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6日上午，天气阴沉沉地下着小雨，钱学森正在位于加州理工大学的办公室里奋笔疾书时，房门突然被人敲响。
钱学森打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两名表情严肃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尽管钱学森坚决予以否认，他们却不为所动。
就在同一天，钱学森的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他不再被允许参与军事机密项目。因为钱学森所从事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研究项目90%都属于保密范畴，没有安全许可证意味着他的研究事业将全面处于搁浅状态。
联邦调查局之所以缠上钱学森，官方理由是因为他的好友威因鲍姆被视为“不可靠分子”而遭到逮捕，联邦调查局怀疑钱学森也卷入其中，但实际原因则是钱学森请了长假打算回国探亲。
不久前，钱学森向校长杜布里奇请了探亲假，理由是父亲钱均夫胃部需要动手术，作为家中独子，自己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去照顾孤身一人的老父亲。
然而，钱学森请假这件事却惊动了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金贝尔与钱学森曾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早年间他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火箭与推进剂制造公司，钱学森担任该公司的技术顾问，两人合作非常愉快。
正是因为金贝尔了解钱学森的价值，他觉得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没多久这一时刻突然提出要回国探亲，其动机颇值得怀疑。
于是金贝尔立刻给美国移民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说什么也不能放钱学森回中国，万一钱学森“黄鹤一去不复返”，他所拥有的先进导弹知识将会大大提升中国的科技实力。
经过一番调查，联邦调查局发现钱学森已经为回国做了诸多准备，他们认为钱学森的这次探亲假极有可能是他为彻底回归中国而放出的“烟雾弹”。
钱学森从1935年赴美，到1950年已经在美国工作生活了15年。这15年间，他从未把任何工资存到保险公司，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对他的举动表示不解，钱学森坦率地说自己是中国人，并不打算在美国长呆，因此没必要将钱存入保险公司。联邦调查局经过种种调查后得出最终结论：钱学森正打算回到新中国去，美国政府必须想办法阻止他回国。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阻止钱学森回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他指控为共产党，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针对美国政府的无理控告，钱学森气愤异常，他单方面发表了一个声明：因为美国政府对自己的不信任，他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
该声明发布一周后朝鲜战争爆发，钱学森似乎意识到了某种危险的逼近，他匆忙托运行李购买机票，打算赶快离开美国。然而，机票还没买到，钱学森却收到了一纸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原来，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联邦调查局从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行李翻了个底朝天，不厌其烦地拍了一万两千多张微缩照片，然后宣称钱学森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
事实是，钱学森早就将涉及机密的文件锁在文件柜里，并且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联邦调查局还郑重宣布他们发现了一本密电码，而实际上那只是一本对数表，因为负责搜查的探员数学水平太差，所以闹了个大笑话。
钱学森却完全笑不出来，他被移民局指控违反了“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美国政府压根没有耐心听取他的解释，因为这些罪名本就是他们捏造出来的。
此时钱学森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眼看自己的回国计划无法实施，他便打算先送妻子蒋英和孩子回国，自己暂时留在美国，先麻痹美国政府再寻找回国机会。
图 | 钱学森与蒋英
可惜他低估了美国政府的无耻程度。1950年9月7日，移民局突然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当时，女儿钱永真刚刚两个月，在母亲怀中瞪着大眼睛懵懂地看着这两个闯入者，两岁的儿子钱永刚则吓得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钱学森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移民局担心钱学森会偷偷离开。他们听到了不少的风言风语，有人甚至绘声绘色地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发现了钱学森，他正打算开车越过边境逃往墨西哥。
移民局官员认为将钱学森控制起来便可以防止他逃跑，自己也就不用每天提心吊胆了，这就是简单粗暴的美国式逻辑。
无辜的钱学森被带往特米诺岛关押了15天。每天晚上，狱警每隔15分钟就打开一次电灯，使钱学森得不到任何休息，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让他在短短15天里瘦了30多磅。
钱学森被捕一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主席抗议无理拘捕钱学森，多家报纸纷纷发表声明，坚决反对逮捕钱学森。
妻子蒋英和朋友们，以及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也在四处奔走，争取早日释放钱学森。
多方的共同努力终于有了成果。1950年9月18日，钱学森先是被迫写下一份声明，保证在没有得到校长杜布里奇和金贝尔书面许可的前提下，绝对不会离开美国。
写下声明后的第二天，在交纳了高达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钱学森终于得到了释放。这笔保障金是他的老师冯.卡门和校长杜布里奇帮忙筹募的。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钱学森曾以玩笑的口吻谈及此事：“相对于普通绑架案1000～2000美元的标准赎金，我真的挺替自己骄傲的。”
但在当时，经历了15天的牢狱之灾后，巨大的精神打击使钱学森患上了短暂的失声症。妻子蒋英开车接他回家时，无论问他什么，他只会木木地点头或摇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钱学森出现这种情况不难理解。从小到大，他的生活和学业、婚姻全都顺风顺水，他何曾受到过这么大的屈辱呢？
回家路上，蒋英噙着眼泪心疼地看着丈夫，他以前是那样的意气风发，现在却一副落魄模样。冷不丁，妹妹曾说过的一句话从蒋英尘封的记忆中跳出来：“姐，你嫁给他不会幸福的。”
过往的情形如同放电影，开始一幕幕在蒋英的眼前出现。
蒋英的父亲是著名军事理论家、教育家蒋百里，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好朋友兼世交。因为钱均夫只有钱学森一个孩子，夫妻二人特别想再要个女儿，他们和蒋百里商量后，将蒋英过继到钱家，改名为钱学英。
当时蒋英5岁，钱学森13岁。在当时蒋英的眼里，这个大哥哥多才多艺，无所不能，蒋英总想缠着大哥哥一起玩，钱学森却对她不屑一顾。
受到冷落的蒋英觉得没意思，哭闹着要回家，钱均夫夫妻十分舍不得蒋英，便和蒋百里约定好，将来一定要让蒋英做钱学森的媳妇，两家相当于口头定下了娃娃亲。
后来蒋英去德国学习声乐，钱学森赴美求学，二人联系便中断了。
图 | 蒋英
1947年蒋英学成归来，在上海举办了大型的个人演唱会，此时恰巧钱学森回国探亲，到蒋家探望蒋英母亲时与蒋英相遇，二人言谈甚欢。
见面后没多久，蒋英应钱均夫的请求，为36岁的大龄未婚男青年钱学森安排了一场相亲。钱学森对那两位相亲对象毫无感觉，却相中了蒋英这个媒人。
趁着送蒋英回家的机会，钱学森单刀直入，告白方式十分直男：“你跟我去美国吧！”蒋英吓了一跳，这哪跟哪啊？她提出先通信互相了解一下，钱学森不同意，跟念经似的重复着：“不行，现在就走，跟我去美国。”
钱学森还没念叨完，蒋英便举手投降了。她从心底里佩服36岁就能当正教授的钱学森，她有种朴素的理念，认为有学问的人就是好人。
于是，在认识仅仅6个星期后，没有鲜花、没有下跪，蒋英便和钱学森闪婚了。亲友们纷纷送上祝福，认为他俩实在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只有蒋英的妹妹蒋华撇着嘴劝告蒋英，说她嫁给钱学森不会幸福。
如今看来，妹妹似乎一语成箴。
蒋英用力摇了摇头，甩掉了自己的不良情绪。她作为钱夫人，曾经享受过钱学森带给自己的无上荣耀。但现在，这个窝在汽车一角脆弱无比的丈夫已经无法再为家庭遮蔽风雨。蒋英明白，自己出场的时候到了，她必须勇敢地挺身向前，为钱学森挡住各种明枪暗箭，帮助钱学森重拾信心。
为此，蒋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歌唱事业。她本来可以到意大利去演唱著名歌剧，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感觉。但现在，她变成了一个美国式家庭主妇。
每天，蒋英的日常工作就是操持家务，看护几个月大的小女儿和两岁的大儿子，还要时刻观察着钱学森，不停安抚他的情绪。
大家闺秀出身的蒋英，一个人忙不过来也要咬牙硬扛，她不敢请人打扫房间，怕把联邦调查局安插的奸细放进家来，夫妻二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钱学森被下了禁足令，出行范围不得超过洛杉矶市边界，这使得他没办法参加许多科学会议，甚至连到附近的橘郡海滩去走走都不行。每个月他还必须到洛杉矶的移民局向有关官员报告一次。
不止如此，政府派来的特工在大街上跟踪钱学森，拆开他的邮件，还不时闯入他的办公室和家中。在钱学森家门外，常常可以见到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的深色汽车。不能从事熟悉的事业、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钱学森苦闷极了。
蒋英深知钱学森的痛苦，尽管她的精神也高度紧张，却总是把自己情绪掩盖得很好。只要有时间，她就拉着钱学森练习音乐、演唱歌曲。两人一起听着古典音乐唱片，回忆着以往度过的美好时光。
蒋英鼓励钱学森继续工作和教学，以此保持智力上的活跃。可是钱学森在家里并不能获得安静的研究环境，因为家里电话一天至少会响上十几次，一旦有人拿起听筒，对方却马上挂机。他们心里明白，这是联邦调查局在确认家里是否有人。
为了能够安心工作，夫妻二人将一张沙发搬进了洗手间，钱学森在洗手间里工作，蒋英则坐在洗手间外负责接听那些骚扰电话并通风报信。
由于不能够再接触任何保密工作，钱学森转换了研究领域，转为开展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研究。
他已经认可了自己的案子很难得到解决这一现实，因此心情平静了许多，以更加专注的姿态发奋工作。连续4个月中，钱学森每个月都能提交一篇论文，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这是一本关于通讯和控制系统的教科书，刚一问世便大受欢迎。仅仅三年时间，钱学森就完成了漂亮的转身，他用成就向世人证明，无论身处哪个领域，自己都能做出卓越成绩。
就在钱学森埋首于工程控制论研究的同时，中美之间的博弈也在激烈进行中。从1954年到1955年，中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美国希望释放所有在中国受到监禁的美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普通公民，中国则要求美方允许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回国。
美国大使约翰逊坚称，美国政府已经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为了驳斥他的谎言，王炳南大使当场出示了钱学森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描述了自己被美国软禁、有国难归的困境。
其实早在1951年，美国移民局就做出了将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理由是他们认为钱学森企图颠覆美国政府。随即这个决定就被束之高阁不被执行，美国政府的目的只有一个，拖着钱学森，直到他脑袋中的导弹知识变得老化、变得陈旧、变得无用。
约翰逊看到信后请示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经过多次商讨并权衡利弊后，约翰逊不情愿地通知王炳南，美国同意钱学森回国。
钱学森的这封亲笔信，成为他能够回国的关键性因素。
美国特工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处在他们严密监视下的钱学森，是怎样寄出这封求救信的。
那是1955年5月的一天，向来有读报习惯的钱学森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毛主席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他随意翻看着出席人员名单，心头却突然一阵狂跳。
钱学森在名单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叔通，时任政协副主席的陈叔通老先生既是钱学森父亲的老师又是好友。钱学森决定立刻给陈叔通写信告知自己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作为导弹专家，钱学森将邮寄信件的每一步骤都进行了认真思考，绝不允许在细节上出现疏漏。
他先在家中写好信的草稿，然后用繁体汉字将草稿端端正正地抄写了一遍。
信写好后，钱学森将这封信夹在蒋英寄给妹妹蒋华的信中，请蒋英用左手写字并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防止特工辨认出蒋英的笔迹。
然后夫妻二人假装去逛商场。钱学森在商场门口徘徊，蒋英则独自进入商场，这在美国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压根没引起特工的怀疑。即使有特工在后面跟踪，钱学森也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趁着无人注意，蒋英迅速环视左右后将信投入商场里的邮筒。
蒋英的妹妹蒋华也十分聪明，在收到信后立即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的父亲钱钧夫将信寄给老友陈叔通，陈叔通又将信转交给周恩来总理，信件邮寄的每一步都安全无误。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帮助下，钱学森在历经了5年的软禁生涯后终于可以回国了。
在这5年里，钱学森始终没有动摇过回国的信念。他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打包到8个大木箱中，即使搬了好几次家也从没打开过。蒋英还准备了三个手提箱，里面放着随身用品，一旦获准回国，他们提起这三个箱子就可以立刻离开。
在准备离开美国时，钱学森仍然受到了阻挠，近期的飞机票买不到，他只能预定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船长在政府授意下告知钱学森头等舱的座位已经售罄，只剩下三等舱的船票。
美国政府以为这样就可以延缓钱学森的归国之路，孰料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当即购买了三等舱的船票，带着蒋英和两个孩子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钱学森一家在狭小逼仄的三等舱呆了7天后，一位同船的美国著名女权运动领导人出面为钱学森打抱不平。在她的强力干预下，钱学森一家得以搬到了宽敞明亮的头等舱。
尽管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钱学森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船在日本靠岸时，曾有“好心人”告诉他们日本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建议他们上岸去观光购物。
幸好钱学森在出发前便得到了陈叔通的电报：“沿途勿登岸。”因为一旦私自上岸，钱学森极有可能遭到枪杀，所以在安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经过近半个月的漫长旅行，在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这一刻，他泪流满面。
在得知钱学森回国的消息后，那位昔日好友金贝尔说了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