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出，美國將發現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主導作用有所減弱。這並不是因為這次或上次大選結果，而是地緣政治和經濟現實正迫使華盛頓走上這條道路，其中主要是中國的崛起。“而從長遠來看，華盛頓的領導人要麼主動克制，要麼最終被迫克制。”
以下為文章摘譯：
“美國外交政策將由中國決定，而不是拜登挑選的布林肯和沙利文” 報道截圖
拜登在競選活動中多次批評特朗普的對外政策，並承諾通過改變行動路線來保證美國的國際地位。他將提名他在外交事務上的長期助手、前副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擔任新政府國務卿，並挑選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出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與特朗普外交政策團隊挑選共和黨中偏激人物形成對比的是，布林肯和沙利文處於民主黨主流陣營，喜歡向對手展示美國的實力，尤其是向正在崛起的中國。他們也對某些領域的合作持開放態度，更傾向於與盟友友好合作。
而傳統觀點和《紐約時報》等媒體認為，拜登上任後將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終結特朗普時期許多推崇“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政策，回歸“承諾開放市場，願意保護和接觸盟友，渴望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的冷戰後共識。
拜登獲勝確實預示着，特朗普此前表現更為大膽的部分美國外交政策，將與拜登的前上司奧巴馬時期更為一致。
但重要的是，我們不能自欺欺人地認為特朗普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也不能認為這次大選的結果將使美國的角色發生轉化。比如，儘管特朗普在美國對韓國等盟友的承諾上牢騷滿腹，但美國的同盟結構仍未改變。
不過，這並不代表會一直保持現狀。
未來幾年，美國將發現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有所下降。這並不是因為這次或上次大選結果，而是地緣政治和經濟現實正迫使華盛頓走上這條道路，其中主要是中國的崛起。
1990年，美國GDP是中國的17倍。而根據不同衡量標準，中國已經或將在未來10年左右超過美國。華盛頓的“鷹派”和“鴿派”就如何應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辯論。無論哪一方獲勝，想將美國的實力維持在同一水平都是幻想。
美國已經對韓國和菲律賓等盟友感到憤怒，因為它們更願意與中方和平共處，而不是意圖制衡。未來，這種挫敗感還會增加。11月中旬，中國、韓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15國剛剛簽署了占據全球GDP總量約三分之一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RCEP將塑造未來幾十年的全球政治格局，鞏固北京“作為亞太地區中心的天然地位”。
與此同時，在美國盟友的範圍之外，也可以感受到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影響力。比如，美國過去一直是“中東霸主”。但現在，美國孤立伊朗的施壓策略受到了中伊關係限制。
中國崛起創造了新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現狀，這些不會因為有人不想就被抹去。未來幾年，美國領導人將必須認識到，單方面孤立的流氓政權時代已經結束，東亞的未來將更多地取決於中國而非美國的行動。
而最危險的地方在於拒絕接受這樣的現實，還去奉行試圖維持美國霸權、但只會導致嚴重貿易爭端甚至戰爭的政策。那些希望美國外交政策不那麼好戰、不那麼咄咄逼人的人士，應該致力於防止上述最壞情況發生。
從長遠來看，華盛頓的領導人要麼主動“克制”，那麼還有處理好的希望，要麼最終被迫“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