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这书, 老公买了一套。台湾人在东北那一部分，我出于
反感和敌意，一直拒绝读它。直到前不久认认真真读完一遍，颇感羞愧。
我们这一辈人，有时候很难割舍“民族大义”，以致没法用普通人的平常
心，去了解和体谅当年这些人的经历。

　　绘理的担心，我很理解。不过，历史旧帐，到时候总有人要翻的，情
也是总有人要煽的。我想，赶在片面煽情之前，全面地客观地介绍一些历
史故事，对当年人的经历多些同情的了解，少些无来由的敌意，也许有点
中和效果吧。

　　我只是摘取我感兴趣的故事串起来讲，比不上花田先生的数字化，那
才是真正系统而有价值的工作。谢谢花田先生。希望早日见到数字化文本
，让大伙儿能一睹全貌。

二、“我是满洲国人”

　　这张照片，摄于1939年12月，日苏诺门坎战争之后，地点是在苏联境
内的赤塔市街。前排左起第二位，乃是吴左烟的二哥吴左金先生。当时他
任职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第一课课长，随团来此与苏联人谈判国界勘定问
题。

　　诺门坎介于满州与外蒙古之间，中间有条哈拉哈河。日本和满州认为
，满蒙应以哈拉哈河为界，但外蒙古则主张以哈拉哈河以东很远的地方为
界。1939年4月 25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下达《满苏边界争端处理纲要》
，决定在边界争端中，第一线部队可以越界攻击；而在在边界线不明确的
地区，防卫司令官可以自主划定边界线。于是边界冲突升级。到了5月，已
往小规模的边境争端，终于演变成一场大仗。

　　这一仗，从5月一直打到8月，打得天昏地暗。最后，苏军庞大坦克群
突然出现，关东军惨败，尤其小松原第23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吴左金
先生回忆说：

　　“日本军死伤率达百分之七十三，共一万一千多人(多为蒙古人、满洲
人，日本人不到十分之一)，此为关东军建军以来最大败绩。我们组成代表
团前往现地时，尸体尚未收完。”

　　进入9月，德军侵入波兰，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世界形势陡变。苏联
和日本，都急于结束这场战争。从9月8日开始，日本驻苏大使东乡与苏联
外长莫格托夫展开谈判，16日凌晨3时，苏联同意日本提案，“在边界划定
以前，两军在有争议的地区均不得越过停战时的第一线”，双方签订了停
战协定，并决定组成委员会展开边界堪定谈判。

　　吴左金先生参加了这个堪界谈判，他说：

　　“诺门坎冲突后，由满洲国外交部派一位蒙古人为主任委员，及十四
、五位委员，另外关东军派技术人员十余位，共同组成国界确定谈判委员
会，赴苏俄赤塔，与苏俄外长交涉，要求返还尸体及俘虏，并于九月十五
日成立停战协定。我为外交部特派员之一，负责谈判时期的文书工作。会
议之初，国际形势至为紧张，苏联刻意对日本及满洲示好，用专用特别列
车往返载我们与会，会议期间亦招待周道，特别清出一间旅馆供我们居住
。前后共两星期。两国确定国界，由关东军负责测量，大体按照苏方主张
达成协议，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正式予以确定。

　　“此一会议结束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欧，并赴莫斯科签订日苏互
不侵犯条约(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如今回想，我以一台湾人而能参加
此一国际会议，感到很光荣。”

　　吴左金先生于1931年从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发现自己无法与当地日本
人竞争，就回了台湾。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8月，吴左金即来到满洲
求发展。先在外交部做普通职员，一年后以在职身份参加外交官考试，一
举考中，出任满洲国驻朝鲜新义州副领事。1936年调回新京(长春)，任外
交部庶务官、课长。 1943年派驻汪精卫南京政府辖区内的济南，担任满洲
国驻济南领事馆总领事。

　　满洲国给吴左金先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与日本
人平起平坐了：

　　“在满洲，台湾人和日本人待遇相同，并无任何差别待遇，在那里的
日本人不似在台湾的日本人般歧视台湾人，比如在台湾的日本人是不会和
台湾人通婚的，但在满洲却有。不过在满洲的日本人亦分成两种，若原本
就在大陆之日人则对台湾人有歧视之感，直接由日本来满洲者则不会。在
大陆之日人视台人如在厦门犯罪的台人一样，以为台湾人都是较次等的人
民，因而产生观念上的偏差。”

　　吴先生手下，就有一个日本领事抱持这种偏见，被他发现，训了他一
顿。该日本人被吴先生一说，“顿时面红耳赤”。

　　当年任职满洲国外交部的台湾人，自然不止吴左金先生一个。事实上
，满洲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就是一位台湾新竹人，名叫谢介石。

　　这位谢介石先生，1879年生，新竹国语传习所毕业，以后再入新竹公
学校就读，毕业后在新竹办务署任通译，由于表现优异，被当时新竹厅厅
长里见正义推荐到东京东洋协会专门学校(今拓殖大学)任台语讲师。谢在
传习所时即有神童之称，到日本后除教书外，也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法律，
与吴左金算是前后同学了。

　　在明治大学，谢介石与辫帅张勋之子结成好友，毕业后被推荐到张勋
处工作。1915年谢介石放弃日本籍，改隶中华民国国籍，接着就参与张勋
复辟。复辟失败，经张勋推介，结识了逊清皇帝溥仪。1927年，谢介石担
任溥仪的“外务部右丞，天津行在御前顾问”。满洲国成立后，谢出任第
一任“外交部总长”，后来又任满州国驻日大使。1937年辞职退隐。

1932年吴左金初到满洲国时，曾经去找过外交部长谢介石，请他帮忙安排
一个职位，但是根本没用。在吴左金看来，谢介石能当外交部长，不过因
为他是关东军所利用的人。“所有人事权全由关东军决定，他根本无权置
啄。当我去找他时，他要我等候看看，但等再久，甚至一辈子也没有用，
我知道很多人去拜托他，也都无功而返。”

　　吴左金这样的遭遇，并非个例。当年在满洲国政府里面任职的台湾人
，不下数十人，除了一个溥仪御医，台北人黄子正，是通过谢介石推荐以
外，其余人等，差不多都是循正规途径，如参加高等官考试等等，凭自己
的本事而被选拔上来的。

1935年，谢介石有过一次衣锦还乡的绝大风光。这年是日本占领台湾的“
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举办世界博览会，满洲国也设馆参与。到台湾
主持参展仪式的，就是时任满洲国驻日大使的谢介石。

　　台湾彰化人谢报先生，当时年仅20岁，对谢介石返台时的风光，记忆
特别深刻：

　　“谢介石是以宣统御派驻日大使的身份回台参加庆祝大会，会后并视
察台湾政情。因为谢介石是代表满洲皇帝参与纪念会，台湾总督府奉谢介
石有如日本皇室一般尊重，那种排场不由得令我兴起‘有为者亦若是’的
感慨，从此一心只想效法谢介石出人头地。”

　　于是，“自认在台湾无任何前途”的谢报先生，留学日本毕业后不久
，即参加满洲国高等官考试，顺利通过，于1938年前往满洲国专门为政府
官员开设的“大同学院”受训。

　　在满洲国的台湾人，与谢介石同时回台参加博览会的，还有一位台南
人杨兰洲先生。然而杨先生的经历不仅一点儿也不风光，而且还有点难堪
，以至于他不肯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只说“我是满洲国人”。

　　象吴左金先生一样，杨兰洲先生也是在1932年到满洲国的，当年他25
岁，刚刚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说起去满洲国的原因，杨先生道：

　　“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青年人想在台湾攻读经济政治无异与虎
谋皮；而且台湾人在公家单位就职，最多只能做到课长，想再往上发展根
本不可能，因此许多有志向的人都往外求发展，或去大陆，或去美国。是
时日本国内又不景气，就职困难；而日本在满洲事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半年即成立‘满洲国’，正迫切需要许多人才，故选择赴‘满洲国’发展
。”

　　在满洲国，杨兰洲先是就职于法制局，一年后转到专业对口的经济部
商务科，升为事务官。1935年台湾始政四十周年纪念，他由于职务关系，
与谢介石先生一同回台，参加博览会。他回忆道：

　　“日本人对台胞极为刁难，台湾人回台湾需受到一再的盘查，因此为
了节省麻烦，我不愿说自己是台湾人。以免收到刁难。到上海搭船时，日
本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满洲国’人。他们和我说日本话，我假装不
懂，表示只会说英文和满洲话(北京话)。”

　　在杨兰洲眼中，满洲国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歧视台湾人。在台湾的
大学毕业生，一个月仅60元，在满洲的薪水则跟日本人同等，月薪170元，
可以生活得很富裕。

　　虽然生活很富裕，杨兰洲先生却不喜东北寒冷天气。当初世界上承认
满洲国的，不过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三国而已。到了1941年，才又有泰国
等与满洲国建交。建交之后要设公使馆。杨兰洲遂利用这个机会，担任驻
泰领馆一等经济书记官，来到了泰国。

　　在泰国，满洲国领事馆比日本大使馆还财大气粗。杨兰洲说，这两个
领馆地位平等，但因为日本大使馆人多，经费就显得少，满洲国公使馆才
六、七个人，经费自然充裕。最好玩的是，满洲国没什么人去泰国，以致
领馆被办成了半个“台湾领事馆”：

　　“‘满洲国’人在泰国还蛮被看重，台湾人就不一样了。台湾人去泰
国者，完全没有依靠，常被泰国政府欺负，他们都想来当‘满洲国’人。
因此产生这样有趣的现象：‘满洲国’到泰国设公使馆，‘满洲国’没有
人来，来的大多是没有受到保护的台湾侨民。”

　　无独有偶，吴左金先生担任朝鲜新义州领事时，也多有中国侨民自称
满洲国人，寻求满洲国领馆庇护的。吴先生谈道：

　　“当时国民政府在朝鲜亦设有一中国领事馆，负责当地中国侨民的事
务，但中国侨民发生纠纷，多利用‘满洲国’新义州领事馆的权势，因为
日本人比较偏向‘满洲国’这一方，所以侨民有事都来找我们，通常只要
协调一下就即通融过去，而中国领事馆的作用则不大。在我任内，曾有一
两个中国侨商被日本宪兵抓走，他们跑到领事馆来求救，我去说情，日本
宪兵随予放行。”

　　无论是泰国的台湾人，还是朝鲜的中国人，自称为“满洲国人”，都
是老百姓们在战乱中求生求存的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