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媒體《防務快報》網站報道，拜登總統在上任的頭100天明確表示，他將奉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政策。這是值得歡迎的，但他的政府需要為美國的武器出口制定一個新的方案來實現這一目標。

　　美國軍售是美國外交政策中最棘手、最複雜的問題之一。武器出口的決定需要平衡外交政策、軍事和經濟利益，並將這些與美國的價值觀相權衡。因此，軍售問題最終也反映了美國政府相關政策。

　　在過去四年中特朗普政府將美國的武器銷售作為增加美國製造業和促進出口的商業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作為一種外交工具。這使奧巴馬政府期間對武器銷售的嚴格審查有所鬆懈。如特朗普政府拒絕國會的監督，向沙特出口武器，這淡化或改變了一些美國的價值觀。

　　不過，拜登政府不能也不應該簡單的回到奧巴馬政府對武器出口問題的做法上來。世界已經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有不同的優先事項。對於奧巴馬政府來說，武器銷售被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而對軍售的經濟方面給予的重視並不多。但是地緣政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的外交政策側重於應對中國的挑戰，並減少了對中東的關注。與此同時，拜登政府也正在推出一系列新的政策，而美國的武器銷售也需要融入這一新框架。

　　那些反對美國軍售的人可能會說拜登政府應該停止出口武器，但這低估了武器銷售的外交和軍事政策方面的重要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自己生產主要武器裝備，都需要進口這些武器。因此，在從哪國購買軍事裝備，會產生巨大的外交影響。

　　購買高端武器系統，例如戰鬥機、護衛艦或坦克等，不僅僅是對這些出口的武器系統，而且也是對購買武器的國家，都是一個承諾。想想你的智能手機。當消費者決定購買iPhone或安卓或三星手機時，他們不僅僅是購買的一個硬件。他們在購買的是一個提供產品和網絡服務的系統。同樣，當一個國家購買高端武器系統時，他們就將自己綁在美國的戰車上。他們需要美國提供軟件更新、零部件、維修和維護以及培訓。從外交角度講，這也需要加強各個領域的接觸，並有助於建立國家之間的信任。如果兩國能夠相互信任，在最敏感的國家安全問題上共同努力合作，那麼它們也可以在其他問題上進行合作。因此，武器銷售也有助於鞏固美國的外交夥伴關係。而美國也需要重新調整其武器銷售決策的方式。

　　首先，應該把軍售當作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不是經濟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強調了經濟和美國製造的重要性。這是一項重要的努力，但在武器銷售方面，外交政策必須放在首位。儘管武器出口有助於鞏固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但我們不能掉入特朗普式的一味追求銷售增長的陷阱，這是我們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

　　其次，拜登政府還必須重新制定常規武器出口的政策。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更新修改了這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冷戰後的國際環境。而特朗普政府時期軍售政策又有修改，強調武器銷售的重商主義。拜登政府應該扭轉這種局面，在軍售問題上更加嚴格。至關重要的是，軍售政策要考慮到美國武器落入壞人手中的潛在危險，無論是叛亂組織還是希望複製或利用美國技術的競爭對手。

　　第三，拜登政府應該更多的關注亞洲和歐洲，而不是中東地區。美國需要一項戰略來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這將需要為日本、韓國、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合作夥伴提供非常先進的武器裝備，並需要與這些夥伴國進行廣泛的政治軍事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