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魏忠贤变法

天启皇帝当然不可能根据杨涟这种无根据的罗列一大堆罪名就处理魏忠贤，而是下旨谴责了杨涟，把他革职回家。没过多久，杨涟本人也被牵连进入“封疆贿案”中，下狱审讯。叶向高知道已无力再挽救危局，强烈要求辞职，获得了批准。随后，根据汪文言的供述，一大批东林党人被捕，还有很多则被革职或被迫免职。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势力很快就被洗刷一空。

东林党人声称，除了汪文言贪污的那两万两银子外，其他人的贪污腐败罪名全都不成立。汪文言等人的供词是伪造的。

“封疆案”的主审是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后来东林党翻案的时候，许显纯被抓起来审问。他始终拒绝承认有伪造供词的行为。东林党就把死在锦衣卫监狱里的“东林七君子”之一的黄遵素的儿子黄宗羲找来“旁听”刑部审讯。审到一半的时候，黄宗羲突然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铁锥来，往许显纯身上乱扎，扎得他鲜血直流。黄宗羲并非审讯人员，在刑部大堂公然行凶，审判官竟然不加以阻拦，就这样坐着围观。一直到许显纯无法忍受铁锥的折磨，被迫招供。刑部根据这样取得的供词，判处许显纯死刑。后来审问另一个魏忠贤的手下李实的时候，刑部又默许黄宗羲这样干了一次，再次成功取得他们想要的证词。

东林党人据此大力夸赞黄宗羲，称他是孝子、英雄。

黄宗羲为父报仇心切，可以理解，但法司竟然纵容这种行为，显然是不对的。所以许显纯证词的可信度恐怕也需要打个折扣。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那些被控贪污下狱的东林党人罪名是否成立，只能存疑。

尽管个别人物的具体罪证我们无法确信，但我们肯定的是：东林党是一个腐败无耻的政治集团，其成员大多具有道学家一贯的伪善特征，嘴上说的冠冕堂皇，背后尽干一些无耻的政治交易。在被魏忠贤以贪腐的罪名整治的东林党人中，有个别人可能是被冤枉的，但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罪有应得。

他们出于党派私利，让熊廷弼英雄无用武之地，犯下了死罪，然后亲自判处他死刑，一转身又收受熊廷弼的贿赂，为他保命。他们嘴上喊着要促进国家政治清明，喊得震天响，真正掌权以后，既不反腐败，也不抑制土地兼并，更不打击商业垄断，天天排除异己、清洗非东林官员，拼命给大商业资本减税，除此以外啥正事儿都不干。他们集体把持中央权力三年多，干的正事还不如海瑞一个人在应天巡抚任上七个月干的多。这种政治集团，要说大多数人都是清正廉明之士，绝无可能。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高喊道德文章的东林党人能够无耻到什么程度。“东林七君子”之一的缪昌期，在翰林院当官期间，竟然鸡奸年轻貌美的翰林学士冯铨。东林党人文震孟的儿子文秉在其个人笔记《先拨志始》中这样记载：“翰林冯铨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馆颇狎之，左谕德缪昌期狎之尤甚。铨之父冯盛明为辽阳兵备，因边患望风南奔。铨求援于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这里这个“狎”当然是委婉的表述，就跟“狎妓”是一个意思。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翰林冯铨是河北涿州人，年轻俊美，其他翰林纷纷对他进行性骚扰，左谕德缪昌期干的最过分。冯铨的父亲冯盛明为辽阳兵备，因为辽阳失守而被追究责任。冯铨于是四处哀求东林诸君子救他父亲一命，因此不得不对缪昌期的无礼要求一再顺从。”

此时冯铨才二十岁，而缪昌期已经五十多岁了。冯铨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的，但是被东林“诸君子”如此侮辱，不堪忍受才投靠了魏忠贤。后来还因为才能出众当上了内阁首辅，不过没多久就因为贪污腐败而被魏忠贤赶走了，用崔呈秀取代了他。

天启五年十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六君子”下狱死后三个月，皇帝下诏提出了几条改革措施：

第一条，是降低田赋负担：“天下田赋因比年东西未宁，军兴费重……小民困累极矣。其免天下宿逋一年。以补纾目前新旧并征之苦……小民拖欠者尽行蠲免”。

第二条，是降低人民养马的负担。因为马户需要寄养朝廷的军马，一旦马匹生病、死亡或者被认为变得瘦弱了，就会被要求赔偿，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诏书下令，以后出现类似情况，如果经过勘察，养马户“无作践情弊”的，“准免陪补”。

第三条，就是增加商税来充当军费：“各路关津隘口，商货经由处所，曾经万历二十七年等年设立征榷者，近因新旧兵饷诎乏至极，暂议开复”。这就把万历年间新增的商税而被东林党废除的部分重新恢复了。

第四条，禁止地方官僚集团私自从商业活动中抽分。“有擅立牙行、私抽税钱、网利病民者，抚按官严行查革参奏重治”。

所谓“擅立牙行、私抽税钱”是地方官僚比较喜欢干的事。他们一方面反对国家依法征税商税，另一方面垄断地方商业活动谋利。

“牙行”就是贸易中间商，主要活动包括撮合交易、代商人买卖货物、设仓库保管货物、代政府征收商税等等。明代经营牙行者必须经官府批准，并发给执业凭证和帐簿。地方官员通过掌握批准牙行经营资质的权力，也就可以控制牙行，再通过牙行垄断商业贸易，规定任何大宗商品交易必须经过牙行中介。这样就可以从商业活动中赚取暴利。

明朝初年的时候，朱元璋曾经下令禁止设立牙行，规定一切商品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

。但商品交易确实也需要中介。商人全国各地流动，买家买到假货也无法维权；卖家则对不同地方的物价也不够了解，不太容易准确定价。所以需要牙行在中间担保，以专业经纪人的知识和经验对卖家的货物进行查验、评价货物价格等等。朱元璋在禁止牙行的同时，允许地方政府或商人在城镇设立“塌房”，为商品交易和存储提供空间。这个“塌房”慢慢的也就发挥了牙行交易中介的作用。

后来朱元璋也认识到了牙行存在的必要性，于是做了妥协，允许设立牙行。《大明律》规定：设立牙行必须官府批准，发给“牙贴”方准许经营。牙贴有年审制度，每年审查一次，查验合格的才能继续经营。牙行主人一般要求是长期居住在本地的户籍人口，家族财力雄厚，而且必须有比较大的房屋作为经营场地。这样买家在这里买东西出了质量问题才能找到人赔偿，卖家的货物寄存在这里才不用担心被卷跑。牙行要把每一笔交易的商品信息和交易双方的信息都登记下来，每个月供官府查验一次，并代征商税。这样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明代牙行制度，为明朝商业繁荣打下了重要基础。东林党人缪昌期（就是把叶向高为魏忠贤说好话的事透露给杨涟的那个家伙）的父亲缪炷，就是牙行老板。

但是，朱元璋并没有规定牙行有商品交易的垄断权利，买卖双方直接交易仍然是合法的。这个制度在地方执行的时候慢慢的就给搞歪了，直接交易被禁止，一切贸易活动必须通过牙行。地方政府私发牙贴、私设牙行抽分，不向中央交商税成为普遍现象。

至于私设税关，也是地方官吏喜欢干的事，收上来的商税就直接进入地方小金库，而不再上交中央。所以为什么万历皇帝派税监下去征税那么招人恨，就是抢了牙行的利润和地方官僚自己税关的税源，因此遭到地方豪强的激烈抵制，暴乱四起，不仅把征税的人杀了，还把税收衙门都给一把火烧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政策分歧，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在农民和商人之间的利益选择，魏忠贤的政策偏向于农民，东林党偏向于商人。这个层面已经被很多明史爱好者注意到了。但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在商民中间，东林党人其实是注意保护大官僚的商业利益。官僚们把商业活动的利润通过垄断牙行和私设税关等方式纳入私囊，而截留中央财政收入。所以东林党所谓的关心商业发展之类的口号，不过是腐败的官僚集团为了从中央财政中抢夺商税的一个旗号而已。魏忠贤的政策就是严厉打击这种非法收入，把这部分收入变成国家的商税，并用于支付军费，以减少农民和马户的负担。

跟万历皇帝派遣税监征税引发抗税运动一样，魏忠贤派遣的税监同样遭遇到了地方势力的激烈抵抗。最典型的是苏州。这里万历二十九年发生“织佣之变”，打死了几十个国家征税人员，结果竟然没什么事儿。没有官员被追究责任。暴动领袖葛成早就给放出来了，天启年间一直在苏州居住，得到了地方豪强的隆重奖赏，成为万人敬仰的大英雄。受这件事情的鼓舞，苏州的地头蛇们还想继续再玩一次官逼民反的好把戏。

征税太监李实在苏州收税，遭到巡抚周起元的抵制。李实上书弹劾周起元，说他每天不干正事，却喜欢召集一大批东林党人在家研究道学，所谓“善政罔闻，唯以道学相尚”。包括高攀龙、周顺昌、黄尊素、缪昌期等人经常以私事跑到周起元家里讨论政治，主要就讲两条，一条是太监收税不合法应该抵制，第二条是各种商税能少交就少交、能拖延就拖延。周起元还把国家拔下来用于支付织造工匠的工资十万两银子，换成分量不足的薄钱用来发给工匠，中间的差价被其中饱私囊。引发民怨，“迄今吴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

皇帝下令把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等人逮捕进京治罪。在逮捕周顺昌的时候，苏州再一次爆发了动乱，“愤怒的群众”冲进州府衙门，殴打朝廷派来的锦衣卫，打死一人，打伤多人。

根据历史经验，上次葛成他们打死好几十个人都没事儿，这次才打死一个人，“愤怒的群众”已经相当克制了。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朝廷妥协，召回太监李实，暂停征收商税。但这一次他们遇到的不是软弱的万历皇帝，而是铁腕的天启皇帝和魏忠贤。魏忠贤声称这是赤裸裸的造反，威胁派兵镇压。地方势力被迫妥协，交出了五个带头闹事的人。这五个人被逮往北京处决，商税仍然继续征收。后来东林党衣钵传人、复社领袖张溥写了《五人墓碑志》来纪念这五个人，称之为“豪杰”、“志士”。

这些人到底能不能算是“豪杰”、“志士”呢？我们假设东林党说的都是真的，这五个人确实是出于义愤而带人攻击锦衣卫的，只有公心没有私心。那么，从苏州的一部分商民的利益来看，他们确实是豪杰、志士。

但我们又要看当时整个国家的大背景。当时明帝国其实已经处于战时紧急状态，国家面临重大外敌入侵的威胁，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政府需要增加税收保卫国家安全、恢复故土。这些人出于一个地区、一个阶层的利益，暴力抗税，那么就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们是什么豪杰、志士了。

对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来说，面对后金的军事威胁，如果不能迅速镇压这种内部叛乱，该收的税收不上来，让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吃不饱穿不暖，那么就是对天下国家不负责任的做法。

《熹宗实录》卷64

《明会要·食货五》

《熹宗实录》，卷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