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共产极权为邪恶之最

作者：刘晓波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灭六国、大一统以来，这位始皇帝接受书生李斯的进言，大搞思想一律，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大量典籍被付之一炬，四百六十名读书人被活埋。由此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字狱”传统。之后，像汉武帝，唐武则天，明朱元璋、朱棣，清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喜欢重用酷吏和制造文字狱的暴君。
就我个人的读史经验而言，前期帝制中最残酷的暴君是枭雄汉武帝。他既好大喜功又专权霸道，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穷兵黩武、严刑峻法、重用酷吏、嗜好杀戮，草菅人命的统治术，他杀人如麻，仅在多起“巫蛊案”和“文字狱”中，被株杀的人大概就有几十万。汉武帝的思想独裁和政治恐怖，中止了思想多元化和轻刑薄赋的“文景之治”，所谓的“汉武盛世”，到头来不过是劳民伤财和累累白骨的军功，致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唐朝，唐太宗的相对开明和仁慈的统治，很快被武则天的恐怖政治所取代。尽管，武则天剿灭政敌、重用酷吏和大兴告密，有女人作皇帝遭遇重重阻力的原因，但在根本上则是独裁帝制的必然。为了权力，她曾谋杀了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将一对尚在豆蔻年华的孙儿和孙女活活鞭挞至死！为了权力，她的近亲被灭族不在少数，每族都有百余人口。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镇压和对元老大臣的迫害，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每一案都有密室阴谋和罗织罪名，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则上千、上万人被杀或遭流放。除李显、李旦及千金公主等少数尚能保全外，李唐宗室几乎被武则天杀戮殆尽。比如，垂拱四年，高祖李渊、太宗世民的子、孙、女、婿十余人被贬斥、流放和诛杀。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因与越王李员交往，他本人及其子孙多人被杀。永昌元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因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被人告密后全部被诛杀。载初元年，以谋反罪诛杀了唐高宗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高宗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因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唐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宗室十二人被杀。

对元老重臣的镇压，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二十四个作过宰相的重臣中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斥、流放和诛杀。尚书左丞相冯元被酷吏周兴折磨死在狱中；禁军将领黑齿常之被酷吏来俊臣关入死囚，对他实施敲牙、剜眼、割舌、剥皮、剁掉手和脚等酷刑之后，又开膛剜心处死。那些为武则天充当刀斧手的酷吏们，仅仅是女皇的权力工具，一当女皇的权力巩固之后，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刘光业、万国俊、王德寿、鲍思恭、屈贞筠等酷吏，一一死在女皇的权杖之下。

明朝，从朱元璋大杀功臣和大兴文字狱开始，其绝对专权和恐怖政治最为后人病垢。明朝的开国元勋，除了汤和坚决退隐还乡得以善终之外，其他人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判刑。朱元璋首创类似秘密警察组织的“锦衣卫”，晚年又发布针对贪污腐败和忤逆不忠的《大诰》，把严刑峻法推向极端，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揎草”，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曾下令一次处死68名进士和53名监生，5名进士和2名监生被流放，70名进士和12名监生被判服苦役；甚至，朱元璋发布命令说：如有才之士拒绝奉召为朝廷服务者，一律处死。

通过武力篡权的朱棣当了皇帝后，一面进行残酷屠戮，一面大兴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把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方孝儒一家被掉灭“十族”873人！朱棣还把方孝儒的妻女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昼夜不停，被摧残至死的，朱棣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

为了巩固权力，朱棣还建立了由宦官掌领的特务机构——东厂，与锦衣卫共同行使镇压职权，专门从事“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的特务行当；明宪宗成化年间又建立另一特务机构——西厂，也由宦官掌管；有明一朝，太监弄权最盛，成化年间的太监汪直、武宗正德年间的太监刘瑾，皆依靠掌管东西厂而专权，大兴冤狱，疯狂敛财；及至天启时期，统领东厂的大太监魏忠贤实际上执掌大权，其残酷血腥，达到太监治国及其特务统治的顶峰。从汪直到刘瑾再到魏忠贤的恐怖统治，究竟滥杀多少人，史书上并无确切统计。

清朝，号称最有作为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也是制造冤狱最多的三个皇帝，其中尤以所谓的“十全老人”乾隆为最。在他统治期间，“文字狱”达到清朝顶峰，共有一百三十余案，其中的四十七案的案犯全被处死，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然而，这些封建帝王与现代极权者毛泽东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这些传统帝王们在位时的屠戮，毕竟没有达到全民动员的规模，再残酷也是局限于宫廷内斗的范围。而掌权之后的毛泽东，不仅一直在制造的文字狱和迫害虚构的政敌，而且不间断地发动全民战争和大规模阶级灭绝。他既利用专政机器和正规军队来杀人，也屡屡发动群众利用多数暴政（群众专政）来杀人。

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在全国展开，在批斗、公审及其他形式的残酷斗争中，被处决的和死于其他方式的地主200万人左右。

同时在城市展开的“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仍然是大规模的批斗、公审和处决，即便按照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最正规的杀人比例，被处决的人数最少也有70—80万。但各地的滥杀，最初得到纵容，后来想阻止又难以奏效，被以各种方式致死的“敌对分子”，大致估计也有200万人。因不堪忍受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而自杀者高达80万人左右。

从50年代的镇反到晚年的文革，每次运动所整肃对像必有知识份子。专门针对知识份子的整肃就有50年代的“知识份子改造”、“批《武训传》”、“反胡风”、“反右”，上百万知识份子遭到迫害；1959年反右倾，全国戴帽的高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1957年“右派份子”的数量，两大运动中受牵连人数超过千万。死于文革的大小知识份子更是难以统计。

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革，造成了至少2000多万人非自然死亡（叶剑英语）。

毛泽东统治时期，除了大跃进饿死了四千万之外，政治迫害致死的人数起码在三千万以上。

无怪乎，毛泽东在1958年得意地宣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见：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另一超过古代暴君之处，是通过疯狂的造神运动和再造新人运动对全民实施“精神暴政”——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狂妄得目中无人，他把自己视为绝对完美的君子和绝对智慧的先知，而把其他人皆看作小人和愚人，也就等于在精神上把所有人视为“异己分子”，要么消灭之，要么改造之。除了不断地制造出要在肉体上消灭的敌人之外，还要不断地对其手中的整人工具（广大民众）实施人性改造，即按照他主观认定的标准来“再造新人”，其残酷性一点也不次于“消灭敌人”。

在他的统治下，全民效忠已经达到连梦都不能违背领袖意旨的程度，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不仅“阶级异己分子”都变得唯唯诺诺，而且也是全民洗脑运动，彻底洗掉独立思想、人格尊严和个人首创性，洗掉爱心、良心、仁慈、同情和诚实，最终使洗掉人性，留下“狼性”和“羊性”的混合体，既残暴、多疑、嗜血、冷漠，又懦弱、胆怯、阴暗、狡猾。直到今天，向良心说谎仍然是国人的必修课。

由此可见，毛泽东感到自鸣得意的，不是超过汉文帝的仁政而是远远超过秦始皇的暴政。

2005年7月28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