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以止戰，兵以弭兵，正義的劍是為保衛和平。創造犀利的武器，爭取國防的安寧……同志們，猛進！猛進！”
1939年，隨着華中重鎮武漢失守，侵華日軍南犯長沙，西窺宜昌，並頻繁派出轟炸機群，空襲重慶等後方城市。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更加艱難時刻。然而，在敵人的狂轟濫炸下，一首激昂的歌曲在重慶嘉陵江畔傳唱開來。
與這歌聲相伴的，是長江、嘉陵江兩岸越來越多的廠房裡、岩洞中，轟鳴不息的機器、日夜苦幹的工人，和源源不斷生產出來的槍炮。
這是在原國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工廠生產洞體內展示的抗戰時期兵工生產場景還原景象。本文圖片均為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黃偉攝
“盧溝橋事變”後，不到兩年時間，華北、華東大片國土淪喪於日寇之手。地處長江上游，據夔巫之險，乘舟楫之便，有川滇黔廣袤土地作腹地的重慶，成為中國戰時首都和戰略大後方。
在擔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同時，重慶還肩負起為前線數百萬抗日將士提供武器彈藥的重任。自全面抗戰爆發，全國兵工廠西遷以來，重慶一時成為大後方最大的“武器彈藥庫”。八年間，供應了抗日軍隊所需三分之二的槍械、彈藥。
抗戰時期，重慶兵工廠生產的部分火炮（翻拍自重慶建川博物館）。
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萬兵工人，在物料、裝備短缺，生活清苦、頭頂轟炸的艱險環境中，滿腔熱忱，爭分奪秒“創造犀利的武器”。
炮火下搬來的兵工中心
重慶主城九龍坡區鵝公岩大橋頭，一尊手握鋼槍怒吼射擊的抗日軍人雕像，跨立石碑之上，面朝東方，日夜守望着奔流不息的長江。雕像下方的岩壁里，隱藏着百餘個縱橫交錯的人工岩洞。
這裡是國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廠舊址。而它的前身，則是創建於晚清，以“漢陽造”步槍顯赫於近代中國的漢陽兵工廠。80多年前，在不斷進逼的日軍炮火下，這座當時的“兵工砥柱”幾經遷徙，於1940年春定址山城。在此之前，當時我國最主要的兵工企業大多已在重慶落戶復產。
“西遷運動，造就了重慶抗戰兵工中心的地位。”中國抗戰史學會副會長周勇介紹，全面抗戰爆發前，我國兵器工業不僅力量薄弱，布局也極不合理，幾個大廠，如漢陽兵工廠、上海兵工廠、金陵兵工廠、濟南兵工廠、鞏縣兵工廠等，均在中東部且以沿海為主。隨着戰事惡化，這些工廠很快面臨淪入敵手的危險。搬遷到以戰時首都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就成了必然選擇。
抗戰時期，重慶地下兵工廠生產場景（翻拍自重慶建川博物館）。
儘管國民政府兵工署早在“盧溝橋事變”前，就開始計劃兵工企業內遷事宜，但由於對戰局發展態勢估計不足，加之顧慮遷移過程影響前線彈械供應，各兵工廠直到1937年9月至11月，才陸續動遷，多數兵工廠是在臨近淪陷時才倉促撤出。
專事機槍、步槍製造的金陵兵工廠接到遷廠令後，職工們夜以繼日將4300噸機器設備和材料拆卸裝箱，於1937年11月底緊急撤離南京。因時局緊迫、運輸工具奇缺，有一批物資實在沒法運走。無奈之下，廠長李承干只好委託姚志良等三位工友和士兵留守照看，尋機搶運。雖然做了這樣的安排，但並未抱太大希望。
位於南京雨花台附近的金陵兵工廠大門（1935年攝）。1937年9月到1940年10月，包括金陵兵工廠在內的11家兵工廠遷至重慶。新華社資料片
12月6日，日軍攻城部隊兵臨城下。聽聞炮聲的姚志良和留守同仁，找來群眾協助，將剩餘物資裝上兩條民船，在炮火硝煙中離開南京。隨後一路頂風冒雪，水陸兼程，在工廠駐武漢辦事處幫助下，終於在1938年2月將物資運抵重慶江北簸箕石碼頭。廠長李承干深為感動，讚嘆道：“三君於國難極端嚴重時期，為國為廠，竟能不顧一己之安危，不獨為國家保存數十噸物資，其艱苦卓絕之行為更堪資一般人所矜式。”
鋼鐵乃武器之母。隨着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日軍兵鋒直指武漢，當時中國最主要的鋼鐵資源——包括漢陽鐵廠、鋼廠、大冶鐵廠、六河溝鐵廠等在內的聯合鋼鐵廠遷建委員會，不得不於1938年6月自武漢遷往重慶。
天上飛機轟炸、腳下激流險灘，西遷之路，艱險異常。原鋼遷會員工、已去世的王遴元老人，曾這樣回憶：“走到湖北枝江，說完了，船快翻了。很多人就哭，小孩、婦女們都哭了。後來船主找我說，把這些（煉鋼廠的）機器都丟到河裡邊吧，救人吧。我說，這絕不可能！”“結果這個船傾斜到35度，好在下面是泥沙，沒有碰到石頭，如果碰到暗礁，那所有的設備、所有的人全部完蛋。”
歷史檔案顯示，至1940年，我國兵工內遷完成時，兵工署直屬17家兵工企業中，有11家駐紮重慶，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除當時尚不能自制的坦克、重型火炮外，這些兵工廠的產品涵蓋了鋼鐵、火藥、子彈、手榴彈、炮彈、甲雷、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戰防炮等當時我國軍隊實際投入使用的幾乎所有槍械彈品種，成為當之無愧的抗戰兵器工業中心。
頭頂轟炸創造犀利的武器
如今，“兵工署第一工廠”舊址經過保護性修復，成為以抗戰歷史為主題的“重慶建川博物館”。依託當年開鑿的生產洞體，展覽着大量抗戰時期的實物、影像資料等。
在兵工史展覽區，一支支烏黑髮亮的步槍、機槍，一款款軍綠色擲彈筒、迫擊炮，靜靜陳列着。“這些都是抗日的武器！像這款二七式擲彈筒，是當時重慶兵工企業自行創製的優秀兵器，性能遠優於日軍同類裝備，在戰場上有力殺傷了敵人。”博物館講解員介紹說。
這是8月27日在重慶建川博物館拍攝的漢陽造步槍實物。
自淞滬會戰以來，抗戰前線日漸激烈的戰況，造成槍械、彈藥大量損耗。歷史檔案記載：全面抗戰爆發的最初半年，“由軍政部及後方勤務部先後分別經發彈藥，概計數量，步機彈藥在二萬萬發以上。”使國民政府在戰前積存的械彈幾乎用盡。1937年11月，軍政部報告“庫存彈藥只夠20個師作戰三個月”。
“抗戰之初，我國基本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獨立對日作戰。後來蘇聯空軍曾援華作戰，蘇德戰爭爆發後便停止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才開始援華，但由於我國的出海口已經全部陷入敵手，援華物資只能靠滇緬公路，和飛越‘駝峰’的有限空運，數量也是極有限的。”重慶市檔案館研究員唐潤明告訴記者。
一面是抗日前線對武器、彈藥需求之急迫，一面是外國援助之稀缺，為前方將士補充足夠彈械的重任，就落到了大後方兵工廠頭上。
這是在重慶建川博物館拍攝的抗戰時期重慶兵工生產場景還原景象。
然而，西遷以後，雖免除了受日軍攻擊占領的威脅，但各兵工廠機器設備有限，原材料缺乏等難題又接踵而至。危難時刻，各廠均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力求迅速重建，早日開工，盡最大努力維持前線武器供應不輟。
已改稱兵工署第二十一廠的金陵兵工廠，在廠長李承干組織下，自南京搬遷之始，即派人赴香港採購生產物資，並預先在重慶啟動新廠建設。“各員皆分負責任，修建房屋與安裝機器，同時並進，不使分寸光陰稍有浪費；各項機器，隨到隨裝。各人員夙夜勤勞，盡忠不倦。”三個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1938年3月1日，二十一廠率先復工，當月就趕製出40挺馬克沁重機槍等武器送往前線。
抗戰時期，第二十一兵工廠製造的部分武器。（選自《重慶抗戰圖史》）
戰時的重慶，缺電、缺燃料的情況時有發生。生產輕機槍的銅罐驛分廠，位於城區外的江邊小鎮上，由於這裡未通電，只能靠自發電，兵工署配給了一台破爛不堪的445馬力柴油發電機，卻又無柴油可用。生產工作只能從“煉油”開始。化學專業的技術員李大聲在一處山坡上搭起棚子，找來幾個舊油桶，自己動手鍛打鐵器，又買來當地常見的桐油，經過一番摸索，竟然煉出了柴油，終於讓機器轟鳴起來。
除物料匱乏外，各工廠還不得不應付日益頻繁的敵機轟炸。1938年10月之後，日軍幾乎每周出動飛機，轟炸重慶市區。沿江布局以圖運輸、水電供應便利的各個兵工廠，成為重點轟炸對象。
為防空襲，第一工廠邊生產，邊在長江邊岩壁上開鑿出116個岩洞，建成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廠房。各岩洞分工製造零件，通過腰洞相互傳遞，最終組裝成武器。這種洞內串聯生產方式，不僅躲開了轟炸，還提高了效率，為不少兵工企業效仿。
二十一廠則調整工廠布局，堅持在地面生產。銑工胡學佑曾回憶，重要的設備都是獨立放置，間隔很遠，每間廠房外還堆着木材和各類工具，“轟炸一完，我們就可以馬上搭建臨時廠房復工生產。”
這是重慶建川博物館展示的抗戰時期重慶兵工廠的武器生產裝備。
儘管困難重重，各工廠在開足馬力生產原有制式武器的同時，還不斷改進、仿製新式武器，為前線千千萬萬正以“血肉之軀”與日寇作戰的將士們，增添了不少攻防利器。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重慶各兵工廠改仿製武器達數十種之多。以二十一廠為例，在老式“漢陽造”基礎上，結合德國八九式步槍，於1943年創製出一種新型步槍，比上述兩型步槍更靈便、更安全，殺傷力也更大；改良升級捷克式輕機槍，能立射、跪射、臥射，還可以高射低飛的飛機，每分鐘射速達250發至300發；新制一二〇迫擊炮，最大射程5000米，較法國同類產品減輕一半，且操作靈便，發火精準。
抗戰時期，重慶兵工廠生產的部分武器（翻拍自重慶建川博物館）。
擲彈筒是侵華日軍頻繁使用的步兵武器，抗戰初期，曾給我國軍隊造成重大傷亡。1938年底，三十工廠試造成功二七式擲彈筒，裝拆簡單，調整射程需時極短，每分鐘可發射20發，批量投入戰場後，大大削弱了日軍近戰火力優勢。五十工廠還於1941年成功試製出三七戰防炮（步兵平射炮），用以對付日軍坦克、裝甲車。
“眾多工廠互相配合，使效率不斷提高，質量日益改進。1938年到1945年，重慶主要兵工廠共生產各種槍彈8.5億發，炮彈近600萬顆，步槍近30萬支，輕重機槍3萬餘挺，火炮1.4萬門，擲彈筒6.8萬具，甲雷42萬多顆。”唐潤明介紹說，當時抗日戰場所需的常規武器，諸如重機槍、迫擊炮、擲彈筒、手榴彈等大都能充足供應且有盈餘，輕機槍、迫擊炮彈、步槍及槍彈，也基本能滿足需要，重慶各廠對此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
同志們，猛進！猛進！
“舉目四矚，漫山烽火，遍地腥氛。而抗戰情緒，上下一心，堅逾金石。前方寸土必爭，堅強抵抗……本廠為製造槍彈工廠，任務極為艱巨……唯有殫精竭慮，宵旰從公……迄至勝利。”
這是抗戰勝利後，兵工署第二十工廠廠長陳哲生的一段記敘。和陳哲生一樣，當時身處艱險中的山城兵工人，面對破碎的山河、囂張的敵焰，無不“拼命流汗犧牲，競圖趕造”。
生於南京，在抗戰烽火中隨遷重慶的二十一工廠子弟鄭洪泉，今年已90歲高齡。他至今記得80餘年前父輩們夜以繼日勞作的場景，“剛搬到重慶時，工人們都自覺每天工作12到14個小時。可以說上至將軍廠長、下到普通工人，都在默默地拼命。其中最可敬的，是我們的老廠長李承干！”
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李承干，1919年進入漢陽兵工廠，1931年任金陵兵工廠廠長。全面抗戰爆發後，在他的帶領下創造了三個月西遷重慶並復工的奇蹟，此後的二十一工廠不斷擴產壯大。
“李承干一直單身，到重慶後完全以廠為家。14平方米的辦公室，他和主任秘書、工務處長三人辦公，背後靠牆一張單人床就是他的臥室。不管多晚睡，有事隨時要叫醒他。”從大學教授崗位退休後專心研究李承干的鄭洪泉，對“老廠長”的抗戰往事如數家珍：預料到戰事日緊，設備、物資肯定會短缺，他就派出得力人員常年到外採辦；他親自主持設計新式步槍，改進機槍、迫擊炮；他非常關心職工生活，但生產上要求極嚴格……
讓不少工人記憶深刻的是，面對日軍飛機頻繁空襲，李承干最關心機器分散開保護好沒，工人們是不是都進了防空洞。而他往往是最後一個進洞。有時甚至喃喃自語：“炸我們吧，炸我們好。炸了我們馬上能復工，總比炸那些沒有能力恢復的工廠好。”
翻拍自1940年6月16日侵華日軍拍攝的陸軍飛機轟炸重慶對岸金陵兵工廠圖片。新華社資料片
為激勵職工鬥志，鼓舞大家戰勝困難。李承干還邀請留日時就已熟識的著名詩人、學者郭沫若為工廠創作廠歌。素來欽佩李承干為人的郭沫若不僅慨然應允，還請著名作曲家賀綠汀為之譜曲：
“戰以止戰，兵以弭兵，正義的劍是為保衛和平。創造犀利的武器，爭取國防的安寧，光榮的歷史肇自金陵。勤儉求知，廉潔公正，迎頭趕上，盡我智能，工作是不斷的競爭。我們有骨肉般的友愛，我們有金石般的至誠。我們有熔爐般的熱烈，我們有鋼鐵般的堅韌。量欲其富，質欲其精。同志們，猛進！猛進！同志們，猛進！猛進！”從此，這首歌就唱響在長江、嘉陵江畔。
在李承干帶領下，二十一工廠先後接管了漢陽兵工廠步槍廠、二十工廠輕機關槍廠、重慶武器修理所、十一工厂部分、四十工廠，並在雲南安寧建立分廠，最終成為大後方規模最大的兵工廠。到抗戰末期，其武器產量已達“全國輕武器的一半左右”。
同樣頭頂轟炸“猛進”的，還有鋼遷會的員工們。抗戰期間，僅鋼遷會記錄在案的較大規模日軍空襲至少有三次，死傷員工約200人。但面對敵人的殘酷轟炸，1940年至1945年，鋼遷會鋼鐵廠共生產生鐵96057噸、鋼28657噸、鋼材15456噸，分別占抗戰時期大後方鋼鐵總產量鐵的90％、鋼的65％、鋼材的40％。
“我們當時一邊安裝設備，一邊生產，一邊還得躲避轟炸，每天都要注意高處掛出紅氣球沒有，如果掛了，就預示着日軍很快就要丟炸彈了。”老工人鄒宗友回憶說，儘管如此，我們仍希望多煉一些鋼鐵出來支援兄弟兵工廠，多出產一些子彈、槍炮，好狠狠地回擊日本侵略者。
抗戰時期，重慶附近一處兵工廠的生產車間（翻拍自重慶建川博物館）。
一位鋼遷會工作人員當年曾這樣寫道：“抗戰是這樣緊急，人們的生活是這樣煎迫。我們並不覺得難過，因為我們早已了解了現實，我們的生活目標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利，我們只有一個願望，一個思想，一個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爭取抗建大業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