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三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璀璨文明的歷史上，如何應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如果防禦和打敗北方游牧民族的騎兵，是每個中原王朝的頭等大事。北方草原民族對中原農耕文明的騷擾與侵略註定是長期存在。騎兵作戰，游牧民族有許多天然的優勢，他們的作戰技能和生產生活高度重合，騎馬與射箭是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羅馬歷史學家馬塞林。阿米阿努斯描述匈人：“他們在馬背上生長，可以幾天幾夜不下馬。打仗的時候，他們很少排成整齊的隊形，時而分散，時而聚集，來去如風，往往在敵人沒有防備的時候就已經衝到眼前，而殺戮劫掠一番後又迅速離去。在遠處他們飛快地射箭，來到近前他們用劍與敵格鬥，捨身忘死驍勇無比，當敵人拚命招架時他們會突然甩出繩套，將敵人縛倒在地，動彈不得。他們是非常可怕的敵人”。由此可見，騎馬與射箭是每個游牧民與生俱來的技能，一旦發生戰爭，幾乎每個成年男丁都可以成為兵員，而這一點是中原王朝遠遠做不到的。

　　不過，早期的游牧民族雖然在戰略上占盡優勢，可是在戰術上卻只能與中原王朝平分秋色。

　　從秦漢到唐代，中原王朝在野戰中，並不懼怕游牧民族，並且能夠一次次的將其擊敗。只是中原王朝是農耕民族，對外戰爭的成本比較高，機動能力較差，後勤的壓力也非常大，往往勞師遠征，戰爭的收益和代價不成比例，得不償失。

　　古人對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戰鬥力的對比是很清晰的。《資治通鑑·漢紀》就有這樣的記載：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潁川晁錯上言兵事曰《兵法》：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

　　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也。

　　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

　　下馬地斗，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

　　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以上這些戰爭特點，說明秦漢時期，中原王朝的車兵、戰陣、騎兵都是相當強悍的，對匈奴等游牧民族一直處戰略優勢，所以我們喜歡主動出擊，尋找游牧民族的主力，進行決戰、正規戰。匈奴匈奴等游牧民族則是喜歡運動戰、游擊戰、騷擾戰。

　　漢唐軍隊，盔甲堅固、兵器鋒利，弓弩射程更遠，而且陣型嚴密，如果正面的硬碰硬，匈奴等游牧民族絕不是對手，就是騎兵，我們也不弱，史記中曾經這樣記載：“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

　　在唐朝編撰的《北史》卷九八里記載：“柔然侵魏（北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這說明北魏在抵禦柔然的南下入侵戰爭中，使用了大量的戰車加騎兵部隊。

　　在唐朝時期，中原王朝的騎兵實力也達到了巔峰。這一點從唐朝時盛行馬球也能看出來，唐朝的馬球比賽竟然能達到萬人空巷的程度。唐朝的皇帝們也大愛馬球，唐朝近三百年有19位皇帝，史籍明確記載喜愛馬球的有11位，馬球技藝高超的有2位，死於馬球比賽竟然有2位。

　　南北朝時期以後，高馬鞍、馬鐙，以及馬蹄鐵普及了，北方中原戰場上開始出現具裝甲騎。這種騎兵具有很強的防護性和集團衝擊力，在對付輕甲步兵時具有極強的打擊能力，從此以後游牧民族再也不怕和中原軍隊正面對抗。而如何在正面對抗中擊敗重騎兵便成了中原王朝將領們研究的主要課題。

　　到了宋朝，由於缺馬，宋軍以純步兵對抗北方的重騎兵，就非常吃力。宋軍面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屢戰屢敗，戰術上無法與之對抗是主要原因。到了明朝，一切又回到了原點，早期的明朝邊軍大量裝備火器，也有騎兵，所以能經常打的北方韃靼沒脾氣。當然，到了明朝後期，明軍已經極為腐敗，戰鬥力低下，面對崛起的清八旗武裝，又一次落入下風。總之，中原王朝對戰北方游牧民族，互有優勢，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