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重返亞太”政策又回來了，現正在如火如荼的實施中。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可能擁有這一政策的發明權，但卻是其繼任者邁克•蓬佩奧將這一政策付諸實踐。特朗普作出承諾，美國將致力於建設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自2018年4月上任以來，蓬佩奧遵循此承諾，將本屆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設定為兌現此承諾。為了推動實現這一目標，他重新啟動了“四國機制”——該機制最初起源於2007-2008年的四方安全對話，但現在已改名為“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四國磋商機制”。為了凸顯四國機制的重要性，蓬佩奧出席在東京舉行的首次四國外長專門會議，但因特朗普突然感染病毒住院，所以他取消了其它亞洲行程。

　　四國外長在東京召開第一次四國機制會議

　　許多四國機制的支持者認為，這是一個初具規模的聯盟，該聯盟有可能成為一個“亞洲版北約”的核心組織，起到遏制中國的作用。而貶低者則認為四國機制不過是印太地區多邊合作的虛幻曙光。中國外交部認為四國機制是一個“反華先鋒”，他們很可能是對的。儘管四國機制中的其它合作夥伴一直小心翼翼地迴避這一說法，但蓬佩奧去年承認，該集團將會發揮關鍵作用以“確保使中國只保留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合適位置”。目前還不明確的是，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是否想要或需要藉助四國機制去遏制中國。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四國機制，美國可能也會過得更好。

　　其實，四國機制的各個成員國已經開始以自己的方式抵制中國。美國已然與中國開始了貿易戰，並隨後演變成了技術戰，現在美國已對中國實施了廣泛的經濟制裁措施。為了應對中國海軍擴張，日本已開始將兩艘現有艦艇改裝成航空母艦，日本防衛省也要求再增加一筆創紀錄的國防預算。澳大利亞政府宣布了多項立法以遏制外國影響力，這些立法顯然（儘管非正式地）針對中國。而印度正積極地與中國在兩國邊界地區進行着一場高海拔、高風險的膽小鬼遊戲——在這場冷熱戰交織的衝突中，印度正逐漸占據主動，一改之前被動應對中國擴張的做法。

　　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致命對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險的衝突。中國的經濟規模是印度的四倍多，有本錢去玩這場遊戲，而印度似乎需要竭盡所能去獲得一切它可以得到的援助。華盛頓當然願意向印度伸出援手。蓬佩奧一直試圖將此次衝突與更寬泛的中國擴張模式聯繫在一起，藉以推動印度與印太地區其它發達民主國家加強合作。就印度而言，它已經謹慎地靠向美國，與其結成更緊密的安全紐帶。

　　但是，曾經是不結盟運動發起國的印度，現在正多頭下注。儘管印度採購了更多的美國武器裝備，但印度還是把實現空軍現代化的賭注壓到了法國陣風戰鬥機這邊。印度還付錢給俄羅斯，升級和擴充現有的米格和蘇霍伊戰鬥機機隊。它也不顧美國制裁威脅，要求俄羅斯儘快交付它於2018年訂購的S-400防空系統。印度還與另一個參加了“不結盟運動”的地區強國印度尼西亞加強了安全聯繫。

　　然而，四國機制能否長存取決於印度是否參與。澳大利亞和日本本就主要使用美國武器裝備，以確保兩國軍隊具有廣泛的互通性。兩國還與美國簽訂了長期的同盟條約，並完全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地區和全球安全體系。對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來說，四國機制是多餘的。只有印度加入，這一機制才有新的價值。

　　將印度納入四國機制的主要理由通常是，建立四國機制就將創建一個橫跨印太地區的民主國家聯盟。如果這就是目標，那本地區至少還有三者明顯缺席：韓國、台灣地區和新西蘭，它們都實施民主制度。眾所周知，韓國拒絕與日本展開公開的防務合作，理由是1945年前的殖民地和戰時遺留問題尚未解決。而台灣地區與四國機制中的任何一國都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新西蘭感覺自己遠居南太平洋已足夠安全，實際上已經脫離了美國的聯盟體系，只在“五眼”情報聯盟中保留了可有可無的成員資格。

　　因此，四國機制本質上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小集團，由三個本已展開合作的印太民主國家再加上印度組成。如果美日澳三國無法將韓國、台灣地區甚至新西蘭等“同道”納入同盟，那它們又怎能希望與印度結成准聯盟呢？現在唯一能讓四國機制共同發出的外交動作就是對抗中國在喜馬拉雅山和印度洋對印度以及幾乎所有印度鄰居施加的非外交壓力。中國在孟加拉、緬甸、馬爾代夫、尼泊爾、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都開展了“一帶一路”項目建設。這些國家是印度（除了阿富汗和小國不丹之外）的全部鄰國（印度自認在法律上擁有克什米爾地區全部領土，在這個假設意義上，它與阿富汗接壤）。

　　如果說建立四國機制都是為了印度，那麼印度的參與也完全是為了中國。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就不需要四國機制了。印度有足夠的理由去對抗中國在南亞施行的擴張主義政策，無論它是否在一個定義不清的多國集團中保留可有可無的成員國身份。使用美國裝備可能使印度軍隊更高效，但俄羅斯裝備更能讓印度負擔得起。當然，美國希望把印度開發成本國的武器裝備出口市場。但是，如果說向印度推銷軍事裝備是美國推動成立四國機制的主要動機，那就沒必要把澳大利亞和日本也卷進來。

　　集體安全概念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北約是起到維護和平作用的典範聯盟。但現在誰還記得東南亞條約組織，或是對《美洲國家互助條約》（又稱里約條約）寄予厚望？就連北約自身可以說也已退化成了一個制訂規則的組織，而非一個正常運作的防禦條約組織。相比之下，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中心輻射式安全架構，顯示了從針對朝鮮向針對俄羅斯、中國快速轉換的靈活性。擺脫了多邊機構的束縛，美國就能聯合其在該地區的即席盟友一道維護和平，而不必陷入到外交協商的泥潭。

　　四國機制最好的下場就是和平無聲地失效，而不必像最初的2007-2008年四方安全對話那樣轟轟烈烈的垮台。安全對話的主要推動者、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於2007年9月辭職；三個月後，陸克文（Kevin Rudd）當選澳大利亞總理，其議程是改善中澳關係，這破壞了四國機制心照不宣的目標。陸克文就任後立即訪問中國，暫停向印度出售鈾礦石，譴責日本捕鯨，並詆毀四國機制“不是我們正在追求的東西”。由於缺乏華盛頓和新德里的堅定支持，第一次四國機制分崩離析。現在四國本就反對中國擴張，成立第二次四國機制已無新意，四國應該吸取歷史教訓，發表一份崇高宣言，宣布取得勝利，然後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