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央视军事报道中，出现了我军女护士穿着外骨骼、背负战士模拟的伤员，参与人民陆军首次跨军、旅、营三级组织卫勤集训的场面。

　　▲虽然还是比较初级的产品，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受限于男女先天身体素质的差异，虽然女性更加适合护理岗位，但在把伤员从火线上抢运下来时往往力有不逮；这一短板不仅在部队医院参与野战卫勤训练时经常暴露，此前我军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军医接力”时，也出现了参赛女队员难以拖动俄军士兵（身材普遍比我军更为高大）扮演的伤员的情况。

　　主要负责伤员后送与治疗康复的医院，与更多担负伤员包扎急救、送下火线的各级部队卫勤保障系统，其职责既相互联系，也区别明显。所以，对于主要职责并不是直接把伤员们从火线上背下来的部队医院女护士来说，如果战时确有加强到一线、作为抢运伤员补充力量的需要，上面那样的外骨骼就足以解决她们的一大短板。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女性医护人员就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多人荣立战功

　　在面对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大量伤员时，基层部队卫勤保障的主力军自然是以男性为主的卫生员们。咱们先不论技术能力问题，作战部队的特点就决定了，编制内专职卫生员的数量不可能太多。例如抗美援朝时期，各步兵连编制上有2名卫生员，但相当多的连队往往只有1名。所以要想完成这项对战斗胜利同样至关重要的任务，除了个人的救护技巧、力量体能与勇气担当之外，更多还要依靠高效的指挥与使用，尽可能发挥出他们的整体战斗力，实现1+1＞2的效果。

　　我们还是从抗美援朝时期说起，在入朝前的整训中，各班都会训练1名卫生战士，平时负责班里的卫生防疫，战时参与急救。另外战时各连都要组织临时抢救组，由连副指导员带队指挥，以连卫生员为核心，把连里的文化教员（1-2名）、炊事员（3-4名）和理发员（1名）等非一线战斗人员组织起来，如有必要再抽调3-5名战士，集中学习抢救知识，由此组成这么一个10-15人，配备2-4具担架的抢救组（一般分为2-3个小组使用）。

　　▲除了下文提到的朝鲜人民自发组织的担架队之外，国内也组织了大量志愿担架队，以及由医护力量组成的志愿医疗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决定抢救组战斗力的因素非常多，就以上面提到的“抽调3-5名战士”为例，有些连队认为，把身体过硬、机智勇敢的战士编入抢救组是浪费，就把连里体弱的战士塞进来；有的还把一些有消极保命思想、教育不过来的战士也塞进去；结果战时，这些人经常出现拖后腿的情况，导致人数本就紧巴巴的抢救组无法完成任务。

　　众所周知，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普遍以轻步兵大范围内的近战夜战为主；而战场上的嘈杂环境，又使得伤员即使还能呼喊，抢救组也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后期一些部队配发过哨子，但实际效果也一般）。所以一个成功的抢救组，必须要在战前了解所在连的作战路线、主攻地点等细节，对伤员出现的大概位置心中有数；同时还要和连里协调好，如果伤员还能步行，沿着哪条路线可以安全走下火线，或至少走到临时隐蔽点与抢救组汇合，降低救助压力。

　　▲如1952年秋季马良山战斗中，志愿军39军116师在组织营级反击作战前，营救护所军医、主攻连卫生员和抢救员骨干，均多次跟随侦察小分队潜伏到敌阵地前几十米，并通过组织各抢救组进行沙盘作业，明确战斗决心；在战斗发起后四个半小时内，他们将该营伤员全部成功背下火线

　　发现伤员，还只是艰难过程里的第一步。即使是南伪军，其正牌美式装备的火力也很猛烈，就更不要说美军了。如果看到战友负伤了，一时激动就往上冲，反而会落入敌人的圈套；再加上抬着担架等抢救工具，队形较为密集，个别连队抢救组还出现过因不慎全体暴露在敌照明弹范围内，导致短时间内大量伤亡的情况，反而严重影响了所在连的伤员抢救。

　　因此在进攻战斗中，有经验的抢救组，通常会在敌我短兵相接到100米之内时——此时双方兵力交错战况激烈，敌优势炮火为防止误伤，通常会停止射击、或对战线后方我增援兵力做延伸射击——果断利用这个火力间隙冲上去抢救伤员。另外拿下敌阵地的“瞬间”，也有一个短暂的间隙可供利用，但要注意，由于这个间隙很短，而且距离出发阵地也更远，所以如果判断因伤员较多等客观原因，不能第一时间后送，必须迅速转移到阵地工事内，等待合适时机。

　　▲在白天发动进攻，自然有利于快速寻找并包扎伤员

　　虽说咱们普遍在晚上出击的习惯，能尽可能保证包括抢救组在内的隐蔽性，但夜间包扎的难度也相当大，特别对于抢救组里除少量卫生员之外的大量“非专业人士”来说更是如此。急救是门非常复杂的学问，我们就说这个最常见的负伤流血，到底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出血，在晚上就不好判断；而多数“非专业人士”为了战友的安全起见，往往都按照大出血处理，这就导致止血带使用过多。指导志愿军伤员后送治疗工作的苏军军医卢萨科夫在报告中称，他检查过的使用止血带的伤例，有一半实际是完全不需要的。

　　不过虽然在敌人的优势火力下，卫勤保障就跟整个后勤保障一样，都不容易，但往大了说，取材方便的布制止血带供应还算稳定，一线用得多一点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要问题反而是后送期间，因伤员意识不清醒，止血带绑在棉衣里（冬季）又不易被发现，医护人员忘记对其放松，而导致肢体坏死；往小了说，面对远比解放战争时期更为残酷的战场，伤员们的伤情普遍更加严重复杂，此时止血带对四肢出血快速可靠的处理效果，对伤员来说确有很强的心理安慰作用。

　　敌人猛烈的炮火轰炸，使得炸伤比例明显高于枪伤（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炸伤比例甚至高达90%），抢救组们再高效也不可能把每个伤员身上所有的伤口都及时处理好；幸好我军自建军以来，就长期强调自救互救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自救互救率还只占伤员总数的20%，到解放战争时期就上升到34.9%，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伤员自救互救率达到了57.7%，使得伤员们在负伤后10-15分钟内，大都能得到包扎。

　　▲时刻学习文化技术，是他们不同于之前在旧中国土地上所有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特征（图为外国记者拍摄的八路军在南泥湾组织大演习，可见正在进行野战急救演练）

　　好了，在自救互救和抢救组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走出去三小步了——发现、靠近、包扎；但伤员们要彻底脱离危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能自己行走或由战友搀扶走下火线的轻、中伤员（阵地防御战阶段，其中很多人更是轻伤绝不下火线）之外，我们接下来主要说的就是重伤员了。

　　虽说在战争电影里头，重伤员的形象往往与担架绑定；但甭管什么时候，伤员加上两个抬担架的，这个目标可就相当大了——我们的对手可从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再加上朝鲜多山地，担架也着实不太好用，所以45%左右的重伤员都是被抢救员背下来的。为了便于在山上使用，我军各部队普遍因地制宜制作了大量布制、木制的配套背具或坐具，尽可能让伤员能更安全舒适地运到最近也要在1-2千米之外的营后方。

　　当然，总有伤情严重，必须使用担架的情况。到了1952年之后，各营普遍在通往各连阵地的路上设置若干个隐蔽性较好的接力站，一般是抢救员把伤员背到反斜面较为平缓的第一个接力站后，伤员由在此等待的担架员转运，两人把伤员抬到下一个接力站，站里的另一组担架员再接力转运（不换担架）。。。。。。这样大家各自负责一段，对负责的路线情况更加熟悉，夜间也能快速运动，保证伤员批量转运速度，自身的体力消耗也相对较少。

　　▲那个年代战士们的体能普遍有限，只有这种办法能保证每一个伤员的每一段接力都足够快；特别是在冬季战斗中，使用保暖能力很差的担架运输伤员，必须保证足够的速度

　　可以说，在人的因素上，我们几乎已经做到了极限。但新中国国力的弱小毕竟是客观现实，体现在志愿军基层卫勤保障上，就是营救护所的实力实在有限（编制是一个军医一个医助——后者往往只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战士，一个卫生班长带四个卫生员——经常需要支援主攻连或伤亡较大的连，营副教导员负责指挥），主要工作是前面说的帮助伤员转运，抢救组包扎如有固定不当之处，紧急纠正补包；最多用（后期）配发的少量吗啡、青霉素和磺胺让伤员们再坚持一下，更严重的就应付不来了。所以重伤员到了营一级，也就是稍微安全了一点，由救护所和营部其他人员尽可能为他们喂水和食物，鼓舞精神。

　　接下来，由团担架连（编制上有36副担架）再次开始接力转运，但由于团担架连任务繁重（比如经常还要帮着运弹药），打起大仗来往往不够用，在伤员从营到团的后送中，朝鲜人民自发组织的担架队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朝军民还利用马车和爬犁自制了一批可运送两副担架，两边加坐四个轻伤员的“救护车”，运输效率更高，为尽可能多挽救战友们的生命，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经过平均5小时（夜间）/10小时（昼间）的转运，伤员们到了团里，条件就有明显改善（伤死率下降到2%左右），作为真正意义上军医救护的起点，配备有包括主治军医在内较为完整医疗配置的团救护所，可以进行一些紧急手术。由于救护所需要收容一个团里十好几个连的伤员，所以需要专门的收容分类组，根据伤员伤情进行分类标记，分别送到不同的组进行处理。

　　▲上图是系在伤员衣物上的标记牌，下图中是志愿军一个团救护所的构造，其中隔离室是用于防细菌战的

　　上面这样较为完善的救护所，并不是咱们志愿军一入朝的时候就形成的。前三次战役时，由于人员物资配备不齐、缺乏经验等原因，很多团救护所本质上就是个大号营救护所。比如刚才说的收容分类组，一开始很多组长都认为，如果不打开绷带验伤，分类就不保险；前面提到了，伤员们到这儿都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折腾了，这时候拆绷带可得小心，时间长不说还容易感染，这就造成了大量伤员“卡”在分类组的情况。后来上级派专家教学如何不拆绷带就判断分类，组内成员经验丰富了，能满足激烈战斗中一昼夜数百名伤员的分类需要，为下一步治疗奠定基础。

　　但即使如此，很多伤员仍然没能坚持到后送师救护所这一步。根据统计，40军在前五次战役期间，伤员平均需要29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师救护所；虽然在进入阵地战之后时间有所缩短，但在上甘岭战役这种特殊案例中，这个时间又被拉长到足足四天，甚至还有12%的伤员是负伤五天后才抵达师救护所；这主要是敌人的优势火力（导致我们很多转运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与我军运输手段的匮乏（仍以人力和畜力为主）所致。

　　▲如果不是志愿军卫勤战线的艰苦奋战，我军与美军在阵亡/负伤比上的差距还会更大

　　在军一级派来的手术组加强下，坚持到现在的重伤员基本都能得到救治，手术结束后先送往后方的兵站医院；经过师救护所的再次分类检查，其他伤员们绷带该换的也都换过了，把其中能归队作战、但还需休养一阵的轻伤员送到军一级医院继续治疗，集中医疗资源救治重伤员。

　　从师到兵站医院，这一级总算是有汽车了，但由于兵站医院条件和床位仍然有限，所以除了极少一部分短期内能痊愈的之外，大多数伤病员（91%）到了兵战医院稍加休整后，还得接着坐车走上个四五百公里的路程，回到祖国后方的医院接受更为完善的治疗。

　　以那时候的条件，方法自然只有汽车火车两种。前期运动战阶段，主要用那些往一线运完物资后、返回后方的汽车把伤病员捎上，但一开始进行的并不好：一方面很多司机为了防空袭、习惯开快车，在道路上颠簸剧烈、这对重伤员显然是不利的；一方面有的医院为了尽快腾空床位收治更多伤员，把一些本就伤重不适合汽车转运的伤员也搬上车；这使得在前五次战役期间，部分兵站后送的重伤员，在后送途中和入院（国内医院）后24小时内的牺牲率竟然超过了20%！

　　▲考虑到很多伤员往往是战斗中表现突出，奋不顾身的战斗英雄，这种牺牲实在让人扼腕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在第三次战役攻克汉城之后，面对越来越长的战线，各兵站区医院后送伤员时，如果再像以前那样随手拦个返程卡车，只会导致我军当时早已见底的后勤运力更难以发挥出效能；所以各医院都及时进行了整编，设立了专职联系协调后送车辆的后送股。

　　等到第五次战役之后，随着战线的稳定，志愿军各级卫勤单位在逐渐开始使用运送效能更高的火车执行后送伤员任务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挖掘汽车后送的潜力。这一时期，苏制救护车和卡车（被我军自行改装为增设棉垫、棉被等简易保障手段的伤员后送车）逐渐到位，提升了运力和舒适性；同时医院后送股开始贯彻“先分类、再后送”的制度，明确了不同伤势的伤员谁由汽车送、谁由火车送、谁先送、谁后送的规矩；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司机的责任教育，并设立“绩效”，明确规定了后送伤病员任务完成的好坏与奖惩的关系。

　　如前所述，1951年6月之后，行驶更平稳，且可搭载医疗人员和设备的火车逐渐成为我军集中后送伤病员的主要手段。但目标远大于汽车，除了加减速之外基本没有机动规避能力的火车，从在车站装运伤员（单列一次最多可运500-700名）开始，就要做好面对“联合国军”集中1600多架飞机，于同年7月发动的“绞杀战”的准备。

　　▲对于苏联空军和志愿军空军来说，这一时期的空战是否成功，最主要的指标并不是“联合国军”飞机损失数量，而是为前线部队输血的铁路线能够保持多久的畅通

　　虽然朝鲜山区多，隧道多，利于这些火车在白天的隐蔽；但这些蒸汽机车牵引的列车，为了在敌机离开后能快速出发，在隧道里待机时自然也要升着火，这就使得煤烟难以散开；甚至在1951年5-7月出现过两次因一个隧道里停了两部列车隐蔽，导致内部煤烟浓度过高、多名伤病员中毒牺牲的惨痛教训。

　　▲即使如此，美军的空袭也时常导致伤员们再次遭受伤亡

　　在完善了从火车司机如何在隧道里压火控烟、到与高射炮兵部队加强配合等种种细节之后，列车后送伤员的优势逐渐体现出来。即使在1952年下半年残酷的拉锯战中（上甘岭战役爆发在这一时期），我军后送伤员死亡率也下降到运动战时期的11%左右。

　　当伤员们乘坐的列车战胜了无数炮弹和炸弹，终于跨过鸭绿江大桥（中朝友谊桥）之后（由于二次受伤，部分伤员一年后才回国），来自敌人的威胁终于消失了。但在后方治疗期间，仍有0.6%的伤员因之前转运时间过长（牺牲者中有11%入院时负伤已2个月以上，如计算1个月以上的，比例达35%）、手术效果不佳等原因，牺牲于败血症、破伤风、脑膜炎等并发症；加上在战场上染上的结核病，以及其他内、外科和急性传染病等原因，总计有2%的伤病员在归国住院后，因医治无效而牺牲。

　　▲注：因医院安全管理（如触电、坠床）和医护人员技术原因（误注射、操作不当）等，在住院期间不幸牺牲的113名伤病员未列入此表

　　史料里一个个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那些为了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英勇战斗、立下大功、光荣负伤，却没能等到胜利日的老前辈们不甘的目光；是那个世界第一强国面对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爬出来的对手时，举手投足间无处不在的轻蔑与狠毒；是那群哪怕“天上下刀子”，也要尽可能把生命线向一线推进，只为及时救治更多战友的共和国第一代白衣战士们抹不去的眼泪。

　　还是那句话，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虽然1955年的一江山岛战役，在规模上远不能和抗美援朝相比，但作为我军首次三军联合作战，这场战役在卫勤保障上也有颇多创新之处：如登岛第一梯队各船加强1名卫生员，负责本船抢滩后滩头伤员抢救，并视情开设连救护所——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在进攻战役中，将伤员救护所下放到连。

　　▲时至今日，包括战前建立的联合后勤指挥机构等在内，一江山岛战役中的诸多细节，对我军未来可能涉及的类似战争模式仍有借鉴意义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由于我军始终占据战场主动，加之战前及时的教育工作，使得伤员自救互救率上升到了72.6%

　　正如志愿军卫生部所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火线抢救工作总结》中提到的，“由于战术是发展并时常变化的，因此卫勤战术也必须经常研究改进，不能机械搬用经验”，我军未来面对的战争形态，相比抗美援朝时期必然有着极大的不同，如何灵活运用我军在伤员抢救后送领域用无数鲜血积累的经验教训，在新技术的帮助下提升伤员救治效率，正考验着新一代指战员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