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時也勢也，曾經抵制中國的國家……

　　3月7日下午，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記者會談論的議題覆蓋面很廣，疫情與疫苗、多邊關係、氣候變化……

　　觀察者網就部分議題，特別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第一部分主要談論了“新冠疫苗”和“多邊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

　　[採訪/觀察者網 白紫文]

　　觀察者網：據您觀察，今年王毅外長記者會有什麼特別之處？

　　金燦榮：今年形式上有幾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在記者提問的順序上是一個中國記者、一個外國記者，比例上是一半對一半。過去一般外長記者會外國記者提問比例要高一點，總理記者會是國內記者提問比例高。

　　第二，外國記者的發言順序很凸顯當下中國外交的兩個重點。第一個提問的外國記者是俄羅斯塔斯社記者，第二提問的（外國記者）是埃及記者。這其實能反映中國現在外交依託的兩個重點——大國依託俄羅斯，發展中國家依託非洲。

　　第三，是關於疫苗、“疫苗外交”的關注比較大。

記者會上俄羅斯塔斯社記者用中文向王毅外長提問。視頻截圖

　　觀察者網：在新冠疫苗問題上，中國的合作面向全球，尤其受到亞非拉等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盛讚，歐洲一些國家也與中國達成密切合作。通過疫苗，您如何解讀後疫情時代中國的外交環境？

　　金燦榮：我的感覺是，中國的環境變得更加複雜了。

　　比如說，西方國家現在好像越來越陰陽怪氣了，總是“雞蛋裡面挑骨頭”。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西方國家乾淨利落地承認過中國防疫做得很好。

　　疫苗問題也是如此，現在大家都知道疫苗是解決新冠疫情比較有效的辦法，但客觀上疫苗比較成熟的國家就那麼幾個：中國、美國、俄國、英國。歷史上法國、德國的疫苗能力都很強，這次都退出競爭了。日本、韓國原來疫苗能力就不強。

　　所以這是個基本事實：很多國家因為公共政策能力很差，不像中國這樣能夠有效地隔離病人，對於這些國家只能靠老百姓自覺，政府動員不動，所以大家都指望疫苗。於是，疫苗實際上成了很多人心理上的支柱，需求就特別大，但現在供給又很少。

　　這時候，西方實際上就搞起了疫苗民族主義，美國這一點上做得特別明顯。墨西哥找美國要，然後美國講：我們先用完了再給你。產能不夠，供需不平衡。分配上西方也很明確：自己優先，然後再給別人。

　　中國相對來講比較早就表態了：我們支持疫苗的公共性。中國參加了世衛組織發起的COVAX（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在搞好自己家防疫（包括社交隔離措施、推進醫療）的基礎之上，中國是願意積極推進國際合作的。

　　大部分國家對我們還是很肯定的，但是少數西方國家對我們態度就有點酸溜溜了，把我們積極推進疫苗合作說成是“疫苗外交”，還明確說疫苗問題上不能輸給俄國和中國。這就讓人覺得很奇怪，因為就全世界目前這個狀況，只要是有效的疫苗，應該大家都盡力地去提供，結果西方還給你設障礙。

　　所以我的感覺是，從去年到現在，新冠疫情來了之後，中國表現比較好，西方表現不太好，於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酸葡萄”心理上升了，防範心理上升了。非西方國家態度就正常很多，覺得中國是真正能幫助他們的。

　　所以，中國面臨的國際影響有點複雜，在西方和非西方圈子中各有升降。

　　觀察者網：現在西方陣營里，歐盟對中國疫苗的態度有所動搖。我們該如何評價歐盟的這個態度？

　　金燦榮：歐盟態度也是有變化的。一開始歐盟也是很懷疑的，不太願意用中國疫苗，後來因為他們自己不生產、供應不上，然後去找英國買，結果英國說我自己產能不夠，要不我把印度的給你？嘿嘿嘿，這就好像在說：要不把“假冒偽劣”的給你？這不羞辱人嘛。

　　歐盟面臨的情況就是產能不足，所以最近歐盟開始允許成員國從中國和俄國進口疫苗。但各成員國進度都不一樣，一些東歐國家從中國這邊拿到了一些，包括匈牙利、塞爾維亞，最近捷克總統澤曼也向中國求助了。但因為前一段時間捷克議長率團訪台，我們網民這次意見還挺大的。我們國家政府還是比較大度的，捷克總統澤曼向我們提出請求之後，我們政府還是答應幫忙了。

2020年3月，捷克總統澤曼就曾公開感謝中國對捷克防疫的支持。視頻截圖  

　　作為一個整體，歐盟一開始抵制我們，但如今也是時也勢也。其實到今天，歐盟也沒有正式承認過中國和俄國疫苗的有效性。歐盟作為整體不表態，成員國自己想買就去買。

　　在我看來，疫苗政治化的問題主要是西方國家在挑起。發展中國家比較可憐，有疫苗就行，顧不上是哪裡生產的。這也可以看出，新冠疫情以來，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呈現出分化狀態：在大部分國家，我們的影響力在上升，但在西方，我們的形象會變得複雜，主要也是西方國家在惡意把疫苗政治化，將中國很淳樸地幫助他人的國際合作行為叫做有意識的“疫苗外交”，這是非常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觀察者網：第二個問題，想跟您討論一下“多邊主義”的話題。今年1月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習主席指出，我們要堅持開放、不搞封閉，重視國際法則，不搞唯我獨尊。太平洋彼岸，剛剛上台的拜登也聲稱要主張“多邊主義”。拜登呼籲民主國家要更加團結，並表示要在上台的第一年舉辦一次“民主峰會”。您認為，中國外交的多邊與美國拜登政府的“多邊”有何區別？

　　金燦榮：這麼說吧，中國有點像單位裡面的那種“實誠人”。我們提倡的多邊主義還真就是以多邊機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政治問題找聯合國解決，貿易問題找WTO解決，我們對於這種國際多邊機制是挺尊敬的，而且是內在地尊敬。

　　美國人則是以一種工具主義思維看待多邊主義：有用我就用，沒用就扔一邊去。

1個月前，拜登在強調新政府外交政策時表示，“美國回來了，並將重新團結盟友”。

　　這跟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是內心接受多邊主義的價值，並尊重多邊機制。

　　其實多邊主義最早是西方提出的，咱們國家是90年代引進的這個概念，但咱們真的就是屬於好學生，除了很承認多邊主義的代表——國際組織以外，我們還很身體力行，在發展的時候很期待跟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

　　這跟我們國家的定位有關。我們認為和平與發展是兩大主題，給自己的定位也是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來講，發展永遠是第一位的，發展得好，其他問題都好解決，如果發展一塌糊塗，其他的談不上，甚至穩定也談不上。

　　所以我們也要通過多邊主義來推動發展，這個是西方國家理解不了的，這和我們自己的定位和歷史經歷有關。

　　另外，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外交上有個挺大的變化，就是更強調“大國責任”了，提出要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這也是個新的提法，十八大以前中國對自己的定位是，我們就是個東亞地區大國，我們原來理解的世界性大國只有以前的蘇聯和美國。

　　所以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其實是我們在自我定位上的變化，從地區大國變成全球大國。定位變了，責任也就不同了。所以我的感覺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國際上承擔的責任比以前更多了。

　　所以說中國的多邊主義其實是越來越開放的多邊主義，我們願意承擔更多周邊責任，比如說“一帶一路”。

　　從中國角度來講，中國是第一製造業大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生產過剩，於是有走出去的需要。對應的世界上的需求就是，絕大部分國家還是窮國家。全球真正被承認的發達國家不超過30個，85%的國家和85%的人口依舊面臨發展問題。要發展就得有最基本的東西，那就是基礎設施。比如你家住在大山里，沒有基礎設施，有再好的東西也賣不出去。

　　要發展就需要基礎設施，所以“一帶一路”也符合別的國家需求。以中國為中心往西，絕大部分亞洲國家還是很窮，基本上所有非洲國家還很窮，歐洲也有一半是窮的。半個歐洲，90%的亞洲，100%的非洲，他們都需要發展。再拓展一下，整個拉美，還有東南亞、南太平國家也都需要發展。

　　所以我們通過比如“一帶一路”，在發展領域踐行多邊主義，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可供世界研究的案例。但現在遺憾的是，西方把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當做對它的挑戰，這視野就太小了。

　　觀察者網：拜登上台以來，國際上普遍出現期望拜登回歸多邊主義的聲音。但是從拜登政府目前對於多邊主義的描述來看，美國的“多邊”給人感覺也是非常地“小”，這是為什麼呢？

　　金燦榮：我從1984年研究美國到今年有37年了，這個國家變得我不認識了。以前我們研究的美國是挺自信的，因為80年代那個時候IT革命先在美國發生，然後冷戰競爭當中漸漸對蘇聯拉開優勢，是個處在上升勢頭的國家。自信的美國也是挺寬容。

　　近些年不一樣了，IT泡沫破滅，很多技術別的國家也有了。比如說芯片，1990年美國製造的占世界37%，現在是3-12%，是原來1/3。按照美國說法，中國原來是0，現在中國是十三點幾。這是一個變化，原來美國有明顯的高科技優勢，現在這個優勢不明顯了。

　　美國內部問題也開始增多，內部矛盾加劇，於是美國就出現了很強大的民粹主義思潮，民粹主義就推出來了特朗普總統，然後特朗普對外就形成了美國外交的一個新傳統，叫做“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推出這個傳統以後，美國對於多邊合作的選擇性就表現得特別明顯，對我有利就用，不利就扔掉、馬上就退群。

　　拜登上來以後到現在是40多天，一個半月的時間。應該講，拜登現在主張的是選擇性多邊主義，他跟特朗普不太一樣，不是天天把“American First”掛在嘴巴上。拜登跟歐洲人講，美國要回來了。他和布林肯、沙利文幾個關鍵人物都在表態，美國要回到多邊機制，要重新成為世界的領導，這個態度跟以前的特朗普時代不一樣，但是具體政策上，拜登主張的依舊是選擇性多邊主義。

　　可以說，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對於“多邊主義”態度的轉變，也是美國衰落的明顯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