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有其“发家史”，但有些国家崛起之后并不诚实地告诉别人自己那不太光彩、甚至血债累累的“发家史”，而只整出个光鲜亮丽的“血统论”到处忽悠。例如，欧美国家决不会告诉广大发展中国家，自己是先经过革命、战争、殖民掠夺和屠杀的血流漂杵，完成社会改造/政治整合、积累起一定的原始资本之后，然后才逐步实行竞争性选举体制的，而一直要求第三世界穷兄弟们在尚未完成社会改造/政治整合的情况下，就一步到位地实现多党竞争性选举、私有化、自由市场体制。然而，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血统论”那天花乱坠的忽悠而改变自身的运作逻辑：如果没有完成社会改造/政治整合，想干任何大事都极容易因为碎片化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掣肘、反对而阻力重重，乃至最终搁浅。“血统论”再光鲜亮丽、天花乱坠，也只是高明的“意见”，而决不会飞上枝头变身“真理”，它无助于，甚至有害于国家治理和经邦济世。“只有先完成社会改造/政治整合，然后才谈得上各项经济文化建设”，这才是国家崛起颠扑不破的真理。该文以印度为例，具体微观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个道理，非常值得一读。
以下是文章全文：
印度莫迪总理领导的是一个非常高调的政府。印度的财政部长兼国防部长贾特磊（Arun Jaitley）最近口出豪言，称印度的经济增长能够超过中国，达到8%。其实，相对于莫迪总理本人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及的“21世纪是印度世纪”和各种超过中国的言论，这算是尺度很小的了。
正好同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西方媒体也大做文章，唱衰中国，同时吹捧印度莫迪政府，挑起新一轮的“龙象之争”。比如说，一些西媒论证由于人口红利的终结，中国会提前“去工业化”，而巨大的人口红利会让印度制造业成为新的神话。高盛早在莫迪上台时就大胆预测，在未来20年印度经济将达到年增10%的潜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把印度经济增长今年的预测调到了7.4%，超过了我国的6.8%。还有一些西媒连最基本的经济局势分析都不作，闭着眼睛说，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有制度优势，所以印度经济肯定会比中国更有前途。
其实这7.4%本来就是个数字游戏，其基础是印度政府修改了GDP的计算方法，这就导致按照老方法算的5%，一下子就可以飙到7%左右。中国政府要玩这一招，空间大得很，比如中国几亿农民自己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是不算在GDP内的。如果再学英国的无节操统计法，把卖淫和贩毒这些非法地下经济都算到GDP里，这数字游戏的空间又能进一步扩大。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既然说印度有制度优势，那我们就来看印度的制度是否真正有利于推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很遗憾，最近莫迪想推进的三场改革，都遭到了巨大的阻力，恐怕要胎死腹中了。
莫迪上台以来努力推动的三大改革是税务改革、劳工政策和土地政策改革。税制改革是以统一的“商品与劳务税（GST）”来取代各邦自行设定的复杂税项，做到税制的统一。土地政策改革旨在修改国大党执政时期通过的《土地法》，允许政府在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时候，不经过农户允许，直接以市场价征地，同时给予一定补偿。劳工政策改革旨在改变目前实施的严苛的劳动法，包括允许企业更方便的解雇工人、让组成工会更困难等等。
先看税制改革。税制改革是为了加强国家的汲取能力，是莫迪改革中意义最重大的一项。国家的汲取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国家能力。因为国家只有从社会汲取足够的资源，才能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以及行使宏观调控能力等其他的国家能力。印度是联邦制，各邦的税制并不统一，导致国家汲取能力低下。从1990年到现在，印度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一直很顽强的呆在12%上下（对比我国新世纪一直保持在20%左右）。估计会有人说，这正好说明印度民主制度是便宜的。这种说法真是图样图森破。由于财政能力低下，印度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发挥宏观调控的能力。所以税制改革算是对症下药。只是实行起来难度太大，首先这涉及到修宪，因为依照现在的宪法，中央只能享有有限的征税权力，不得不尊重地方各邦的利益。其次得面对地方政府的阻挠。事实上，税制改革也不是莫迪政府的首创，在国大党执政时期就有人提出，不过，当时还是地方首长的莫迪，从自己的地方利益上出发，对此事坚决反对。如今莫迪政府一变脸说要支持改革，遇到的阻力也不会当初国大党改革时的小。果然，9月9日，印度财长宣布，印度政府已放弃号召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进一步讨论税制改革。
再看土地法。现行土地法是在2013年由国大党主导的执政联盟通过的，对土地买卖进行了严格规定，并提高了征用农民土地的赔偿额度。国大党视之为保护农民的政绩，但投资者对此表示不满。莫迪试图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经商环境，试图通过土地法的修正，降低征用土地的难度。今年三月份，新《土地法》修正草案在人民院（下院）通过，结果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17日率领14个反对党派的上百名国会议员，前往总统府游行示威。由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及其政治联盟在上议院不占多数，8月，联邦院（上院）否决了修正草案，9月1日，这一草案宣布失效。目前，人民党试图改变土地法改革的策略，除了继续争取反对党支持之外，还试图利用印度的联邦制结构，推动由人民党执政的邦政府推出更为宽松的邦土地法案。
最后，劳工政策改革也不乐观。投资者除对强大的工会势力不满之外，吐槽最多的就是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通过、上世纪80年代修正的《产业争议法》(Industrial Disputes Act, IDA)。这个立法明确规定，所有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必须获得州政府的批准。对于政客们来说，不批准企业主的申请，损失的是一票，批准企业主的申请，损失的就是无数的选票，而最终的结果就是雇主的解雇申请根本不可能获得政府批准。因此，许多企业主只能够将自己企业的雇佣规模控制在100人以下，这阻碍了企业做大做强。莫迪试图削弱工会的势力，减少企业主解雇劳工的困难程度。但其结果是直接引发了9月2日百万规模的大罢工（有媒体称罢工人数达1.5亿），看来这项改革也很难逃脱胎死腹中的命运。莫迪如果硬推改革，导致的结果恐怕是人民党支持基础流失，无法赢得下次议会选举。在选举体制下，政治家承受不了选票大量流失的结果。
或许会有左翼的朋友认为，印度的土地法和劳动法看起来具有很强的左翼色彩，对工人和农民是比较照顾的。但是，且慢，我们还要看看这种法律究竟是针对何种令人无奈的现实而制定出来的。就土地而言，政府以市场价征地之所以遭到反对，第一是跟印度国家认证能力的低下有关——为了规避征税，土地交易的双方登记的交易金额往往远远低于实际成交的金额，而政府根据这样的“市场价”去征收，业主当然就不乐意了，因此，法律不得不提高土地征收的补偿款。第二是印度土地集中程度很高，大量低种姓和无地农民寄生于地主的土地上为生，政府征地的补偿款当然只归地主，但大量寄生于土地之上的无地贫民可就要流离失所了，而这些人手里有选票，地方政客要赢他们手里的选票，当然就倾向于支持反对征地的运动，把项目搅黄。但是，搅黄项目，最后也只是维持了不发展的现状，如果连基本的基础设施都建不起来，贫民们只能继续在贫困中挣扎，而且由于他们的人口还在不断增长，很多人是越来越贫困。
而就劳动法而言，得到正式雇佣的工人获得的保护固然不错，但印度的问题恰恰在于，每年都产生大量新的劳动力，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扩张，他们就只能沦为无业游民。产业扩张需要投资，投资要么来自政府，要么来自私人资本。政府的汲取能力太差，手里的钱都不够花的，很难大规模搞投资；而私人资本要获得更多的利润，才有动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但雇佣100人以上的企业解雇员工就需要政府批准，这使得许多投资者没有动力将企业雇佣数量提升到100人以上。因此，产业的扩张就受到了阻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端上了饭碗的当然吃得还不错，但越来越多的人端不上饭碗，政府能不着急吗？
福山说美国的政治体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否决政体”（vetocracy），要办成一件事情太难，因为有太多的否决力量存在。这个判断适用到印度可能更加贴切。在印度现行的民主制度下，利益诉求非常多元，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变得困难。不过，要说印度的问题就是因为实行西式民主制度，也不是很贴切。印度的真正问题是，在未经历彻底的社会改革，基层尚未得到统合的情况下，生搬硬套给自己加上西式民主制度。欧美先发展国家正是在完成了一系列改革，完成社会的重新整合之后，才实行以普选为标志的现代民主制度。这就保证了在实行竞争性选举制度之前，社会的利益结构倾向于统合而非分裂，因此政治竞争也不会造成社会的分裂。但印度恰恰不是这种情况。
现代印度国家是英国殖民者撤出南亚次大陆之后的产物。南亚次大陆人口众多，族群和宗教极其多元。大英帝国为了实行远程控制，更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防止各族群之间发展出共同的身份认同。印度从大英帝国继承下来的，本来就是一个“一盘散沙”式的国家。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之间经常发生流血冲突，动辄死亡数百上千人。1992年北方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引发全国性的宗教冲突，2000多人死亡；1993年在孟买市的一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中，800人遇难；2002年，莫迪执政的吉拉特邦就曾爆发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血腥报复，导致2000多人死亡，而莫迪被人诟病的一点是，他对当时的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宗教和民族矛盾之外，种姓制度也长期使得这个国家保持着某种碎片化状态。种姓制度自雅利安人征服以来就出现，是旧时代封建和神权统治阶级施行阶级压迫的工具和产物：占人数绝对多数的劳动者属于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两个低种姓，高种姓寄生其上。1947年，印度独立建国，进行过一些改革，试图消灭种姓制度。新世纪以来，受到新的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的冲击，种姓制度有所松动，然而仍然顽固地生存着。正如印度学者、剑桥大学的Kaivan Munshi研究指出，种姓制度就像一张大网，仍然覆盖在印度的方方面面。印度人首先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五个种姓，进一步分为三千多个“亚种姓”。如此，印度人在种姓制度下，分为这许许多多小团体（亚种姓），而每个小团体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几乎都有自己支持的政党。如此严重的政治碎片化，自然让任何大刀阔斧的改革变得十分困难，特别是税制改革这种需要全国上下统一认识，地方牺牲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
如今的印度，生产资料仍然垄断在旧时代的统治阶级手中。高种姓者，仍然在经济上剥削低种姓，并在政治上压迫他们。在印度的农村，高种姓的地主们占有大部分的土地，成为改革的一道阻力。1952年，比哈尔邦以耕者有其田的精神，进行土地改革，就是由于受到高种姓地主的阻挠，几乎没啥效果。基层政府和地方议会，往往被当地高种姓人士把持，自然不会做任何有损于本种姓的事。这导致了孱弱无能的治理（weak governance），无法成为中央政策和国家法令的执行者。地主政治代表们登堂入室，走进国会，影响国家政策。这一次莫迪的土地改革，自然触动的就是地主们的利益，因为地是他们的，所以遭到阻击，被否决，也就是很正常的了。低种姓人手里也有选票，也有政党为他们发声。只是，正如世界银行请印度学者Stuti Khemani研究指出，政客们只对发礼物（通常是救济粮）讨好民众这种事情上心，对其他事情比如经济建设缺乏兴趣。这居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竟然也成了改革的阻力。穷人得到礼物，政客得到选票，还改什么啊？
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中国革命打下的基础。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样陷入碎片化状态。但是中国革命将买办势力和封建势力一扫而空，克服了历史上“皇权不下县”状态，将国家权力延伸到村庄之中，在基层形成了强大的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把一个充满离心力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具有很强向心力的社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底层劳动人民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了国家工业化的积极建设者。没有基层的彻底改造，新中国高速的工业化建设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主要进行的是“拍板”的工作，拍完板之后，执行似乎从来都不成为一个问题。在邓小平时代，改革的利益各阶层都能分享得到，改革也不会遭遇到多大的阻力，因此可以继续向前推进。“拍板”之所以有效，其基础就是毛泽东时代所造就的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
而印度在一个未经社会革命改造的社会基础之上建立起竞争性选举制度，其结果是各种剥削压迫势力迅速适应了新的游戏规则，成为新体制下的当权派，而民主体制在他们的手中，就变成了保守的、抵御社会变革的机器。在过去几十年中，印度社会当然有不少进步，但这种进步是非常缓慢的，社会依旧碎片化，离心力依旧十分强大。而一些绝望的民众就成为革命者——这正是印度活跃的毛派游击队的起源。没有对基层的再造，印度陷入一种两难局面——要发展，就会动很多人的奶酪，引起直接的反对，而这会迅速地通过选举机制产生政治效果；但不发展，持续的人口增长，会给未来造成更大的压力。过去没有印度领导人能克服这个两难，难道莫迪有超能力克服它？
其实西方明白人很多，之所以天天夸印度贬中国，说白了是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的“制度自信”壮胆。无奈印度总是不争气，让他们一再失望。印度真要“超中”，就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但这显然是他们的“民主”制度无法胜任的。
所以，大家还是平常心吧，走夜路吹口哨的继续吹，大声地吹。但中国只要不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往前继续走很远，直至口哨声低落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