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艇之父” - 邓三瑞

1929年，邓三瑞出生在北京。

1949年考入国立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 [2] 

1951年由交大保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2] 

195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系。

1953年毕业于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造船系。 [2]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副教授，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教授、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黑龙江省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

1958至1960年曾主持我国第一艘实验潜艇的设计与研制。任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体顾问。 [2] 

1959年实验潜艇成功地进行了水面、水下航行试验。该艇1974年正式编入海军序列。

1970年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教授。 [2] 

1980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副院长。 [2] 

1983年至1987年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院长。 [2]  长期从敕军舰科技干部培养和海军舰艇研制工作。

1984年应聘为联合国海军军备竞赛研究专家组政府专家，进行全球海军军备竞赛咨询研究。致力于系统工程的教学和研究。 [2] 

20世纪90年代邓三瑞承担了我国第一台智能水下机器人的研制工作。

2005年，被哈尔滨工程大学授予“终身荣誉教授”称号。 [1] 

2011年10月15日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讲演：“一抹霞光——科学背后的点滴哲思”。

1949年，邓三瑞考入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读造船系。当时各行各业对于人才很渴求，周恩来总理批示，把4年制的本科学习，缩短为3年。在大三的时候先是参了军，被派到江南造船厂学习放样（就是把船的图纸小样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放成大样。当时的船厂，都有放样间。）和电焊等造船技艺。而电焊，是当时新兴起的一项先进技术。 [5] 

学会电焊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邓三瑞又被保送到军事干部学校，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俗称大连海校，当时全国军事造船技术水平最高的地方，继续学造船。 [5] 

1956年，中央要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邓三瑞很荣幸地被军方选派去参与规划的制订。当时邓三瑞军衔只是中尉，在华罗庚、梁思成等大专家面前属于“小半拉子”。规划确定了中国要造自己的水面舰艇、核潜艇和原子弹。后来这些事情果然都做成了。 [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潜艇技术领先全球，不但航速快而且隐秘性很好。美国与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造潜艇方面，都奉战败国德国为老师，我们再向前苏联学习。
　　中国当时拥有的几艘潜艇，都是购买苏联改装的。教师中有很多是苏联专家和有过留苏经历的中国专家。当时的大连海校学员大多来自于清华和交大，我们将造潜艇的基础知识和理论通过苏联专家的手基本掌握了。当时，还从苏联取得了一项重要帮助就是转让制造，就是引进苏联造潜艇的设备、钢材、工艺，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由苏联专家指导，在中国制造。潜艇和水面舰艇，都按照转让制造的办法造出来了。从苏联转让制造装配起来的潜艇1957年在江南造船厂下水。在这个过程中，我进一步掌握了潜艇建造的整个流程和技术，中国潜艇研制的基础渐渐建立起来。其后，邓三瑞在哈军工是唯一学过军事造船的专家，带领学生到上海，开始中国潜艇的设计。 [5] 

搞小型潜艇的设计，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下做的，是海军给哈军工下的任务。当时各行各业的人们士气都很高，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
　　当时有一首诗，被郭沫若所称道：扁担不长三尺三，箩筐不大柳条编。你别小看这玩意儿，昨天搬走两座山。我也觉得写得动人。对于这首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是“仁人”，也不是“智人”，如果谈我喜欢它什么，我喜欢最后一句话，轻描淡写地说，中国人民头上的几座大山搬完了，什么时候搬的呢？昨天搬的。当时“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也是这个意思。终于站起来的中国人，尽吐百年屈辱的怨气，一方面是意气风发，另一方面是举国若狂。 [5]  　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又红又专”，走“红专”的道路。对工科大学教师的要求，还得加上一个“真刀真枪”。
　　原来中国的工科院校，没有做毕业设计这个环节，后来学习前苏联，教育部门要求大学要做“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何为“真刀真枪”？就是与国家需求结合做毕业设计。以清华大学为首的理工科院校，都开始大力做“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
　　我本来以为“真刀真枪”跟我没关系。因为当时，组织上已经决定派我到苏联的研究院学习，我也已经通过了必要的俄文测试。然而一天，我在午睡，领导冯捷把我叫醒，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他告诉我现在海军要设计建造潜艇，派我做总体负责人，带着学生做毕业设计，题目就是造出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的常规动力潜艇，“真刀真枪”就这样来了。当时，哈军工搞“真刀真枪”的还有顾懋祥主持研制的运粮用的气垫艇，我们在造潜艇时，对其有所借鉴。
　　要造潜艇，光有学生还不行，还要“招兵买马”。有人说造一艘潜艇至少需要400家生产零部件的工厂和企业支持。台湾至今也难于造出潜艇来，因为缺少完备的工业体系来支持。比如，潜艇上所用的铅酸电池，一个有一人高、半吨重，都不是轻易能制造出来的。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已经有了齐备的工业基础。哈军工、上海交大、大连海校、沪东造船厂、湘潭电机厂、江南造船厂都参与到潜艇的研制中来。 [5] 

当时哈军工海军工程系，是按照舰船上的5个部门分类设置的5科，这是其他学校没有的天然优势条件，与造船专业配套的声呐、内燃机、电机专业都被我们吸纳进来。参加潜艇设计的也主要是哈军工的第2期学员。
　　那时，美国已经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是由一位波兰裔的电机工程师主持建造的，美国成为引领潜艇设计制造的领头羊。虽然我们不知道核潜艇设计制造的细节，但是核潜艇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为及发展的路子清清楚楚地摆在全世界专家的眼前。美国设计了一条水滴型、叫作“大青花鱼”的潜艇，前苏联顾问谈起潜艇设计，言必称“大青花鱼”。我们的潜艇设计，最终就选中了水滴型的方案。当时核潜艇的设计也开始了，我们做的这条试验小艇为核潜艇的设计研制提供了借鉴和经验，核潜艇也采取了水滴型的设计。
　　我们当时在上海美国人留下的、叫做“美童公学”的洋房区（现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所在地）里做潜艇设计，由我做总体负责人，后来又在旅顺老海山做试验，那里的海域水深合适，便于打捞。在潜
　　艇的研制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用的电池总是烧坏，我决定把全部电池都烧坏，从失败里找到原因。还有一个经验是潜艇下潜时，螺旋桨在流体中稳定旋转，受到流体的力矩作用，如果不加控制，会导致船体姿态改变，需要设计稍微偏一点的稳定翼来平衡力矩。稳定翼偏向多少才合适？我通过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后来的实验证明，果然是正确的。
　　我反思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差别。美国已经有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完备的实验条件。他们每造一条船，比如核动力船、水动力船，就立一个项目，集中优势兵力攻击一点，形成集成优势的力量。当时我们大多在争着放“卫星”、各干各的情况比较普遍，后来才汇聚到一起。
　　 [5]  1959年底，新中国第一艘常规动力试验潜艇终于造出来了，在旅顺试航结果不错。但实验没有完全做完，因为海军在东海的一条前苏联造的潜艇在实验中沉没，潜艇员没有按照规则出仓，得了潜水病，死了人，军方下令停止所有实验，所以，只能说是“完而没成”吧，但还是积累了很多有用的经验。

1、《考虑至时滞与结构演化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1991 [6] 

2、《系统工程与控制导论》1994 [7] 

3、《系统工程与控制导论---控制走向社会系统》1994 [8] 

4、《水滴型潜艇旧事》2011 [9] 

5、《水面舰艇C~3I系统信息融合演示器的研究和设计》1997 [10] 

6、《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中的一种新的投资表示方法》1990 [11] 

7、《继续工程教育投资决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1990 [12] 

8、《系统工程与社会》1990 [13] 

9、《继续工程教育的一个数学模型》1986 [14] 

10、《新技术与“新的产业革命”》1984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