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政府对华存在着“情感冲突”:一方面想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得到切实好处,一方面又高估了自己的战略主动性。所以经常会看到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的自我矛盾,有时做法出格,有时又不吝语言上的示好。
“这是普遍现象,还是仅在达尔文(澳大利亚北领地首府)才有?”日前,在Facebook一个名为Kmart Hacks and Decor的社交小组里,一位叫Martina Rossato的用户发帖抱怨,配图是厨房用品区空空如也的货架。
Kmart是全球最大的批发商之一,在澳大利亚也是最为知名的折扣百货零售店。上述社交小组成员是一群热衷于在Kmart店里“淘宝”的人,但最近,他们发布的多是吐槽Kmart热销品断货的帖子。
Martina的帖子下面得到了一众人的回应:“本迪戈的Kmart也空啦”、“西澳的卡拉萨也如此”、“墨尔本一个月后才能补货”……这些断货的商品,几乎全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这起断货危机也蔓延到其他诸如Big W、Target、Shiploads、Reject Shop这样的澳洲平价卖场。
由于澳方突然呼吁对新冠疫情源头展开独立性调查,中澳关系急转直下。澳洲普通民众还未来得及站队,已经开始为政府行为买单了——从今年6月初至今,许多从中国进口的平价日用品、小家电、食品、工业原材料、配件都面临断货。澳媒称,这至少让澳洲人的生活成本增加一倍。那么,澳洲真的离得开“中国制造”吗?
“中国制造”面临全面断货
诸多断货产品中,厨房用品堪称“重灾区”。澳洲人买小型家用电器基本上只有两大选择,一是去类似Harvey Norman这样专门的电器商城,一是去Kmart、Big W这样的平价卖场。例如,一台空气炸锅在Kmart的售价只要69澳元,而在Harvey Norman看到的飞利浦空气炸锅,折后价也要299澳元,功能上并没有什么差别。据Kmart的工作人员说,从今年6月至今,这款空气炸锅只补货过3次,均一上架就售罄。
空气炸锅旁的传统炸锅,标价只需29澳元,也断货近一个月了——这款炸锅几乎是澳洲有娃家庭的必需品。同样标价29澳元的馅饼机也不见踪影,因为这款小家电功能强大,甚至有人在社交平台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讨论它的用法。49澳元的一款榨汁机在综合性测评中打败了价值2200澳元的高价货,当然,现在也买不到了。7澳元的二合一切菜器、89澳元的咖啡机、30澳元的电煮锅、35澳元的电热毯也是热销品,且都是“中国制造”。
根据Kmart连续5年的销售数据显示,消费者好评率最多的产品几乎都是“中国制造”。除厨房用品外,家具家居及配件、运动器材、办公设施、婴幼儿用品等也遭遇断货危机。
以上种种,不过是中澳关系遇冷后掀起的小小涟漪。
在澳洲本土,一直存在“拒绝中国制造”的声音,有网站甚至发起过抵制“中国货”的投票,得到了89%的支持率。可澳洲人嘴上说着“支持国货”,身体却很诚实——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依赖“中国制造”的国家之一,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到了1/3,“中国制造”已经“渗透”到了澳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近几年来,“中国制造”正在摘下过去低劣品的标签,商品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小商品。澳洲国防部曾公开表示,中国生产的制服真好用。维多利亚州的火车项目也大量使用了中国产品。没有“中国制造”,澳洲人可能连圣诞节都过不好,因为圣诞树也几乎全从中国进口。
但最近,“支持国货”在澳洲正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前段时间,澳洲大型连锁超市Woolworths就靠蹭“爱国”热点上了一次头条——他们宣布旗下自有品牌纸尿裤little one's的生产线将从中国转回悉尼,每年生产1.8亿个纸尿裤供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且承诺不会加价。结果转头人们发现,他们提供的环保购物袋都是Made in China。
由于澳洲的劳动力价格为全世界最高之一,这意味着“澳洲制造”在成本上就很难与中国竞争。疫情期间,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花了10亿澳元向中国购买急需的医护用品,虽然饱受民众质疑,但政府明白,等澳洲本地工厂生产出来这些用品,可能新冠疫苗都研制出来了。
十几年前,美国女作家Sara Bongiorn出版过一本名为《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的畅销书,她和家人在一年内不购入任何中国商品。一年结束后,Sara说一家人过得相当痛苦。衣服、玩具贵出很多倍,家具、电器配件都是中国制造,坏了也没法修。她感慨说,“我今后10年都不敢这么玩儿了。”
可以预见,等到中国货在Kmart再度上架时,那些抢购的人里恐怕也有不少嘴上的“爱国者”吧。
中澳关系遇冷早已埋下伏笔
中澳关系急转直下的导火索是今年4月澳大利亚突然呼吁应对新冠疫情的源头展开独立的国际性调查,澳外长佩恩明确提出“审议要从武汉开始”,称“某些国家”利用疫情“侵犯人权”、“破坏政治和司法程序”。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王晰宁表示,此举“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彻底伤害了中澳关系”,“是迎合美国,对中国发起政治攻击”。
自此之后,中澳关系上就再没传出过好消息:5月,中国以标签不合规格为由暂停了4家澳大利亚屠宰场向中国出口牛肉,又宣布对用于酿酒的澳大利亚大麦征收高额的80%关税;6月,中国文旅部发布“切勿前往澳大利亚”的警告,并称澳洲当地反华行为上升,随后中国教育部发布了2020年第一号留学预警;8月,中国商务部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的葡萄酒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9月,华为澳大利亚公司宣布,将终止对澳洲全国橄榄球联盟球队堪培拉“奇袭者”队的赞助,之前这项赞助持续了9年。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盟党政府正在推动一项新法案,让外长能够终止任何被认为是违背本国国家利益的现有协议。这可能会导致两项与中国签署的协议作废:一是维州去年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另一项是西澳政府2011年与中国签署的促进本州经济发展的协议;而中国乳业巨头蒙牛和澳洲乳业公司Lion Dairy & Drinks价值6亿澳元的潜在收购案,被联邦财长以“有悖国家利益”的理由否决。
澳洲媒体更是推波助澜。9月时,当地媒体连篇累牍炒作所谓两名澳驻华记者“被迫离开中国”的“脱险记”,文中使用“警察夜袭”“使馆避难”等字眼,却对6月澳情报机构突击搜查4名中国驻澳媒体记者的事避而不提,甚至有中国学者签证被无故注销,澳媒给他们扣的帽子是“战狼学者”。
中澳之间的矛盾早在3年前就埋下伏笔。当时澳大利亚的掌舵人是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担任总理之初,他曾促进澳洲各地方政府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并以一副中美两大强国间“调节者”的身份自居;但不久后,他在南海问题上表达了和美国、日本一样的对华强硬立场,澳洲民间的对华敌意也在其任期内愈演愈烈。在此之前,特恩布尔因有个中国儿媳,曾被部分媒体认为是“亲华派”。
真正的爆发源自“一软一硬”两次事件:
2017年6月,特恩布尔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6届香格里拉论坛开幕晚宴上发表演讲,将矛头直指中国。演讲最后,特恩布尔特意用中文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以映射1949年开国大典中的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被中国媒体称为是澳洲反华闹剧的“经典一幕”。这次事件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迅速推出时事节目《Power and Influence》,全方位报道中国对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把“中国威胁论”普及到了本国民众的心中。
2018年8月下旬,澳大利亚自由党暴发领袖之争,特恩布尔被赶下台,原国库部长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成为第30任总理。这之前,莫里森刚刚宣布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5G移动基础设施的铺设工作。此举让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进入下一代5G电信网络的国家,比美国动作还快。
中澳在1972年就建交了,比美国早了7年。一路走来两国关系跌跌撞撞,2009年的“力拓间谍门”曾让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但随着中澳经贸关系互补性的不断加深,两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2014年,中澳领导人同意将两国关系描述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过,“中国影响力”一直为澳洲高层所忌惮——中国不仅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影响着澳大利亚的诸多政策,120万澳大利亚人拥有中国血统,中文已成为英语之外的第二大语言。2018年“中国影响力”被摆上台面,成为中澳双边关系的主要议题。澳洲政客、评论员、分析师时刻警告政府不要过分依赖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甚至找好了其他两个体量庞大的替代市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这两个国家的需求能力远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
近日,莫里森政府内部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莫里森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中澳关系不再仅仅由贸易决定,而是由国内普遍出现的一个观点决定——即“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民主和国家主权构成了威胁”。即便对中国网络入侵、政治捐款等问题的指控没有证据,澳政府依然着手进行针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测试、增加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防支出,并在南海问题上再次“反水”。而这一系列行动要赌上的,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1720亿美元的贸易关系,以及5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从特恩布尔政府时期,甚至更早时候,暴露出澳大利亚政府对华的“情感冲突”:一方面想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得到切实好处,一方面又高估了自己的战略主动性。所以经常会看到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的自我矛盾,有时做法出格,有时又不吝语言上的示好。
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负责人Allan Behm向《凤凰周刊》解释说,在澳大利亚,只有约20个具有专业知识的中国研究学者,“这让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浅薄,所以造成了如今这种紧张的局面”。
“减少对华依赖”尚难做到
根据德勤的权威调查,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2019年,中国在澳大利亚出口中所占份额达到创纪录的1170亿澳元,占比38%,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受到中国提高牛肉关税的影响,澳洲肉类销售现已同比下降35%。澳大利亚肉类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Patrick Hutchison说:“这些问题发生的时机对该行业来说不能更糟了。因为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和任何其他行业都更需要供应链的稳定性。”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也显示,8月至9月从澳大利亚的进口下降幅度超过全球其他国家,至少令澳大利亚损失88.1亿美元。
连大麦,中国也开始着手从阿根廷进口。澳大利亚出口中唯一没受到阻碍的只剩下铁矿石,这也成为澳方目前的唯一筹码,毕竟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铁矿石占其2019-2020财年全部商品出口的56%。莫里森曾作为财政部长在2017年访问了北京,那时他就说过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使其处于“独特地位”。这种信念正支撑着如今澳洲政府的立场。
这无疑影响到部分民众的对华情感。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的年度民意调查发现,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信任从2018年的52%跌至如今的23%,94%的受访者支持减少对华依赖。《悉尼先驱晨报》的统计发现,自今年4月以来,澳大利亚各地警局备案的反华事件发生了400余起。
但显然,“减少对华依赖”现实中很难执行。澳洲每年有16%的游客和38%的留学生来自中国。以去年为例,130万中国游客给澳洲经济贡献了117亿澳元,稳居澳大利亚头号旅游市场;2019年来澳中国留学生为22.9万人,连续19年成为澳洲国际学生最大生源国,直接经济贡献120亿澳元。调查显示,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6.5%放缓到3%以下,会有50万澳洲人失业。
今年的疫情,让澳大利亚遭遇了30年来首次经济衰退。仅2020年上半年,澳洲教育产业和旅游业在中国市场的损失分别达到了80亿澳元和60亿澳元。7月,澳大利亚多家企业高管与高校校长联合发起“澳大利亚欢迎你”行动,希望“修补澳大利亚政治动作对于中澳关系造成的损害”,“让游客与留学生放心,澳大利亚是安全且友好的”。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科技大学,以及一些高奢酒店集团也加入其中。
除了对“中国制造”上瘾的普通民众,许多大型澳洲企业,诸如Woodside石油公司、澳洲第二大独立石油天然气生产商Santos、知名能源企业Origin、铁路货运巨头Aurizon、管件供应商Reliance Worldwide等,也极为依赖中国。专营浴室与厨房产品的GWA公司就表示,他们多达90%的供应来自中国。企业主们纷纷通过媒体喊话,让政府“清醒”一点。
澳大利亚知名观察家与作家彭布罗克(Michael Pembroke)发表文章称,一场疫情已让原有的全球秩序平衡有所改变,澳大利亚对于这种变化的反应和观察却比较滞后。他指出,为全球GDP增长贡献份额达1/3的中国已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在“大疫”之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然预期,2020年在几乎全球所有经济体出现经济衰退时,中国会是个例外。
一直以来,美国都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盟友。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竞选纲领当选后,很多曾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澳大利亚政客开始呼吁,澳大利亚应该开始寻求与更多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建立更广泛的联盟。
“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可以肯定,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也将如此。”针对最近的情况,澳大利亚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学者Ron Huisken向《向凰周刊》评价说,“虽然我们两国治理体系之间的差异很大,但仍旧应当通过尊重彼此来弥合。尤其是疫情期间,中国解决和治理问题的方案明显优于西方模式。由此也可得出结论,中国模式是值得我们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