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能力增强反带来麻烦？

　　只有当一国运用其能力试图改变其它国家的行为时，它才算是拥有权力。中国不但在能力增长方面是不平衡的，而且并没有运用一定的战略将其能力转换成为权力。相反，中国经济能力的增长已经给自己造成了不小的战略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削弱了自身的权力。

　　对于国家而言，能力与权力的含义是不同的，一国的能力增长并非一定是权力增加。

　　权力的要义在于心理控制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能力，因为能力是国家的属性之一。国家能力涵盖许多方面的内容，如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华尔兹特别指出，国家并不因为在经济、军事或其它领域的能力独占鳌头，就被置于一流国家之列。例如，日本虽然经济特别强大，但只能算是二流国家；要不是从苏联那里继承了一些军事能力，俄罗斯几乎沦为三流国家。

　　除了能力方面的“跛脚”会影响大国地位外，国家能否把能力转换成相应的权力至关重要。能力自身并不能构成权力，而是必须辅以一定的战略在实际运用中发挥出来。只有当一国运用其能力试图改变其它国家的行为时，它才算是拥有权力。

　　当一国将其具有的能力转换成为权力时，它同其它国家就形成了心理上的控制关系，而这正是权力的要义所在。如果一国拥有强大的物质能力，但未能产生心理控制作用，那么就不能说它拥有权力。还有一种更坏的情况是，如果一国的能力增长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恐惧和敌意，那么它所拥有的权力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中国的能力增长并不平衡

　　要对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的能力变化做出全面的分析并非易事，而要准确地衡量中国是能力增长还是权力增加更为困难。较为科学和可行的做法是，对相关数据进行理性的解读和分析。

　　关于中国的数据很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方面的。确实有不少数据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危险性，但有更多的数据足以表明，中国的经济能力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都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增长。自1978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年均高达9.52%，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值6.1个百分点，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甚至在1992年达到14.2%。1975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只有2.78％，到2000年已经高达11.16%。相比之下，美国和印度的GDP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中国。

　　正是中国在经济能力方面的快速增长引起了西方国家一些人士的担忧，他们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必然会将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提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如果中国最近的增长率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到世纪之交时它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军事能力也将自然提升。即便中国并没有将防务预算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根据多数估算，它大概占GDP的4％到5％———中国在GNP方面的纯总量增长也意味着，它的军事能力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非同寻常”。

　　但实际的情形是，中国却没有将相应比例的经济能力转换成为军事能力。与此相反，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调整了军事战略，国防从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和局部地区战争转变为服务于国内经济。中国由此削减了部队，国防开支占GDP的含量逐年下降。1997年之后，中国开始逐年增加国防费用并致力于军事现代化，不过增量很低，到2002年国防费用占GDP的含量也只有1.65%，这只比1991年的1.53%增加了0.12%。相对于财政支出的增量，中国的国防费用却是从9.75%下降为7.70%。1985年，中国的军事资源占世界的比重是8.57%，而发展到1998年，比重下降到7.4%。还有许多其它公开的数据都表明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中国的军事能力只有部分的绝对增长，但整体上是相对下降了。

　　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战略压力

　　中国在其它方面的能力，如外交能力、政府效能、国民士气等是增长还是下降了呢？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对这些指标进行确切的衡量，现在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经济能力是增长了，但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还很大。在未来数十年内，即便中国能够保持同样高的经济增长率（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只是很小），它能否跻身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大国行列，依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中国不但在能力增长方面是不平衡的，而且并没有运用一定的战略将其能力转换成为权力。相反，中国经济能力的增长已经给自己造成了不小的战略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削弱了自身的权力。

　　而根据前面所说的心理控制关系来判断，我们更难得出“中国的权力增加了”这个结论。“中国威胁论”的盛行表明，有不少国家对中国感到恐惧和担忧。

　　可见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的主要变化是（经济）能力的增长而非权力的增加。对于起点相当低的中国而言，经济能力的提升只能算是正常的国家发展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能力增长和权力增加在内容上存在不少重合之处，但它们的内在含义相差很大，由此会形成不同的战略判断，并将导致迥异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后果。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