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川粉”占領美國國會的事件爆發後，1989年出版的《美國反對美國》一書在網購書店裡的價格漲到了18000元（約2900美元），是原價的3600倍。在書序中，談到為何要取這個“奇怪而又頗為費解的書名”時，作者寫道：“用意在於表明，美國不是一個簡單的均質的整體，用一句話就可以打發掉的。”他還談道，有的人把美國看得一無是處，但現實中的美國會反對這樣的“美國”；有的人把美國想象的十全十美，那麼，現實中的美國同樣會反對這樣的“美國”。他還講，越是深入地研究美國，越容易發現美國社會的這種內在的矛盾。

　　相信所有人都會佩服作者的睿智與遠見。而人們對這本書求購之心的背後，還有一股中國社會新冒出來的輿論潮。

　　有中國網友對當下的美國兩黨之爭調侃道，為什麼美國不能有兩個總統？有的則說，可以有兩個美國，一個叫USA，一個叫USB；還有的乾脆說，朝鮮可以有南朝鮮、北朝鮮；蘇丹可有南蘇丹、北蘇丹；美國也可以有南美國、北美國。

　　這些調侃終歸是網民戲言。相比於20多年前在美國流行的“中國崩潰論”是專業學者有理有據的論證，當下在中國流行的“美國崩潰論”並沒有系統的研究論據。

示威者衝進國會時，慌亂的議員。圖片來源：今日俄羅斯

　　筆者相信，美國短期內不會崩潰。不過，按照瑞士學者安德烈亞斯·威默《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一書的論據邏輯——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國家建構的兩面——來看，美國再這麼鬧下去，國家崩潰的可能性並不是零。

　　至少有兩條鮮為人知的論據：一是圍繞美國政治核心地“國會”的暴力正愈演愈烈。

　　1856年，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眾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因廢奴意見不合，用棍毆打了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1915年，哈佛大學教授埃里克·明特爾以“呼喚和平”為名用炸彈炸了參議院接待室，所幸無人身亡。1932年，約2.5萬美國一戰老兵圍堵國會數周，多人死亡。1954年3月1日，四名波多黎各分離主義分子闖入眾議院，開槍打傷五名議員。1983年國會大廈北翼爆炸。1998年一位襲擊者持槍闖入美國國會，兩人死亡。

　　很明顯，1月6日國會事件比歷史上任何一起都更極端、規模更大、人員更多、影響更惡劣，且與現任總統的煽動相關。日益激烈化的國會暴力的背後，是美國日趨衰退的政治整合力。

　　據調查，2014年，趨於極端的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分別達到94%、92%，比20年前上升了24、28個百分點。對方贊同的，通常就是我方反對的。美國兩黨已從共識政治滑墜為對抗政治。已經有人猜測，對抗或許會演化為新的內戰。

　　對此，2006年紐約大學教授羅納德·德沃金在其《民主是可能的嗎？》一書就表達過失望：“我已提供了很多理由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儘管他承認，在過去的兩個世紀，擁有良好意願、智慧和雄心的美國人已經給予世界很多現在仍然是最好的事物，但美國正處於歷史中的一段特別令人沮喪和危險的時期。不知道德沃金教授現在會不會更沮喪，或者更平和地接受這一切？

　　第二條論據是美國人對民主政治認同感的急劇下降。

　　問卷調查顯示，出生在1930年代的人，有74%認為“生活在民主國家是‘必要的’”，而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的美國人分別只有62%、58%、50%、43%、31%。年齡越小，越沒有覺得民主是必要的。

　　另一項調查更有趣，1995年、2011年分別問了65歲以上、45-64歲、35歲-44歲、25歲-34歲、16-24歲的美國人，認為“民主是壞的制度”的比例分別從5%上升到了13%，6%升到15%、7%升到17%、10%升到22%、13%升到24%。否認民主體制的人數在不斷增多。

　　長期以來，中國人對美國存在着浪漫主義的想象。人們往往抽取出美國的積極面，比如民眾的善良、社會的有序、經濟的增長、種族的和諧、國家的崛起等等，將原因與內核都歸於民主的變量。現在，民主在衰老，美國在退步。“美國反對美國”狀態變得更加惡劣。

　　特朗普折騰了美國四年，令世界大跌眼鏡。如果解剖一下當下美國的質變，會發現美國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的各種失靈與混亂，是有深層原因的。

　　現在的美國早已不再是1789年華盛頓當選首任總統的美國了，也不是1979年中美剛建交時的那個美國，甚至與2008年拜登當選副總統時的美國都大變樣了。

　　第一，美國社會結構變了。1950年時，白人占美國總人口的87.5%；2019年時已下降至56%；2050年將至49%，白人會成為“少數族裔中的多數”。種族結構的變化，也反映在語言交往上。不要以為美國人就講英語，2015年調查，美國移民中只有53%美國人講英語，26.4%不太會講或完全不講英語。2017年移民中，講英語的只有17%。筆者曾去的南加州、德州、亞利桑拿州的縣郡，很多地方半數以上人口不說英語，而是說西班牙語等其他語言。

　　社會結構的質變，使得美國價值理念分化。自由民主法治等看上去高大上的價值理念，在不同的人群里，有着不同的理解甚至衝突，此次自詡的“種族大熔爐”制度不再有效。

　　第二，美國經濟結構變了。1998年-2008年美國GDP增長47%，但美國製造業僅增長5%。這與半個世紀前支撐美國1/3勞動力市場的製造業完全不一樣。美國是越來越由金融業“食利階層”、法律業“糾紛階層”支撐的國度。產業與收入結構的質變，導致美國變得越來越不平等。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在疫情期，美國81%的住宅都有還債壓力，11%的按揭違約率甚至超過了2008年國際危機。40%的非裔和30%西裔學生在學校停課期間沒有設備接受在線教學，而白人學生只有10%。

　　經濟結構的質變，導致美國利益訴求的分化。從社保到稅收，從醫保到移民，幾乎任何一條政策在美國幾乎都會產生社會爭議。經濟政策變得短視，政策執行大打折扣，更糟糕的是，政策產生了“鐘擺”效應，難以形成足夠的持久力。

　　第三，美國政治結構變了。美國當前的政治“極化”現象越來越嚴重。民主黨與共和黨相互“極度討厭”的人數比率從25年前16.5%上升到了當前的80%以上。你贊同，我就反對，令美國成為一個“內耗器”，或說美國人與美國人之間正在爆發一場“國內冷戰”（cold civil war）。美國發動的冷戰早已爆發，只是不針對中國，而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政治內耗讓美國人信心急劇下降。“身為美國人”而自豪的人群內90%以上（1990年代）下降到63%（2020年6月）；認為美國是最偉大的國家的美國人降至24%，認為其他國家比美國更偉大的美國人升至21%（2019年）。

國會暴亂後，一位議員在大廳內撿拾遺留物品。圖片來源：美聯社

　　政治結構的質變，導致美國日常運行的分化。主導美國國家日常支行的不是同一個目標、同一套標準，而是無休止的爭論、批判 、指責、推諉。

　　美國在變，中國也變了。2011年中國的製造業超過美國，2013年中國貨物貿易總量超過美國，2019年中國的專利數超過了美國。一切順利的話，2020年中國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2030年前後，中國會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未來5-10年，中美之間要重新認識不一樣的彼此。美國要認識到自身的質變，更要認識到中國是不可遏制的。美國要適應一個機制體制與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中國。中國也要學會與一個質變了的美國打交道。

　　由此看，中美之間需要更多地立足於長遠重新進行相互認知。美國對中國的認知邏輯，仍基於上世紀中葉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國對美國的認知邏輯，仍限於帝國霸權的基本框架。

　　不過，多數中國人現在對美國的認識仍是複合的，既相信美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會是最強的國家，也認為美國已不再是先前那個令人尊重的美國。

　　在中國網絡輿論中流行的“美國崩潰論”，對中國自身也有啟示。退步的美國說明了一個重要道理：制度不可能一勞永逸的。不改革，任何制度都有生物式的退化與衰老。

　　兩百年前，法國人托克維爾為認知剛剛建國的美國，遊歷美國各州，寫下了《論美國的民主》；半個多世紀前，美國人本尼迪克特為認知二戰後的日本，皓首窮經，寫下了《菊與刀》。當下的中國思想界，是否應有一頭扎進美國社會寫下新時代下的美國名篇，這是相當值得期待的事情。大變局時代，思想者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