊的共產黨西路軍戰士。有的人還是滿腹經綸，行俠仗義闖天下的俠男俠女。在他們中我結交了好幾位知心朋友，有的還救過我的命。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上等人，所以我對“盲流”有極深沉的感情。1968年冬天，我躲藏在新疆大學我的學生處避難，一次在食堂吃飯時看到了副校長張東月，他的胳膊上戴着個白布大袖章，上面有毛筆寫着“大叛徒”幾個字。張東月是老共產黨員，是新疆有名氣的黨內學者，他起始就是因研究“盲流”而獲罪的。他著文考證1958年後中國的流民規模超過了我國歷史上最混亂的“五胡亂華”民族大遷徙。見到張東月，我想起了他的研究，我也下了決心，只要能活下來，一定寫一本關於“盲流”的書，為我的“盲流”朋友們說幾句公道話。所以在安靜的牢房裡我奮筆疾書，十幾天便把八萬字的《新疆盲流問題》的文稿寫成了。我依據1968年底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公布的全新疆人口數測算，進入新疆的“盲流”到那時為止有兩百萬人。兩百萬人，是一支開發新疆的百萬雄師，是一垛保衛疆界的鐵壁銅牆啊！但社會遺棄了他們，政府歧視他們，是荒政製造出來的一個新種姓，而他們卻在為邊疆的開發和安全出力，出汗，出血。在文稿的扉頁上，我寫下了如此的題詞：“獻給我在新疆流浪的朋友們，如果他們中間有人死去了，就作為對死者最真誠的懷念。”出獄時，這兩篇文稿沒有被KGB沒收，而且我以前寫的《動亂的四年》文稿（逃跑時丟失在集體宿舍，他們從我的住處搜到的）也有了下落。一次，翻譯傳我到預審室，對我說：“現在法庭要開庭審理你的案件了，我們還要幫助你，減輕你的刑。我們把你寫的回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文稿拿走了。你寫一張條子，把稿子自願捐獻給我們，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利，我們會叫法院從輕發落你。”反正入了KGB之手，文稿是要不回來了，只好寫條子“捐獻”給了KGB。1976年我在塔拉斯市逛書店，看到了一本小書，俄文書名就叫《動亂的四年》，作者署的卻是哈薩克人，書前介紹“他”是新疆大學學生，是“文革”時逃到蘇聯來的，顯然是剽竊了我的著作的內容，用化名或他人的名字發表了。出於對KGB和蘇聯的反感，我也沒有去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