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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大概是纳粹德国最具有神秘色彩的一个人物。虽然海德里希1936年就开始总揽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掌握令人生畏的国家机器，他死的时候很多德国人都是头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如果撇开海德里希的所作所为，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人。海德里希拥有一副比较典型的日尔曼人外表，他身材高大瘦削，相貌冷俊，个性坚毅，智力超群，精力过人；他有极高的音乐天赋和细腻的情感，演奏小提琴能够催人泪下；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田径十项全能成绩优异，还是德国最优秀的击剑手之一。海德里希是纳粹种族理念最理想的楷模，有人说过：“当纳粹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海德里希的模样。”

海德里希也是最凶残的纳粹鹰犬之一。他签字的文件将数以万计的人送进了集中营，而他主持的万西会议(Wannsee Conference)制定了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计划。海德里希可以说是德国盖世太保的灵魂，在他主管的六年间，盖世太保发展成为一部结构精密，组织严谨，运转高效的纳粹专制机器。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海德里希、施佩尔(主管建筑和军火生产)等人是纳粹德国最杰出的技术官僚，如果不是他们勉力支撑，纳粹德国会早灭亡好几年。
1.自毁前程的海军中尉

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年生于德国东部利普齐格(Leipzig)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当地一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外祖父则是著名的德雷斯顿音乐学院的创始人。由於父母忙於事业和社交，并没有太多时间照料三个孩子，排行第二的海德里希渐渐养成一种沉默孤傲的性格，整日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天地里。入学以后，海德里希学业优异，但要强好斗，不服管束。

一战结束以后的两、三年里，德国政局动荡，德国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地组织暴动，魏玛政府摇摇欲坠。老海德里希的乐团入不敷出，家境一落千丈，举步唯艰，到二十年代初期才有所好转。1919年德国共产党在萨克森州领导了“斯巴达克斯军团”起义，企图建立苏维埃政权，随后同前来镇压的自由军团发生血腥内战。进入青春期的海德里希正值思想观念形成阶段，目睹左翼激进分子造成的社会动荡，因而接受了右翼极权思想，加入了一系列民族主义青年组织。1922年，18岁的海德里希决定参加海军，这个决定让他的父母大失所望。老海德里希期望他能够子承父业，花了很多心血培养他的音乐才能。海德里希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钢琴、大提琴、作曲等方面也很出色。但是老海德里希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早已厌倦了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繁文缛节和循规蹈距，非常渴望冒险和荣耀。老海德里希最终还是认可了儿子的这个决定，因为海德里希家族的确需要一个军队里的实权人物，而在海军服役满十年就可以享受德国政府的终身养老金，这在当时也是相当诱人的。

海德里希到基尔海军基地报到时，在一群士官生里显得鹤立鸡群。他身高1.85米，身材瘦削，四肢修长，略显稀疏的金发下面是宽阔的额头和窄长的面颊，一双距离有点太近的灰蓝色眼睛下面是一支硕大高耸的鼻子。最不同寻常的是海德里希肩上背着一个黑色乐器盒子，里面是父亲赠送的一支小提琴。海德里希被编入海军第22大队第2中队(The 2nd Squad of Crew 22)，在这里和普通海员一起训练。最初几个月对海德里希来说简直度日如年，他无法适应繁重的体力活，被教官斥为“一身细皮嫩肉”。在基尔军港粗鄙的海员中间，海德里希是一个异类，他举止文雅，不抽烟，不喝酒，喜欢拉小提琴，显得很不”正常“。倍感孤立的海德里希又回复到幼年的沉默孤僻，依靠意志力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训练。

1923年7月，海德里希登上“柏林号”驱逐舰实习，将在这里完成他的士官课程。柏林舰的大副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很快注意到这个气宇轩昂的年轻士官，而后者的音乐天份尤其让卡纳里斯欣赏，因为他的妻子正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海德里希於是频频出现在卡纳里斯夫人举办的家庭音乐沙龙里，而他演奏的小提琴经常让听众神魂颠倒。依靠这个特长，海德里希结识了不少德国海军的头面人物，为将来的飞黄腾达奠定基础。卡纳里斯后来晋升海军上将，1936年出任国防军情报局总长。此时主持盖世太保的海德里希如日中天，卡纳里斯凭借和海德里希这段早年的渊源，成功地维持了军事情报局的独立地位，使军情局成为德国地下抵抗运动的枢纽。

1926年10月1日，海德里希结束了四年半的士官课程，获得海军少尉军衔，开始接受无线电专业培训。海德里希转正以后手头有了很多闲暇时间，他全部投入竞技体育，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进取精神和完美主义倾向，不能接受自己体能、力量和运动协调能力各方面的一丁点缺陷。海德里希的击剑教官做过这样的评价：“他做任何事情都投入骇人的精力，完全不顾自己的体质和实际能力。” 海德里希在其它方面也力求完美，自学英语、法语和俄语，并在海军的语言考试中成绩优异，无线电专业课也同样出色。培训完毕以后，海德里希很快被分到波罗的海舰队，并在1928年晋升中尉。这个时期海德里希得到上级相当高的评价，后来成为海军中将的克莱坎普(Kleikamp)曾评价道：“他的天赋、学识和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我相信后面的主管军官也会这样认为。”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海德里希今后的事业将会一帆风顺。

但是海德里希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的私生活。海德里希是年轻女子最为青睐的一类青年才俊，因此绯闻不断。1930年夏天，海德里希结识了汉堡造船厂主管的女儿，两人很快同居。这年冬天，海德里希在一次舞会上对出身丹麦贵族家庭的金发美女丽娜(Lina von Osten)一见钟情，施展浑身解数热烈追求，两人在圣诞节订婚。海德里希的前任女友得知此事，精神崩溃，她的父亲同许多海军将领关系密切，於是向海军当局提出控诉，要求调查海德里希的个人操守。海德里希非常恼怒这种仗势欺人的做法，在三名海军将领组成的操守法庭上声称，那女子没认识几天就和他同居，一个海军军官怎么能娶这样随便的女人。海德里希玩世不恭的态度激怒了操守法庭。本来这种风化事件最多是一次内部警告，结果法庭认为海德里希品行不端，不适合继续留在海军。1931年4月，海德里希在海军服役九年以后被通报遣退，扫地出门。
2. 党卫队保安处

被海军开除大概是海德里希一生中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他回到家里，悔恨不已，整天以泪洗面。唯一的心理慰藉来自未婚妻丽娜，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来到海德里希身边悉心照料。这段时间海德里希生活相当窘迫，不得不屈尊在一个赛艇俱乐部担任教练。

海德里希的教母易伯施坦因夫人(Frau von Eberstein)得知他的困境以后，立刻伸出援助之手。她的儿子易伯施坦因男爵(Baron Karl von Eberstein)在纳粹冲锋队担任要职，和罗姆、希姆莱等人熟识，非常乐意推荐海德里希加入冲锋队。在海军服役多年的海德里希对冲锋队并没有好感，认为他们是一帮乌合之众，希望能够进入更具有精英气质的党卫队(此时的党卫队仍然隶属冲锋队)。1931年6月初，海德里希加入纳粹冲锋队的申请书和易伯施坦因的推荐信一起出现在罗姆的办公桌上。罗姆不知怎么安排这个被开除的海军军官，於是把海德里希的申请转给了希姆莱。

1931年夏天的纳粹党卫队已经成为德国右翼激进青年趋之若鹜的组织。自从1929年1月希姆莱出任党卫队总指挥以后，两年多的时间党卫队从280人发展到1万多人，而且吸收了大批社会精英。此时的党卫队10%的头目具有贵族血统，而希姆莱的参谋长是荷兰女王的侄子约西亚斯亲王(Prince Josias of Waldeck)。希姆莱竭力将党卫队打造成一支血统纯正、纪律严明的精英队伍，海德里希典型的北欧人长相先就让希姆莱心生好感。希姆莱对海德里希履历上的无线电官员(Nachrichtenoffizier)一项颇感兴趣，因为他刚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准备筹建党卫队情报机构。显然希姆莱并不知道无线电官员和情报官员(Nachrichtendienstoffizier)根本就是两码子事。

1931年6月17日，希姆莱在自己的家中面试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说明他打算招募一个情报官员，让海德里希在20分钟内写下开展党卫队情报工作的想法，海德里希这才恍然明白希姆莱是张冠李戴了。海德里希面对机遇没有退缩，绞尽脑汁地回想在海军修过的情报课程，以及闲暇时看过的关于英国军情机构的书籍。他写的答复准确使用了相关的军事术语，还附有一张机构设置图。虽然海德里希对情报工作没有半点经验，小学校长出身的希姆莱更是一窍不通，因此对他的答复相当满意，很快作出录用的决定。

1931年8月10日，海德里希开始在慕尼黑党卫队总部办公。保安处的起点很寒微，海德里希不得不和迪特里希的参谋长希尔德布兰特(Richard Hildebrandt)共用一间办公室，他的办公用具只有一张餐桌，连打字机都必须从希尔德布兰特那里借用。坐在这张餐桌后面，透过狭小的窗户向外远望，海德里希开始默默策划保安处的未来。希姆莱交给海德里希一个木箱子，里面是一些索引卡片，记录了纳粹党敌对势力的一些资料，海德里希的情报工作，就是从这些索引卡片起步的。海德里希将卡片按照不同敌对势力重组，分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天主教政敌、资产阶级保守党派、贵族敌对势力的代理人、犹太人和共济会(Freemason)等类别，将监视范围从慕尼黑扩展到整个巴伐利亚，进而覆盖德国其它地区，监控对象不仅限於敌对势力，还包括纳粹党内的头头脑脑。海德里希精明强干，心细如发，上任不久就挖出了慕尼黑警察局政治处安插在党卫队总部的一个间谍，他对此人软硬兼施，成功地将他转变为双重间谍。从1931年11月开始，海德里希开始定期得到慕尼黑警察当局动向的情报。

海德里希的保安处并不是纳粹党此时唯一的情报机构。1931年夏天党卫队地区宣传干事劳歇(Rauscher)和助手舒曼建立了一个隶属纳粹党中央的情报机构，不但收集敌对情报，而且主动出击干扰敌对势力的活动。与此同时，冲锋队总参谋长罗姆命令慕尼黑律师杜穆林博士(Dr. Graf Karl DuMoulin-Eckart)筹建冲锋队情报处，打探敌对党派的行动。这两个情报机构由於后台很硬，经费充足，兵强马壮，相比之下保安处就很寒酸了。1931年的德国政局相当微妙，纳粹党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引起德国政府的警觉，各地政治警察加强了对纳粹党的监控，其他党派也大力挖掘纳粹党的丑闻以打击政敌。劳歇和杜穆林不注意隐秘，没有建立独立可靠的情报网，而依靠冲锋队各地的头目收集情报开展工作。没过多久两个情报机构就被慕尼黑媒介暴光，杜穆林还惹了一身官司。海德里希谨小慎微的性格使保安处始终包裹在一团迷雾里，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壮大。慕尼黑警察局政治处虽然知道有海德里希这个人，但一直不清楚他是干什么的。

1931年12月，海德里希晋升党卫队少校，手下已经有三个全职副手和大批兼职特务，他精力过人，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增强保安处的秘密性，海德里希搬到一座不起眼的公寓里办公，丽娜承担了很多保安处的日常杂务，并为大家做饭。保安处的财务状况非常拮据，每月经费除去交180马克的房租以后所剩无几。丽娜买不起肉类，每周三做一次土豆沙拉，就已经算是改善生活了。为了扭转财政困境，海德里希想方设法让纳粹党首脑们认识到保安处的价值。终於有一天，罗姆、希姆莱和赫斯同意前来视察，海德里希喜出望外，连忙让丽娜领几个马克去买了两支雪茄烟和一瓶啤酒招待贵宾。罗姆对保安处收集的敌对情报印象深刻，当场批下1千马克的经费。从这以后，保安处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
从一开始，海德里希就将希姆莱置于保安处日常运作之外，希姆莱只能看到收集的情报，并不知道情报如何得来。海德里希掌控保安处所有的行动，不但对外保密，内部的人通常也不知道别的同事在做什么。海德里希虽然表明上对希姆莱毕恭毕敬，百依百顺，心里对这个“头脑简单的妄想狂”颇不以为然。根据海德里希的遗孀战后回忆，他曾经嘲弄都是小学校长出身希姆莱和莱德海军上将(Admiral Raeder)：“德国因此而失去了两个多么优秀的小学校长啊！”虽然海德里希恃才傲物，但他很明白自己在纳粹党内没有根基，需要借重希姆莱的威望来攫取权力。海德里希小心地躲在希姆莱这面盾牌后面，而推动着希姆莱向他预想的目标稳步前进。
3. 黑色恐怖

海德里希非常崇拜英国情报机构，因为他们雇佣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遍布世界各地的情报员都是分文不取，基於信仰和道义责任感提供服务。海德里希对希姆莱过分注重血统和外形的募员标准相当不满，认为党卫队充斥着“金发碧眼的笨蛋。” 1932年4月开始，海德里希到德国各地招募情报人员，唯才是举，挑选的人几乎全是专业人士，很快就在整个德国建立了一个由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和国防军退役军官组成的庞大网络。这些人都是各自社区、团体的头面人物，完全基於纳粹信仰为海德里希义务工作。
保安处的核心成员也和党卫队其它部门大相径庭，体现出高学历、高智力的特点。保安处的二号人物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是行政法学的专家；负责调查天主教党派的帕丁(Dr. Whilhelm Patin)拥有神学和法学两个博士；负责国内事务部的霍恩博士(Dr. Reinhard Höhn)曾经是柏林大学宪法教授；负责犹太团体和共济会的西克斯博士(Dr. Franz Six)也曾是柏林大学外国研究教授。海德里希还挑选了一个25岁的政治法律学者加入保安处，此人名叫沙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后来成为著名的纳粹德国谍报大王。所谓物以类聚，纳粹党能够吸引来的最优秀人才几乎全都进了海德里希的保安处。

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纳粹党各头目瓜分了德国政府的关键职位。戈林出任普鲁士部长会议主席，掌握了德国三分之二地区的行政大权；戈培尔、弗里克等人都进入了希特勒的内阁担任部长。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这场权力分配的失意者，希姆莱仅仅得到了巴伐利亚州警察总监的位置，远离柏林这个权力中心。海德里希入主慕尼黑警察局六处，也就是政治处，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张成为巴伐利亚州政治警察署。2月间，希姆莱派海德里希前往柏林，企图和新任普鲁士警察总监的达鲁格(Kurt Daluege)商谈建立统一的德国国家警察机构，达鲁格在戈林的授意下根本不予接见。戈林已经把普鲁士视作自己的地盘，岂能容他人染指。纳粹执政的第一年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得不暂时偏安一隅，等待时机。
海德里希上任以后立刻执行纳粹党中央的指令，对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系统进行大清洗，淘汰政治思想不过硬和业务水平不强的冗员。具体实施过程中海德里希仍然是唯才是举，淡化政治立场，只要不信仰共产主义就行，因此网罗了大批人才。慕尼黑警察局政治处的两名资深侦探穆勒(Heinrich Müller)和胡贝尔(Franz Joseph Huber)属於极端仇视纳粹的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据说此二人在海德里希率领党卫队接管慕尼黑警察局时曾打算组织武装抵抗。大清洗过程中穆勒和胡贝尔都是先被解雇，而后由海德里希特批召回，原因很简单，穆勒对德国共产党了如指掌，而胡贝尔则是其他右翼党派和教会方面的专家。此二人后来都得到重用，1939年海德里希主持帝国保安总署以后，穆勒就担任盖世太保总监一直到1945年。胡贝尔后来成为奥地利盖世太保地区总监。
海德里希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大肆抓捕反对派人士，保安处两年来辛苦建立的档案资料现在派上了用场。国会纵火案以后希特勒迫使总统兴登堡签署了紧急状态法案，授予警察当局不经司法程序而拘捕犯人的“保护性拘留”权力。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人民党和犹太团体都在抓捕之列，巴伐利亚各地的监狱因此人满为患。巴伐利亚州内务部长瓦格纳和司法部长弗兰克征用慕尼黑北郊的一个废弃电站，建立了达豪集中营，成为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系统的始作俑者。希姆莱出於本能没有把集中营交给海德里希掌管，而是先后任命了瓦克雷(Wackerle)和艾克(Eicke)为指挥官。此二人军衔、资历都高过海德里希，后者根本指挥不动。

事实上被海德里希抓捕的大部分人很快得到释放。据统计巴伐利亚州1933年里共有16,409人被保护性拘留，其中12,554人得到释放。海德里希非常善於利用保护性拘留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敌对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史学家阿朗森(Aronson)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每个城镇乡村总有一些人突然消失，几个星期后情绪沮丧、惊魂未定地回到家里。老百姓听说这种事情以后受到惊吓，众口相传制造的恐怖气氛往往言过其实，这样使异议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敌对活动於是陷于瘫痪。” 海德里希后来主持盖世太保以后，将这种恐怖统治扩展到德国全境，进而覆盖德军占领的欧洲各国。德国纳粹自我标榜的“黑色秩序”(Das Schwarze Korps)，其实是建立在黑色恐怖之上的。
4. 盖世太保
海德里希的政治眼光相当敏锐，他认为纳粹夺权以后，党组织和冲锋队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功成身退。“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权力，而不是继续无休止的革命。” 冲锋队尾大不掉最后招致覆灭的命运证实了海德里希的看法。1933年里，海德里希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防止党卫队重蹈冲锋队的覆辙？” 他为党卫队勾画了未来的蓝图，那就是变成一支警察力量担当保卫纳粹政权的责任。希姆莱对此深表赞同。

1933年4月，戈林入主普鲁士政府以后，立刻在普鲁士内务部的基础上组建一支秘密警察，不受普鲁士警察授权法律的管辖。起初戈林给这个机构命名为“秘密警察署”(Geheime Polizei Amt)，但由於简写GPA和恶名远扬的苏联秘密警察“契卡”的简写GPU太相近，大概戈林也不屑与契卡为伍，於是最后定名为“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 Polizei)，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盖世太保基本上继承了原普鲁士内务部的政治警察系统，所以成立伊始就机构完整，兵强马壮。首任总监迪耶斯(Dr. Rudolf Diels)并非纳粹出身，原是普鲁士内务部对付德国共产党的头目。迪耶斯从普鲁士警察系统调来250名探员，组成9个处，总部也搬出政府大楼，搬到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No. 8 Prinz-Albrecht-Strasse)。在以后的12年间这里成为举世闻名的魔窟。

纳粹执政的第一年，魏玛时代的政治格局尚未打破，警察力量由各州政府控制，帝国政府无法统一领导。这个时期，纳粹党拥有两套并行的政治警察系统，那就是希姆莱的党卫队保安处和戈林的盖世太保。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势必要合并，最后只是谁吃掉谁的问题。盖世太保成立之初希姆莱就和戈林商谈合并事宜，遭到冷拒。此时的希姆莱还无法和纳粹党元老戈林争锋，只得退避三舍。

1933年底，希姆莱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强援。时任帝国内务部长的弗里克(Wilhelm Frick)计划改革魏玛共和国的联邦体制，削弱各州政府的权力而加强帝国政府的中央集权，改革重心就是建立统一的国家警察系统。弗里克的改革计划在戈林这里碰了个硬钉子。1933年11月，戈林颁布法令，使盖世太保脱离帝国内务部的领导。弗里克明白单凭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戈林，於是转而谋求希姆莱的支持。在弗里克的干预下，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接管了普鲁士以外其他各州的政治警察系统，形成和盖世太保分庭抗礼的态势。与此同时，海德里希的保安处也展现了比盖世太保高出甚多的效能。12月间，保安处破获一个托洛茨基份子刺杀戈林的阴谋，而迪耶斯的盖世太保对此一无所知，着实让戈林尴尬。最后希特勒也开始向戈林施加压力，戈林终於妥协了。1934年4月22日，希姆莱正式出任国家秘密警察总监，而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接管了盖世太保总部。

海德里希刚刚踏足盖世太保就摆出一副强人姿态，对机构人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各个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亲信，很快就完全控制了盖世太保。柏林政界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着海德里希施展身手，这个毫无从政经验和警务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将帝国警察的精华管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下属的普遍敬畏和崇拜。海德里希有超强的理解分析能力，往往能迅速剥离枝节抓住要害。他的记忆力惊人，记得总部里的每一个电话号码，能够回忆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细节，并给出相关的档案号，连主办人都自叹弗如。

海德里希给盖世太保带来的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迪耶斯主持的国家秘密警察脱胎于普鲁士内政部，继承了魏玛时期执法机关的许多习惯，比如遵守司法程序，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等等。海德里希对秘密警察的理解完全是无孔不入、无法无天的，而纳粹政权为他实施这种思路创造了条件。1935年5月，普鲁士行政法庭判决盖世太保免受司法调查，法院将不接受关于秘密警察“保护性拘留”的上诉。次年这个判决成为法律。盖世太保的法律专家贝斯特博士认为：“盖世太保的职责是保护国家政权，必须紧跟敌情的变化，因此不受司法桎梏的拖累。盖世太保拥有军队一样的地位，不容司法程序干扰其对敌斗争的行动。”

盖世太保可以使用警告、保护性拘留和送集中营关押等三种合法措施，暗地里还搞绑架和暗杀。在纳粹宣传机构的教育下，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平静地接受了盖世太保的恐怖手段，如同将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一样熟视无睹，竭力做一个符合元首期望的好公民。如果不幸遭到秘密警察的侵扰，他们最多私下里抱怨几声“如果元首知道这种事情就好了”。在他们眼里，元首被身边的人蒙蔽，无法看到民间的疾苦，如果他了解实情，一定会拨乱反正的。
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行动中，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崭露头角，迅速果断地将冲锋队领导层一网打尽，罗姆及其党羽毫无还手之机。他起家的党卫队保安处也迅速发展壮大，吞并了外交部“内部情报处”，成为纳粹党唯一的情报机构。1934年底，保安处搬进柏林威廉大街102号，和盖世太保的各级部门紧密结合，保安处负责收集情报，而秘密警察根据情报采取行动。海德里希的警察王国初具规模，下一步就是将帝国警察队伍整个纳入党卫队系统。

内务部长弗里克眼看着就要失去对帝国警察的控制，真是悔不该当初引狼入室。1936年5月，党卫队少将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开始和弗里克磋商，准备进一步整合帝国保安机构。弗里克建议希姆莱出任“帝国警察总监”，但必须接受内务部领导。希姆莱的党卫队经过两年的迅猛发展，实力早已今非昔比，怎能甘居弗里克之下。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海德里希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角色。1936年6月9日，海德里希提出一揽子反建议，认为希姆莱的职称应该是“党卫队帝国统帅兼警察总监”，相当于帝国部长的级别，有权参加帝国内阁会议。弗里克无法接受这个建议，请希特勒决断。在希特勒心目中，希姆莱和弗里克两人的份量孰轻孰重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签署“帝国元首关于任命德国警察总监的命令”，於是希姆莱正式接管帝国警察系统。希姆莱将警察系统分为两个部分：普通警察(Ordnungspolizei)和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党卫队上将达鲁格出任普通警察总监，而海德里希成为安全警察总监，主持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掌握最令人生畏的国家机器，此时他年仅32岁。

5. 插手谍报

海德里希的安全警察在德国布下天罗地网，让敌对势力无藏身之地，纷纷转移到国外，而党卫队保安处紧跟不放，逐渐将触角从德国国内伸向海外，因而频频踏足国防军情报局的传统地盘。

从魏玛时代以来国防军情报局(Abwehr)一直是德国唯一的海外谍报机构。1934年军情军总长是海军出身的帕齐格(Conrad Patzig)，此人是典型的职业军人，性格保守正统，对党卫队保安处搞的那一套缺乏好感。这年秋天，帕齐格和海德里希的冲突愈演愈烈。军情局定期派遣间谍飞机到波兰侦察飞行，结果波兰政府根据1934年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提出抗议。本来这是一件普通的外交事件，但海德里希抓住机会向国防部长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发难，说军情局这样做是给纳粹政权抹黑。布隆堡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走马换将了。

布隆堡最后选中的人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主要因为卡纳里斯曾经是海德里希的上级，两人在柏林舰上共事过两年，而且私交很好。1935年1月，卡纳里斯走马上任，向国防军高层表示将促进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友谊与合作。1月底，卡纳里斯邀请海德里希到柏林有名的”霍歇“(Horcher)餐厅赴宴，两人把臂言欢，共叙旧情。凑巧的是，两人到柏林安家时居然无意中住到一条街上了。1936年底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相继在柏林奥古斯塔大街(Augustustrasse)买了房子，两家成为一篱之隔的邻居。丽娜后来回忆道：”从前的美好时光又重现了，我们两家天天见面，来往密切，经常组织音乐晚会，艾丽卡(Erika Canaris，卡纳里斯夫人)和海德里希一起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往往是最后的压轴节目。“

因为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的这层关系，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关系日渐融洽。不久，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划分彼此的责任范围，这些协议被戏称为“十诫”。根据协议，军情局负责国外谍报，而党卫队保安处负责调查国内政治案件，和任何涉及“叛国罪”的行为。由於军情局没有自己的行动机构，海德里希许诺必要时盖世太保将提供警力协助。然而这种和谐关系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因为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政治信仰、操作方法、和用人原则等等方面都南辕北辙。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根本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哪里有纳粹政权的敌人，他的情报网就会扩展到哪里。从1937年开始，“十诫”被不断修改，每一次改动都使党卫队保安处获得更多的权力。

党卫队保安处插手谍报最著名的一个范例当属“图哈切夫斯基事件”。党卫队保安处成功策反苏联内务部间谍、前白俄将军斯科布林(Skoblin)，使他成为双重间谍，为保安处提供情报。1936年秋天，海德里希得到斯科布林的情报，以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批红军高级将领对斯大林非常不满，打算发动政变将其推翻。斯科布林提供的另外一个情报是图哈切夫斯基对德国扩充军力非常担忧，同英、法军情机构联系密切，探讨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消灭纳粹德国武力的可能性。

圣诞节前夕，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带着情报一起晋见希特勒。会谈中，海德里希大胆地提出，可以将图哈切夫斯基密谋政变的情报通知斯大林，促使其大规模清洗苏联红军高级将领，以达到摧毁红军战斗力的目的。在场的其他纳粹情报官员指出，鉴于斯科布林双重间谍的身份，这很有可能是斯大林的借刀杀人之计。希特勒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利弊，还是首肯了海德里希的计划。

因为党卫队保安处并没有掌握任何确凿的证据，海德里希决定伪造一批图哈切夫斯基签署的信件。1937年3月，党卫队保安处的笔迹专家普齐格(Franz Putzig)模仿军情局档案里图哈切夫斯基和德国军情官员的亲笔签名，伪造了几封讨论政变的往来信函。5月初，党卫队保安处情报官员拜仁兹上校(Hermann Behrends)同苏联内务部接触，将这些信件转交过去，而苏方支付三百万金卢布作为酬劳。苏联历史专家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认为，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一批苏联红军高级将领对斯大林貌合神离、阳奉阴违，斯大林早有大规模清洗红军领导层的打算，海德里希等人伪造的信件正好为斯大林提供了借口。1937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批红军高级将领被判“勾结敌对势力”的叛国罪，遭到枪决。持续两年的肃反运动中，3万5千名苏军军官被处决或流放，占当时红军军官团的一半以上。

海德里希直到几个月以后和卡纳里斯一起外出骑马时，才轻描淡写地提及此事。卡纳里斯感到震惊，不仅因为海德里希此举打乱了军情局对苏情报工作的全盘部署，还由於这种侵略性和冒险精神在卡纳里斯眼里是非常危险的。果然不出卡纳里斯所料，1939年9月海德里希策划了“希姆莱行动”，党卫队情报官员诺约克斯(Alfred Helmut Naujocks)率领一伙亡命徒身穿波兰军装袭击占领了德波边境的德国“格列维茨”(Gleiwitz)电台，用波兰语广播反德口号。第二天，希特勒就对波兰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

同年，党卫队保安处策划了欧洲谍报史上最叹为观止的一次行动。1939年的荷兰，是英、德双方情报战的主战场。未来的纳粹谍报大王沙伦堡自称是德国军方反对派代表“舍麦尔上尉”，成功获得了英国军情六处特工贝斯特上尉(Payne Best)的信任 。11月9日，贝斯特和英国特工斯蒂文斯少校(R.H.Stevens)、荷兰特工克罗普(Klop)一道前往德荷边境的范罗镇(Venlo)同沙伦堡会面，结果遭到党卫队特工的伏击，枪战中克罗普被击毙，贝斯特和斯蒂文斯被绑架到德国。因为荷兰此时还是中立国，这次绑架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纳粹政府内部指责海德里希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两年以后，海德里希根据被绑架的这两名英国特工的口供，顺藤摸瓜破获了隐藏在德国军情局内部多年的英国资深间谍图麦尔(Thümmel)。
1939年9月27日，希特勒签署政令，成立帝国保安总署(RSHA)，正式将党卫队保安处和帝国安全警察合并，海德里希梦想的警察王国终於建成了。在随后的波兰战役中，希特勒下令屠杀成千上万波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海德里希奉命派出若干安全警察组成的特勤分队，到波兰各地执行杀戮任务。对此海德里希也颇有微辞，曾经向妻子抱怨自己的部门又一次成为帝国的“垃圾箱”。
6. 追求卓越
海德里希最突出的特征是对权力和荣耀的不懈追求。海德里希精力过人，日理万机，主持多个帝国要害部门的工作而举重若轻。他的下属敬畏地回忆，“老板”可以用左手应付所有的事情，而用右手去包揽更多的权力。海德里希值得一提的“业余活动”，当属1940年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1941年出任国际击剑联盟的执行主席，以及作为德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参战。

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是1923年在奥地利警察总监绍贝尔(Schober)的倡议下成立的，到1938年已经拥有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32个成员国。1938年新当选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是奥地利警察总监斯库伯(Skubl)，由於这一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兼并，国际刑警组织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讨论由中立国家的代表接替斯库伯的主席位置。海德里希作为德国警察总监出席会议，在会上咄咄逼人地提醒大家，斯库伯的五年任期刚刚开始，按照组织章程，他的主席职位应该由新任奥地利警察总监、党卫队准将斯坦因豪塞尔(Otto Steinhausel)接替，因此没有必要改选。各国代表并未能提出强有力的反对意见。1940年6月斯坦因豪塞尔离奇病死，海德里希便顺理成章地继任国家刑警组织主席。奇怪的是，虽然此时二战已经打响，除了英、法、荷兰等国以外，其他29个国家都对海德里希的继任寄予厚望，认为这样一个铁腕人物将能够有效制止猖獗的国际毒品贸易、走私、卖淫和诈骗等罪行。
二战的爆发使海德里希有机会满足他对冒险和荣耀的渴望。此时德国国防军普遍瞧不起党卫军乃至整个党卫队，认为他们是警察部队，只适合抓捕手无寸铁的平民。作为党卫队灵魂人物的海德里希自然无法容忍这种歧视，他决心要向国防军证明，党卫队军官在战场上也是最英勇果敢的。开战以后海德里希就不顾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反对要求参战，他选择的军种却不是受训9年的海军，而是空军。
驾驶飞机一直是海德里希的业余爱好，战争爆发以前他就多次参加德国的飞行比赛。海德里希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是1939年9月12日，他作为德国空军第55轰炸机大队的机枪手参与了轰炸波兰的行动。海德里希并不满足，很快通过了战斗机飞行员考试，驾驶ME109战斗机参加了挪威战役。“不列颠战役”开始以后，海德里希多次驾驶ME110侦察机飞临英国上空执行任务，而后又驾驶ME109战机在英吉利海峡同英国皇家空军多次空战，并获得一枚铜质格斗奖章。海德里希经常乘坐夜航运输机往返于柏林和法国前线，对自己的“业余爱好”尽量保密，但最终还是让希特勒和希姆莱知道了。1940年底，希特勒明令禁止海德里希参加空战。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海德里希不顾希特勒的禁令，私下到东线参战。一次与苏联飞机的格斗中，海德里希的战机受损，不得不在白俄罗斯战区迫降，他本人最后被德军巡逻队营救。这次冒险使海德里希获得了银质格斗奖章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一次汇报工作时希特勒注意到了海德里希胸前新佩的勋章而大发脾气，海德里希不得不当场发誓永远不再飞行。
取得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职位以后，海德里希并不满足，很快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 - 国际击剑联盟。国际击剑联盟(International Fencing Federation)的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二战前夕的主席是比利时人昂斯巴赫(Paul Anspach)。1940年5月西线战事爆发以后，比利时很快投降，国际剑联总部也被德军接管。海德里希得知这个情况，立刻派遣得力手下到布鲁塞尔没收了国际剑联所有档案文件，并把昂斯巴赫请到柏林。会谈中海德里希提出，鉴于欧洲目前的政治格局，国际剑联的正常运作必须在德国安全当局的保护下才能开展，因此请昂斯巴赫授权他管理国际剑联的日常事务。昂斯巴赫起初非常恼火这种逼宫的行为，曾经写信给国际奥委会反映此事，但最终招架不住海德里希软硬兼施，于1941年6月签署了授权书。
海德里希出任国际剑联执行主席也不是浪得虚名，他本人就是一名享誉德国的剑手。海德里希担任党卫队体育总监多年，大力推广击剑运动，到处网罗击剑能手，提高党卫队的击剑竞技水平，他以身作则，是德国顶尖剑手之一。1941年8月结束的德国击剑锦标赛中，海德里希荣获个人项目第五名，而党卫队代表队囊括集体项目全部三枚金牌。这一年12月份举行的德国、匈牙利友好运动会期间，德国国家击剑队的一名剑手因故退出，海德里希在比赛前两周应邀救场，他错过了整个赛前强化训练，每天只有早上4点到6点两个小时的训练时间，但比赛中依然表现优异，获得个人项目的银牌。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海德里希还擅长其它运动，如射击、骑马、赛艇、田径十项全能等等。海德里希认为，竞技体育是锻造“雅利安超人”必不可少的手段，德国年轻一代必须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野兽般的体魄，才能象希特勒期望的那样“让世界惊恐地颤抖”。海德里希自己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就，就是想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只要严格自律、坚持不懈，哪怕公务再繁忙也能够投身体育运动。
7. 治理捷克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捷克在第三帝国里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捷克是中欧相当富庶的工业国，尤其以优良的军工企业著称，捷克皮尔森(Pilsen)的斯科达军工联合体是仅次于德国鲁尔区的欧洲军火生产基地。二战爆发以后，纳粹德国开始有计划地将鲁尔区的军工企业迁往盟军轰炸机鞭长莫及的捷克腹地。到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三分之一的坦克，四分之一的卡车和百分之四十的机关枪产自捷克。跟随德国企业的迁入捷克的还有大批德国政府和企业管理人员，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捷克的民族矛盾。

捷克境内居住着三百多万德意志少数民族，他们大多集中居住在捷克西北部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占捷克总人口的23%。1919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以后，政府对德意志少数民族采取压制政策，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捷克人耕种，迁移捷克人到苏台德地区居住。1939年3月，德国正式吞并捷克，捷克国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开始变本加利地欺压捷克人，而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如贝赫尔博士(Dr. Walter Becher)领导的“同志联盟”(Kameradschaftsbund)尤其臭名昭著。德国在捷克实行食品配给制度，捷克人的肉类和油脂的定量明显少于德国和奥地利，一些捷克不法商人和德国实权人物勾结，投机倒把，黑市猖獗，加剧了食品的短缺，捷克民众因此怨声载道。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一溃千里，损失三百万部队，斯大林痛切感到不能单纯依靠军队抗战，必须想尽办法削弱德国的战争潜力。因此苏联一改此前对捷克流亡政府的轻慢态度，指示捷克共产党和忠於流亡政府的资产阶级抵抗组织达成协议，协调抵抗运动。苏联把持的“泛斯拉夫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呼吁所有斯拉夫人尽其所能阻挠破坏德国军事机器，而捷克流亡政府也通过英国BBC电台广播，呼吁捷克工人消极怠工。捷克民众正满腹牢骚，立刻积极相应，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1941年6月到9月间，捷克军火企业产量平均降低18%，有些工厂下降了35%。抵抗组织的破坏活动也变得异常活跃，捷克政府通讯线路被剪断，铁轨被拆毁，8月间一个油库被破坏发生爆炸，烧掉10万公升汽油。

捷克局势的恶化使希特勒非常担心，於是决定替换捷克总督。海德里希主持帝国保安总署两年以后，倦态毕现。海德里希的口头禅是“猎犬的角色总得有人承担”，几年来他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纳粹政策，踏踏实实地做好“帝国垃圾箱”，但这种机械冷酷的生活越来越让他厌烦，他性格中敏感的艺术气质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压抑。当希特勒决定派一个铁腕人物到捷克恢复秩序时，海德里希立刻请缨，他对妻子说：“生活总算有了一个积极的变化，总算不用再做那个帝国垃圾箱了！”

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抵达布拉格。当天晚上，海德里希就宣布在捷克主要城市实行戒严，开始着手打击捷克地下抵抗运动。海德里希的铁腕治国一视同仁，打击对象并不限於抵抗组织，还包括民愤极大的不法奸商，而且并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或民族而区别对待，这种铁面无私颇得人心。1941年9月底，德裔化学家梅彻尔(Joseph Melcher)因向捷克流亡政府提供情报而被枪决。11月，德裔工厂主亚当兄弟(Walter and Helmut Adam)以“破坏经济秩序”的罪名被处於绞刑，事实上这二人是死硬的纳粹份子，所雇员工也都是纳粹党员。极端民族主义份子贝赫尔博士和其他“同志联盟”骨干都被送进了集中营，罪名是激化民族矛盾。

戒严持续了三个月，期间一共有40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前捷克军队的6名将军和10名上校，另外有5千多人被送进集中营。被枪决的404人里面，169人属於经济罪犯，主要是那些投机倒把份子的。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效率极高，几个星期内捷克地下抵抗运动几乎被破坏殆尽，仅捷共还有零星活动。这种后来史学家所谓的“恐怖统治”其实言过其实，抓捕行动基本上都在夜间悄无声息地进行，白天各大城市依然歌舞升平，并不是战后捷克官方历史描述的那种警笛长鸣，盖世太保横冲直撞的景象。
海德里希治理捷克的基本方针是软硬兼施，恐怖统治的另一面则是怀柔政策。10月初，海德里希命令重新统计全国的谷物和牲畜数量，结果查出大批非法囤积的食品和肉类，而没收的食品直接送到各个工厂的食堂去。海德里希在捷克工厂企业推行食堂制度，政府保证食堂的食品供应，以改善工人的营养水平，工人在这里就餐不用花费食物票证。海德里希还努力将捷克的食品配给标准提高到德国本土的水平，捷克两百万工人的油脂定量提高到每月420克，核心军工厂的工人则达到每月1040克。在社会福利方面，海德里希在捷克施行德国本土的福利标准，大幅度提高捷克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1942年4月1日起实行的新福利制度，老年病残养老金增加20%，遗孀福利增加三分之一，孤儿福利增加75%。全民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则是捷克史无前例的。

捷克的纳粹宣传机构大力鼓吹海德里希“为捷克劳工打拼”。海德里希经常到各地工厂视察，不顾保安的反对走到工人中间问寒问暖。海德里希亲自掌握一部分资金，可以绕过官僚渠道直接用于解决工人的切身问题，他经常到一个工厂去，站在工人中间宣布增发一周的薪水以资鼓励，往往得到工人们雷鸣一般的掌声欢呼。海德里希把捷克温泉疗养圣地卢哈科维奇(Luhacovice Spa)建成工人疗养院，劳动模范可以免费去那里疗养。1942年的五一劳动节，海德里希宣布放假两天，向全国的工人免费发放电影票和戏票，光布拉格一地就发放了电影票11万6千张，戏票1万8千张。

海德里希的“新政”在几个月里就完全改变了捷克的政治气氛。捷克社会各界开始发自内心地拥戴他，不遗余力地歌颂他，捷克工人的劳动热情无比高涨。捷克总工会在五一劳动节发表文章，提醒工人们捷克共和国时代谈论了十几年而未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海德里希在半年里就实现了。“今天捷克工人的福利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在海德里希无与伦比的举措之下，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得以贯彻，而这些变革在过去总是因为财政困难和政府低能而束之高阁。” 希特勒对海德里希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在1942年5月20日的一次讲话里声称：“看来只要给那些捷克人双倍的食物配给，不送他们到东线去打仗，就可以把他们转变为帝国狂热的追随者。然后他们就会在军火生产上投入两倍的努力，并当作自己神圣的责任。”

8. 遇刺身亡

捷克流亡政府安插在布拉格的情报人员发回报告，称海德里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异常有效，已经完全遏制了地下抵抗运动，而捷克军工企业的产量进入1942年以后也开始大幅度增长。盟军高层对此深表忧虑，捷克流亡政府因此决定派出特种部队刺杀海德里希。布拉格残余的地下抵抗组织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因为德国人对这种暗杀行径的报复一向非常严厉。他们直接向英国政府申诉，要求取消行动，英国政府置若罔闻。

代号“类人猿”的刺杀行动由前捷克军情负责人莫拉维奇中校(Frantisek Moravec)组织策划。莫拉维奇招募了10名前捷克军人，明白地告诉他们，此次行动生还的希望渺茫。这些人经过英国军情六处严格的跳伞、侦察、爆破、射击等训练，然后在1942年5月中旬由英国空军陆续空投到捷克。空投以后有几个人被盖世太保追捕击毙，其余的人迅速隐藏到事先联系好的平民家里。剩余的行动人员以前捷克军队中士库比斯(Jan Kubis)为首，开始跟踪海德里希的活动，很快找到他的致命弱点。海德里希的官邸和总督府都戒备森严，但他每天前往总督府时乘坐一辆未装甲的奔驰敞篷车，车上仅有他的司机陪同。海德里希每天的行车路线和时间非常固定，他的专车使用SS-3这个醒目的车牌，车头两边还插着党卫队和捷克总督的旗帜。骄傲的海德里希根本不相信在捷克还有人敢向他动手。库比斯等人很快选择了暗杀时间和地点。

1942年5月27日清晨，海德里希告别妻儿以后，跳上他的敞篷车出发前往总督府，准备当天飞往柏林。在伏击地点，库比斯握着一枚特制的炸弹，他的同事加布齐克(Josef Gabcik)手持英制斯坦冲锋枪，紧张万分地等待着。10点32分，前面望风的行动组人员打了一个手势，表示目标出现。马上海德里希的专车就开了过来，在马路转弯处开始减速。这时库比斯和加布齐克跳了出来，冲到敞篷车面前，加布齐克平举冲锋枪，近在咫尺向海德里希扣动扳机，但枪居然卡壳了。面对伏击，海德里希犯了个致命错误。如果他命令司机加速冲过去，绝对能够安然无恙。但海德里希大声命令司机停车，然后站起身来，准备拔枪自卫。库比斯见大事不妙，将炸弹投向车里，但没有投准，炸弹在车门上反弹，掉到地上爆炸。库比斯和加布齐克分头逃跑，海德里希则跳出汽车向库比斯追来，手枪连连射击，但他没跑多远就停了下来，手按住右臀 - 那里一块暗褐色的污迹正迅速扩大。海德里希挣扎着回到座车，靠在门上喘息连连。路边旁观的一个金发妇女认出了他，立刻当街拦住一辆运面粉的卡车，让司机立刻送他去医院。海德里希勉力绕到卡车后面爬进车厢，然后瘫到在里面。

事后证明库比斯投掷的那枚炸弹爆炸以后，弹片穿透车门深入海德里希的腰臀部位，造成致命伤害。炸弹很可能经过了特殊处理，海德里希的伤口迅速感染，引发坏血症。希特勒将欧洲占领区所有著名的外科医生都空运到布拉格也无济于事。由於当时没有抗生素，海德里希的伤势很快恶化，于6月4日死去。希特勒为海德里希举行盛大的国葬仪式，在葬礼上情绪激动，只说了寥寥几句话。

德国占领军调动19名军官和740名士兵围捕暗杀行动组，最后将他们围困在一座教堂里。行动组7名成员英勇抵抗，击退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数十名德军，弹尽以后全部自杀身亡。为了报复这次暗杀行动，德国占领军将捷克村庄利迪齐(Lidice)夷为平地，15岁以上男性居民199名被枪杀。盖世太保抓捕了1万3千人，其中600多人因私藏枪支的罪名被处决。

希姆莱对海德里希的才干和权力忌惮已久，海德里希的死着实让他如释重负。耽搁了半年以后，希姆莱才提名卡尔顿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继任海德里希。卡尔顿布鲁纳毫无主见，因此希姆莱实质上攫取了海德里希生前包揽的权力。海德里希留下最贵重的遗产当属盖世太保，这个专制机器直到1945年纳粹德国灭亡前夕还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二战结束以后，盖世太保并没有消亡，而是借尸还魂。1950年，东德成立国家内务部(Ministerium fur Staatssicherheit)，简称斯达西(Stasi)。斯达西成立之初雇佣了大批前盖世太保官员，使用盖世太保那一套特务手段，包括建立庞大的告密网络，不经司法程序而绑架监禁等等。到1980年，斯达西拥有9万名警察和便衣特务，在册的告密者多达17万5千人，大概东德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告密者。海德里希发展完善的盖世太保这个精密高效的国家机器，其生命力远远超出了纳粹政权本身，也证明了海德里希确实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技术官僚。

海德里希的得力助手贝斯特博士在回忆录中总结海德里希的一生，认为他是尼采描述的“金发野兽”最完美的体现：“当我们引用尼采的‘金发野兽’时，我们会想到那些古代的维京人和诺尔曼人纵横欧洲，征服无数土地；而一个现代的金发青年发迹于海军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在短短10年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帝国里最强有力的人物，可惜年仅38岁时丧生于刺客手里。” 尼采的好友瓦格纳将“金发野兽”搬上歌剧舞台，而海德里希的父亲曾经多次指挥乐队演奏这幕歌剧。海德里希一生的所作所为，大概就是为了亲身实现尼采这个的“金发野兽”的梦想。海德里希的事迹证明，如果没有良知和道德的约束和规范，追求卓越的生命冲动将如同泛滥的河流，能够造成何等的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