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城最大的问题，在于有个黄四郎

申鹏               

黄四郎的走狗记者媒体们，颠倒是非操纵舆论乃是一绝，他们可以煽动民众情绪，颠倒黑白，把普通人的痛苦，都归结到县长和普通公务员身上去，甚至要逼得你剖腹自证清白。

　　鹅城最大的问题，在于有一个黄四郎。

　　汤师爷高，马县长硬，黄四郎是又高又硬。

　　黄四郎放在历史上，也是有功绩的，有贡献的，人家也是鹅城元勋，背景深厚，放在中外各国，口碑都不差。这人说话又好听，八面玲珑，长袖善舞。他自己摘光了鹅城的瓜，又说什么“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既喊着“反暴力”，又要衙门“网开一面”。

　　他号称白手起家，靠着老婆和投机，做到了富可敌国，鹅城百姓本就爱富人，把富人当偶像，大家拥戴也是正常。哪怕他现在坐拥半座鹅城，住在价值七亿的豪华碉楼里，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吃着火锅唱着歌，把税收到2050年去了，你也没有办法。

　　黄四郎先生是个体面人，他不关心鹅城是谁的，也不关心鹅城是什么制度，更不关心鹅城人民的死活。他只希望自己能够不断赚钱，不断摘瓜，自己还要能够站在干岸上，干干净净，说着漂亮话，放着悠闲屁。

　　人们不会骂黄四郎，人们只会骂县长，说县长都是恶棍、流氓、贪官、无能、寄生虫。却不想想，这鹅城从来不是县长说了算的地方，县长的什么政策，没有黄老爷点头，是推行不下去的。

 　　鹅城的土地、房产、商业、能源、通讯、传媒、港口，都在以黄四郎为首十大乡绅手上，普通人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用的都是黄老爷家的，黄老爷想涨价就涨价，想故意囤积就囤积，想套现离场就套现离场。外面的土匪假张麻子都说了：“大家都是抢，没啥区别，只不过我是明抢，黄老爷是风度翩翩地抢罢了。”

　　鹅城大部分人是没有正经房子住的，只能住鹅棚。难道鹅城没有土地吗?不是，鹅城的土地都做了度假森林、别墅花园、以及黄四郎打球的高尔夫球场。

　　第一任县长要给大家造房子，造好多好多的房子，但房子多了，房价自然就要下跌，黄四郎和乡绅们不愿意房价下跌，就鼓动有房子没房子的鹅城人都上街，让县长造不成房子。后来有一任县长要填海造陆，多搞点土地出来，结果一群人有说这破坏生态环境。所以大家宁可住鹅棚，一家人挤20个平方的鹅棚，失去了工作能力的老人，只能住铁丝网做的鹅笼，还得强作笑颜说：“一家人最重要是整整齐齐，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

　　其实大家都是人，又不是鹅，住在鹅棚鹅笼里，怎么可能开心呢?不开心总得找个发泄口吧?他们可不敢冲黄老爷的碉楼，因为碉楼的保安是真敢打人的，他们只敢冲县长张麻子的县衙，因为县衙的警察们是不会还手的。

　　黄四郎的走狗记者媒体们，颠倒是非操纵舆论乃是一绝，他们可以煽动民众情绪，颠倒黑白，把普通人的痛苦，都归结到县长和普通公务员身上去，甚至要逼得你剖腹自证清白。

 　　讲实话，张麻子抢了鹅城老百姓吗?张麻子欺负了鹅城老百姓吗?没有啊!抢他们的，欺负他们的，是黄四郎啊，可是不成啊，鹅城百姓个个如花姐，不拿抢指着黄四郎，倒拿枪指着张麻子，理由是———谁让你是个好人呢?

　　这个时候，黄四郎还要站出来说：“请县长大人对鹅城百姓网开一面，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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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描写的是一个官商学黑勾结的社会， 和香港真是很像很像。  董建华要搞数字技术，伤害了地主财阀的利益而被赶下台。 梁振英要增加土地供应伤害了财阀地主的利益，被占中赶下了台， 林郑没敢有那么大的动作， 只不过弄了个空置税， 结果猪嘴废青不依不饶，现在看清楚了吧， 所谓罪犯遣返只是借口， 赶走林郑才是核心目标。 林郑其实也与地产商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概觉得香港被超级地租搜刮的寸草不生， 地主财阀的奴隶长工们鸽子笼里的生活太不人道， 女人心软吧。 但是商人仅仅是商人， 不是慈善家， 听见了吧， 多直白， 心软的女人，不肯跪下来三七分成， 那你就滚蛋吧！

现代技术进步包括地主财阀敛财的技术也进步，也就是敛财的效率变的很高。 一个国家，一个群体， 如果地主财阀掌握的大部分实质性权力， 你不能指望他们做慈善， 那么社会也就必然垮塌。  中国历史上一旦形成地主财阀垄断权力， 河南省的一场水灾就足以摧毁整个社会。

因为按着市场规律办事， 河南遭遇水旱蝗虫一套灾难之后颗粒无收， 周边存粮的地主财阀必然太高粮价，囤积居奇，如果中央政府没能力救灾（有钱也没用， 地主粮价抬上天，半天就可以搜刮国库存钱）， 那么没饭吃的灾民只好变成汤恩伯那样的土匪了。 这就是王朝末年水旱蝗汤的来由。

香港目前就是被地主财阀盘剥的寸草不生， 猪嘴废青的确没有未来。

当然，庆幸社会进步了，黄四郎也进步了， 不用派遣假麻子杀了县长全家，缴获三把万民伞。香港的黑社会还是很“文明地” 。 而搜刮百姓也依法而治， 只不过香港的“法” 是地主财阀家的师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