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天启皇帝刚刚作出决定，大力支持毛文龙之后不久。年仅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突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了。据《明史》记载，他是死因跟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一样的，都是在船上游玩，不小心落水，被救起来以后就落下了病根，最后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去世。

天启皇帝没有儿子，就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崇祯皇帝。

天启皇帝临终前，拉着朱由检的手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一般皇帝去世，留下政治遗嘱都会做一大堆政治安排。而天启皇帝死前，除了要弟弟照顾好张皇后这种私事以外，有记录的政治安排，就是希望他的弟弟能够继续重用魏忠贤。这里面有个人感情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政治考量。

天启是客氏和魏忠贤看着长大的，他们之间不仅是君臣关系，彼此之间还是亲人。刚开始天启皇帝并没有想着重用太监，而是非常依赖在“移宫案”中表现突出的东林党，只派遣魏忠贤去干一些诸如修建皇帝陵墓之类的事情，不涉及国家政务。只是因为东林党实在是表现太烂，才把一些军务交给魏忠贤去处理，结果发现魏忠贤确实能干，再逐渐加以提拔、赋予更多的权力，把东厂也交给他管理，负责对后金的情报和间谍战。君臣二人联手对东林党中的极端分子加以整肃，严惩腐败，打击地方黑恶势力，增加国家税收，有力的保障了前线的战争经费。

在这中间，军事战略实际上还是东林党人孙承宗负责制定的。天启皇帝对自己这个学识渊博的老师非常尊重和信任。在军事上，天启皇帝对魏忠贤不是很放心，没有交给他大权。但是孙承宗仍然表现很烂，柳河之败后被迫走人，他的继承者袁崇焕继续执行孙承宗的战略部署。经过好几次的战争检验，天启皇帝逐渐发现，原来魏忠贤反对孙承宗也是对的，对他的信任就进一步加强了。君臣二人又开始联手推动辽东战场的战略转变，放弃孙承宗的堡垒战术，按照《孙子兵法》里说的“以正合、以奇胜”的方式，将正面战场定位为防御为主，而把主动进攻的任务转移到东江镇。

等天启皇帝去世的时候，对后金战争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虽然谈不上是什么胜利，但毕竟重要的城市是守住了，没有出现沈阳、辽阳和广宁那种奸细给敌人打开城门失守的情况。由于有毛文龙在后方牵制，后金在没有奸细内应的情况下，要想强攻这些坚固的城池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东江镇逐步发展壮大，成功抵御了后金的大规模入侵，成为了后金的心腹大患。此外，根据毛文龙的再三警告，后金有可能从蓟门镇进攻，天启皇帝又命令魏忠贤把喜峰口等长城北部的关口整修一新，加以重兵防御。蓟门、山海关的坚固防守配合毛文龙后方进攻的抗金战略基本成型。后金正面强攻无法取胜，后方又面临威胁，在东江游击战的鼓动下，内部辽民逃亡叛乱不止，粮食紧缺，在战略上已经处于被动态势。

除此以外，魏忠贤还用了两年的时间，花费了五百多万两银子，把万历二十五年被雷电击毁的三大殿修建完成了。而万历皇帝时期想要修，文官们给出的预算是一千五百万两银子，吓得万历皇帝到死也没敢开工。在修建期间，天启皇帝努力学习了不少木建筑的知识，亲自参与工程设计。这种事情皇帝亲自出马，而且学习点专业知识，可以避免很多欺上瞒下、贪污浪费的情况出现，节约经费、提高工程效率。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三大殿才能极为高效、省钱的完成。但这个事情被东林党借题发挥，不停在造谣，把皇帝描写成天天研究木工活儿，完全不懂政务的文盲。而魏忠贤就是利用天启玩木工的机会独揽大权，迫害忠君爱国的东林人士。

其实，正好相反，天启皇帝努力学习木工，说明他并不是完全信任魏忠贤，没有把三大殿的事情交给魏忠贤就甩手不管了，随便魏忠贤开销。他自己成为木工专家，魏忠贤想要骗他也骗不了。

从天启让孙承宗制定军事战略和自己学习木工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天启皇帝很懂得权力制衡和监督的道理。他并不是贪玩昏庸不理朝政，把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魏忠贤。《熹宗实录》中有记录的天启皇帝出席早朝，与大臣们讨论政务的次数就有一百九十多次，平均每个月两到三次。东林党执政时期、整肃东林党时期和魏忠贤完全掌权的时期，上朝的频率都差不多。魏忠贤是通过努力工作、表现出色才逐步赢得皇帝信任的。所以天启临死之前才觉得最重要的政治交代，就是要继续重用魏忠贤。有魏忠贤在，他就放心了。

这里面的过程，天启皇帝知道，魏忠贤也知道，但是即将继位的信王朱由检不知道。

作为藩王，朱由检完全不能过问朝政。兄弟之间感情很好，逢年过节朱由检都要进宫向哥哥请安。但这种礼节性的联系，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渠道，让朱由检知道真实的宫廷内务和高层决策机制。

这种情况下，东林党造谣的威力就发挥出来了。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到处宣传，魏忠贤如何联合客氏迷惑皇帝、迫害忠良，在宫内杀死宠妃、迫使皇后堕胎，甚至图谋篡位等等，把魏忠贤描写成了心理变态、祸国殃民的“权阉”。

当天启皇帝握着朱由检的手嘱咐他魏忠贤忠贞能干、可计大事的时候，朱由检虽然表面点头称是，内心却完全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己这个哥哥已经被魏忠贤迷惑，晕了头、中了邪，竟然临死还要为魏忠贤这种极品坏蛋说好话，真是昏庸的可以。

接下来，朱由检进宫当皇帝，甚至在自己兜里揣了一张大饼，宫中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因为害怕魏忠贤要给他下毒毒死他。晚上睡觉睡不着，起来转一圈，看见有侍卫太监带着刀，就把他的刀借来放到自己枕头边上才能睡着。

实际上，魏忠贤什么事儿也没有干。他对天启皇帝的去世极为悲伤，几乎是伤痛欲绝，守着天启的棺木痛哭了好几天，到最后都哭不出声来了，就盯着棺材发呆。至于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发展，他也没有做任何安排，反正等着新皇帝下命令就行了。

就这样，朱由检还被吓得自带干粮进宫当皇帝，可见他被东林党的谣言忽悠的有多么厉害。

正式登基以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也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崇祯始终生活在被东林党谣言所塑造的并不存在的政治阴谋当中，一方面想干掉魏忠贤，一方面又害怕把魏忠贤惹急了会杀掉自己谋反篡位。崇祯对文官集团编写的历史教材诸如《资治通鉴》这些东西估计应该是认真学习过，对上面描写的铲除奸臣的套路比较熟悉。小心翼翼的以各种理由先排除魏忠贤的亲信。而对于各种弹劾魏忠贤的奏章，一方面假装不采纳，一方面对这些人提拔重用。魏忠贤当然很快就明白新皇帝的意思，就一再主动提出辞职。崇祯则认为这是一种试探，假惺惺的加以挽留。

最后，崇祯觉得已经布置成熟了，这才接受了魏忠贤的辞职，将魏忠贤发往孝陵闲住。

魏忠贤一走，东林党立刻发动更大规模的弹劾，之前杨涟的“二十四罪”又被翻出来重新弹劾一次。崇祯皇帝立即决定，派锦衣卫去将魏忠贤逮捕回京受审。在锦衣卫还没有到的时候，魏忠贤知道消息，就在半路自缢身亡了。

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人迅速被崇祯提拔重用，重新掌权。东林党的反击是极为残忍的。魏忠贤虽然死了，仍被下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客氏先是被发往浣衣局洗衣服，没过多久又被下令鞭死。魏忠贤的亲信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那些与魏忠贤结盟的官员们被打成“阉党”，包括兵部尚书崔呈秀在内的二十五人被处决，十一人被判处充军戍边，其余二百余人分别被判流放、徒刑、革职等处罚。东林党全面起复。在他们记录的历史中，朝廷再次出现了天启初年那种“众正盈朝”的局面：政治清明、人才济济，国家大有希望。

东林党上台，除了人事变革以外，还要把魏忠贤在位期间的恶政加以废除，最重要的当然是减免盐课和商税，召回各地的税监，保障大盐商和其它商人的利益。然后，对魏忠贤制造的各种冤案加以平反，黄山采木案中的吴养春一家，没收的财产六十多万两银子全部退还给吴家，期间各种被贪污罪名整肃的东林党人的财产也都要退还。

这样一整，中央财政马上就非常缺钱了。为了省钱，东林党人提出了两个方略，第一是减少军费开支；第二是裁撤部分驿站。东林党的根据地东南地区的驿站很重要，当然不能随便裁，但是西北地区的驿站，实在是没什么用，所以就被大幅度裁撤了。

这两个方略很快就引发了两件小事。

第一件“小事”是军费被压缩以后，辽东军饷很快就不够了。崇祯元年的八月，宁远爆发兵变。当时宁远守军的粮饷已经拖欠了四个月，计五十三万多两银子。新上任的辽东巡抚毕自肃连续九次上疏，请求拨付买马款、买军械款、赏金、月饷，但户部没有下拨任何资金。士兵们冲进辽东巡抚衙门，将毕自肃、总兵朱梅等捆绑起来索要粮饷，衙门里面的敕书、旗牌、文卷、符验等，散碎狼藉，荡然无存。毕自肃无力解决，上吊自杀。

宁远兵变发生的时间，距离天启皇帝去世已经一年，距离魏忠贤自杀已经八个月。而粮饷的拖欠时间是四个月，其责任显然在崇祯皇帝和重新当权的东林党头上，怪不到魏忠贤头上。魏公公当政的时候军饷都是按时足量发放的，从来没有因为缺饷发生过兵变。

第二件“小事”就是西北地区的驿站被裁撤以后，有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失业了。他走投无路，选择了造反。

这两件事在当时还看不出来对明帝国有什么影响，士兵哗变和农民起义都是帝国的常态，时有发生，绝大部分都闹不大的。要再过几年，大家才知道它们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重获政权的东林党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两件事的危害。他们掌握了政权、减免了商税，还有第三件大事要做，就是重新掌握军权，恢复孙承宗当年制定的辽东军事战略。

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显然是袁崇焕。他是孙承宗军事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又被魏忠贤“迫害”而遭免职。于是，在崇祯元年五月，经过东林党党魁、内阁次辅钱龙锡的推荐，朝廷决定从新启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师。

崇祯皇帝亲自接见了袁崇焕。根据东林党人之前制造的舆论，袁崇焕已经被描绘成了一个足以与古代名将相提并论的伟大统帅，对国家和民族绝对忠诚，战功赫赫、英勇无畏，深受不白之冤而又毫无怨言。崇祯皇帝从儒家学者编写的历史书当中得知，以前的很多朝代之所以会灭亡，都是因为皇帝荒淫昏庸、猜忌残害忠良所造成的。所以他决定对面前这个忠诚的统帅完全信任、毫无保留的予以支持。

召见袁崇焕的时候，崇祯问他，你有什么平辽方略？从从实奏来。

袁崇焕说：具体的方略我回头写成奏本上奏陛下，但我敢保证，只要陛下充分相信的、给我足够的权力，我就能五年平辽！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召对的时候，东林党那帮内阁大学士都在旁边，个个听得欢欣鼓舞，齐声称赞：袁崇焕肝胆见识确实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不过也有一些大臣对五年平辽的许诺表示怀疑。趁皇帝去上厕所的间隙，兵部给事中许誉卿就问：袁督师，你这五年平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方略？

袁崇焕笑着说：没什么，不过让皇上高兴高兴罢了（聊慰上意）。

许誉卿一听就傻眼了，说：这种军国大事怎么能随口乱说？到时候皇上按照这个时间来考核你怎么办？

袁崇焕好像明白了什么——刚才的牛皮吹的有点大了。所以等皇帝回来以后，袁崇焕就开始对“五年平辽”进行解释，大谈各种困难，必须满足很多条件才能五年平辽，第一是钱粮要充足，第二是要允许我有不受干预的人事任免权，第三是要让我免受朝廷言官的攻击，可以专心打仗。

崇祯听得很专心，听完之后站起来说：没问题，这些东西我都给你保障。

钱粮方面，辽饷每年四百八十万两，粮食每年一百二十万石。除此以外，崇祯一次性再从内帑中拨给一百二十万万两，再发铠甲四十万万副，红夷大炮十门。崇祯还专门叮嘱工部侍郎，以后供应给袁崇焕的武器上面都要刻上监造官员和工匠的印记，质量不好的据此追究责任。

人事权力当然全部给足，下旨让袁崇焕节制四镇：蓟门、辽东、天津和登莱。崇祯下令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务必在人事问题上配合袁崇焕，并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并把山海关总兵满桂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手里的尚方宝剑收回来以统一事权。

至于免受言官攻击这个事儿，崇祯许诺说：“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

袁崇焕估计也没想到崇祯会如此爽快的答应这么多条件，一时想不出什么条件来推脱，只能说些臣一定不辜负皇上的信任之类的话。召对就此结束。

尽管崇祯如此信任袁崇焕，袁崇焕内心并未真的想着要五年复辽，他不过把皇帝的召对当成了一种礼节性的场面话。而具体要该怎么办，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

作为一个在官场混了多年的文官，他知道，真正提拔他的人不是崇祯皇帝，而是文官集团，是东林党。在进京以后，被崇祯召见之前，他还去见了另外一个人：东林党党魁、内阁大学士、“阉党逆案”的主持人钱龙锡。

袁崇焕不算是东林党人，他在内政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主张。但他是东林党大佬孙承宗提拔上来的，算是跟东林党有渊源。这次东林党大力推荐他起复担任蓟辽督师，是看中了他之前的两个表现。第一个，就是跟毛文龙矛盾很深，曾经主张东江移镇，又派人去挖过毛文龙的墙角，被毛文龙告发；宁锦之战后，毛文龙增加军饷，袁崇焕则被免职，二人几乎就是势不两立了。第二个，就是袁崇焕曾经主动遣使去跟后金和谈。

袁崇焕和钱龙锡密谈了很久。地点是在钱龙锡的家里。这才是真正决定未来辽东方略的谈话。

双方都知道，边将结交近侍是死罪。嘉靖年间三边总制曾铣和内阁首辅夏言就是这条罪名被处决的。所以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绝密的，除了袁钱二人外无人知晓。袁崇焕当然也绝不打算在皇帝面前透露一个字。

只是根据后来袁崇焕的供词，我们可以大体知道密谈的最后结果。双方就解决辽东问题的方略基本达成一致，明确了袁崇焕此次督师辽东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杀毛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