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5日是中國傳統佳節中秋節，我國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二號FT2運載火箭，成功發射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這是我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太空實驗室，標誌着我國已經具備建立空間站的能力，邁入世界航天強國之列。今年正好是中國航天創建六十周年。眾所周知，正是六十年前錢學森向中央提交《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以下簡稱“意見書”），從而開啟了中國航天的輝煌歷程。實際上，早在錢學森之前就有人向中央軍委和國務院建言研製導彈，並且建國初期還進行過導彈研製，但未能成功。那麼，為何1956年錢學森提交意見書後，中央會按照意見書的基本內容，立即啟動導彈研製的項目呢？六十年後，我們不妨通過分析意見書的內容，尋找箇中原因。

建國初期的“航空工業”基礎如何

鮮為人知的是，中共尚未取得全國政權前就網羅海內外人才，準備發展航空工業。1949年5月14日，在香港做秘密聯絡工作的曹日昌（中共黨員、香港大學教授）就給錢學森寫了一封信，並通過葛庭燧（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美中區負責人）寄給錢學森。曹日昌在信中以“北方工業主管人”名義邀請錢學森回國，到東北或華北領導“航空工業”的建立。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學森先生：

聽好幾位留美的同學提到您，可惜我們沒有見過面。

近來國內的情形想您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國解放在即，東北華北早已安定下來，正在積極恢復建立各種工業，航空工業也在着手。北方工業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訊不便，不能寫信問候，特命我致意。如果您在美國的工作能夠離開，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國內來，在東北或華北領導航空工業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賜一函。一切旅程交通問題，我都可以盡力襄助解決。

最後，我作一個自我介紹。我是學心理學的，現在香港大學任教。因為香港接近國外，國外朋友回國多數經過香港，我就順便招呼一下。

余另敘，候示，即祝研安。

弟曹日昌上

五，十四



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給錢學森寫完信後，又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抄了一份保留，成為珍貴的歷史材料。

然而，錢學森計劃回國時卻受到美國當局阻擾，並被美國扣留長達五年之久。與此同時，中國實際上也開展過導彈的研製工作，但未能成功。1955年10月28日，錢學森經過艱難險阻後終於回到祖國，抵達北京；10月30日至11月11日，他參觀了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研究單位、高校，以便了解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科學成就。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登船回國時留影

隨後，錢學森在國務院安排下前往東北考察。此行目的表面是參觀東北三省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工廠等，實際上是希望錢學森通過考察東北三省的科學技術和工業基礎，藉此對“航空工業”進行綜合評估，即以現有基礎能否研製出導彈；正如11月20日國務院給東北三省和相關機構的電報中所稱：“錢學森的專長是力學、自動控制、航空工程等，在了解我國建設情況及技術水平後將對他未來的研究工作有所幫助。”




1955年11月20日國務院給東北三省和相關機構的電報

11月22日錢學森啟程前往東北，至12月21日返回北京，為期一月。期間，錢學森考察的機構主要包括：（一）科學研究所，如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哈爾濱土木建築研究所、長春機電研究所等；（二）高等院校，如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東北工學院等；（三）生產工廠，如鋼鐵廠、煤礦、水電站、煉油廠、冶煉廠、化工廠、機床廠、汽車廠、電機廠、飛機廠等。通過此次考察以及與相關人員的座談，錢學森摸清了“航空工業”的底；後來，他在意見書中指出：

我國現在航空工業是十分薄弱的，我們在最近才從飛機修理階段轉入飛機生產階段，有了飛機工廠和噴射式推進機廠。但是這兩個工廠現在完全依靠蘇聯供給的圖紙，自己還不能夠設計新型飛機，更不能作出為設計用的工程及科學資料。至於飛彈火箭，我們是完全沒有。

說到航空用的材料，我們的情況也是一樣薄弱。現在只有一個年產20.000噸的鋁廠。我們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屬還是要由外國進口。電子器材廠也是正在開始，還不能完全生產各種類型的另件。

至於航空研究，我們只有些主要地為教學用的風洞及其他實驗設備。我們還沒有專為研究用的設備，更沒有大型為設計研究用的設備。所以可以說，我們完全沒有航空研究可言。

人力呢？我們也是很薄弱。以整個力學來說，估計全國有180人從事力學教學；力學研究的高級幹部，中間最有能力的，能過領導工作的只30人左右。航空人才只是力學人才中的一部分，人是更少了。

總體而言，錢學森通過考察得到的結論是，我國航空工業基礎非常薄弱。那麼，錢學森是否就此斷定中國無法研製導彈呢？11月25日錢學森與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陳賡之間的一段對話，對此作了明確回答。陳賡問：“中國能不能發展導彈？”錢學森回答：“為什麼不能搞？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陳賡說：“好，我就等你這句話。”錢學森底氣十足，就是因為他在考察時意識到航空工業基礎雖然薄弱，但已經具備研製導彈的條件。這段廣為流傳的對話，也為錢學森向中央提交意見書埋下了伏筆。

研製導彈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錢學森回到北京不久，就於12月26日在陳賡和朱兆祥陪同下，去看望因病住院的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彭德懷在談話過程中透露，我國當前急需的是防空火箭，其次是對海上目標火箭，要求能打300至500公里；談話間，彭德懷直接問錢學森：“射程為500公里的導彈我們自己能造出來嗎？這樣的導彈需要什麼人力物力條件？估計要多少時間才能造出來？”需要說明的是，彭德懷提出能打300至500公里的導彈，針對的是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威脅；這個距離與台灣海峽的寬度相當，台灣海峽北部寬200公里左右，南部寬410公里左右。

現在未有資料披露錢學森是否回答了彭德懷的提問，但12月27日錢學森與萬毅（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裝備計劃部部長）的談話作了回答。錢學森說，研製射程為300至500公里的導彈，“在兩年內可以由研製試製到工業生產，但這解決了20％的問題；最重要的飛行自動控制器的80％問題，如無國外資料，自己從頭開始，可能需10年，也許短些。”緊接着，錢學森詳細地談了技術人才、機構設置和資金投入等問題，並“建議軍委予以討論，下決心開始這一兵器的研究工作”。隨後，萬毅即向彭德懷匯報此次談話內容。可以說，這次談話內容實際上為意見書打了“腹稿”；不久，錢學森就接到了周恩來總理交辦的一項特殊任務。

1956年2月16日，錢學森受到周恩來和陳毅的接見；期間，周恩來委託他起草一份關於導彈研製的方案，同時在場的還有國家科委副主任范長江、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稼夫、第二機械部副部長劉傑。2月17日，錢學森用一天時間就完成周恩來交辦的任務，起草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



錢學森起草的《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

這份意見書共九頁，2700餘字，分為四部分：航空工業的幾個部分、航空工業組織、國內現狀、發展計劃。縱觀意見書全文，首先突出強調的就是研製導彈並非生產簡單的軍工武器，而是需要“一個健全的航空工業”。那麼，這個健全的航空工業到底包括哪些條件呢？意見書從系統工程和職能分工角度提出四個條件：領導機構、科學研究、設計研究和生產工廠；隨後，錢學森進一步分析各自職責。

（一）領導機構

錢學森所指的“領導機構”並非純粹的行政領導，而是“一個全面規劃及安排的機構，應該包括科學、工程、軍事、政治方面人員”，並建議設在國防部。這個建議與當時國情有關，研製導彈必須有一個可以在全國科學、軍工、高校和工廠等單位內進行協調的機構，才能保障不同機構的配合。這個建議很快就得到落實，1956年5月26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研製導彈時也特別指出：“要動員更多的人來幫助和支持導彈的研製工作。這項工作所需的技術專家和行政幹部，同意從工業建設、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等部分和軍隊中抽調，軍隊要起模範作用。” 據此，1956年7月中央軍委批准成立了導彈管理局（國防部第五局），作為研製導彈工作的領導機構。

（二）科學研究

導彈研製不僅是一項工程，它還廣泛涉及應用力學、爆炸力學、材料學、化學、電子學、控制論等多方面的理論。意見書提出，這些理論研究可以依託中國科學院：

現在在科學院內，力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與航空工業有關，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溫材料研究，電子學研究，計算機研究等也都與航空工業有密切關係。在將來很可能再設新研究所來推進某一方面的研究，如氣動力學研究所，自動控制研究所等。估計在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員，在整個系統完成時有600人，其中付博士水平以上的研究人員120至150人。

錢學森回國後的第一個職務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因此在其擔任所長期間，力學研究所承當了相當多的導彈研製任務，為中國航天的發展做出過許多貢獻。後來錢學森同時擔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可謂“雙管齊下”，有效地協調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之間的分工與協作，大大地提高了效率。

（三）設計研究

錢學森提出的設計研究，其主要任務是“生產新型成品，包括試製及試飛階段在內”。在這個部分，錢學森回答了彭德懷關於研製導彈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的問題；錢學森估算整個系統大約需要6000名技術人員，其中副博士以上的應在500至600人，而需要的電力為15萬瓦（初期8萬瓦），用地200平方公里。意見書提出這個機構可以稱為“航空設計院”，並根據任務分為下列研究所：空氣動力學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燃料研究所、結構研究所、火箭推進機研究所、衝壓推進劑研究所、透平式推進機研究所、控制系統研究所、運用研究所、設計局、試製工廠、試飛站。這個建議後來得到執行和落實，即1956年10月8日成立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而其下屬機構也大體按照意見進行設置。

（四）生產工廠

意見書指出，最終生產出導彈武器成品，還需要“航空生產系列地一系列工廠”，“把航空設計院的新型設計，大量生產”；具體而言，這些生產工廠包括金屬工廠、非金屬原料工廠、電器製造廠、燃料工廠以及各種零件工廠等。當時，這些工廠多數屬於第二機械工業部，但可以通過設在國防部的領導機構進行協調；這也是錢學森為何提出將領導機構設在國防的原因之一，有利於相關機構的協調。

顯而易見，這四個條件就是四個“小系統”，共同組成導彈研製工程的“大系統”，向中央言簡意賅地說明了開展導彈研製工程需要具備的條件。對於這四個條件，第一個比較容易實現；對於後面三個條件（即研究、設計和生產），由於各自基礎和發展的不平衡，錢學森提出了一個基本原則：“研究、設計、和生產三面並進，而在開始時，重點放在生產，然後兼及設計，然後兼及研究。”後來事實證明這個思路是正確的，因為只有提高工廠生產能力才可以為設計工作提供材料和零部件；而研究工作由於中國科學院已經集聚一批素有成就的科學家，且已經積累了一些理論研究成果。

“依靠外援”還是“獨立自主”

錢學森在美國進行航空科學研究長達二十年，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工程實踐經驗；依據他的經驗，以現有基礎開展研製工作，“如果只能靠自己，這非二三十年辦不到”。但錢學森起草意見書之際，中蘇兩國正在洽談援助中國武器研製的項目，其中就包括導彈；因此意見書特別指出在短期內研製成功，“非爭取蘇聯及其他兄弟國家的大力幫助不可”。據此，意見書提出了向蘇聯等國家爭取“外援”的計劃。

首先，選擇國內航空科學研究人員以及相應軍事、政治人員，組織航空參觀團，於近期內前往蘇聯及其他國家參觀並商議合作方案。其次，提出詳細的留學計劃，意見書指出：

在今年暑期高等學校畢業後，調派兩種人到蘇聯及其他兄弟國家：一種是到合作國家去學習飛彈火箭製造工藝，同時請合作國家的專家為我國設計飛彈火箭製造的一系列工廠，預備到1958年生產我國自製的飛彈及火箭。第二種人，約300人，到合作國家學習設計及設計研究；這是建立航空設計院的基礎力量。他們每人學一個專門方向，一兩年或三年為期。同時請蘇聯及其他兄弟國家代我們設計大型風洞及推進機試驗設備（也要利用我們在國外的上述留學生），爭取在1957年開始航空設計院的基本建設，1959年300留學生回國再請兄弟國家專家200人來我國，配合青年幹部600人，開始航空設計院的工作。以後每年加入青年幹部600人，到1967年達到6000人足數。

在此背景之下，一批中國留學生遠赴蘇聯學習導彈及相關專業，如宋健、孫家棟、王永志、聶力、丁衡高、吳美蓉、張敬良、張貴田、林華寶、童鎧、梁晉才、崔國良、孟執中、於本水、劉從軍、姚紹福、陳士櫓等。

但與爭取外援相比，意見書更為關鍵的是表達出一個極其重要的觀點：依靠外援並非長久之計，中國必須擁有研製導彈的能力，掌握“本領”。後來，確有一批蘇聯科技人員在中國研製導彈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國之所以在1960年蘇聯“撤援”後還能成功研製導彈，根本原因就是中國開展導彈研製工程之初就選擇了獨立自主的道路。而在這個道路上，最核心的就是一批“高級人才”聚集到此項工程中；錢學森在意見書中列出了一份“高級人員”名單，分別是：

空氣動力學：沈元、陸士嘉、莊逢甘、羅時鈞、林同驥、潘良儒；

航空結構：王俊奎、錢偉長、王仁、杜清華、胡海昌、錢令希、鄭哲敏、李敏華、范緒箕；

推進機：吳仲華、陳士祜、梁守槃；

控制機：羅沛霖、林津；

火箭：任新民。

他們中大部分人直接參與了導彈的研製工作，而其他人的工作也都與研製導彈有關；正是這些人奠定了中國航天事業的基礎，成為中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但僅有這些“高級人才”遠遠不夠，意見書為此提出詳細的人才培養目標。意見書指出：

逐年擴大中國科學院有關航空的研究工作，在1967年到600人。依照上述發展計劃，每年需要高等學校航空有關科門的畢業生如下：

1956年 400人（100人工藝，300人設計）

1957年 400人（完全工藝）

1958年 400人（完全工藝）（開始飛彈製造）

1959年 600人（完全設計）（開始航空設計院工作）

1960年 700人（100人工藝，600人設計）

1961年 700人（100人工藝，600人設計）

1962年 800人（200人工藝，600人設計）

1963年 800人（200人工藝，600人設計）

1964年 800人（200人工藝，600人設計）

1965年 800人（200人工藝，600人設計）

1966年 900人（300人工藝，600人設計）

1967年 900人（300人工藝，600人設計）

到1967年，共有工廠技術人員2,400人，設計院技術人員5,700人。

此後，中國科學院、高等院校以及其它研究機構都開設了相關專業，培養航空科學研究和設計人才；不僅如此，錢學森也親自上陣，講授“導彈概論”。那麼，錢學森為何要將培養目標放在1967年呢？因為在其起草意見書之際，國務院正在制定1956至1967年十二年科學規劃，並將噴氣與火箭技術列入重點的發展項目之一；錢學森將時間節點放在1967年，就是將導彈研製計劃納入到全國科學發展計劃中，從而爭取到國家最大的支持和投入。正因如此，導彈研製工作自從啟動之後就得到了包括中央、軍工、高校、科研機構以及工廠等各個系統的鼎力支持和積極配合，成為一項由上而下的國家級工程；不僅如此，無論是科研和設計人員，還是工廠技術人員，都有極高的工作熱情，廢寢忘食，爭分奪秒。這也成為中國導彈研製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錢學森後來所總結的：

按照我的體會，周總理、聶老總就是把他們過去在解放戰爭中，組織大規模作戰的那套辦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來，把成千上萬的科技大軍組織起來了。所以儘管我們在經濟、技術上有許多困難，但由於組織領導有方，還是很快搞成了。

結論

2月17日，錢學森起草好意見書後便提交給周恩來。2月22日，周恩來將意見書送毛澤東審閱並致函說明：“這是我要錢學森寫的意見，準備在今晚談原子能時一談。”2月28日，周恩來又將意見書批給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黃克誠和中央軍委各委員。這份意見書很快就進入實施階段，實際上成為導彈研製工程的指導方案和技術文件。



錢學森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任命書

筆者認為，1956年錢學森提交的意見書之所以迅速得到中央首肯，並將其作為研製導彈的指導文件，主要原因是：（一）錢學森依據其在美國從事航空科學研究的理論知識和工程經驗，從專業角度闡述了建國初期的航空工業基礎以及怎樣研製導彈，使中央了解已經具備哪些條件、還要創造哪些條件；（二）意見書提出了一套從頂層設計到具體發展計劃的可行性方案，並將其與中國科學發展大戰略相結合，而非紙上談兵。正因如此，這份意見書猶如“定海神針”，使中央相信中國能夠研製導彈。10月8日，中央宣布成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並任命錢學森為院長，全面負責導彈的研製工作。時至今日，中國航天已經走過六十年。這六十年，中國航天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大到強，凝聚了無數航天人的心血。

參考資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王焰：《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道力：《中國航天事業創建與發展歷史的回顧》，中國宇航出版社，2005年。

張現民：《錢學森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