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印度頻繁對中國出口商品進行反傾銷調查。

　　9月2日，印度財政部表示，將對從中國或其他國家進口的“中國製造”藥品徵收反傾銷稅。

　　7日，一家印度製藥公司又對中國某製藥公司生產的維生素C可能存在傾銷行為提出申訴。

　　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蒙德拉港。

　　10日，印度啟動了針對從中國進口扁軋鋁產品的反傾銷調查。

　　追求自由開放貿易的印度，為何如此青睞反傾銷手段？難道不怕被報復？矛頭又為何頻頻對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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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第一反傾銷大戶

　　對印度來說，近期所為並不是什麼稀罕事。

　　自1995年1月1日修訂“反傾銷法”到2019年，印度一共發起972次反傾銷調查，位居全球榜首。其中，針對中國232次，在印度反傾銷調查名單上“獨占鰲頭”。

　　印度反傾銷呈現出以下3個特徵：

　　其一，印度主要調查對象集中在東亞地區，且多為發展中國家，針對發達國家次數少。

　　其二，反傾銷針對的產品種類集中，主要為化學品、紡織品。

　　在印度的總進口中，礦產占30%，機械設備占20%，化學品、金屬、紡織品分別占8.7%、6.2%、1.6%。2010年至2015年6年間，印度對美國發起13次反傾銷調查，其中9次針對化工產品，占比高達70%；同期對中國發起的48次反傾銷調查中，22次針對化工產品，占比接近50%。

　　其三，反傾銷次數與全球占比同步增長。

　　從1995年到21世紀初，印度的反傾銷調查次數一直呈上升趨勢，最高峰出現在2001-2002年；之後雖有下降，不過，受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保護主義回潮等複雜因素的影響，分別在2008年及2016年達到兩個小高峰。印度反傾銷在全球的占比呈現相同的趨勢，平均為15%，一度達到28%。近年來有所降低，平均維持在每年40次左右。

　　印度反傾銷次數及全球占比折線圖　（1995-2019）

　　弔詭的是，印度一方面是使用貿易保護手段較多的國家之一，同時也同中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一起成為推動貿易自由化的主力。

　　自20世紀90年代印度開啟自由化改革以來，印度大大加速了參與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進程。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數據，截止到2020年9月，印度參與的FTA高達42個，僅次於ADB成員國中的中國（47個）和新加坡（43個），甚至高於韓國（41）和日本（32個）。

　　那麼，追求貿易自由化的印度，為何頻繁發起反傾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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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為何如此青睞這一招？

　　當外國生產商以低於本國市場價格銷售某一產品並對進口國同類商品的國內生產商造成損害時，反傾銷法允許進口國針對這一“傾銷”行為對外國生產商出口的商品徵收臨時關稅，本意在於防止外國商品以低價傾銷損害本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但是，國際法對此規範並不嚴格，各國政府有很大的自由度來操縱相關貿易數據。相比於反補貼稅等，反傾銷在適用範圍、可證實性、政治操作的難易程度等方面也更具優勢。

　　因此，各國越來越多地採取反傾銷措施來保護國內產業和相對封閉的經濟環境。頻繁對他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漸漸成為了“貿易保護主義”的代名詞。

　　與其他國家相比，印度顯得格外鍾情於反傾銷手段，與其自身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狀況密切相關。

　　尼赫魯時期，印度建立起由國家力量控制工業和貿易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外資和對外貿易進行嚴格的限制。他認為，自由市場競爭會損害印度國內大量存在的貧民階級的利益。在國際權力競爭中，需要通過建設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來爭取印度的政治生存。

　　2020年8月18日，印度新德里的返城工人排隊等候檢測新冠病毒。

　　獨立後的印度期待通過“進口替代”模式擺脫對西方的依賴，打造一套獨立的工業體系。在經濟自由化之前，印度對商品徵收數百種進口稅，有的甚至超過300%。

　　於是，印度製造業始終處於政策庇蔭之下，依賴性加重，“溫室里的花朵”難以抵禦外界的狂風暴雨，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始終無法提升。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印度GDP年均增長率維持在3.5%的低水平，極端貧困人口占60%。進入90年代，印度經常賬戶急劇惡化，國內危機加劇。

　　於是，印度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緊急貸款，順理成章地接受了IMF的要求，開始推行市場化改革。

　　打開國門後，以數字產業為代表的印度服務業迅速崛起，相關出口行業更加支持自由貿易開放；與之相對地，跟進口企業存在競爭關係且自身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行業通常要求保護主義政策，與製造業、農業相關的利益集團一直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忠實擁躉。

　　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超過17%，進口貿易規模占比約為2%，發起反傾銷次數卻占了15%。3個數字放在一起，看起來總有點耐人尋味——一直致力於謀求世界大國地位的印度，似乎在反傾銷次數上完成了一個“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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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拖後腿，為啥還要拉一把？

　　製造業是一國的經濟命脈。

　　沒有自己強大的製造業體系，就像空中的風箏，無論飛得多高，線都握在他國手裡，更遑論實現“大國夢”。印度一直懷有強烈的“大國情結”，提升國內製造業的競爭力是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如上所述，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並非建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強植西方民主政體未能解決社會頑疾，反而使中央各項權力受到來自各地的極大限制，導致經濟、財政等政策無法順利在全國推進。

　　此外，交通基礎設施落後且成本高昂、難以穩定供應的電力、勞動生產率低下、銀行不願為工業活動提供貸款支持、行業腐敗等問題，均是嚴重製約印度製造業發展的主要障礙。

　　2020年5月25日，準備乘火車前往孟買的印度乘客，印度雖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國，但是其勞動生產率遠低於中國等國家。

　　舉個例子，印度雖然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國，但是其勞動生產率遠低於中國等國家。印度62%的人口處於工作年齡，然而，其中只有約4.7%具有所需技能。韓國、日本、中國的這一比例分別為96%、80%和24%。

　　在這種情況下，印度的製造業面臨着難以突破的發展瓶頸，只得頻繁發起反傾銷以解燃眉之急。

　　不僅如此，製造業還有解決就業的強大社會功能。

　　服務業是印度經濟發展的關鍵引擎，然而，只吸納了全部勞動力的約0.5%，比如，拉動印度經濟增長的軟件業，對低技術勞動力並不友好。

　　眼下，印度15-24歲人口失業率達8.5%，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20.8%。解決他們的就業和貧困問題，只能寄望於製造業。

　　面對世界經濟疲軟、保護主義抬頭、國內就業形勢嚴峻等問題，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開出的“藥方”就是發展製造業，提出了“印度品牌”（Brand India）戰略以及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數字印度（Digital India）、技術印度（Skills India）等概念。

　　莫迪希望在發揮信息產業比較優勢的同時也相應提升印度經濟中製造業所占比重，創造1億個就業崗位。他承諾，到2030年讓印度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然而，理想與現實相差甚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印度2020年4月的失業率攀升至23.5%，儘管6月有所回落，但仍然高達11%。

　　消費需求疲軟，印度國內產業瀕臨破產，已經奄奄一息的製造業難以再承受外來商品的“致命一擊”。為了保住國民經濟命脈、守護國民的就業崗位，被當局美其名曰追求“公平貿易”“務實的全球化”手段的反傾銷也就順理成章地派上了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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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情有獨鍾”？

　　近來，印度頻繁對中國出口商品進行反傾銷調查。

　　9月2日，印度財政部表示，將對從中國或其他國家進口的“中國製造”藥品徵收反傾銷稅。

　　2020年7月5日，印度新德里一所新建方艙醫院的藥房。

　　7日，一家印度製藥公司又對中國某製藥公司生產的維生素C可能存在傾銷行為提出申訴。

　　10日，印度啟動了針對從中國進口扁軋鋁產品的反傾銷調查。

　　從更寬的時空背景來看，在印度發起的972次反傾銷調查中，針對中國232次，占比超過1/5。印度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次數最多的國家。

　　那麼，印度為何頻繁向中國發難？

　　首先，兩國在發展階段上具有相似性，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居高不下，將中國視為最大“威脅”。

　　2019財年，中國對印出口748.3億美元，進口179.9億美元，印度對華貿易赤字高達568.4億美元，儘管較2018財年的578.7億美元有所減少，但仍居高不下。

　　其根本原因在於本國工業產品難以與大多數國家競爭，只好訴諸“反傾銷”等披着法律外衣的保護主義手段，給中國企業扣上“傾銷”的大帽子。

　　印度工商部長皮尤什•戈亞爾（Piyush Goyal）稱：

　　“堅決不會允許印度成為其他國家的傾銷場，除非印度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滿足，印度的國家利益得到切實的維護。”

　　“中國的廉價進口商品會在印度市場‘泛濫’，而一直以來使用的反傾銷等保護措施已無法應對這種‘激增’。”

　　另外，印度至今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也成為對中國發起相關調查的有利託辭。

　　其次，反傾銷調查被印度用作政治博弈手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印度經濟第二季度已萎縮23.9%，為24年來表現最糟糕的一次。第一季度經濟增長也僅為3.1%，為8年來最低。在國內經濟、就業連續“跳水”的情況下，有目的地引燃雙邊衝突、轉移民眾視線是政客的慣用伎倆。

　　並且，我們不難觀察到，每逢中印邊界發生衝突，印度在一定時段內運用反傾銷措施的頻度和烈度都會有所上升。對華“欲加之罪”已“名正言順”地成為印度發泄民族主義情緒、政府轉嫁危機的窗口之一。

　　此外，WTO爭端解決機制癱瘓給了他們一個趁火打劫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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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繁出擊，底氣何在？

　　頻繁對他國發起反傾銷，面臨的報復壓力應該不小。然而，自1995年以來，印度發起反傾銷的次數高達972次，被調查次數僅為241次，看起來極不相稱。

　　難道，印度自帶避免被他國進行貿易報復的“超能力”？

　　實際上，這與印度經濟模式和貿易結構密切相關。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一般是從農業部門轉向工業部門，主要依靠第二產業拉動經濟增長，在此基礎上才會出現發達國家所經歷的製造業逐漸轉移、GDP中服務業占比開始增長。印度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沒有經歷前面的過程，工業並未發展壯大，直接由急速膨脹的服務業拉動經濟快速增長。

　　在以服務貿易推動經濟增長的大前提下，印度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以反傾銷措施來促進國內製造業的發展。

　　印度一直是商品貿易的高逆差國，至2018年時，印度商品進口額已經超過其出口額50%。印度的商業服務貿易則與其商品貿易不同，自2004年以來就一直保持順差，且額度呈不斷上升態勢，從2017年開始，出口額超出其進口額近70%。

　　1995-2019年印度商品進出口及商業服務進出口情況（單位：百萬美元）

　　況且，與商品相比，對服務出口發起反傾銷調查的難度更高，因此，即便印度對某國採取反傾銷調查，對象國也很難以同樣的方式回擊，不必擔心由此帶來的貿易報復。

　　另外，非經貿因素起到重要作用。

　　印度商品主要出口對象有美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國和新加坡等。這些國家和地區與印度的合作具有中長期和多元化特點，在短期內不會發生重大變化，即便印度發起反傾銷調查，這些國家也不會大幅削減對其商品進口或發動嚴重的貿易報復。

　　美國等傳統“反傾銷”使用國對發起反傾銷調查呈現出日漸審慎的態度。這些老牌工業國已形成了完備的國內經濟體系，力圖追求更加自由、開放的貿易秩序，大幅削減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次數也明顯下降。

　　況且，作為“民主國家樣板”，印度在美國的全球布局中占有較特殊的地位。儘管美國也對其發起過41次反傾銷調查、“雙反”調查與“337調查”呈上升趨勢，但是，在中美關係遇冷的背景下，美國不會在貿易問題上過多敲打印度。

　　於是，印度方能保持較穩定的出口基本盤，並不太擔心被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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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兩步，後退一步？

　　無奈的短視

　　在《對外貿易政策》報告中，印度多次強調其戰略目標是從世界貿易中的“參與者”到“領導者”，再到成為全球貿易的“軸心”。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年會上，莫迪含蓄地抨擊了“美國優先”，他提醒“許多國家正變得內視，全球化正不斷萎縮，這一趨勢的風險並不比恐怖主義或氣候變化更小”。

　　然而，不到兩年，2020年5月，莫迪在演說中提出了一項名為“Atma Nirbharta”的新政策，被認為是“進口替代”戰略——向尼赫魯式的“自力更生的印度”和甘地式的“現代化的印度”的回歸。“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正在蛻變為“保護印度”（Protect in India）。

　　印度在貿易政策上前後反覆、模稜兩可的態度，被稱為“前進兩步，後退一步”。

　　這種高頻率的貿易保護手段，短期內確實能解決一些“肘腋之疾”；然而，從長遠發展考慮無異於給自己留下“心腹大患”。

　　長期依賴政府庇護的印度製造業不僅難以發展壯大、培養出真正的國際競爭力，它對貿易開放的消極態度還會引起合作夥伴的猜疑，進而深刻影響本國深化區域產業合作，最終成為通往貿易大國之路上的絆腳石。

　　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為例，過去幾年裡，印度政府積極引導發展外向型經濟，一度對它敞開懷抱，但是，囿於國內經濟形勢和產業結構，很難以“壯士斷腕”的決心“以開放促改革”，最終選擇退出RCEP談判。

　　於是，在世人眼中，“印度製造”與“使美國再次偉大”、“印度退出RCEP”與“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無區別。

　　隨着嵌入國際產業鏈的程度加深，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印度對反傾銷的運用可能不降反增，將嚴重影響亞太區域合作、金磚國家間合作。這兩者恰恰是印度發揮其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的主要依託。

　　要知道，莫迪版“印度製造”的核心不僅僅在於扶持國內製造業的發展以解決國內社會問題，更多地側重於提高製造業競爭力、使“印度製造”走向世界，這也是實現印度“大國夢”的關鍵環節。

　　莫迪是一個強勢領導人，他希望能夠推動印度在市場化改革中再進一步。模仿中國改革開放之路，實現印度整體經濟水平的躍升，但同時，要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哪怕是一點小小的改變，對印度領導人來說都是舉步維艱。

　　這種短視是無奈的，莫迪不得不考慮企業呼聲和就業率；如果印度無法下定決心敞開胸懷擁抱世界經濟，其製造業將始終處於襁褓之中；一遇到棘手問題就無理取鬧、甩鍋他人的印度沒有辦法贏得世界的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