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納·米特：未來的中國將如何重塑世界？

　　美國《外交事務》雜誌近日刊載牛津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拉納·米特的文章，評述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

　　作者對中國的內政外交依然發出了一些國際媒體上常見的陳詞濫調式評論，如“威權主義”“激怒別國”等等，這些觀點多有偏頗之處。但他認識到部分西方學者預測的“僵化和籠統”，意識到中國崛起具有“複雜性”，已經比不少學者進了一步。

　　觀察者網翻譯本文謹供讀者了解外國學者對華看法，不代表同意作者觀點。

　　[文/拉納·米特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中國是否希望改變全球秩序，以增進自身利益，體現自身形象？這可能是當今地緣政治學領域最重要的問題，然而它所引出的答案往往更多地揭示出現代人的偏見，而不能展示中國未來的超級大國之路。那些想要預測中國會走上惡意擴張之路的人會援引北京今日的“攻擊性”作論據。而那些稍顯樂觀的人則會強調中國政策中那些更具包容性的特點，或指出中國將要面臨的諸多挑戰，即使中國想要重塑世界，這些挑戰也不會使其成功。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新冷戰正在興起，中國扮演着21世紀蘇聯的角色。

　　這種預測過於僵化和籠統，無法有效描述中國崛起的複雜性，既不能捕捉到中國未來目標中固有的不確定性，也不能識別出那些塑造了中國抱負的基本要素。今日的中國力量是一種多變的動態力量，由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消費主義（Consumerism）、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s）和技術實力（Technology）綜合塑造而成。我們可以稱中國具有一種ACGT模式：這一英文縮寫與DNA分子中發現的四種鹼基縮寫一樣，組成中國力量的這些要素相互結合併重新組合去形成中國現代的政治身份和塑造中國對世界其它國家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希望加強其對中國社會的控制，鼓勵消費主義在國內外興起，擴大其全球影響力，開發和出口中國自己的先進技術。如果不把這四個目標放在一起考察，就無法理解中國目前所處的位置及其未來的前景。

　　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載本文

　　想要理解當代中國及其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比如該國為何會這樣應對新冠疫情，重要的是要理解中國的強勢領導。但ACGT四種力量要素的重要性遠超任何一個領導人或一場危機。它們塑造了北京心目中自己在後疫情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即中國將在亞洲扮演領導角色並輸出其經濟投資模式，這種模式借鑑了社群主義的發展理念，對自由主義準則漠不關心（儘管並不總是積極敵視這些準則）。為了合理化自己的做法，中國經常會求助於歷史，比如援引本國的前現代史或重新詮釋二戰史事件。想要了解中國的發展方向，觀察家們必須關注中國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以及這種力量的表述和想象框架。

　　中國力量的紐帶

　　中國共產黨堅持認為，中國體制是一種賢能政治：中國社會能從黨的有效領導中收穫利益，而且利大於弊。至少在短期內，新冠疫情危機促進了國內的威權主義發展。在2020年初，中國吹噓其能控制住疫情是得益於其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政府系統發揮了作用。

　　中國還具有全球野心。這一野心並不是空穴來風：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和他的共產黨對手毛澤東，分別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設想過自己的國家將在國際上扮演重要角色。現在，從雅典的港口設施到吉布提的海軍基地，再到5G技術推廣至全球，中國已將其全球野心與經濟、軍事和技術力量相結合，真正發揮了全球影響力。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宣布，中國將確鑿無疑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為了站到這個舞台中央，中國一直在促進國內的物質消費。自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努力解決蘇聯最臭名昭著的一大缺陷：無法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和欲望。中國的革命在過去40年裡已經變成了一場消費革命，中國建立了一個越來越接近於無現金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網購刺激了電子商務平台阿里巴巴推出光棍節——這是全球最大的消費活動，在2019年的光棍節，中國售出了價值380億美元的商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們期待中國共產黨能繼續履行其經濟承諾，即使中國經濟因新冠疫情而在2020年初嚴重萎縮。中國日益繁榮的經濟也使西方和亞洲國家受益匪淺，這些國家歡迎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去它們國家購買奢侈品、旅遊和留學。

　　正是在技術領域，中國才在全球交往中真正找到了新方向。過去20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大量科研投入相結合，創造出了地球上最具創新性的環境之一。中國開發的新技術增強了中國的軍事實力，為消費者生產了新產品，也建立了大數據型國家。在中國向世界提供的產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能力是最有競爭力和最具吸引力的部分。

　　國際秩序的參與創建者

　　組成中國力量的各種要素並不來自於某一總體計劃，而是從一系列歷史框架中產生的，這些框架還將繼續對所有的中國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中國領導人通過借鑑歷史去了解中國在未來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現在提出了一個“修正主義”主張，聲稱中國是1945年後國際秩序的奠基人；他們還推崇中國傳統的治國方式；謀求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地位；並明確使用馬列主義的語言和符號。

　　在1960年後的冷戰時期，中國選擇冷眼旁觀，既沒有加入西方陣營也沒有加入蘇聯陣營。然而，在過去二十年裡，中國不僅把自己塑造成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參與創建者，而且還把自己塑造成了關鍵締造者。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提醒聽眾，中國是1945年《聯合國憲章》的第一個簽署國，中國領導人近年來多次提到過這一事實。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共承認其宿敵，即國民黨及其西方盟友，是中共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的重要盟友，幫助中國贏得了這場戰爭。承認它們的作用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更大程度上重新解釋中國歷史，即現代中國不僅誕生於此前所想的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還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一轉變並不是拘泥於歷史小節；相反，它反映出中國如何想象自己和希望自己被別人如何看待。在獲取二戰勝利和創建戰後秩序的敘事中，中國現在把自己擺到了中心位置。美英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才參戰，在此之前，中國在保衛亞洲和牽制50多萬日軍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為此犧牲了多達1400萬中國人。

　　這一巨大貢獻奠定了北京的底氣，它堅持認為中國“參與創建了戰後世界秩序”。它在二十一世紀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就基於它在二十世紀的這一所謂中心位置。中國現在是聯合國第二大財政捐助國，其派遣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人數位列同類國家前十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不再履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義務和準則，這進一步堅定了中國的立場，即中國現在是1945年遺產最當之無愧的繼承者。現在中國公眾生活的核心話題仍與二戰呼應。例如，中共官員將去年春天所謂的中國抗疫勝利歸功於“人民戰爭”，這是引用了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所用的語言。

　　而更古老的歷史則鞏固了中國對其全球角色的定位。近年來，一些有影響力的中國學者，如閻學通、白彤東等，主張以前現代儒家的觀點來理解國際秩序。西方觀察家經常將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行為解讀為純粹的現實主義。但中國藉助傳統思想來修飾自己的表述說明中國像所有其它國家一樣，更希望自己的選擇被理解為道德選擇，而不僅僅是為了現實主義目的。當中國領導人使用諸如“仁”（意為“仁愛”）之類的字眼時，他們是在用倫理的、理想主義的語言來合理化中國的利益和行為。隨着中國影響力的增長，中國將會越來越頻繁的借用這些傳統。中國領導人將闡述一套當代版的儒家學說，這套學說將與全球價值觀相適應，強調“道德”和“共同的未來”，同時淡化更專制的儒家價值觀，如社會等級觀念。

　　這一基本上是道德中國的願景支撐着中國另一大雄心：中國希望自己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袖。這一目標並非空穴來風。早在冷戰時期，中國就試圖把自己打扮成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捍衛者，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邪惡的資本主義西方和僵化的蘇聯。中國不僅將自己視為1945年後秩序的新守護者，還將自己視為後殖民世界非西方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繼承者，這是北京似乎正在努力嘗試但卻不可能成功扮演的雙重角色。

　　今天的中國並不想在發展中國家掀起革命。相反，它認為窮國的存在可以有效證明一項政策——既要注重經濟發展，又要維護國家主權原則。中國對外交往的這種形式並不一定必然會引發別國出現徹底的威權主義；埃塞俄比亞和緬甸等國的例子就展示了表面民主的國家（實際是不自由的國家）是怎樣從中國發展模式中獲益的。但中國的海外活動也沒有鼓勵任何自由化或民主改革。支持中國的人認為，促進發展的中國模式比任何推崇自由民主的模式都更加靈活。中國龐大的，或許還不成熟的國際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用來謀求世界領導地位的主要工具。

　　中國一面將資本投向海外，一面在國內更加堅定地使用馬列主義論調。在專門給外國人看的聲明中，中國官員現在已不再使用這種語言，這主要是因為在國際秩序中，中國正竭力展現自己已不再是一個革命國家，希望避免勾起別國的回憶。

　　但在國內，該黨仍在使用“鬥爭”等措辭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鬥爭”體現了黑格爾的觀念，即衝突必須先於最終綜合體到來。中共還經常提到“矛盾”一詞，這一概念是指社會內部的緊張關係可能會產生建設性的後果。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用這個詞來形容新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種措辭表明，雖然傳統馬列主義思想的許多方面，如階級鬥爭，已很少出現在當代漢語表述中，但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完全消失。報告贊同這樣一個事實，即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在中國仍是一個現實情況，在中國共產黨希望呈現的整體成功敘事中，這種不平等被視為一個缺陷。

　　威權困境

　　當然，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實力和地位並不影響外國人如何看待中國。北京已使其它國家難以再忽視位於ACGT模式核心地位的威權主義。例如，在2013年，中國大肆宣揚一帶一路倡議將給受援國帶來怎樣的商業和技術利益。一些西方觀察家甚至讚許地將“一帶一路倡議”稱為“中國的馬歇爾計劃”（許多中國評論員對此懊惱不已，他們不願意自己與美國的冷戰鬥士們聯繫在一起）。然而，七年後，中國的威權主義行徑和言論使中國的威權主義面目更加清晰地展現了出來。例如，在新冠疫情的第一階段，中國官員指出，和民主國家的官員相比，他們能更快地調動資源和收集數據，並宣布中國將為世界製造一種疫苗。

　　但不管它有何潛在好處，中國的威權主義不會輕易贏得全世界的人心。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對中國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增大的擔憂也將隨之蔓延。在像柬埔寨這樣的非民主附庸國，中國可能會遇到較少的阻力，但在肯尼亞和贊比亞等國，中國遇到阻力的可能性就更大，在這些國家，議會和媒體可以辯論中國對本國的影響，公眾對中國及其體制的態度也是複雜的，甚至還抱有公開的敵意。

　　如果中國全球力量的對抗性方面變得更加明顯，這種敵意可能會變得更加尖銳。隨着中國海外利益的增長，北京將無法繼續利用現有的安全保護傘，例如，在阿富汗，北約在本世紀頭十年實際上起到了幫助保護中國資產的作用。中國在海外日益增長的經濟和外交利益越來越需要中國在海外擴展自己的安全保衛力量。尤其是在印度洋，世界可能會在此看到中國更多的活動，因為中國正尋求在一個由希臘、吉布提和巴基斯坦重要港口組成的三角形地理區域擴展本國的商貿利益。為了應對這種可能性，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統稱為“四國集團”）今年11月在印度洋舉行了聯合海軍演習。

　　四國集團舉行聯合海軍演習，視頻截圖

　　儘管許多國家對中國的投資感到滿意，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到來可能並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新情況。中國的外交手段能做到非常嫻熟，但其目前常常尖刻而無趣的發言腔調卻足以讓許多潛在的合作夥伴望而卻步；中國想要發展必要的軟實力，把解放軍未來任何可能的擴張塑造成為世界提供公共安全服務而非僅僅是為了滿足北京的欲求，要想做到這一點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處理新冠疫情危機的方式已讓許多此前一直在討好北京的國家感到惱火。在2010年代末，中國在富裕國家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其消費產品（如廣受歡迎的TikTok應用程序）具有了與以前日本高科技產品相似的魅力。然而，在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採取了一種高度對抗的外交方式，並在此過程中將西方公眾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國技術可能具有的威權特性上。

　　全球開始關注中國的威權主義將使中國更難向海外推廣其模式。例如，中國要花費很大力氣去讓世界大國堅定承諾採用中國電信巨頭華為開發的5G技術。然而，像澳大利亞、德國、日本、新西蘭和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已明確表示本國不會使用華為的5G技術，因為他們擔心中國產5G設備的安全性，擔心這些技術與中國威權體制有關聯。英國起初允許華為有所限制地進入其5G市場，但在2020年7月撤銷了這一決定。今年6月，在中印軍隊於喜馬拉雅山邊境地區發生衝突後不久，印度政府宣布，今後將避免在其5G網絡中使用華為產品。

　　儘管如此，非洲大部分地區、南美和東南亞國家還是更願意採用中國的5G技術，而且仍有一大批國家可能也願意承擔採用中國5G技術的後果，因為中國技術既便宜又高效；對它們來說，接受這項技術所獲取到的經濟利益超過了任何安全顧慮。中國5G技術被別國廣泛採用不會使中國獲得全球主導地位，但這會讓中國在全世界留下一個巨大的足跡。這樣一個5G集團將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因為北京將有能力控制一個能影響許多主要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並有可能獲得大量數據。

　　中國的世界

　　如果中國繼續激怒其它國家，那即使是這種局部霸權也可能很難實現。北京對新冠疫情的最初反應表明，在壓力之下，中國的威權主義傾向勝過了它與世界接觸的願望。許多國家，特別是澳大利亞，提議對病毒的來源進行國際調查。然而中國並沒有像一個靈活大國那樣歡迎這一提議，而是立即禁止澳大利亞大麥在中國銷售。當英國政府暗示其可能會改變原先允許華為進入英國5G網絡的決定時，中國外交官威脅英國“承擔後果”，這就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來自中國的投資不僅是一筆商業交易，也是一筆政治交易——然而結果卻恰恰是中國得到了它最不想要的禁令。中國在疫情爆發後的惡劣應對措施讓批評者們更容易抓住把柄大肆宣揚那些他們所認為的中國不值得信任的行為，包括南海軍事化、可能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發動網絡攻擊，以及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中的漏洞為己謀利。

　　雖然許多西方國家試圖界定中國目前的行為是非法的，但它們卻迴避了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中國在本地區和更廣闊的世界舞台上有什麼合法目標嗎？中國是一個強盛大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要期望一個擁有如此體量的國家會只按其競爭對手列出的條件參與全球秩序，尤其是考慮到中國最近獲取的一些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西方的失敗。

　　對華為的批評或許是有道理的，但中國的5G技術對許多國家仍有吸引力，因為還沒有明顯的西方技術能替代中國技術。批評中國以貶低個體人權重要性的方式擴大其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是完全恰當的，但中國可並沒有強迫美國減少其對聯合國機構的資助，從而削弱這些機構。

　　華為產品在非洲隨處可見，視頻截圖

　　目前，中國聲稱對其內政的任何批評都是不允許的，這種做法其實是在自討苦吃。美國在1950年代也曾處於類似境地。美國國內對黑人族群令人震驚的歧視行為玷污了美國的國際形象，並為其競爭對手提供了一個容易攻擊的靶標；毛政府邀請黑人知識分子和活動家，如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E.B.Du Bois）和黑豹黨領袖休伊·牛頓（Huey Newton），前往北京。美國政界人士強硬表示，其它國家無權批評美國內部的種族政治事務。但這一立場是無法維持的，國內抗爭加上外部羞辱改變了美國的法律。

　　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現在也正面臨着外界對其國內政治的批評。在加入全球經濟後，中國的威權主義統治變得更易受到外界攻擊。但相比抱怨西方的蔑視，中國可以做一些更具創意的事情：中國可以利用其近期自我更新的歷史。當年的中國，無論經濟還是政治都已命懸一線，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在1980年代修改了前總理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理念來重塑中國。鄧允許農民在自由市場上出售自己的部分收成，給予學者之前消失的學術自由，並設立“經濟特區”，施行治理和稅收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國投資。

　　正如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所做的那樣，中國在未來十年也將不得不重新作出調整，以便更好地吸收而不是拒絕來自國外的批評意見。儘管中國以威權主義聞名於世，但內部爭論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最近，自由派政治學者和作家在中國體制內仍有空間對他們更強硬的同事提出建設性批評意見；與國外一些批評人士接觸也有助於中國檢查自己的理念和政策。這種爭論在近些年的消失可能不會在短期內阻礙中國的發展，但在未來幾年，當政治理念僵化阻礙中國政治精英重新評估其政策時，這種情況就很可能會出現。給予不同意見更多的空間並不一定需要中國施行民主。然而，這種寬容將意味着中國致力於讓民間社會蓬勃發展，並在國內外展現真正的政府透明度。

　　它自己最大的敵人

　　中國將要面對的最大障礙不是美國或其他對手的敵意，而是中國自己的威權主義傾向。北京堅守中國核心身份的那個側面，將使其它三種要素（消費主義、全球野心和技術實力）更難成功重組，從而在國外激起敵意，並在中國與它努力重塑的世界之間樹立障礙。

　　自2020年初以來，中國外交政策變得越來越好戰，這並非好兆頭。但是，我們也難以想象中國會有一個不那麼對立的威權主義：在本世紀的頭十年，中國可以誇口自己擁有了蓬勃發展的調查性新聞文化，不斷發展的公民社會，非常活躍的社交媒體，以及在完全民主缺失的情況下一個不斷擴大的公共領域。

　　北京並沒有試圖將本國制度強加於其它國家。作為一個成功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它致力於在國內提升自己的意識形態威信，但它並不要求其它國家追隨自己的足跡。中國並沒有出於任何原則性的自由主義信仰而感到自己有義務去維護那個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相反，一個中國偏好的秩序可能包含以下要素：建設非常強大的國家主權；發展經濟，很可能着重發展可再生能源（在此問題上，中國目前是言勝於行）；擴大和整合一個主要滿足中國經濟發展需要一帶一路體系；以中國標準為主導的全球技術格局。誠然，這種混合體對堅定的民主派人士來說沒有什麼吸引力，但它至少可以形成一個可持續的替代方案，以取代至少部分現存自由主義秩序。

　　中國在亞洲日益提高的地位可能會導致會加強該地區民主國家中的威權主義傾向。在中國的影響下，緬甸和泰國等民主機制脆弱的國家已偏向了非民主一邊。像菲律賓這樣的國家已經變得更容易受到中國準則的影響，因為他們的政局變得更加專制；在政治上更加自由的韓國，可能會出現（冷戰時期的）芬蘭化傾向，也就是說，一旦美國勢力從東亞撤出，由於臨近中國，一個民主國家將屈服於一個強大的威權主義鄰國，受其影響。

　　目前，這個世界還沒有其它玩家能夠引導中國的ACGT模式，中國正受益於此。印度、日本、俄羅斯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無法取代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更不用說世界了。到目前為止，中國是該地區最大的玩家，這使得它有足夠的分量來坐莊。但是，中國現行體制的封閉性，以及其強硬、有時甚至是對抗性的姿態，導致該地區和全世界都難以信任中國。亞洲大多數國家（除了中國和朝鮮）都可以容忍美國留在亞洲，這是因為它駐紮在日韓等國經過了民主程序的認可。現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民主的、懷有高度民族主義情緒的國家，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必須要讓其它國家接受自己的全球野心，即使這些國家可能永遠都不會完全接受。在20世紀50年代由美國控制的南美國家，或同一時期被蘇聯控制的東歐國家，都是既貧窮又不民主。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將與亞洲富裕國家越來越深入地糾纏在一起，這些國家擁有活躍的公共空間，中國將很難一直被這些國家的民眾所接受，即使中國可以動用其軍事力量向鄰國施壓，想以此影響它們的行為，也不會起到任何作用。

　　未來幾十年，中國的政治機制也將發生重大變化，並將揭示出中國社會開放元素與封閉元素之間的差異。中國共產黨鼓勵中國學術界、商界和法律界的年輕專業人才出國留學。但在黨的隊伍中，擁有海外經歷並沒有什麼太大價值，甚至會損害一個人的晉升前景。在中國下一代政治領導人中，似乎很少有人具有重要的海外經歷，儘管他們的顧問無疑都是有海外經歷的人。中國很可能會培養出一群內向型的政治精英，與其相伴的是一群擁有全球人脈、外向型的專業精英。這種反差將帶來一個重大挑戰，如果套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是因為這一反差暗示出了兩個關鍵目標的矛盾性，即國際化和保持黨權力的矛盾。

　　此外，翻天覆地的人口結構巨變即將到來。從2029年開始，中國的人口每年將減少大約500萬人，這使中國成為了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中國將需要為數百萬步入老年的人提供福利，而相比日本這樣的老齡化富裕國家，中國並沒有這些國家才擁有的資源。儘管中國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使中國經濟似乎在穩步復甦，但疫情對經濟造成的意外衝擊使中國更難與本地區鄰國拓展商貿往來。中國官員現在開始談論“雙循環”經濟，即既要占領國際市場又要維持住封閉的本國市場。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平衡術是不可持續的。一個更好的方法是，中國要對其夥伴國的需求和願望更加敏感，在處理與鄰國的關係時表現出近年所未有的機智。

　　中國有效控制住了新冠疫情

　　如果中國想要依靠ACGT模式改造世界秩序，那中國就要採取更加協調一致的外交步驟。中國官員常常現在還在矯揉造作，可轉眼就以更為脅迫和對抗的口吻大肆抨擊別人。其實，中國需要更懂得這個道理，想要擁有全球領導力就要做出讓步，行事慷慨並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崛起的主要障礙不是美國的敵意或中國內部的敵人。中國的威權主義和不時出現的對抗性擴張主義已經實際抹黑了中國模式的其它組成部分：注重消費主義和改善物質生活，雖有缺陷但卻真心實意地促進世界進步和減少貧困，以及中國具備令人震驚的技術創新能力。

　　中國意識形態混合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馬列主義、傳統思想、歷史經驗和經濟成就，這些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本就影響力有限的西方自由主義，影響了中國共產黨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但中國在未來世界的地位取決於中國如何成功地重組其ACGT模式的其它部分。目前，北京正在努力創建一種看似合理的、新形式的全球秩序，中國的威權主義有可能束縛住北京的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