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費德勒（David Fidler）心中潛藏着一個噩夢般的未來場景：3個月後，中國正式宣布一種新冠病毒疫苗的III期臨床試驗圓滿完成。世衛組織官員心中充滿了興奮和喜悅。北京開始向拉美、非洲以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提供疫苗。而就在此時，美國卻消失不見了。

　　“如果中國贏得了疫苗研發競賽並對這一優勢加以利用，而那時我們手中卻沒有同樣分量的籌碼，我們該怎麼辦呢？這是最讓我擔心的問題”，大衛·費德勒對我說。作為一位全球健康和國家安全問題專家，大衛·費德勒一直在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提供諮詢服務。隨着大國之間在新冠病毒疫苗研發上的競爭日趨白熱化，美國也許會在未來幾個月裡遇到一些麻煩，而大衛·費德勒並非唯一為此感到憂慮的專業人士。

　　美國“政客”（POLITICO）雜誌網站2020年8月31日發表了該刊副總編輯伊麗莎白·拉爾夫的報道：《如果中國先於美國研發出新冠病毒疫苗，局勢將如何發展？》

　　在經歷了半年之久的社交隔離、失業率飆升和病毒感染者的大量死亡之後，“美國正在為研製新冠病毒疫苗做出歷史性努力”這樣的言論很容易引發人們的關注，而“處於早期臨床試驗階段的美國疫苗表現良好”或“新冠病毒疫苗將於今年年底前在美國上市”這樣的新聞報道也很容易讓人們信以為真。不過，醫療和疫苗專家已經指出，正處於III期臨床試驗階段的8種疫苗是否能夠安全有效地幫助人類抗擊新冠病毒還是一個未知數，目前就對此作出預測還為時尚早。

　　在上述已進入III期臨床試驗階段的8種疫苗中，有4種來自中國，3種來自特朗普政府啟動的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研製計劃（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以及幾位美國製藥行業高管於2020年3月2日在白宮召開圓桌會議，制定了這份旨在推動數種疫苗的大規模生產和快速上市的計劃——觀察者網注），另外還有一種來自澳大利亞。一些專業人士已經不無憂慮地指出，其中一些疫苗其實已經受到了過度誇大的宣傳（some of the most publicized candidates are overhyped）。

　　可見，大衛·費德勒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某種中國疫苗在全球率先完成III期臨床試驗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參與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計劃的美國公司在研製過程中遇到一些嚴重困難，那麼美國有可能在中國疫苗成功上市6-8個月後才能推出自己的疫苗。這意味着什麼呢？

　　在美國的一些醫療和疫苗專家看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美國就不得不在幾種噩夢般的選項中作出選擇，而每一個選項都有可能讓美國陷入地緣政治困境和棘手的科學陷阱。如果中國拒絕把安全有效的疫苗賣給美國而是把它當作與美國對抗的籌碼該怎麼辦呢？如果特朗普政府（或拜登政府）拒絕購買中國的疫苗該怎麼辦呢？如果在中國疫苗成功上市的壓力下，美國和歐洲在疫苗研發過程中選擇走捷徑或在審批環節中“放水”該怎麼辦呢（特朗普最近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捲入政治爭鬥的言論增加了人們在這方面的擔憂）？

　　“如果一種新冠病毒疫苗能做到安全有效，那麼它將是‘當代人類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人力資源’的同義詞，各國都將從戰略角度對其加以利用。在滿足本國公民的接種需求之後，中國人未必會把疫苗賣給出價最高者……他們會用疫苗來擴張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對某些國家進行政治回報，或者把疫苗作為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籌碼……很多國家會先於美國用上中國疫苗，而美國很可能會被排在最後”，喬治敦大學全球衛生法教授拉里·戈斯汀（Larry Gostin）說。

　　在大衛·費德勒看來，即便中國人願意不附加任何條件地把疫苗賣給我們，我們這些生活在美國的人也未必能夠很順利地用上那些疫苗。“即使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給中國疫苗開了綠燈，可我們還是要花錢買。你覺得在連TikTok都不讓用的情況下，國會那些人會同意撥款去買中國的疫苗嗎？當然，我在這裡也只是隨便說說，不過情況的確是不容樂觀的”，大衛·費德勒對我說。

　　我們當下所面臨的是近一個世紀以來最為嚴重的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而大衛·費德勒的上述憂慮說明，地緣政治對人類在面臨這場危機時所作出的反應已經造成了重大影響。今年2月，當時致命的新冠病毒剛剛開始在全球擴散，許多人都希望大國領袖們能夠在全球合作的旗幟下走到一起共享資源、共同合作開發疫苗並以最優方式確保疫苗的可及性。一些人的確為此付出了努力。不過美中關係已經惡化到了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緊張程度，疫苗研發因此也早就變成了以權力和榮譽為目標的舊式大國競爭的戰場。如果美國和中國不能十分小心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這場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就將淪為他們進行大國競爭的工具。

　　“在我的冷戰記憶中，這一切都十分熟悉，那個時候，冷戰幾乎影響到了美國在所有事務上的政策……冷戰的思維方式使得美蘇兩國以及試圖在那個世界上生存的其他國家在看待很多問題時心態都有些扭曲。公共衛生問題當然也不例外，即便各國公共衛生專家們不理解也不願接受那種局面，地緣政治依然對他們的工作造成了影響”，大衛·費德勒說。

　　中國擁有更加均衡的疫苗研發戰略

　　特朗普政府曾聲稱其制定的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研發計劃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和人道主義成就之一”。不過，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發創新中心主任邁克爾·金奇（Michael Kinch）卻表示，如果讓他在美中兩國疫苗研發戰略中作出選擇的話，他更傾向中國的戰略。“中國人的戰略更加均衡”，邁克爾·金奇說。

　　美國和歐洲目前正在研發的所有處於臨床試驗高級階段的新冠病毒疫苗以及所有接受Operation Warp Speed計劃資助的疫苗都是通過某種高科技手段讓新冠病毒上被稱為“刺突蛋白”的部分失效來發揮作用的。所謂“刺突蛋白”，就是新冠病毒主體上伸出的像帽子一樣的部分，這種蛋白可以讓新冠病毒附着在人類受體細胞上，從而使人體被病毒感染。通過各種技術手段，這些疫苗可以在新冠病毒附着在人類受體細胞之前使人體具備攻擊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能力。

　　可是，如果這一過程無法順利實現該怎麼辦呢？“這一切有可能都是紙上談兵，許多事情在理論上、在邏輯上似乎無懈可擊。可事實上，人類在生物學領域的邏輯思考經常受到現實的挑戰”，邁克爾·金奇說。

　　邁克爾·金奇向我介紹了中國人研發疫苗的思路：他們的一些疫苗與西方的相似，是從刺突蛋白着手的；另一些疫苗則使用了更加傳統的方法，那些疫苗並不是針對新冠病毒的某一個部分，而是以疫苗的長期表現為基礎的。例如，中國正在研發數種滅活疫苗（inactivated virus vaccines），其原理是通過失去活性的病毒來“教會”人體如何抵禦有活性的病毒。這種疫苗能夠讓人體建立起自己對病毒的免疫力。“中國人有許多選擇，他們不僅從刺突蛋白的角度着手，而且還有別的方案，他們可以從中選擇他們認為最有效的來使用”，邁克爾·金奇向我解釋。

　　“如果發生基因突變或者只是因為運氣不好，我們最終沒能成功對新冠病毒刺突蛋白進行足夠強大可靠的抑制，或者因為其他種類冠狀病毒的刺突蛋白與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相同，那麼美國在疫苗方面的工作就全都白費了，一切都會回到今年3月份的狀態……一想到我們把太多的雞蛋放在了同一個籃子裡，我的胸口就堵得難受”，邁克爾·金奇對我說。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研發計劃也已經受到了質疑，一些人對該計劃選擇疫苗研發技術路線的方式表達了憂慮。今年初夏，美國醫療部門的幾位高級官員在國會接受質詢時被問到了這樣一個問題：Operation Warp Speed計劃似乎很傾向於採納新的技術路線（其中一些技術從未成功地用於任何一種疫苗的商業開發）而不是傳統的技術路線，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呢？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為這種做法進行了辯護，他認為這樣做是出於安全考慮：“在1955年發生的一起悲劇性意外中，脊髓灰質炎疫苗並未被完全滅活，導致接種者被感染，一些人甚至因此死亡”。然而，事實上此類事件在那之後從未再次發生，FDA此後還向多種滅活疫苗頒發了生產許可。

　　與此同時，一些專家還指出，Operation Warp Speed計劃中的一些疫苗可能受到了過度誇大的宣傳。牛津大學疫苗研發團隊最近在7月號《柳葉刀》雜誌上發布了其新冠病毒疫苗（該疫苗將由AstraZeneca公司負責生產）的I期和II期臨床試驗結果。他們在試驗中為543位志願者注射了疫苗，但僅為其中35位志願者進行了中和抗體（neutralizing antibodies，中和抗體是由適應性免疫應答細胞分泌的一種可溶性蛋白。病毒侵入人體之後，適應性免疫應答細胞把中和抗體分泌到血液里，中和抗體與血液里的病毒顆粒結合，阻止病毒感染細胞並破壞病毒顆粒，這樣病毒就被“中和”掉了——觀察者網注）檢測。

　　“為什麼只檢測了35個人？另外508個人呢？”輪狀病毒疫苗研發者、費城兒童醫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羅·奧菲特（Paul Offit）質疑道。“那些中和抗體檢測數據只能說還算可以，並不是非常令人滿意”，他接着評論道。隨後，牛津團隊又從那35人中抽取了10個人（並非隨機抽取）進行了第二次注射，這一次檢測數據好了很多。“如果AstraZeneca公司打算生產這種需兩次注射的疫苗，那麼他們的樣本規模實際上只有10個人，可他們卻想生產數千萬支疫苗供人們使用”。事實上，AstraZeneca公司已經簽署協議，一共將生產20億支疫苗，其中有3億支將供應美國市場。

　　“即便那些人已經在這個行業里工作多年，謙虛謹慎一點還是應該的……一種疫苗若要獲得商業上的成功，某種程度的犧牲也許是難免的。在疫苗事業進步的道路上，付出人命的代價並不鮮見”，保羅·奧菲特說。

　　美國總統特朗普出院後在白宮錄製視頻，語出驚人。

　　中國是否會把疫苗賣給美國並不確定

　　在地球的另一邊，有一個國家非常希望能夠率先研發出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中國希望讓自己的公民先用上疫苗，把經濟和社會拉回正常的運轉軌道，然後便可以讓全世界都看到仍在掙扎中的美國已經與自己形成了鮮明對比。與此同時，中國人還把目光投向了國外。中國把新冠病毒疫苗視為一種外交工具，並已經向那些具有戰略價值的國家承諾優先提供疫苗。中國已經向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與自己在南海存在領土爭端的國家作出承諾。此外，中國還向自己在拉美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夥伴巴西作出了承諾，自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去年就職以來，巴西的一些政策似乎被逐漸引入了特朗普政府的軌道。此外，一家中國生物製藥公司正在與巴基斯坦以及一些拉美國家協商向其必要崗位的工作人員緊急提供III期臨床試驗尚未完成的疫苗，但截至目前尚未達成最終協議。

　　中國這樣做並非出於完全無私的精神，可能也是一種利益交換。“中國人最終還是希望能獲得回報的”，奧巴馬政府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奈德·普萊斯（Ned Price）這樣評論道。中國已經在非洲的石油和採礦業進行了大量投資，並以此獲得對己有利的貿易協議，中國在非洲的軍事存在也在增加。中國還對非洲的公路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並把一些節點城市連接在一起。此外，中國在拉美地區也注入了大量資金，已經成為巴西、秘魯等拉美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與此同時，孔子學院也在上述地區大量出現，以擴大中國的文化影響力。

　　新冠肺炎疫情給了北京一個很好的機會。“中國人正在許多地方尋找入口，他們希望能把門推開。許多國家不得不在中國疫苗和延遲上市的西方疫苗之間作出選擇”，奈德·普萊斯說。可是，如果美國疫苗無法像中國疫苗那樣到達其他國家手中呢？畢竟特朗普曾提到要優先滿足美國人的疫苗需求，如此一來，其他國家獲得美國疫苗的機會是很小的。“即便你不願被納入中國影響力的覆蓋範圍，可是如果美國不參與進來，你有什麼更好的選擇嗎？”大衛·費德勒問道。

　　在大衛·費德勒看來，美國的一些親密盟友已經陷入了這種兩難困境。“美國在許多問題上並沒對盟友表現出足夠的尊重，如果你是德國人，你覺得美國靠得住嗎？如果我是德國人，我是沒有把握的，所以我必須以更加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中國人……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他們不清楚當中國人用疫苗敲門的時候，美國人是否能帶着疫苗及時趕到”，大衛·費德勒說。

　　如果中國能夠證明自己具有研製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的能力並願意與世界各國分享這種疫苗，那麼中國其他高科技產業也將從中受益，比如5G。大衛·費德勒認為，如果各國“開始與中國展開合作而不再向美國尋求幫助”，那麼他們排斥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的行為就不會再那麼積極。

　　此外，在疫苗安全性這個問題上，也不能排除地緣政治因素的干擾。如果中國向一種疫苗頒發生產許可，世衛組織也認為這種疫苗不錯，而FDA卻持反對意見，這時該怎麼辦呢？FDA的許可曾代表全球醫療衛生領域的最高標準，可是在今年4月特朗普施壓該機構許可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用於新冠肺炎緊急治療並在僅僅兩個月後撤銷上述許可之後，該機構的聲譽便受到了極大損害。即便對於一個不具備此類專業機構的低收入國家來說，FDA也將不再受到信任。該機構在歐洲或其他國家的同行將因此受益。

　　此外，即便FDA認可了中國疫苗的安全性，一些人也不認為中國會向美國出售自己的疫苗。“中國是否會把疫苗賣給我們呢？我對此毫無把握。除了美國，還有好多國家都希望採購中國疫苗，所以美國在獲得中國疫苗這個問題上還是風險挺大的……我們可以設想相反的情況，如果美國率先推出疫苗，在滿足我們國內的需求之後，我們會把中國排在歐洲、非洲或拉美之前優先向中國人提供疫苗嗎？不會的。我們甚至可能把疫苗當作一張好牌，在貿易談判時好好利用一下”，喬治敦大學全球衛生法教授拉里·戈斯汀對我說。

　　特朗普政府的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計劃是一個黑箱

　　我們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即中國為了體現自己的無私利他品質，願意無條件與美國分享自己的疫苗。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們該怎麼辦呢？

　　特朗普一直在競選集會、新聞發布會和自己的推特上抨擊中國武漢官員最初掩蓋疫情的事，他已經把對中國的攻擊視為競選活動的一項關鍵內容。“沒有人能夠比我對中國更加強硬了”，他在今年4月就作過這樣的表態。6月，負責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計劃的領導之一居斯塔夫·佩納（Gustave Perna）將軍就表示，美國不會在新冠病毒疫苗研發上與中國展開合作。

　　雖然特朗普性格善變是眾所周知的，但目前他不太可能突然改變立場去擁抱北京並承認美國在疫苗問題上有求於中國。這意味着，無論中國疫苗安全與否，特朗普政府都會向FDA施壓，拒絕向中國疫苗頒發在美國上市的許可證。

　　不僅是特朗普，在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情緒已經遍布民主、共和兩黨。在大衛·費德勒看來，即便FDA認為中國疫苗是安全的，國會也不會同意撥款採購中國製造的疫苗。而且即便拜登當選，在其任期的早期階段，上述情況也不會發生太明顯的改變。“你可以想象拜登政府屆時將承受怎樣的壓力……拜登竟然想採購中國疫苗？那個時候他將承受極大的政治壓力，我實在想象不出拜登會怎樣把中國疫苗搞到手”。

　　可是，如果中國率先向各國提供疫苗，屆時美國所承受的壓力甚至將大於今天的壓力。“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計劃就必須提速……難道我們會為了政治原因在疫苗研製過程中抄近道嗎？”大衛·費德勒問道。

　　這就是令美國的醫療衛生專家們夜不能寐的原因：為了作出一種冷戰般的勝利宣言，美國可能在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過早地向自己的疫苗頒發生產許可（the U.S.might prematurely approve a vaccine as a kind of Cold War propaganda triumph）。俄羅斯總統普京本月初也做過這樣的事：俄羅斯疫苗還沒有啟動III期臨床試驗，他就匆忙宣布俄羅斯在疫苗研發上取得了勝利。“美國會在其他國家疫苗成功的壓力下砍掉目前正在進行中的III期臨床試驗嗎？美國會拿出Operation Warp Speed計劃中的一種疫苗然後說‘這種疫苗已經沒問題了，大家拿去用吧’嗎？”保羅·奧菲特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他尤其擔心英國可能過早為自己的疫苗頒發生產許可，因為這會對特朗普政府產生很大影響。

　　英國《金融時報》：為測試疫苗，英國計劃讓志願者故意感染病毒

　　鮑里斯·約翰遜政府已經向牛津疫苗研發團隊和AstraZeneca公司注入了數千萬英鎊的資金，而牛津團隊已經表示他們希望能通過一種所謂的“人體挑戰”（human challenge）試驗來加快疫苗的研發進度。在這種“人體挑戰”試驗中，數量十分有限的志願者會被安排參加疫苗接種，然後再讓他們感染新冠病毒。保羅·奧菲特認為這樣做非常不妥，很難取得有大量志願者參加的III期臨床試驗那樣的良好效果。

　　美國醫療衛生專家們的擔心並非毫無根據。在美國，政治已經介入了新冠肺炎治療的專業領域。先是前面提到過的今年4月特朗普施壓FDA許可羥氯喹用於新冠肺炎緊急治療；此後，就在本月，FDA在受到特朗普“這個動作緩慢的機構已經對我的選情造成了打擊”的指責之後，緊急授權批准了一種也許有效但尚未獲得驗證的新冠肺炎療法。

　　對特朗普政府來說，政治介入的好處是，他們可以很快拿到疫苗。本月初，特朗普抨擊道：“幕後勢力或者其他一些什麼人對FDA施加了影響，導致製藥公司很難招募到參加新冠病毒疫苗和療法試驗的志願者。很顯然，他們這樣做是要確保11月3日大選前人們用不上疫苗”。特朗普的高級幕僚、白宮辦公廳主任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表示，總統“不得不給他們一點壓力”。據《金融時報》報道，如果規模為1萬人的末期臨床試驗結果令人滿意，特朗普政府將考慮讓牛津團隊的疫苗走快速通道，儘快獲得在美國上市的許可。不過根據FDA的規定，任何在美國上市的疫苗都必須經過規模至少為3萬人的臨床試驗以證明其安全有效。而據AstraZenenca公司的說法，該公司並未與特朗普政府就疫苗走快速通道進行過協商。

　　這些並非毫無意義的瑣碎紛爭。一種安全有效的疫苗必須經歷時間的考驗，在各種細節上付出極為艱巨的努力。有時候，疫苗有效性上的瑕疵或安全風險直到試驗的最後階段才會暴露出來。事實上，正在進行中的III期臨床試驗按計劃僅持續幾個月，而按照常規，持續數年才是比較穩妥的。

　　如果無法用確鑿的證據證明疫苗的安全有效並匆忙上市，這將引發公眾對疫苗的抵制，最終導致美國失去疫苗這一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具有極高價值的工具。然而，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情況。“藥物在服用後會被排出體外，所以如果一種新藥有毒副作用的話，有毒物質最終還是能夠離開人體的。而疫苗就不同了，疫苗可以幫助訓練人體的免疫系統以抵禦病毒的攻擊，這種訓練會讓接種者一生都受到疫苗的影響。這種影響是無法被排出體外的，如果疫苗出了問題，對於接種者來說，其負面影響將持續終生”，邁克爾·金奇說。

　　保羅·奧菲特向我回憶起自己研製疫苗的經歷，當時FDA用了整整一年時間來“審核疫苗研製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連蒸餾瓶的清洗這個細節都沒有放過”。“我希望他們能像對待任何一個疫苗研製機構那樣去嚴格對待Operation Warp Speed計劃的參與者。因為我們對這個計劃了解不多，它就好像一個黑箱，外人對其具體實施內容知之甚少”，保羅·奧菲特說。

　　雖然特朗普一直在火上澆油，幾位美國醫療衛生行業的高級官員一直在努力緩解人們在疫苗審批方面的擔憂。FDA官員史蒂芬·哈恩（Stephen Hahn）是由特朗普提名任命的，他一直堅稱，只有安全有效的疫苗才能獲得FDA的上市許可。而FDA生物評估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馬克斯（Peter Marks）則表示，如果FDA沒有履行自己的承諾，他將辭職。不過人們的憂慮並未在FDA官員作出上述承諾後有所緩解。如果公眾不知曉疫苗審核的具體工作機制以及最終決定由誰作出，這種憂慮情緒恐怕會繼續存在。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干擾科學界的工作，無論美國環保署還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還是國家氣象局，他們的專業工作都曾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干擾”，保羅·奧菲特說。只是因為中國將先於美國推出自己的疫苗，特朗普就會收手不再干預嗎？人們恐怕很難相信。

　　大衛·費德勒指出，期待公共衛生事務不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干擾是不現實的。小布什政府曾在非洲開展抗擊艾滋病的“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美中關係的現狀意味着美國所主導的那個在公共衛生領域提出無私的、無關大國競爭的公共倡議的時代已經終結。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國將在幾乎每一個可能的領域致力於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

　　不過，對於美中兩國來說，他們通過努力還是能夠管控這種競爭關係進而避免全球公共衛生事業遭到破壞的。回顧歷史，處於敵對關係中的兩個大國曾劃出競爭的底線以避免某些領域受到波及，他們甚至曾在那些領域展開了合作。今天，美國和中國同樣能做到這一點。大衛·費德勒建議，也許兩國可以先在世界衛生組織問題上展開合作。為此，兩國需要迅速行動起來。“如果北京和華盛頓無法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展開合作，我們可就真地有麻煩了”，大衛·費德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