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8日深夜，福建省军区守备7师闽北船运队2中队的4艘美制50吨LCM型登陆艇，从福州马尾港运输一批物资前往宁德的霞浦县古镇，当编队驶出闽江口，接近国民党军控制的马祖列岛时，为了防止遭到敌军的火力攻击，编队实行了灯火管制，闭灯航行。这时位于编队最后的F131号登陆艇上的3人，分别是领航员吴文献，轮机员吴珍加及高射机枪射手吴春富突然发难，他们先杀害了正在驾驶登陆艇的艇长甘久郎，随后趁着其余6人在船舱内毫无防备之际，用冲锋枪扫射，将其他人全部杀害（由登陆甲板封闭后改成的舱室空间很狭小，一旦被人堵住舱门，那几乎是无路可退）。
这3人的主谋是19岁的吴文献，他在服役期间，利用部队的收音机偷听台湾的心理战广播，被国民党当局在宣传中许诺的高额叛逃奖励迷惑而决心叛逃，他先后拉拢了同是莆田陈埭同乡同族的吴珍加和吴春富。在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策划后，3人决定利用这次运货的机会实施武装劫船，逃往敌占岛。
与叛逃的F131艇同型号的50吨级美制LCM型登陆艇
随后吴珍加驾驶F131全速逃往马祖。9日凌晨0时30分许，F131接近马祖半洋礁。此时岛上的雷达已经发现了F131艇的行踪，马祖防卫司令部（马防部）如临大敌，立即发出了紧急战斗警报，随后沿海守备部队全部各就各位，探照灯将周边海域照的一片雪亮，马祖守军还出动1艘炮艇、2艘LCM登陆艇、3艘橡皮艇等对F131形成了夹击的态势。
凌晨2时左右，F131艇接近马祖，开始减速并且打开了航行灯，同时升起了一条白色床单。国民党军舰艇推断该艇是来“投诚”的，即引导该艇驶向马祖。3时许，国民党军准备登船，登艇后3个叛徒走到甲板上迎接他们，并交出了随身的武器。
台湾方面拍摄的F131登陆艇舱内情景，照片中仍然可以见到舱壁上的弹孔和地面的血迹
登陆艇舱内到处是弹孔和血迹，船上有5具尸体，另外被害的2人则不知去向。艇上共载有54式高射机枪2挺、备用枪管2支、柴油54桶、军用海图44张、56式冲锋枪4支、54式手枪1支、51式信号枪1支、冲锋枪子弹832发，铁箱装高机子弹20箱，每箱500发，木箱装高机子弹2箱，每箱180发，手榴弹2箱以及一批被服。
F131号登陆艇近影，马祖驻军正在对其进行检查
吴文献3人上岸后立即被台湾政战部门接到“复兴招待所”休息，后来又被转移到接待大陆叛逃人员的所谓“义民接待站”安顿。艇上的5具尸体被草草掩埋，没有立碑。吴文献等人并未供述另外2人的下落，因此有猜测说2人可能在与叛徒的搏斗中落海牺牲，或者2人见势不妙跳入海中想游回大陆但不幸牺牲。
天亮后F131号登陆艇驶入马祖港口
国民党军对吴文献3人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在初步得知了这几个“义士”和“起义”的情况后，立即急电台北。因为这是“X匪海军”（其实跟海军半毛钱关系没有）首次向国军投诚！这“天大的喜讯”是个值得大吹特吹的 “丰功伟绩”。台湾方面迅速地陶醉在了“胜利”的美梦之中。
台湾方面高级官员在参观F131登陆艇上寻获的我军的武器装备
马祖驻军将登陆艇上的被服等物资搬上岸展示给记者
马祖驻军正在为3个叛徒理发
马祖的国民党军在参观F131登陆艇
1月9日凌晨6时30分，台北伪“国防部”通过台北的广播电台向外界播出了这一天大的“喜讯”，开始了海峡两岸持续了10多个小时斗智斗勇的一幕大戏。
为了尽早将“义士”们运到台湾，将这出大戏推向高潮，国民党高层以难得的高效开始运作起来，“总统府”一面急令驻台北松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行政专机队立即派出待命飞机出发去马祖执行接运任务，一面命令“马防部”做好接应的准备，同时又命令台北市政府准备在台北召开一场万人级别的“欢迎大会”。可惜的是，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举措，在执行层面，就开始出现各种掉链子，闹出了一出出大大小小的幺蛾子。
台湾地区空军专机队的待命机是一架编号为49648的C-47运输机，在接到命令后地勤将飞机拖出机库准备起飞。但此事实在来的突然，且1月9日当天是星期天，理论上要在待命室执勤的机组人员根本没想到会临时出任务，所有人都不在场！无奈之下松山基地指挥部只得四处打电话叫机组人员到基地准备出勤，最后剩下机长实在找不着，只能临时抓差找了个替补飞行员韩克和来执行任务。
本厂长绘制的C-47型运输局双面侧视图
C-47起飞前，“政战部”特地打电话给空军总部询问“返航有无空中掩护？”台湾地区空军作战司令毛瀛初拍着胸脯保证说：“台海24小时均有高空巡逻，可以保证安全”，但其实空军并未采取特别措施保证接运的安全。
上午8时37分，C-47飞抵马祖上空。但飞机在降落时出了点问题，韩克和因为是被临时抓差的，人不在状态，而且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心理压力较大，此外，韩克和和其他机组人员不熟悉，之前从未搭档过，相互配合不好。加上马祖的北竿机场是个简易机场，其跑道也是由钢板铺设的，长度为1200米、宽约 50米。当时C-47在着陆时速度太快，韩克和在强劲的侧风中拼命操纵飞机落在跑道上，结果飞机在着陆滑跑时一侧轮胎爆胎，造成起落架折断，机翼尖擦地，几乎失控冲出跑道坠入大海，有着“克难英雄”光环的韩克和最终有惊无险地刹住了飞机，但该机显然已无法再飞了。
49648号C-47降落時爆胎导致起落架折断，翼尖着地，险些冲出跑道坠海
1月9日上午9时30分，台湾方面再次派出一架PBY-5A“卡塔琳娜”型水上飞机去马祖，一方面运送维修C-47的器材和人员，另一方面还送去了几名台湾地区所谓“中央社”记者去抢消息。维修人员检查C-47后，认为一时难以修复该机，必须另派飞机。
这时，有人提议用水上飞机将吴文献等人送往台湾，但该提议立即被否决。因为除去机组人员外PBY-5A型飞机的最大载客量仅为8人，无法一次运送叛徒和其他人员。马祖防卫司令部，政战部，情报部等陪同人员根本塞不下，而各部门都指着靠这个捞取功劳，大家互不相让，谁也不肯“发扬风格”。
本厂长绘制的PBY-5A“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双面侧视图
无奈的台湾空军只得从驻嘉义的空军第4联队的“海鸥救护机中队”抽出一架编号为1021的SA-16型“信天翁”水陆两栖飞机去执行接运任务。这种机既可从陆地跑道起降，也可在浪高1.5米以下，风速不超过24千米/小时的条件下进行水面起降。其客舱最大装载人数为22 人，而且低空低速性能非常好，一般的喷气式战斗机因速度过快很难在低空对其实施攻击，去执行这种任务可谓万无一失。
本厂长绘制的SA-16型“信天翁”水陆两栖飞机双面侧视图
当天出勤的机组人员是机长陈秉锐少校、副驾驶廖运棪上尉、领航官杨文正上尉、通信官唐隆刚上尉、机械师高正士官长，由于我航空兵当时很少离开大陆在近海活动，因此台湾地区空军上下都认为这只是一次轻松愉快的转运任务，这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任务让大家“士气高昂”， 2组候补的机组人员你争我抢，随机医护员文济时上士为了抢功劳，竟硬把1人资历浅的菜鸟拽了下来，然后自己登机，这才算结束了这场闹剧。被硬拉下来的菜鸟垂头丧气骂骂咧咧，但很快他将去庙里烧香，庆幸捡回一条小命。
台湾空军 “海鸥救护机中队”1024号水上飞机从陆地跑道起飞的情景
这是1021号1月9日当天的6名机组人员
上排左起分别是通信官唐隆刚上尉，领航官杨文正上尉，副驾驶廖运棪上尉（此3人死后追晋少校），机长陈秉锐少校（死后追晋中校），下排左起医护员文济时上士，机械师高正士官长（此2人死后追晋少尉）
嘉义基地距离马祖的飞行距离约205公里，该机于12时11分顺利降落在马祖沿海。在SA-16降落后不久，台湾方面即开始实施无线电佯动，企图迷惑我军，试探我方的反应。
SA-16（1021）停泊在马祖岛马港天后宫左前方的海边，正在等待接运准备飞往台湾的3名叛徒和随行的人员。
与对岸方面各种幺蛾子、掉链子的场景不同，在距离马祖不足70公里的福州，我解放军部队正冷静而有序地进行铲除叛徒的准备工作。1月9日凌晨约6时许，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突然打电话给正在值班的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曾幼诚，向其通报了几个小时前才刚刚发生的叛逃事件，同时要求军区所有的沿海雷达站和观测所密切监视马祖敌军的一举一动，并随时向他本人报告情况。皮司令员则亲自在福州军区司令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拟定作战计划并上报中央军委请求批准。
皮定均中将
福空指挥部迅速命令各雷达站调整雷达天线方位，全部指向马祖方向。上午7时40分，驻福州义序机场的空24师刚刚迎来福州军区陆军的一批首长来参观飞机，正当值班干部在为首长讲解时，突然接到福空指挥所的命令，要求全师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上午8时，空24师已经按照上级命令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并指定了24师70团副大队长李纯光和副中队长胡英法的歼-5双机编队、以及副中队长沈学礼、杨才兴的歼6双机编队作为当天拦截叛徒的机组，并且在机场的起飞线待命。福空指挥所还抽调了最好的领航员，并及时地将截获的情报，包括所获得的所有目标信息以及机型种类的情报，包括飞机形状、速度、飞行状态等，及时地将有关资料信息提供给参战飞行员。
福州义序机场我空24师的地勤人员在为歼-5装填炮弹
福空通过沿海的雷达紧盯着马祖驻军的一举一动，当然我军对C-47运输机受损的情况不得而知，但鉴于马祖有2架水上飞机，因此将监控水上飞机作为重点。因为水上飞机飞行高度较低，而我沿海的雷达站往往设在山上，有一个盲区，很难发现贴着海面的低空飞机，福空指挥部决定将距离马祖岛最近的平潭岛上的君山雷达站作为监控敌军动向和指挥作战行动的专用雷达，全天候盯着马祖岛，把雷达天线角度从仰角调成俯角，这样马祖的飞机一起飞，雷达就能发现。而且由于当时平潭和福空指挥所之间并无直线电话通信线路，福空立即与地方电信部门协调，将福建省通往平潭岛的两条线路之一划做指挥专线以保障战斗的顺利进行。
在歼-5座舱内的李纯光和机械师周寿和在交流
福空指挥部也考虑到敌军也会通过雷达，观察所和无线电监听来监视我方的一举一动，因此严令所有部队保持无线电静默。福空还参考了当年朝鲜空战的经验，命令飞行员和地面导航员利用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通过对它的轻轻敲击，发出不同的电信号，借用电信号的长短组合（类似摩尔斯电码）来代替话音通信。敌人很难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敲击，即便注意到，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破译内容。
准备就绪后，福州军区立即将作战方案上报北京的中央军委，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军委批准作战方案。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发来指示“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解放军已经万事俱备，就等着马祖方面采取行动了。
国民党方面虽然对我军的准备一无所知，但也进行了长时间的欺骗和佯动，首先马祖在无线电中使用明语问：“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台北回复道：“按原计划行动。”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没有发现福州方向的解放军有异动，随后马祖方面再次使用明语向台北喊话：”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无法按时起飞，现在故障已排除完毕，拟准时起飞。”
为了迷惑解放军，马祖那架运送修理器材的PBY水上飞机在13时30分左右先行起飞返台。这架飞机刚一起飞，平潭雷达站立即报告：“有飞机起飞了！”福空指挥部马上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早就坐在飞机机翼下待命出击的几位飞行员立即坐进座舱，启动发动机，等候起飞的信号。但是，指挥战斗的曾幼诚参谋长根据雷达上的回波作出了判断，他觉得这架飞机在起飞后就迅速爬高，而且保持在高空飞行，高度高的甚至有些过分，摆出一副唯恐我军不知的架式，这很像是个诱饵，不像是我军要攻击的目标。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保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一旦错过战机，这些叛徒就很可能会逃之夭夭。
曾参谋长紧盯着雷达标图，眼看着PBY越飞越远，一直没有下达起飞的命令。指挥部里弥漫着空前紧张的气氛，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
在过了一段度秒如年的时间后，我军汇总沿海各观测所对马祖的监视情况来看，敌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松状态，还是一副如临大敌的临战态势，而且仍然在不断进行无线电佯动，这说明我方的判断是准确的！叛徒还在岛上！
李纯光（左）和胡英法（右）在机场研究空战战法
在接下来的2个多小时里，马祖始终再未有飞机起飞。14时30分，台湾“政战总部”终于沉不住气了，来电催促马祖方面尽快安排“义士”登机赴台，台北的欢迎大会已经就绪了，就等着“义士”现身了。
马祖方面随后就进入了无线电静默。在此期间从台湾又飞来了1架水上飞机，这架飞机是台湾新闻媒体联合的包机。由于早上抵达的“中央社”记者已经将采访当地得来的第一手新闻以“号外”的形式发回台湾，引起了一阵“洛阳纸贵”式的轰动效应。羡慕嫉妒恨的其他媒体也纷纷大显神通，台湾《中央日报》、《中华时报》等四家媒体合租了1架中华航空的PBY型水上飞机，飞往马祖去抢新闻。
本厂长绘制的民用版PBY水上飞机双面侧视图
14时50分华航的水上飞机在海面着陆后不久，刚好遇到3个“义士”在10多名马祖驻军军官的“簇拥”下登上SA-16，兴奋的记者们立刻向“义士”们挥手喊话致意。同时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各种照相机和摄像机对着几个叛徒前后拍个不停。
叛徒们的表情丰富，有的喜气洋洋，有的明显不在状态，他们穿新衣服，佩戴“驾艇起义英雄”红绶带走向鬼门关
3名披红挂彩的叛徒正在“政战部”军官的带领下准备登上SA-16水上飞机
吴文献等一行人登机后，SA-16并未立即起飞，在长时间的等待和无线电静默，直到15时30分，台湾方面认为危险已经过去，SA-16水上飞机的发动机开始启动暖机。5分钟后，该机起飞。《中央日报》记者郭惠煜用当年最新式的长焦镜头拍下了水上飞机关门、破浪滑行和起飞的最后身影。SA-16起飞时，岸上一名参谋抓起电话向马祖防卫司令部报告“起飞了！”
叛徒们登机的情景，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身影
1021号SA-16水上飞机从马祖起飞的照片，不到半小时，该机就被我军击落
我雷达站早就发现了SA-16水上飞机的动向，从飞机一开始发动，就立即发出了警报。在敌机起飞前2分钟，福空指挥部再次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义序机场待命的4名飞行员再次坐进了座舱，关闭了座舱盖，启动了发动机。
15时38分，我雷达站发现SA-16已经起飞，其位置在马祖东南约7000米处，高度仅为2-300米，方向120度，以每小时240千米的航速直飞台北。雷达站迅速报告福空指挥所“第二架又起飞了，从荧光屏上连水花都能看得见！”曾参谋长根据其低空飞行欲避开我雷达侦察的飞行轨迹判断，这正是我方苦苦等候的那架飞机！他随即命令“出击！”
本厂长绘制的歼5战斗机双面侧视图
本厂长绘制的歼6战斗机双面侧视图
15时41分，义序机场上的两组四架歼击机先后起飞，歼5双机为第一梯队，歼6双机为第二梯队兼掩护。当时的计划，若第一梯队的歼五双机未能击落SA-16时，第三梯队的歼5就再进入攻击，两组飞机间隔5至10千米。歼5双机起飞后按照沿预定航线从福州的闽江口到马尾港，由低空直扑台湾海峡。而担任掩护的歼6双机则迅速爬升，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果然专门为此次运输任务担任护航的台湾地区空军第4大队第22中队（驻嘉义基地）的2架F-100A“超级佩刀”战斗机，在15时50分左右被在高空的沈学礼、杨才兴歼-6双机吸引，偏离了预定护航的航线。
台湾地区空军的F-100A“超级佩刀”战斗机
本厂长绘制的F-100A战斗机双面侧视图
当李纯光和胡英法双机编队飞出闽江口时，SA-16已经飞出了约40公里，距离台湾还有约100公里。这时地面领航员开始向长机李纯光指示航向。领航员将送话器的通话按钮一按，发出一个电信号，提醒李纯光注意接听信号。接着，李纯光听到一个非常轻微的声音发出的一个两位数字“拐洞”（70），他没有作声，而是按照约定按了一下飞机座舱内的通话按钮，并把航向转向70度。指挥所的领航员便明白飞行员已经收到航向指示了。接着，平潭岛雷达站的领航员接过了指挥权，因为那里看得更清楚，从荧光屏上就能看到双方飞机的航向和位置，所以直接向李纯光指示航向“勾洞”（90），进一步修正了航向。
1月9日当天天气不佳，能见度极低，海面上云底高只有400米，浪很大，SA-16的飞行高度只有不足300米，已经很低了，但李纯光和胡英法凭借着更加精湛的飞行技术，竟然驾驶歼5以约200米的高度从敌机后下方的视角盲区高速接敌！
15时51分15秒，李纯光的僚机胡英法率先在马祖的白犬列岛附近空域发现目标，他随即打破了无线电静默，说了三个字：“看见了！”按照战前规定的“谁发现，谁开火”原则，李纯光立即回答道：“你上！”，让胡英法投入攻击，自己则在一旁掩护。福空指挥部也听到了胡英法的报告，命令他“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坚决打！”
本厂长绘制的歼5和SA16等比例侧视图
胡英法随即将歼5减速至时速400公里，在距离SA-16尾部约800米处开火攻击，但第一次攻击因为距离太远打偏了。胡英法随后接近到516米时第二次开炮，这次命中了机尾，此时歼-5与SA-16的距离已经缩小到仅剩下140米，胡英法不得不转向脱离。
这时，李纯光也根据胡英法射击的弹道发现了已经受伤的SA-16，他看到胡英法已经冲到了前方，于是便驾机投入攻击，他也减速至时速400公里，并将高度降至200米，耐心地在距离敌机360米处开炮，但第一次攻击因为对方的闪避，他没有命中。李纯光随即修正角度进行了第二次射击，击中了SA-16的左发动机，发动机随即冒出白烟。
SA-16没有装备武器，在遭到攻击时无法还击，机组人员只想着捞取功劳升官发财，哪里想到这竟然是鬼门关呢？机长陈秉锐直接用明语向台湾呼救：“我遭到共军数架飞机围攻，情况危急，请赶快救援！”但这时台湾空军的护航战斗机已被我歼6双机以“调虎离山”之计诱走，再掉头回救SA-16已经来不及了。
陈秉锐在只剩下一个发动机的情况下仍拼命控制飞机，并不断降低速度和高度，他一方面是为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海面迫降，另一方面，也企图诱使我方战斗机随其一同降低速度和高度，造成我机在射击时失速自行坠毁。李纯光识破了对方的意图，在两机相距130米时果断地向右一拐，同时压了个坡度，进行小角度俯冲，这样他还仍然能看见SA-16，随后他再一拉机头，将两机的间隔拉开，再转回来，相当于在敌机的后面飞了一个S型的航线，但仍然保持在敌机的后方，他再次将SA-16套入瞄准环，在这个距离上，李纯光已经能够清晰看到机翼上的国民党空军机徽了，此时他座机的时速也掉到了240公里，要知道歼5的失速速度是220公里/小时，已经到了失速边缘，而且高度也降到了距离海面仅40米的高度。李纯光一边瞄准，一边在射击前把速度往上推，紧接着射击，终于准确连续击中了目标，SA-16一头栽进了大海。由于双方距离太近，敌机坠海时发动机桨叶卷起的浪花甚至打到了李纯光飞机的风挡上。李纯光兴奋地向指挥所报告“打中了，打中了！”，福空指挥所随即命令“继续打，打到完全落海为止！”
随后李纯光第五次进入欲再攻击时，发现敌机的残骸已被海水吞没。在确认了海面没有浮起的目标后，李纯光和胡英法双机胜利返航。3名叛徒妄图投奔“自由”的美梦仅仅16个小时就破灭了。与他们一同葬身鱼腹的除了水上飞机的6名机组人员外，还有“国防部”联二上校程梦赓、“国防部”联三中校傅鸿文、马防部政四上校科长谷正光、马防部三处中校副处长陈开荣、马防部副官组中校组长鲍志澄、马防部副官组少校参谋黄子英、宪兵张瑞征及吴前燕，总计17人。
在出击仅20多分钟后，我参战的4机先后返航着陆。飞机刚停稳，几名英雄就受到了早就等在机场的空军首长和战友们的热烈欢迎。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进行报复，我军又立即再次进入战斗准备。
此时台北已然没有了早上的那股狂欢的气氛，从“总统府”到下面各级部门都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国民党空军在收到SA-16的报丧电后，紧急出动多架F-104G与F-86F在不同空域搜寻，同时新竹和嘉义也先后派出4架SA-16在出事海域低空盘旋，海军也出动多艘舰艇展开搜寻，但搜索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无功而返。在寒风中苦苦等待“义士”的台北万人大会的现场人群纷纷散去，最后只剩下当局组织的数百青年还在会场苦熬，但他们最终等到的却是“义士不幸遇难”的“噩耗”，脑子活络的组织者立即将“欢迎会”转为“追悼会”，要“继承烈士遗志，反共到底”云云，在喊了一阵子口号后，各自匆匆回家去了。
台湾地区空军的F-86F“佩刀”式战斗机，注意其挂载AIM-9B“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本厂长绘制的F-86F型战斗机双面侧视图
本厂长绘制的F-104型战斗机双面侧视图
不死心的台湾方面在1月10日上午恢复搜索，但直至10日中午12时20分，仍未发现踪迹，最终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命令开展搜索的各部撤回基地。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的消息“9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国务院、国防部的嘉奖令表扬部队“在这次战斗中，行动迅速，动作准确，战斗勇敢，指挥正确，取得了战斗的圆满胜利，给敌人的骚扰破坏活动以严厉的惩罚。”
台湾方面的媒体则一片“义愤填膺”状，声称“大陆方面担心“义士”揭露更多的黑幕，遂出动战机截杀无武装的运输机，杀害“义士”，这笔血债迟早要向大陆方面讨还，云云——”
1·9空战胜利结束后，空24师的所有参战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合影，他们荣立集体三等功
1966年1月13日下午15时，盛大的祝捷大会在省人大礼堂召开，福州军区领导韩先楚、皮定均、刘培善等人，福建省和福州市领导均出席大会。大会首先由韩先楚司令员宣读中央军委的嘉奖令，刘培善政委宣读了福州军区的嘉奖令，同时为参战立功人员授奖，李纯光、胡英法各记一等功一次。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在北京接见了这次作战的代表李纯光、胡英法等人，并给予他们高度评价。
一个多月后，SA-16上一名宪兵的尸骸漂抵苏澳附近，被台湾渔民发现，通过检视其皮带上的部队番号而确认身份，但另外16具尸体则就再也没能找到。沉没在台湾海峡深处的SA-16的残骸和3名葬身大海的叛徒的下场清楚地告诉世人：妄图用自己同志的鲜血染红前程的叛徒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2001年10月4日，李纯光在参观博物馆时站在当年自己的歼5座机前留影，注意2579号座机舱盖下的红星击落标志
本厂长绘制的李纯光的红色2579号歼5座机双面侧视图
本来这个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在大约30年后，却又因一桩“义士家属索金事件”被重新翻了出来。1995年，被击毙的吴文献等3名叛徒的家属借着海峡两岸关系缓和之际，（本着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心理）写信给台湾当局，要求领取当年所谓的每人120两黄金的“奖励”（侧面说明同一族连出3个叛徒不是个偶然现象）。压根就没打算支付这笔黄金的台湾当局随即以“不能确认是否是义士本人家属申领”等理由，驳回了他们的要求，不过毕竟当时台湾当局还没有打出赤裸裸的“台独”旗号，因此还是给这些财迷心窍的叛徒家属留了个画饼：“待大陆光复后，政府查清情况，再向义士家属支付”。这起小小的“追索赏金”闹剧最终为这场大戏画上了一个令人捧腹的句号。
本厂长绘制的本文涉事飞机等比例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