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帝國主義與各派軍閥之間形成了複雜的利益勾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會議結束後，“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而美日矛盾也顯現得更為激烈。這一後果的表現之一，就是美日各自扶植中國的政治軍事力量，爭奪中央政權。本文節選自來新夏著《北洋軍閥史》（修訂版），轉載時略去注釋。

　　[文/來新夏]

　　華盛頓會議雖然以儘量滿足列強各方的要求而達成表面上的妥協，但在實際利益方面，顯然是美國更大程度地達到了預期目的——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而擴大自己的在華勢力。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華盛頓會議並未能解決美、日之間的矛盾，反而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而且又使“日美衝突弄得更加明顯”。這一後果的表現之一，就是美日各自扶植中國的政治軍事力量，爭奪中央政權。第一次直奉戰爭正是在華盛頓會議結束不久爆發的。

　　直皖戰爭以後，各派軍閥勢力又經歷了一次重新組合，它們之間的矛盾隨着皖系的倒台而使直奉兩大派系成為矛盾的兩方，而這種派系的對立正為帝國主義勢力的操縱控制提供了方便，於是英美帝國主義與直系、日本帝國主義與奉系之間的扶植、依賴關係也日益明朗化。

　　直系軍閥在與帝國主義的交往中較多地求靠於英美兩國，但由於國內民眾對帝國主義的警覺和帝國主義之間的複雜矛盾，所以直系軍閥與英美帝國主義的交往比較隱蔽。至20年代初，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始而支持皖系，繼而扶植奉系，從而促成英美兩國與直系的關係日益密切並明朗化。當時，直系已經掌握了中央政權，而自直皖戰爭獲勝後更力謀擴充實力，便急於尋求政治上的支持，於是加緊與英美兩國的聯繫，直系首腦曹錕為此特聘保定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羅伯特為顧問兼翻譯，直系“靈魂”人物吳佩孚則聘英國人葛林•馬立師和美國人甘露德•侯雅信為顧問。

　　這些人不僅參加直系對國內外重大問題的決策，而且是溝通與英美關係的牽線人。英美勢力尤其看重吳佩孚在直系軍閥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經過直皖戰爭和倒梁閣的檢驗，使歷經詭譎政治風雲的外交使團的公使們都對他產生了好感並備加稱道，甚至號稱“中國通”的總稅務司安格聯也多次對其大加褒獎宣揚。吳佩孚對奉系的咄咄逼人的攻勢使奉系迭遭挫折而失利，在英美帝國主義看來，這無異是對支持奉系勢力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嚴重打擊；加之吳平時“對於歐美人士倍極恭維，對於歐美新聞記者尤形拉攏”，因此，在直奉戰爭前，英美帝國主義的政客與輿論不斷製造“非吳不能救中國”的輿論。

　　吳佩孚（資料圖）

　　吳佩孚的顧問、美國人甘露德甚至鼓吹吳佩孚是“正在為清除中國的偽軍國主義而戰鬥，並且開始了一個能使民主政治得以順利試行的新時代”。甚至著名哲學家杜威在評論直皖戰爭時曾說：“記住勝利者方面首腦中一個人的名字，那就是他的軍隊打了一個以寡敵眾的特殊戰爭的唯一人物。這個名字就是吳佩孚。至少，他不是為了直系而去攻打安福系。他一開始就宣布他是為國家消除軍隊對文官政府的控制，為反對向外國人出賣祖國的賣國賊而戰的。”

　　這些輿論導向不僅使英美帝國主義政府對吳備加青睞，而且還與吳頻繁接觸。1922年2月，當直奉矛盾初起，吳佩孚對奉作戰已有所準備之際，“英美兩館即曾派人至洛，外間且傳有干涉京奉運兵之聲”。4月，直奉兩系對峙局面形成，外間對雙方實力議論紛紛時，美國記者米蘭到洛，與吳晤談數次後，吳之態度遂而安然起來。接着，吳佩孚的美國顧問解而培到粵，謁見廣東各方重要人物，為吳佩孚遊說。直至直奉戰爭前夕，吳佩孚將赴保定請命之際，還有美國《大陸報》記者霍爾趕赴洛陽，旋又隨吳北上，並在途中趕寫通訊，發布吳佩孚赴保的消息。

　　英美對直系的軍事支援進行得比較隱秘，多是由軍火商直接與直系交易，但這種支援往往是在直系亟待補給的關鍵時刻，如1922年直系的備戰物資中，有4.5萬支步槍和7萬發子彈便是自英國方面購得，另有6架“科蒂斯”式飛機也由美國方面提供。英美方面還比較注意使用自己的軍隊作為威懾力量，達到間接支援直系的目的，如在直奉兩方調兵遣將之時，美國政府派賀倫號艦開抵秦皇島，又派巡洋艦兩艘開抵長江各口岸防護，從其地理位置看，很顯然是對奉系的防範和對直系的保護。1922年1月，英國公使照會中國外交部，聲明因京奉路“有英款關係及保障辛丑條件，無論如何，軍隊不准輸送”。其用意十分明顯，就是阻止奉系向關內運兵。另外，在天津、秦皇島等地還有美國的密探以其特殊身份直接為直系提供情報，他們“將敵軍（按：指奉軍）情形屢次詳報”，使直系感到“甚為得力”。

　　英美與直系的暗中勾結，早已被作為對立一方的日本所察覺。到直奉戰爭之前，英美與直系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已經使日本方面感到對其在華利益的威脅，尤其在日本軍界，他們甚至認為：“英美和直派合作，力圖驅逐日本在華勢力，使帝國喪失對中國的權威，使我對華尤其是滿蒙政策有從根底上被推翻而不可挽回之虞。”當時，日本駐北京公使館的副武官和關東軍的特務直接提出：“為了打破英美的陰謀，維護帝國的地盤，必須採取必要的正當防衛手段。”在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出於對英美的防範，必然支持奉張。然而事態的發展並非如此簡單。

　　奉系與日本的關係一直比較密切，尤其在皖系戰敗後，日本便對奉系採取公開支持的政策，內閣首相原敬認為：“張是想依靠日本伸張勢力，而我們在東三省的發展必須好好對待張。我們雙方的利益是不謀而合的。”因而在1921年5月16至25日由原敬首相主持召開的有包括關東軍司令、駐中國公使及奉天總領事出席的重要會議上，正式作出了“在滿蒙的管理上與張作霖保持友好”的決定，以鞏固日本在該地區的“特殊地位”。但是，日本外務省考慮到在剛剛結束的華盛頓會議上，歐美列強利用《九國公約》對它的限制，擔心會由此引起與英美關係的破裂，因而對奉張的支持又有所顧忌而不願過於明目張胆。

　　張作霖在對日關繫上，一直想取得昔日日本對皖系那樣的支持，直皖戰爭後他終於得到了進一步向日本靠攏的機會。據1920年8月3日日本田中陸相和伊藤少將在內閣會議上的報告和11月19日內田外相的報告，都表明張作霖為了借日本之力以維持其勢力，而表示“對日本懷有極大的好感”。當直奉為爭奪北京政權而關係日形惡化以後，就更促使他拉緊與日本方面的關係。

　　張作霖（資料圖）

　　1922年初，他曾派其顧問町野中佐就與直系關係問題徵詢過日本駐華公使小幡的意見；接着，又派於漢中分別面見奉天特務機關長貴志少將和駐奉天的日本總領事赤冢，陳述其投靠的意願說：“直奉之爭並非單純的政權爭奪，而是和排日派之爭。貴國政府應考慮到這一點，以便決定援助張巡閱使之策。”並要求日本提供步槍1萬支，彈藥1000萬粒，炮彈10萬發，機槍一二百挺，子彈500萬粒。

　　為了表示依靠日本帝國主義的心跡，張作霖又親自出面設宴招待赤冢等日本官員，他在宴席上大談英美對北滿的野心和他願意“效忠”日本的態度，並再次請求日本的援助，他甚至說：“當此之際，我想看看日本政府在中國人中將誰認定為朋友和日本對老朋友的態度。這次行動是足以窺視日本真意的試金石。”

　　令張作霖遺憾的是，雖然他一再結歡於日本政府，但日本方面對支持張作霖還有所疑慮。一方面，日方認為直奉矛盾不僅是軍閥間的爭鬥，而是體現着其依賴的雙方——英美與日本間的爭奪，在這個意義上說，應該運動張作霖打入關內，奪取北京政權，進而稱霸全中國。赤冢即為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他在《怪傑張作霖》一書的序言中曾倡言：“我們切望張作霖以旭日東升之勢，君臨於全中國，和其他志士一道完成南北統一的艱苦事業，將四百餘萬的國民引導到安如泰山。”但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張對張的支持應留有餘地。其原因，除了顧及華盛頓會議英美對日本的制約外，還出於當時中國國內的輿論和對直奉兩系實力的估計。

　　因此，內田外相曾於1922年1月19日密電赤冢總領事，內稱：“如援張，日本則冒很大風險。提供武器之事，不會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僅召來張的政敵，而且召來中國國民和世界輿論的非難和反對，影響我國外交立場。英美方面為對抗日本對張的援助，又援助吳佩孚，進而出現日與英美對峙的形勢。”他甚至認為，“吳不一定是排日分子。他是否成為排日分子，是為今後日本的所作所為決定的。鑑於他現在是中國的一方勢力，因此儘量避免因援張而可能明顯地挑起他反感的行動”；至於對張作霖其人，他的分析則是：“目前張在中國政局中的立場，作為軍閥的巨頭在國民中沒有威望，而且在外國人中的人緣也不是好的。照華盛頓會議來看，他那種立場將日益遇到困難，是否能維持其地位頗有疑問。”內田外相的分析代表了日本當局的基本看法，因而在1922年初直奉兩系都在積極備戰且張作霖一再向日本請求援助的情況下，日本方面只是暗中對張進行了撫慰，而主要採取了觀望態度。

　　還應提到的是，美國在直奉矛盾中雖然對直系有所偏袒，但在軍火交易上仍以牟利為目的。1922年初，美國方面向奉系提供中小槍1萬支，機關槍40支，野炮8門，山炮24門，小槍彈1000萬發，機關槍彈200萬發。張作霖籌措現金換取了這一大批武器裝備。

　　經過2、3兩月的醞釀，至4月初，直奉戰勢已成定局。奉系大舉入關並速抵塘沽、軍糧城，大有問鼎中原之勢。這種軍事態勢直接威脅到英美列強在中原地區和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因此促成帝國主義之間及其所支持的軍閥的關係日趨公開化。英美不但在輿論上給予直系以聲援，而且針對奉系占領塘沽等地的軍事行動，聯合其他列強召開外交團會議，然後由外交團領袖、荷蘭公使歐登科出面，於4月14日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反對在塘沽、天津等處駐兵，並陸續調各國駐軍和軍艦集中京、津、塘一帶。

　　在這種情勢下，日本當局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以決定今後的行動。儘管日本的在華利益處於與英美對立的地位，但從平衡列強關係和保護自身利益出發，日本外務省於4月21日起草了《帝國政府對直奉戰爭引起的中國局勢的方針》：

　　（1）“為目前中國局勢的安定，召回張作霖的顧問貴志少將、町野大佐、本庄大佐。如召回有困難時，至少他們即使是張作霖的顧問，在（軍事行動）只限於中國內戰的情況下，不要干預張的任何軍事行動。”

　　（2）“以適當的方法和吳佩孚進行聯繫，努力使他對我方針不致於誤解，以便使他諒解我國的公正不倚的態度。”

　　（3）“在北京，按着既定方針尤其是九國公約的宗旨，由我方主動採取措施，使英國公使和外交使團在協商的基礎上對中國時局採取共同措施。”

　　顯而易見，這種政策與張作霖所希冀的相去甚遠。雖然日本方面尚有包括駐奉天總領事赤冢、關東軍參謀長福原少將、奉天特務機關長貴志少將等軍界要人主張援奉張，但是在日本當局政策的制約下，也不得不謹慎從事，以避免引發對日本方面的不良後果。

　　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夕的國際背景因在華盛頓會議結束不久，列強之間的關係得到暫時的平衡，雖然各國都把中國當作重新進行爭奪的新戰場，但又不願意打破經過討價還價才得到的表面上的平靜，所以，列強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對中國各派系軍閥的扶植上表現了比較審慎的態度。這正是經華盛頓會議帝國主義集團內部關係調整後實力發生變化的結果，也是這一時期帝國主義與各派軍閥關係的新特點。

　　《北洋軍閥史》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