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美國人一直有一個誤區，他們認為：美國在二戰結束之後除了做超級大國和世界軍事霸主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在經歷多年戰爭之後，沒有哪個國家還擁有足夠強大的實力，於是美國就成為唯一能夠重建世界並為世界提供秩序的國家。

　　史蒂芬·沃特海姆是位於華盛頓的一家智庫——昆西治國理政研究院的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同時也是《明日世界：美國全球霸權的誕生》（Tomorrow，the World：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一書的作者，他認為上述觀點是錯誤的。史蒂芬·沃特海姆指出，美國在二戰結束之前就已經做出了“美國應該致力於掌握全球軍事主導權”的嚴肅決定。美國的這一戰略是在參與二戰的過程中制定的，該戰略最終幫助美國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挫敗了蘇聯政權。

　　美國VOX新聞網站2020年12月29日刊發文章：《軍事霸主地位是如何危及美國自身安全的》

　　史蒂芬·沃特海姆認為，尋求軍事霸權的戰略在當時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畢竟，納粹德國當時正在歐洲取得節節勝利，美國不希望生活在一個遍布殘暴的獨裁政權的世界上。不過問題在於，美國並沒有及時修正這一戰略，而眼下它已經給美國帶來了很嚴重的後果。

　　美國不重視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卻把打造和部署強大的武力視為最緊要的問題，美國的這一做法已經為自己製造了太多不必要的敵人。雖然曾造成深陷伊拉克戰爭等十分糟糕的後果，但美國仍然拒絕對自己的戰略進行反思，即便在冷戰後美國民眾對海外冒險主義的興趣大大下降之後也是如此。“美國的全球軍事霸權並沒有為自己帶來安全，反而把美國和美國人民置於危險之中”，史蒂芬·沃特海姆對我說。

　　為了更好地理解史蒂芬·沃特海姆的“美國不應過度重視軍事霸權”這一主張背後的具體想法，我撥通了他的電話，請他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解釋。下面就是我對他的採訪記錄，為了便於讀者理解並縮短篇幅，本文所呈現的採訪稿已經過編輯。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你在《明日世界：美國全球霸權的誕生》這本書中指出，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並非是命中注定的，而是主動選擇的結果（American leadership wasn’t preordained.It was a choice）。你能解釋一下這裡“選擇”是什麼意思嗎？

　　史蒂芬·沃特海姆：其實，我心裡一直有一個疑問——美國的先輩們是什麼時候決定要讓自己的國家扮演全球軍事霸主這一角色的呢？在美國社會上似乎存在一種共識（或者說一種公理性的不證自明的觀點），即為了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利益，美國需要成為全球第一軍事大國，必須在外國駐軍以確保自身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受到維護；這意味着，美國不應被動等待他國對美國發起挑戰，而是必須把潛在挑戰者消滅在萌芽狀態，也就是說美國必須阻止他國在該國所在地區獲得主導地位。人們普遍認為，上述觀點是美國在二戰結束後成為唯一真正的全球性大國之時出現的。不過，我認為這並不是事實。美國產生“我要成為全球最強大國家”的心理其實是在1940年，也就是在法國被納粹德國占領之後。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請稍等一下，你的意思是，美國的官員們在二戰結束之前，就已經決定要努力讓美國成為一個掌握全球主導地位的國家了？

　　史蒂芬·沃特海姆：是的，的確如此。1940年10月，也就是在得出“美國的勢力可能會被壓縮在一個四分之一地球大小的區域裡面”的結論之後，一些負責制定戰後戰略的專家們得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美國必須在全球範圍內擁有“不容置疑的力量”，以便能夠通過武力儘可能多地確保德國勢力範圍之外其他地區的安全。

　　1941年2月（即珍珠港事件發生10個月之前），著名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在其宣布“美國世紀已經到來”的文章中指出：“我要在此宣布一項意義十分重大的內容，那就是我們美國人完全有機會獲得世界主導權”。亨利·盧斯力勸自己的美國同胞們要“發自內心地接受美國擔當全球最強大、最重要國家角色的義務和機會，並藉此向全世界施加美國的影響力，我們要使用我們喜歡使用的手段去達到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可見，那些高喊“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人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好的，我明白了，剛才我只是想確認一下。你所提到的內容的確與美國人普遍聽到的情況不太一樣。很抱歉，我下面說的內容可能會讓你感到有些被冒犯。你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是，美國背靠強大的軍事力量獲得了一超獨霸地位，你認為這是不對的，並對此感到失望。那麼請問，在你看來，美國為什麼不應該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呢？畢竟，正是這一國際地位讓我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史蒂芬·沃特海姆：美國的全球軍事霸權並沒有為自己帶來安全，它反而把美國和美國人民置於危險之中。不過，我對美國軍事霸權的締造者們是非常理解的，我想他們當時一定陷入了很艱難的困境。他們希望消滅軸心國集團，希望這個世界上不再出現這樣的軍事集團，我怎麼會不贊同呢？我對他們的這一目標是非常理解和贊同的。

　　然而，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擁有全球霸權的基礎便不復存在了。許多人認為美國應該在軍事領域掌握全球主導權，美國應該擔負起這個沉重的責任，否則那些極權主義勢力便會占領全世界，那樣就太糟了，而且對美國自身也會產生很不好的影響。人們普遍持這一看法。然而問題在於，自蘇聯解體以來，對軍事霸權的追求已經為美國製造了太多不必要的敵人。在這一過程中，不但美國自身做出了一些很不好的行為，而且使得其他國家在對美國進行回應時也做出了很不好的行為。當前對美國人最大的威脅來自氣候變化和新冠病毒，然而美國還是把軍事領域的一些外國勢力視為最大威脅，事實並非如此，這種情況令我非常擔心。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我想當下美國社會之所以存在這種想法，其根源還是在於許多人所秉持的那種美國處於“單極時刻”的觀念，他們認為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擁有不容置疑的力量，美國是世界領袖，而且尚未遇到很明確的對手。然而，我從你的話中也體會到了你的觀點，你認為那個單極時刻已經永遠結束了。

　　史蒂芬·沃特海姆：是的，單極時刻永遠不會再回來了。上世紀90年代，“單極時刻”這個概念還是有道理的。不過自那以後，美國對自身和外部世界造成了許多破壞、許多不幸。隨着全人類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我真的很擔心這樣一個美國會向何處去。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部分讀者在讀到我對你的採訪稿或你的這本書之後很可能會認為，你真正擔心的是美國過高的國防預算。不過在我看來，如果我理解沒錯的話，你真正的觀點其實在於，美國在二戰結束前制定的國家戰略在當時可能是符合邏輯的，不過已經不再適應今天的實際情況了，這個戰略反而無意間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史蒂芬·沃特海姆：你說的完全正確。我的這本書對二戰時期美國使用軍事力量的理由進行了很好的介紹。支撐我的論點的最有力論據就是二戰本身。事實上，在這本書裡，為美國軍事霸權的確立提供支持論據是很重要的一項內容。不過，當我檢視那段歷史時，我發現美國當下諸多問題的根源其實可以追溯到當時看起來很好的做法。我想，這就是我們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我希望能夠解釋清楚，為何當時獲得軍事霸權對美國是如此具有吸引力。

　　不過，我認為，如果那些為戰後制定戰略的專家們今天仍然活着的話，他們一定會對當時的自己說：“且慢，這麼做以後可能會出問題”。我想即便在上世紀90年代，其中一些尚在世的人也會這麼說的。他們會意識到讓美國通過武力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是非常不合適的，這種做法將讓美國人陷入焦慮之中，使我們的國家陷入當年大英帝國那樣的情況。他們應該是知道自己所制定的戰略帶有一定帝國主義色彩的，他們也會有憂慮。不過就當時的情況來說，他們認為即便帶有一些帝國主義色彩也比不掌握軍事霸權要好，我對此也是很理解的。

　　美國昆西治國理政研究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史蒂芬·沃特海姆所著《明日世界：美國全球霸權的誕生》（Tomorrow，the World：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一書封面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你在書中指出，對軍事霸權的關注導致美國對經濟等構成國家力量的其他因素有所忽視。當然，我理解你的意思並不是說美國不關心金錢、不關心發展經濟，你的意思是美國過於關注軍事霸權所導致的一些行為無論對美國國內還是對外部世界，都造成了廣泛的傷害。

　　史蒂芬·沃特海姆：1991年以後，我想除了那些大型軍火商和某些統治精英之外，幾乎每一個美國人都是輸家。美國的戰略對整個大中東地區造成了相當的破壞；在伊拉克，已有數十萬平民在戰火中喪生。而且我並不認為普通美國人能夠從這一切中獲得什麼好處。民主、共和兩黨的領導人不停地對我們說“全世界都想殺死我們”、“我們必須發動戰爭先把那些威脅勢力清除掉”，整個美國社會聽了他們這些話之後都覺得很恐慌，我們大家都覺得越來越不安全了。

　　美國軍事力量的確為維護世界秩序做出了貢獻，布雷頓森林體係為穩定全球資本主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我認為我們已經很難再繼續主張“美國軍事霸權是世界的穩定器”這一觀點了。我看不出對眾多國家實施制裁、在大中東地區無休無止地捲入戰爭對穩定資本主義有什麼好處。也許這樣做符合某些公司的利益，但對資本主義制度並不會有什麼好處。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美國的確犯下了很嚴重的錯誤，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可是你為什麼會如此自信地認為“即便美國不積極主動發揮作用對全世界也不會有什麼負面影響”呢？

　　史蒂芬·沃特海姆：蘇聯解體至今已有30年了。然而我們並沒有做好那些我們想做的事情，原因何在？現在我們知道，許多敵人對“與美國合作共同解決問題”是有疑慮的。使用硬實力的確有助於一些外交政策目標的實現，硬實力配合某些政策也的確會收穫更好的效果。不過我們做的也許有些過分了，實際情況經常是這樣的：華盛頓許多人希望與某些方面進行建設性接觸，但來自美國的軍事因素卻擋住了建設性接觸的道路。

　　我首先想強調一點，我反對為了軍事主導而去軍事主導，然而這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其實，美國打造軍事力量的初衷並非如此。美國最初並沒有設定全球軍事霸權的目標，然而這並沒有阻礙美國成為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美國還是變成了一個大國，美國還是擁有了一支強大的軍隊。我們當然應該有能力保護自己，我甚至也不反對在人道主義問題上採取干涉政策。

　　可問題在於，美國是否很明智、很慎重地使用了自己的軍事力量呢？很顯然，美國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其結果是，美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因為美國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變得更加不安全了。我可以給你提供一個數字：截至今天，80%以上的美國軍事干預行動都發生在1991年之後。美國人也好，那些受到美國軍事干預的國家的人們也好，大家的生活是否因美國的干預有所改善呢？答案是並沒有。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假設你未來成為沃特海姆總統，你將怎樣對美國的全球政策進行調整呢？

　　史蒂芬·沃特海姆：那個時候一定有人會說“不要急着改變政策”，我當然同意這一點。作為總統，你必須有責任感，但是也不應過于謹慎、畏畏縮縮。美國不應再繼續陷在反恐戰爭的泥潭裡了，其實當下美國社會已經在這個問題上接近達成共識。在那些美國並不具有重大國家利益的地區（如中東）或美國利益沒有受到嚴重威脅的地區（如歐洲），我會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出一些政策以便美國實現脫身目標。我完全相信歐洲人有能力處理好自己的問題，他們不需要美國的保護。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中國呢？當中國在不斷崛起的時候，我們卻在軍事上不斷收縮，你覺得這是一種明智的做法嗎？

　　史蒂芬·沃特海姆：中國的確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不過我還是會為各種挑戰設定輕重緩急的優先次序，並據此來加以應對。在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這兩個問題上，中國如何作為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這兩個問題是美國普通民眾每天工作生活都要面對的，我肯定會優先處理這兩個問題，並致力於改善與解決這兩個問題有關的各種關係。很顯然，美國在印太地區尋求永久性軍事主導地位無助於這兩個問題獲得解決。

　　與此同時，我也認為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的崛起進程以及中國在這一進程中的各種表現保持密切關注。不過，我也注意到中國與二戰時期的軸心國或冷戰時期的蘇聯不同，中國並沒有侵犯他國領土的不良記錄。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好消息，然而你從華盛頓那些宣揚中國意圖統治世界的言論裡面，是不會聽到這樣的好消息的。

　　作為總統，我很清楚，在一些真正重要的問題上與有關國家加強合作的同時，美國將有機會在某些地區審慎地把弱化自身軍事存在的進程向前推進，屆時我會鼓勵盟友和夥伴國家在那些地區對中國發揮某種制衡作用。在那之前我們還有時間，當前的情況還算不錯。你也知道，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你得湊齊兩個超級大國才能打一場超級大國戰爭。

　　亞歷克斯·沃德（記者）：你真的認為美國會在不久的將來削弱自己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存在嗎？

　　史蒂芬·沃特海姆：不，我不這樣認為。我現在擔心的是，那些為美國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很可能不會認為當前具備從某一地區撤回美軍的條件。我擔心美國會積極出現在某個衝突的第一線，美國這樣做也許會引發一場大國戰爭。如果可以的話，美國應該儘量避免被捲入那樣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