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网  作者：长河红阳

本文为作者所写文章《抗美援朝留给中国的战争红利》第一部分，重点反驳沈志华关于朝鲜战争初期中国未能及时退兵，从而耽误了新中国及早被西方承认、及早进入联合国的观点。后续部分继续谈朝鲜战争中的“和谈”问题，其最终停战的真实原因和后续影响，指出新中国绕开美国的“承认”而取得大国地位和联合国合法席位，正是抗美援朝带来的战争红利。后续两部分将陆续刊出。】

　　中国是大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也是“五常”之一，但是，在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未曾恢复之前，台湾岛上的那个伪政权只是尸居其位，起不到任何“五常”的作用，也根本发挥不出一个大国该有的作用。中国作为大国发挥联合国“五常”的作用的时间该从抗美援朝后算起。对此，史迹昭彰斑斑可考，本文于此立论。但是，就是有“专业人士”罔顾史实不肯秉公持论，诬指：因为抗美援朝时，没在1950年底1951年初这段时间退兵，接受联合国提案与美国媾和，而是继续打下去，结果导致新中国在国际上被动孤立，耽误了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所以，本文立论之前，先要驳论。　

美国人的“善意”

　　这个诬指在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45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第3版)上写着：

　　【中国未能及时收兵(笔者按：第二次战役期间，印度等“十三国提案”提出之后)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致艾奇逊也不得不通知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奥斯汀，如果在联合国接受新中国代表席位的问题上投票时美国是唯一的反对票，那么美国代表要求重新投票和投弃权票，而不使用否决权。】

　　看，这段话说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在中国的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上，就是很有些“善意”的：“不使用否决权”。

　　其依据的资料出处在这里——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ustin,January5,1950,FRUS,1950,Vol.2,The United Nations;The Western Hemisphere,Washington D.C.:GPO,1976,pp.186-187

　　粗略翻译一下就是：《国务卿致奥斯汀》，1950年1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二卷，联合国卷;《西半球》，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76年，186-187页

　　也就是说，被沈志华氏征引的，沈氏认为能够证明“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的证据中，一个很要害的证据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5日向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奥斯汀发出的“通知”。

　　这个1950年1月5日在我看来，是很有些面熟的，查考书籍得知，也就在这一天的上午，艾奇逊的大boss——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讲话：

　　【美国对福摩萨(台湾)和中国其他任何领土没有掠夺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在美国政府看来，福摩萨(台湾)的资源足以使他们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

　　杜鲁门的字面意思，台湾我们不管了，中共任取之。

　　这是典型的“一个声音说话”的范例——总统对台湾问题释放善意，艾奇逊就在新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做些“松动”的交代——“不使用否决权”。这也算“善意”吧?尤其是美国对台湾的处置，对比朝战爆发后到现在的境况——很有“善意”。

　　不过又根据我从别的书籍中所知，这样的“善意”是有背景的——当时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正率领中代表团在苏联和斯大林谈判，要以一个新的、平等的中苏条约，取代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那个不平等的中苏条约。新条约与旧条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要结束苏联在我国东北攫取的前沙俄利益，收回我们的主权。我们这样的立场和要求一开始被斯大林拒绝，在谈判桌上顾左右而言他。而毛泽东也以在住所“睡大觉”和他“冷战”。这样的“冷战”被美国人侦知，所以，美国人不失时机地“摇橄榄枝”，释放在台湾问题上的“善意”。换言之，拉拢中国，使之与苏联对立、敌视。

　　这就是沈氏征引的艾奇逊的“证据”的国际关系背景。艾奇逊在恢复新中国席位上的“交代”与杜鲁门在台湾问题上的“善意”，乃是一个事情不可分割的两面。全都是离间中苏关系的一种策略。如果杜鲁门在“台湾”的“善意”有了更改，那么，艾奇逊在新中国的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上的立场马上也会跟着大变。

　　那么，新中国有必要、应该积极迎合美国的“善意”么?当然不能!因为这是一种糊弄人的手段：

　　首先，解放战争时期未起时，美国动用空军和海军力量为蒋记民国从大西南运送兵力到曾经的沦陷区去“摘桃子”，出力多多;而且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被美式装备杀伤多多，两国之间这样的裂痕美国人没有个交代。

　　再次，美国以承认新中国为索取天价的奇货，要求新中国政府内必须重用、安置美国人认可的“民主人士”——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和执行监督者，这样的索价，新中国绝对不能接受!所以，绝不能迎合美国的“善意”。美国要求在新中国政府安置它认可的“民主人士”，有如下材料证明：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13日，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的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他向美国驻华大使转达中共中央的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但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强调：“必须旧政府倒了，新政府成立，要求建立外交关系，才有承认的可能。”中共中央要求：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暗示，美国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能否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

　　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口中的这个“民主分子”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是美国人法眼中的“民主分子”?因为司徒雷登是在暗示，所以还真不好猜想这些个“民主分子”是哪些人，不过，有个旁证可以窥见一二。1948年12月4日，中共香港新华分社报告：

　　【“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雷文和声称，美国国务院目前之工作中心在于如何在中国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个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

　　美国国务院所谓的“中国新的联合政府”中必然应该有中共之外的政治势力，而美国国务院要努力地在这个“联合政府中造成一个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这一点，和司徒雷登的话语可以相互印证——中共政权内必须有要有一股美国国务院“造成”的，为美国利益代言的政治势力!美国要通过这股“反对派”势力插手中国内政!

　　一个国家的政权里怎么可能有为外国利益出力的代言人!?

　　除此而外，与美国“交好”，中国还必须付出其他的代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开出的这样的赤裸裸的无耻对价：

　　【我们认为国务院应当仔细斟酌以发布这样一个声明：如果共产党继续漠视国际法和国际义务的话，美国也将在所统治或控制的领土上不考虑向中共当局或效忠于他们的中国人提供由国际法和国际义务所授予的权利。鉴于目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远远地大于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利益，这样做当然是对我们更有利的。……要而言之，美国的立场是，在获得西方承认之前，中共必须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在1949年和1950年初，条件扩展到包括遵守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定立的条约。】

　　看，为了获得美国的外交承认，新中国必须再做清政府，再做民国政府，再把上述两个软骨政权需要履行的“国际义务”——不平等条约继续履行下去。以上两点就是要获得美国外交承认必须要付出的天量对价!而美国人在台湾问题和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对中国释放“善意”，是有这些前提在的，其计划就是让中国倒向自己，利用强迫新中国承认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里的条款攫取更大的利益。“放弃”台湾、释放“善意”，有这样更深的卑鄙目的!那么，这样的外交“承认”是平等的么?是善意的么?

　　当然不是!

　　如果中国对这种强盗的要求不予理睬，美国就绝不会承认共产党中国，那么在台湾问题上的“善意”马上就会转为敌意，那么，作为一个事情的两面，美国在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上立场马上就会180度大转向，所谓“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也会改变。

　　一切都要看新中国是否出卖海量的国家/民族利益!那么，中国应该迎合这样的“善意”吗?!

　　揆诸史实，美国无论是杜鲁门的“台湾善意”，还是艾奇逊的“联合国席位松动”都是糊弄人的瞎扯淡，思维正常的人都看得出来。

　　而且，艾奇逊在1950年1月5日一对一地下达的这份“通知”——从英文标题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ustin看，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艾奇逊对美国代表奥斯丁的“致信”或“致电”——是否在1950年初就完整无缺准确地传达给了新中国政府，也是很可以怀疑的。从前面沈志华引用的英文资料出处看，那是在1976年由美国政府印刷局出版的档案中披露的。如果这样的“善意”在当时没有被传达给新中国政府，那么，可以认为这份“善意”在当时还只是一份秘密文件。毋宁说这是事后有选择地制造出来的“历史”。记录该“通知”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或译为《美国外交文件》)，实际是由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特设的编辑部门——“历史学家处”负责编辑、由美国政府出版局出版发行的官方外交档案，其文件选择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性，是为美国的统治集团服务，根据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而决定的。事件发生时的真实档案，往往在出版时被有意删减裁切，以掩饰真相，利于美国对外宣传。

　　例如，1953年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伊朗发生了推翻摩萨台政府的政变。而1989年出版的《文件集》1952-1954年伊朗卷中就“撤消了那些提到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文件”，“显然是要给人以印象，那次政变是伊朗人民的意愿，而没有美国的插手。但一些前政府官员却清楚地指明美国当时是起了作用的”。(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114页)

　　此外，文件的编排、取舍，还直接受国务院官员的干涉，以便于利用精心编纂的“历史”来干预当下的外交选择。例如50年代初，为了寻找“丢失中国”的责任，推行共和党的对华强硬主张，国务卿杜勒斯直接插手《文件集》的编辑，在历史学家处成立了两个特别小组，分别编辑战时高层会议文件和1942-1949年中美关系的文件。于是两年内就有14卷中国专卷或有关中国问题的卷宗编成待印。其中1942年中国卷的出版更是根据对该时期中美关系问题感兴趣的参议员和1954年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财政报告决定的(同上)。该卷1956年即告出版，可以说紧紧配合当时的右翼排华反共政策。

　　总之，这一披露1950年初美国部分官员对华“善意”的文件集，本身就是美国政治斗争和对外宣传的产物。以美国人事后制造的“历史真相”，再加上其他一些资料，经过一番自以为聪明的推演，来指责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失策，这种荒谬手法是沈志华等人惯用的。

　　进一步看，艾奇逊的“善意”中明确的说——“如果在联合国接受新中国代表席位的问题上投票时美国是唯一的反对票，那么美国代表要求重新投票和投弃权票。”

　　既然联合国的其他成员表示了接受中国的意愿，你美国为什么要“要求重新投票”?别国的话那么不值钱?别国的投票那么没分量?这样的“要求”比台面上的“反对票”、“否决权”更霸道，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相当于整个游戏规则都它一家说了算!

　　可以认为，沈志华氏所理解的被中国领导人错过了的美国“善意”，加上了艾奇逊的限制之后，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抗美援朝耽误了解放台湾？

　　回过头再说杜鲁门——杜鲁门关于台湾的讲话的图谋是什么，我们的开国领袖当然看得懂，他亲自撰文，强调：“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和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的结果。”这篇文章发表在1950年1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

　　杜鲁门在台湾问题上的“善意”斯大林当然也看得懂，所以尽管无奈，但是出于对中国倒向美国的忧虑，所以，他重启中苏谈判。新的、相对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是谈判的结果。此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都要归还。

　　然而，这样的结果却不是美国的愿望，所以，在离间恶化中苏关系不成的情况下，美国人首先在台湾问题上就按自己的本意出牌了。当然，作为美国总统，不可能在言论上马上出尔反尔，但是，它手下的狗腿子们却要“童言无忌”了：1月26日，好战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早先制定的一项应急计划直到1951年仍旧有效。这个应急计划大概意思——一旦发生战争，不让俄国人得到台湾。这里所指的“俄国人”除了苏联外，还包括倒向苏联的新中国。稍后的3月，美国防部长约翰逊要求参联会写一份“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报告。这个参联会拿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说：

　　【参谋长联席会议坚信，只有最终在中国取得胜利，美国才能实现其在亚洲的目的】。

　　这个“最终在中国取得胜利”，当然是指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台湾。这个“备忘录”还有这样的内容：

　　【只有迅速地继续采取措施，才能解决在东南亚所面临的问题;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恢复了活力，显著提高了效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这个利用国民党军队的说法，就是公开插手中国内争，支援台湾伪政权抗拒中国统一的变相说法。当然也是后来麦克·阿瑟在朝鲜败绩连连之后，屡次叫嚣动用国民党军队登陆朝鲜半岛参战的根据。有了参联会的这个意见，美国防部部长约翰逊在2月21日、5月6日两次就同一问题问讯艾奇逊:

　　【总统1月5日声明是否意味着停止以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剩余款项向台湾提供军火?】

　　艾奇逊回答：

　　【这1.25亿美元中尚存在陆、海、空军部的余款是确定地、决无更改地”归国民党使用的。】

　　也就是说，美国人对杜鲁门1月5日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做了180度的大转向，美国要坚决地插手台湾问题了，要给国民党伪政权提供武器对抗大陆了。那么，所谓的《援华法》中的剩余军援有多少?价值1亿美元。1950年代的1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有个数字可作参考：国民党败退台湾刮走了中国所有的库存黄金。新中国发行人民币的时候，手中根本没有作为准备金的贵金属。所以，向苏联举债3亿美元的白银作为准备金发行人民币。由此可以想见美国为台湾提供的1亿美元军援是个多大的数字。那么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不过是这个举动的必然延伸。

　　有这样一种观点：抗美援朝耽误了中国解放台湾。但是揆诸于上述史实，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说法是没根据的!美国对中国统一台湾自始自终是报以极强烈的敌意的!在中国政府明确表明外交关系上倒向苏联之后，美国就加紧了对台湾为政权的军事援助。这样的敌意，与对台湾伪政权的军事援助是个必然的事实，无论有无朝鲜战争，这都是一个必然存在的事实。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直接出兵台湾武力阻碍中国统一所用的借口极其卑劣。

　　以我国当时的军队状况而言，我们没有解放台湾必需的大量的海空技术兵器。所以，解放台湾几乎不可能。唯一的可取途径就是向苏联寻求援助。因而建国之初向苏联“一边倒”是必然的。

　　但是一开始斯大林对我国的军事援助是很有保留的。因为他此前一直对中国的统一非常忌惮。1945年，他与国民党政权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外蒙古从中国分裂了出去。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当时表示，虽然中国当时尚不具备“侵略俄国”的能力，“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斯大林担心统一后的中国会对苏联的安全有威胁，所以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就要插手中国内政，要求中共配合国民党的“和谈”，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之初，斯大林对新中国依然心存疑虑，不可能立即支援新中国武器装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海、空军装备极其缺乏的新中国军队，想要打赢一场针对现代化的海、空战役的可能性是极低的，甚至连保证沿海、近海不受敌军骚扰都有困难。所以，无论有无朝鲜战争，我们当时想立即统一台湾，难度都是极大的。此前金门战役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换言之，不能把台湾与大陆的分裂视作是抗美援朝的后果，抗美援朝并没有耽误中国解放台湾。相反，正是在抗美援朝中表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决心之后，新中国才开始逐渐得到苏联的实质性援助。尽管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过程存在波折，但其作用仍然是巨大的。特别是此后苏联援建的包括军工在内的一系列重工业项目，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起步提供了重要帮助。在这基础上，发展现代化的国防、打造强有力的海军空军，为将来解放台湾提供坚实保证，才有了可能。

印度与英国的“善意”会促成和谈吗？

　　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恢复，与台湾问题是联动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报以敌意千方百计阻挠，那么，在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上也绝不让步。

　　说几句印度：1950年代的印度，看上去还是挺可爱的，通过其驻莫斯科、华盛顿、联合国的代表以及同美国驻印度的大使接触，多方申明：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朝鲜冲突之初，印度同英国一道“调停”，英国主要负责美国一边，印度主要负责中国一边。

　　但是，我们切不可把印度看成是友好的“天使”。印度在刚立国之初，一方面希望通过介入一些国际冲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展现其“大国”作用;另一方面，印度对中国的“善意”很大程度是受英国的影响。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印度在刚立国时，想在国际关系中有大的”声音响度“，没有曾经的宗主国英国的帮衬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在对外关系上也必须为英国马首是瞻。老英国向来世故圆滑，那句鼎鼎有名的外交格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就是从英国人那里来的。为了香港不被新中国拿下，英国在1950年1月6日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那么印度紧随英国对中国释放些“善意”，势所必然。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二战之后的英国，国势衰颓，已经无力再像以前驾着兵船到处烧杀劫掠了，他只想如何回复国内经济。可是，朝鲜战争开打，美国介入干涉，不可避免地要把他这个盟国拉扯进去。而中国与朝鲜的唇齿相依关系，朝鲜对于中国，好比二战前英国眼中的西欧“低地国家”。朝鲜内战有美国的干涉，势必引来中国的介入，那么，他该如何做到“刀切豆腐两面光”?

　　所以，主和，力主中美和谈是他的上上选，至于说中美双方谁在里头要吃亏，这个他不考虑，只要两下里不大打，不长打下去，他就可以安生过日子。然而沈志华在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里却没说这个背景，只是喋喋不休地说印度和英国为中美之间的和谈如何的操心费力，如何对中国一再释放友好信号，中国如何错失了这些良机。

　　英国、印度的这些“友好”举动果真能起作用吗。实际上，正如前面艾奇逊在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通知”里所表明的，对于联合国的投票、决议，美国人根本不当回事。英国、印度的和谈动议是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目标是相背离的，他们的和谈方案不会被美国真正接受。中、美在朝鲜战争上的和谈能否进行，能否成功，只在于美国谋求称霸的野心是否被朝鲜半岛上的战局打掉、磨光，打掉了美国的野心，磨光了它的好战，才有和谈的可能。此后把美国人逼到谈判桌上的，也不是什么和事佬的友好倡议，而是“联合国军”被中朝军民打疼了。而在这16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里，“友好”的英国人紧跟美国，所出动兵力居16国第二位。

　　一句话，没有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大挫折，没有旷日持久的战斗把美国人的骄虚打掉，就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和谈!中国也就得不到美国应该的尊重。也就也根本不存在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可能性!

美国人想要怎样的“停火”？

　　沈志华氏又说，就算朝战爆发之后直到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国“合法席位”恢复的可能性犹存：

　　【甚至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情况都没有立即恶化。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都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

　　在这里要认真说一下这个“十三国提案”，这可是沈志华氏手中迎风招展的“和平”大旗，站在这杆旗下，沈志华就好像站在道义的珠穆朗玛峰上指斥这个，贬低那个，那么，这个“十三国提案”的海拔有多高?

　　这个“十三国提案”的挑头者是印度，而幕后指挥者是英国。

　　对于“和谈”，英国与印度做了分工，如沈志华书中所言，英国主美国方面;印度主中国方面。“和谈”目的固然堂皇，求和平。但是，时机选择在“第二次战役”之后，美军溃逃之时。这个时候提出的这个提案搞和谈，就有停止追打美军的客观效果，就有拉偏手的嫌疑。所以当1950年11月23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达英国期望和谈的建议时，这个“和谈”理所应当地要被我们的开国总理认为是“美国通用过英国发出的‘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425页)

　　那么，美国人这段时间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沈志华的书中对此语焉不详，我们可以从其他资料找线索。

　　这个时候的美国高层被麦克·阿瑟接连的败报搅得混乱一片，11月28日下午，杜鲁门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达成的共识及围绕的焦点，用时任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的话说，就是“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然而，却没能商量出一个摆脱的办法。但是，美国的脸面问题要求这个时候必须对公众有强有力的回应，于是11月30日，杜鲁门召开记者会。

　　【杜鲁门：正如我们往常一样，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

　　记者：那是不是包括原子弹?

　　杜鲁门：包括我们所有的各种武器。

　　记者：总统先生，你说“我们所有的各种武器”，这是不是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它。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该用来对付无辜的男女老幼，他们和军事侵略无关，可是原子弹一经使用，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7卷，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这个恶狠狠的回应就是对中朝军民使用核武器，不管它多么“可怕”。这样的毁国灭族级别的武器一经使用，就意味着新的世界大战要在朝鲜半岛上开始。那么西欧呢?苏联的装甲洪流要是碾压西欧呢?这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西欧国家担心的。

　　对当时朝鲜战况和美国政情洞若观火的的美国外交协会的理查德·斯特宾斯这样评论道：

　　【大部分非共产党国家似乎对北京恫吓联合国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并不感到忧虑，却更为担心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争执会突然导致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多的代表团似乎认为，约束共产党中国不如约束美国重要。】

　　这可是明白人说了当时人们都想说的大实话：战争能打到什么程度，与共产党中国毫无关系。只在于美国是否铁了心要把战争持续下去，以及要怎样的升级战争。是否要打核战争，打世界大战，全看美国怎么打。战与和的旋钮完全在美国人的态度。任何促进双方和谈的努力，都要从美国这里先做工作!也就是说，无论沈志华念兹在兹的那个“十三国提案”是什么样的香饽饽，都要先喂美国人吃才行。

　　彼时的英国，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1950年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跑去美国扯着杜鲁门的袖子大呼：原子弹扔不得!不光不能扔原子弹，而且还要在朝鲜停火，谈判解决问题，还要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府，让这个政权进入联合国，把台湾交给共产党。

　　怎么看英国也像是个天使。但是，我们要知道英国人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作为美国阵营里的要紧货色，它的打算还是为美国考虑的更多：首先，新中国是个敢碰硬、不怕横的厉害政权;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没有政治上的乞求，没有军事上的依靠，没有经济上的仰人鼻息，此乃“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也!这样的政权不可能用强力使之屈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英国人在“紫石英号”事件上已有领略，此次他们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作为“联合国军”老二，也尝到了苦头。他们更担心朝鲜战争会引起世界大战，殃及自己;同时会将美国拖入太深，减少其在欧洲的力量投入，使得西欧的安全和利益难保。那么，迂回一点，美国给中国若干的政治好处，让中国对美国有所欲求，对美国有所依靠，那么，也就有了若干可以抓住中国进行反制的“小辫子”了。

　　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智者老子在《道德经》里就说：

　　【将欲歙之，姑张之;将欲弱之，姑强之;将欲废之，姑举之;将欲取之，姑与之。】

　　这个“姑欲之术”和英国佬的法子差不多吧?

　　英国法子不错，也要看美国人是否接受。在杜鲁门和英国首相艾德礼的私下交锋中，对于最恐怖的扔原子弹，杜鲁门表示，在这个问题上，英美从来就是伙伴，他在与英国磋商以前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但却拒绝将此表态付诸文字。在几天后发布的英美会谈公报上，也只是说“总统声明他希望世界局势永远不至于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总统告诉首相说，他也希望把可能改变这种局势的情况发展随时通知首相。”还是不放弃使用原子弹，而且判定“局势”变化和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里，只是会给英国一点面子“通知”一下。

　　杜鲁门的回应显然不能让艾德礼满意，可是作为一个过气的老帝国，英国作为美国干预欧洲事务的“踏脚石”角色，还是不可替代的，于是马歇尔、艾奇逊、布雷德利等一班美国高层还是要对艾德礼有一番安抚交底的，其透露的意思就是，尽管面面俱到的兼顾很难，但是，西欧和朝鲜，美国哪一个都不放手、不手松，放心。对于共产党中国，美国绝不退让半步——不承认这个政权;台湾也不交出，否则中国会得寸进尺。并且表示，美国绝不接受谈判，因为现在军事上对美国不利，所以美国只接受停火。停火能让美国摆脱这个不利的局面。

　　美国最终要做什么，国务卿艾奇逊来了这么一句狠话：

　　【我们可以在朝鲜打下去，能打多久就打多久，尽我们一切，惩罚敌人。那时，我们的谈判地位就不会更糟。】

　　这同此前杜鲁门总统的“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包括使用原子弹在内的“我们所有的各种武器”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就是美国对和谈的态度——要什么“和谈”，NO!这场和共产党中国的战争一定要继续下去，哪怕必须尽早结束在朝鲜战场这个无底洞的无谓消耗，但是，最后一块互殴的砖头也必须由我美国人朝中国人恶狠狠地砸过去，哪怕是动用原子弹!这就是美国人的本意。在这个态度下，无论什么样的和谈方案到时候都是一个下场——破产!沈志华念兹在兹的“十三国提案”还没有正式提出的时候，已经被美国人装进了棺材，只差几根钉子钉板子了!

　　但是，美国的这些态度在沈志华氏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书中是没有的，即便其中一些资料来源于沈氏十分熟悉的《美国外交文件》。这一文件集是美国人剪裁过的，沈志华又进一步加以偏向性十分明显的选择使用。在他的书里，有的只是朝鲜战争前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战争爆发前后英国、印度等国致力于“和平”的奔走，以及相比之下，中国外交人员似乎是无情、无理的冷面回应——对真实历史掐头去尾，以美国人事后剪裁的材料为据，不谈美国的真实居心，而把美国等国包装成善类，当然会显得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狂妄自大又无情无理了，当然就能站在事后诸葛亮的“历史高度”，对前人指指点点，对历史加以重新推演了。这就是沈志华的春秋笔法，这就是一些人炮制历史、给开国领导人罗织罪名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