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特別是網絡和通信技術的突破，國際關係也進入了新的時代。在當前的這個時代，國際關係的內容和形式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並導致國際競爭策略的選擇和競爭策略的效果都與以往不一樣了。在此情況下，以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念和階級觀念來理解當前的國際戰略競爭，很可能使國家陷入被動局面。因此，我們需要突破地緣政治和階級分析等傳統思維來理解當前的國際關係。

　　就中美關係而言，當前有很多人認為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已經形成了“新冷戰”，這種判斷顯然是以地緣政治學和意識形態的階級分法為理論基礎的。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處於網絡時代，雙方的戰略競爭無論在內容、策略、效果、環境、領域、觀念都遠不同於冷戰時期。

　　意識形態不是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內容，代理人戰爭不再是中美青睞的戰略選擇，中小國家不再依據政治制度選邊，東西方集團不存在，南北關係難引起關注。預測“新冷戰”將來臨有如上世紀50年代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將發生一樣，非常可能被歷史證明是戰略誤判。本文將在網絡時代的大背景下分析中美戰略競爭的本質和特殊性。

　　時代變遷與中美競爭和美蘇競爭的異同

　　為了認清當今中美戰略競爭的性質和特殊性，我們有必要比較一下冷戰時期美蘇戰略競爭和當下中美戰略競爭的異同。兩者間的相同點決定了兩場戰爭的共性，而不同點則決定了中美競爭與美蘇競爭各自的特殊性。

　　一、兩場戰略競爭的四點共性

　　第一，兩者的性質相同，即美蘇戰略競爭還是中美戰略競爭，其性質都是國際權力爭奪。自古以來，大國戰略競爭的本質就是國際主導權之爭，美蘇戰略競爭和中美戰略競爭也改變不了這個性質。由於國際主導權的總量是固定的，因此大國之間的權力分配關係必然是零和的。美蘇戰略競爭和中美戰略競爭都是隨着實力對比的變化而導致國際權力的再分配的，而國際權力的再分配則是必然改變國際秩序。

　　蘇聯解體後，國際格局由兩極轉變為單極，國際權力開始向美國集中，於是老布什政府提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目標，也就是建立美國擁有絕對國際主導權的問題。如今，中美戰略競爭關繫到美國能否繼續擁有絕對國際主導權的問題。如果國際主導權在中美之間進行再分配，這將意味着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將會產生。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Kiron Skinner）認為中美是文明之爭，這不符合客觀現實，因為中美競爭是權力再分配問題，而不是哪個文明主導世界的問題。如果我國錯判了中美競爭的性質，那也有可能導致制定錯誤戰略。

　　中美之間的競爭是權力再分配的問題

　　第二，兩者實力對比的趨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僅僅不過幾年時間，世界就形成了兩極格局，而且蘇聯是長期都處於相對較弱的一極。在蘇聯解體後的近30年裡，多極格局始終沒能形成，有關國際格局走向的不同觀點開始出現。2018年挪威學者國防大學教授額斯登•騰舍（Østein Tunsjø）出版了《世界政治回歸兩極格局：中國、美國和地緣結構現實主義》，該書全面分析了為什麼世界格局已形成兩極。就此而言，兩極格局的趨勢使得中美競爭與美蘇競爭有如下相似性：

　　首先，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確定性。冷戰時的美蘇和現在的中美，競爭雙方都明確知道自己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是誰。任何一方都無法採取試圖隱藏自身實力的策略，找不到第三方可以轉移來自對方的戰略壓力，也都無法採取中立的立場，就是說，要避免使雙方互為競爭對手是做不到的。有些中國學者建議中國重新採取韜光養晦戰略，然而在一個沒有第三方能改變中美相互為最主要戰略競爭者的客觀條件下是難以奏效的。美國的《2018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者，並非是美國的冷戰思維作怪，而是中美權力變化的使然。

　　其次，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的立場變化難以改變國際格局。如今，俄羅斯、德國、日本等任何一國改變在中美之間的選邊，都改變不了當前國際格局。如同在冷戰期間，中國先是蘇聯的盟友，在20世紀70年代做出重大戰略調整，並成為美國的盟友，但這種戰略改變並沒有改變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

　　第三，核武器使得直接戰爭風險不大。核武器在1945年出現後使美蘇在冷戰期間沒有發生直接戰爭，不過它並不能阻止美蘇之間發生代理人戰爭。如今，核武器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繼續發揮着防止直接戰爭的功能，這就是說中美之間不會發生大戰。核武器雖然沒有防止代理人戰爭的功能，但由於美蘇競爭主要在軍事領域而中美競爭在經濟領域，因此中美之間發生代理人戰爭的可能性遠遠小於冷戰時的美蘇。

　　第四，決定美蘇競爭和中美競爭勝負的因素都是國家領導力。蘇聯解體之後，很多人研究蘇聯解體的原因。起初最流行的一種說法是軍備競賽把蘇聯搞垮了。這說法解釋不了為何軍備競賽沒有把美國、朝鮮、古巴、以色列搞垮。

　　此後又有一些新的解釋認為，蘇聯重視重工業而輕視輕工業，由於輕工業沒搞好導致國家解體。這說法無法解釋為何其他輕工業沒搞好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未解體。

　　再後的說法歸因於蘇聯政治體制問題。這說法無法解釋為何中國、越南、朝鮮、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未解體。當然，還有把上述觀點集中起來的文章。但這種說法同樣沒有說服力。目前對中蘇進行比較研究後，一個較為普遍的共識是，蘇聯的解體源於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次序不合理。他應該先進行經濟改革，再進行政治改革，而他領導的改革次序顛倒了。當然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

　　不過，有一個觀點是有較強說服力的，即如果勃列日涅夫沒有去世，戈爾巴喬夫沒有當選為蘇聯國家領導人，蘇聯就不會如此快地解體，這表明國家的領導比國家的政治體制具有更直接的決定性作用。

　　章百家同志認為中國是靠改變自己來影響世界。這個說法非常符合客觀實際，但這並不是中國的特性，這是所有大國的共性。也就是說，崛起國和霸權國都是靠把自己建設強大或搞衰敗來影響世界的。20世紀90年代國際格局從兩極向單極的轉變，原因是美國靠自己發展強大，蘇聯因其自我解體。當前，中美戰略競爭就是比哪國政府有能力領導自己的國家比對方發展得更快，倒退得更慢，這是領導力競爭，而不是制度競爭。

　　二、戰略競爭環境的主要區別

　　除了上述相同點之外，美蘇競爭和當前中美競爭也存在着差異，這些差異決定了中美戰略競爭與美蘇戰略競爭具有不同的特質。在眾多差別中，最為突出的是時代背景不同，即中美是在網絡時代和數字經濟時代進行競爭，這是美蘇競爭時代所沒有的環境。

　　第一，在數字經濟時代，國家在資源上的競爭將不再集中於自然資源領域，而是數字經濟領域。

　　根據華為發表的報告，近年來全球數字經濟增長迅猛，其增長速度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根據日本經濟發展研究院的報告，在2016年，德國的數字經濟占GDP總量的59.1%，美國占58.2%，日本占57.7%，韓國占43.3%，法國占39.0%，中國占30.3%。

　　根據華為發表的報告，數字經濟的增長速度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

　　現在還找不到完整的2018年大國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統計數據，但根據前幾年的發展速度，2018年德國、美國、日本的比重有可能已達到60%。有關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沒有權威的數據，但超過了30.3%是共識。

　　根據騰訊研究院的《數字中國指數報告（2019）》，2018年全國數字經濟體量為29.91萬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2.02%，占GDP的比重為33.22%。這是目前最低的估算數據。根據阿里巴巴集團發布了《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17年中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27.2萬億元，同比增長20.3%，對GDP的貢獻為55%。無論何者更接近實際情況，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趨勢，這意味着其對中美戰略競爭的重要性也必然呈上升趨勢。

　　在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進一步擴大的情況下，大國的戰略競爭，特別是經濟領域的競爭，自然會集中到數字經濟領域。中美兩國中的任何一國如果將其經濟競爭重點置於數字經濟領域之外，那麼其無疑將會在競爭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從數字經濟的絕對規模上看，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國，中國則是第二大國。

　　當數字經濟成為國家財富的主要來源，非數字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中美雙方中的任何一方在數字經濟中占有絕對主導權，則必然是世界主導國。

　　戰略上強調對地理的控制，措施上重在連接國家間的地面交通運輸，這都是工業化初期的地緣戰略思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思維方式。那時大規模的空運技術還沒有，更沒有網絡技術。當時國家財富主要源於獲取地理自然資源的技術。

　　然而今天，國家財富主要源於從網絡世界獲取，人類創造的數據正在成為資源，運用數據的技術成為財富的來源。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當大國戰略競爭的關鍵領域是無線領域，即網絡上，而非傳統的自然陸地和海洋上，大國戰略競爭的策略能和以前一樣嗎？制定適合數字經濟時代的戰略需要什麼樣的領導能力呢？

　　由於數字經濟時代的競爭對所有大國領導都是新生的事務，因此決策經常不符合客觀世界的實際需求將成為必然，善於糾偏的領導無疑最能適應當今中美戰略競爭。也就是說，中美戰略競爭將主要在於何方能比對方更及時的糾正自己的戰略錯誤。

　　以華為首席財務官（CFO）孟晚舟案為例。當孟晚舟於2018年12月1日被加拿大逮捕時，很少有人意識到，美國已經把抵制中國科技進步作為維護美國21世紀霸權的核心戰略，美國對華貿易戰並不是要獲得中國市場，而是要阻止中國科技進步。

　　中國以很大的誠意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但經過約半年時間後，人們才開始意識到中美競爭的性質不是貿易不平衡問題，而是誰的國際技術優勢和技術標準制定權大於對方的問題。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9年4月就5G問題發表專門講話，他說：5G網絡將與21世紀美國的繁榮和安全緊密相聯，“美國不允許其他國家在未來重要的工業領域超過美國……5G競爭是一場美國必須贏的競賽。”

　　中美雙方在網絡領域開展戰略競爭的經驗都不多，在實踐中都可能制定錯誤戰略而遭遇挫折。這就意味着雙方誰能及時調整戰略、糾正錯誤，誰就能贏得這場競爭。到目前為止，我國如何應對數字經濟為主戰場的戰略還不清楚，能否及時調整現行戰略尚不得知。

　　第二，數字經濟領域具有壟斷性和跨越性的競爭特點。學界普遍認為，數字經濟受三個定律的支配：一是梅特卡夫法則，即網絡價值以網絡節點/用戶數的平方的速度增長，聯網用戶越多，每戶價值就越大。財富量的增長等於用戶數的平方，即財富呈幾何級數增長。

　　2個電話間有1種連接方式，5個電話有10種，而12個電話有66種（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2013年，“谷歌光纖”在美國推行，之後向非洲、東南亞等地推廣，於是4G網絡建設在全球開花。4G網絡的普及，使得數字經濟增長速度大大快於其他經濟，占GDP的比重不斷攀升，自2013年起，網絡公司不斷地將能源和金融企業從世界前幾強擠出去，2015年起前三大的世界企業就都是網絡公司了。

　　2018年全球十大市值企業分別為蘋果、亞馬遜、谷歌、微軟、伯克希爾、臉書、阿里巴巴、騰訊、摩根大通以及強生，其中七家為網絡公司。梅特卡夫法則決定了數字經濟成為國家財富的主要來源，這也決定了中美戰略競爭將聚焦於數字世界。

　　二是達維多定律，即進入市場的第一代產品能夠自動獲得50%的市場份額，其他公司生產的同類新產品只能分享其餘的50%。這就形成了數字經濟壟斷式競爭的局面，世界網絡公司很多，但真正能參加競爭的只有幾家大公司。如2018年前十大公司中的七家網絡公司，而這七家公司分別為美國五家和中國兩家。達維多定律決定了數字經濟壟斷式競爭的特點，這也決定了數字經濟競爭中很可能形成中美兩極格局。

　　三是摩爾定律，即芯片的處理能力每十八個月翻一番，而價格卻不斷下降。這意味着，雖然第一個進入市場的第一代新產品占有50%的市場份額，但它被淘汰的速度也非常快。

　　例如，手機通訊的1G時代是摩托羅拉為全球霸主。2G時代來到，諾基亞憑藉機身小和顯示屏迅速稱霸全球市場，淘汰了摩托羅拉。3G時代的初期是群雄競爭，但後期則由蘋果稱霸，蘋果還成功地將其主導地位延續到4G時代。摩爾定律則決定了數字經濟的超越式競爭特點。這個特點意味着，中美戰略競爭的不是一次性的技術優勢，而是長期的技術創新能力的優勢。

　　第三，數字經濟時代的特殊性突顯了國家領導力的核心在於改革能力。由於持續技術創新能力的優勢決定數字經濟時代競爭結果，因此一個國家能夠通過改革為創新提供持久的動力，它就有了贏得大國戰略競爭的可能。

　　有人認為，持續不斷改革表明上次改革沒有成功，這種認識源於對改革的誤解。任何改革都是針對具體問題提出的新解決方案，然而原有問題解決的同時必然會產生新的問題，因此就需要進行新的改革來解決新問題。這就決定了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當前，美國能在制度、教育、科技、體育、文化等多個領域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其原因是美國在持續改革方面比絕大多數國家做得好。同理，在美國在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先進的條件下，中美綜合實力的差距縮小，是因為進入21世紀後美國的改革沒有中國進行的廣泛和深入。

　　國家領導力的差別，其核心是改革能力的差別。政府改革能力越強，一國的創新能力上升得越快，國家實力也上升得越快，反之則越慢。當政府採取倒退的破壞政策時，該國的創新能力將趨於零，國家則出現衰敗。

　　對改革效果的評價並不是橫向比較實力的大小，而是縱向比較一國實力增長速度的快慢。所有國家的國民都是根據現實生活來對自己和國家的未來做預期判斷的，人們關心的是自己的未來是否能比現在好。生活在一個不斷改革的環境中，民眾就會認為將來的生活會比現在更好；而在一個沒有改革的國家，即使該國的制度、環境和條件橫向比較都好於其他國家，但該國的民眾仍會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因而失去奮鬥和創新的動力。

　　改革是一個動態的事務，因此不宜進行靜態比較。國家之間不是比較哪一方的起點高，而是比較誰的改革速度快、改革深度大，因此弱國只要能長期保持改革力度大於他國，縮小與他國的實力差距就是必然結果。

　　比較當前中美兩國的社會期望，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千禧一代”和“Z世代”（指20世紀90年代中葉到2010年前出生的人。——編者注）認為他們的未來難以超越他們的父母一代，而中國的80後和90後則認為他們的未來必定勝過他們父母一代。

　　美國建國以來的成就是建立在不斷改革的基礎上，然而，進入21世紀後美國的重大改革不多。雖然美國當前的總體實力和發展水平遠高於中國，但美國年青人對自己未來的期望卻低於中國年青人。

　　對中國來講，現在急需的是恢復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決心和能力，不能被所謂“深水區改革比淺水區難”的主觀臆斷所誤導。任何時期的改革都同樣的困難，相比較而言20世紀80年代改革時中國的物質基礎和知識儲備都遠不如現在，但當時改革的意願比現在強大數倍。

　　在數字經濟時代，大國戰略競爭的重點就是政府不斷地進行改革，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希望，使人民保持創新的激情，以促進社會快速進步。網絡經濟靠技術創新推動，而技術創新能力靠政治改革推動，而政治改革靠政府領導力推動。這意味，當下中美戰略競爭比拼的是政府領導力。

　　技術競爭及美國的戰略偏好

　　中美戰略競爭處於數字經濟時代，因此在這個時代進行大國戰略競爭的戰略選擇不同於歷史上的其他時期，因此雙方競爭的重點、策略及影響也將不同。

　　一、網絡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競爭

　　第一，數字經濟及其技術競爭呈現“三個世界”的分化趨勢。根據2017年數字經濟的規模，第一世界是美國和中國，美國為11.50萬億美元，中國為4.02萬億美元。第二世界的日本和德國突破2萬億美元，英國、法國、韓國的規模在1萬億以上；剩餘國家是第三世界，目前規模都小於0.5萬億美元。

　　在全球化條件下，網絡經濟也必然是兩極分化的趨勢。2017年，全球GDP達到80.68萬億美元，而二十國集團（G20）的成員國累計GDP規模占比全球85%，世界上其餘170多個經濟體只占不到15%。如今數字經濟的第二世界國家的數量要遠遠少於冷戰時期工業化經濟的第二世界國家數量。自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國際地位不斷下降，其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小於澳大利亞，數字經濟的規模只相當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水平。目前俄羅斯憑藉軍事力量來維持地區大國的地位，但它已從發達國家衰落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尚無逆轉跡象。

　　數字經濟之所以近年來成為中美兩國國家財富的主要來源，主要是靠無線通信技術的快速升級換代，因此無線通信技術優勢成為中美兩國競爭的焦點。2019年美國無線通信和互聯網協會（CTIA）發布了《5G全球競爭》報告，根據其評分，中美並列第一（19分），韓國第二（18分），日本第三（17分）。

　　美國國防部2019年發表了《5G生態系統：對美國國防的風險與機遇》報告，認為：“中國通過一系列積極的投資和頻譜分配舉措，在5G發展方面處於領先的地位。”

　　而在5G發展上，中國、美國、韓國和日本是第一梯隊，英國、德國和法國為第二梯隊，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為第三梯隊。德國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的報告認為，位於前10位的擁有5G技術專利的公司是，三星、華為、中興、愛立信、高通、LG、英特爾、夏普、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諾基亞（含阿朗）、交互數字技術公司。

　　雖然這些報告數據並不完全一致，但都顯示出中國的5G技術至少與美國處於相同水平或略有優勢，因此網絡領域的中美兩極化趨勢將會進一步加強，中美競爭也將會更加激烈。

　　第二、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競爭向技術標準制定權集中。冷戰結束至今，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是國際規則制定權，當前的國際規則制定權越來越集中於通訊技術的標準制定，具體而言就是關於5G的技術標準。

　　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研究所負責人邁克爾•布朗說（Michael Brown）：“中國想要確保其龍頭企業能夠成為全球競爭的贏家，這樣他們就能夠設立新的規則。我們在與中國進行科技競賽，這不是下一個季度誰的利潤率更高的問題，而是一個持久戰，兩個不同體系、不同規則的競爭。”

　　美國國防部的《5G生態系統》報告指出：“先行者國家會制定標準和規範，其他國家將不得不採用這些標準和規範。”

　　網絡技術與其他技術有何不同？自古以來，在大國的戰略競爭中，技術都至關重要。例如在古代，鐵器、雲梯、馬鐙的發明都使發明方增大了在戰爭中獲勝的機會，所以技術一直都是大國戰略競爭的重要內容。如今的網絡技術創新不僅決定了國家戰爭能力的強弱，還決定了社會財富增長速度的快慢，社會變化和進步的大小，以及綜合國力的發展狀況。

　　網絡技術與核技術兩者的應用範圍是沒有可比性的，核技術的應用範圍是有限的，但網絡技術則是無限的。網絡在今天社會中起着中樞的作用，它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業都無法與網絡相分離。網絡技術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面臨的大國戰略競爭的內容和形式將與先前不同，網絡技術的核心性與重要性也將在中美戰略競爭中逐漸凸顯。

　　二、美國的戰略選擇

　　就中美戰略競爭而言，其本質是雙方實力差距縮小導致的國際權力再分配的競爭，即國際權力要按照新的實力對比進行分配。

　　以中國倡議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為例。在國際金融領域，儘管中國的實力在不斷增強，但在該領域的權力卻並沒有相應擴大，依然受到美國的制約。中國建立亞投行在客觀上稀釋了美國在全球的國際金融權力，因此美國阻止其盟友加入。

　　根據實力結構變化進行國際權力再分配的調整，一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現有的國際權力結構進行調整；二是制定新的國際規則。

　　當前的中美貿易戰和美國對華為的遏制屬於後者，即制定什麼樣的國際規則。美國認為當前的國際貿易規則對中國有利，增強了中國在貿易領域的權力；中國作為第一大貿易國，對WTO的影響太大，WTO的許多規則都服務於中國的利益而非美國利益。

　　美國想要廢棄WTO規則，依據美國的需要制定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即從其原先倡導的自由貿易原則改變為公平貿易原則，即雙邊貿易不得有大順差。其中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則問題，則關繫到技術標準和技術保護問題。

　　從目前的態勢來看，中美貿易談判的關鍵已不再是平衡貿易赤字問題，而是美國想通過新的雙邊貿易協定阻止中國科技進步速度。公平貿易是指雙邊貿易中進出口相對平衡，美國現在已不關心貿易赤字問題，而是將重點轉變為以協定壓制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於是競爭的焦點聚集於國際電子通訊技術的優勢問題。目前全球性的網絡規則尚不健全，現有的一些規則覆蓋面不廣泛，約束力也不強。奧巴馬將這一領域的規範問題稱為是“蠻荒時代”。制定什麼樣的網絡規則正在成為中美之間競爭最核心的問題。

　　在網絡規則的競爭中，中美分歧是多方面的，其中三個方面最為突出：一是關於美國企業在中國獨資經營的問題。是否允許外國網絡企業在華獨資經營，這是一個網絡規則的問題。

　　二是關於國企補貼的問題。國企補貼問題反映的是國家科技發展政策問題，即政府可通過什麼方式進行技術創新的競爭。特朗普聲稱，美國的5G戰略是由私營企業為主體進行的，不依靠政府的扶持與干預。而美國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對華為的遏制，顯然並不是美國所聲稱的不得動用政府力量支持企業的技術競爭。美國國防部的《5G生態系統》報告更是明確要求美國政府全面直接介入5G的戰略競爭。1958年美國決定建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則是一個完全由政府主持的科技競爭例子。

　　三是網絡規範應是自由流動原則優先還是安全保障原則優先的問題。美國強調網絡是用於傳輸信息的，流動自由應為網絡規範的第一原則。而中國認為，互聯網事關國家和百姓的生活安全，因此將網絡安全視為第一原則。這就使中美雙方就網絡規則產生嚴重分歧。網絡規範的競爭充分體現了中美戰略競爭的實質是規則制定權之爭。

　　特朗普政府在戰略競爭中傾向於採取單邊主義的策略。特朗普政府認為，在多邊場合美國無法發揮其絕對優勢，因此選擇只進行雙邊談判的單邊主義策略。由於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只要是雙邊談判，美國就自然獲得實力優勢。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和朝核問題談判中，美國都堅持雙邊談判而不進行任何多邊談判。

　　在遏制華為5G問題上，特朗普政府內部存在着策略分歧。以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為代表的部分政府要員認為，需要藉助盟友的力量共同遏制中國，因此他們到處遊說盟國拒絕華為的5G技術。特朗普本人則認為盟友指望不上，因此盟友們會以協助美國遏制華為為砝碼，在貿易上占美國的便宜，因此特朗普一面遏制華為一面對盟友提出增加關稅的威脅。

　　自2018年12月美國讓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以來，彭斯和蓬佩奧遊說盟國遏制華為5G的外交成果有限，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堅決支持美國，其他的盟友表現得並不積極。

　　英國率先表態，認為5G的安全問題是可控的，變相拒絕了美國的要求。此後，德國、法國、意大利都表態不拒絕接受中國的5G技術，印度也表示無法排斥中國的5G。日本在這一問題上搖擺不定。2018年12月時它堅決支持美國，但到了2019年3月突然宣布在5G技術採購上不會排除特定的國家和企業，這就是變相放開了與華為合作的限制。今後日本在5G上的政策仍可能搖擺。

　　雖然澳大利亞政府堅決抵制中國的5G技術，但西澳大利亞州在調查了聯邦政府制定的相關規則後，仍表示同意華為繼續提供5G產品和設備用於該州的地鐵項目。

　　中國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基本上採取了多邊主義的策略，這不僅體現在政府的表態中，更體現在中國的具體行為中。中國的主場外交活動都是多邊國際會議，中國積極參與的G20、金磚國家峰會、亞投行、上合組織、“10+1”、東亞峰會、“17+1”都是多邊的。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也強調多邊主義原則，但遇到了一些現實困難。由於基礎設施投資風險大，因此願意參加多邊投資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很少，到目前為止，在“一帶一路”合作項目中，幾乎所有項目都是雙邊合作。

　　相比於美國特朗普政府，中國提出的改革方向是正面的。從2017年1月開始，中國政府就反覆強調要加大改革開放力度，表現出非常大的決心，並表示堅持改革開放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最重要的原則。中國面臨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原則在這兩年遇到落地的困難。由於具體措施不能有效實施，因此改革的大政方針還需要實踐結果的證明。

　　由於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美國採取了單邊主義的戰略，而且政策出爾反爾，因此對國際秩序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不遵守國際規範的現象越來越多。

　　遵守國際規範，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遵守成文的條約，二是遵守對外承諾的和宣布的政策。

　　當大國做不到這兩方面時，其他國家違規現象就會相應增加。事實上，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們可以發現，經濟制裁的現象正日益增多，而採取經濟制裁的手段實際上就違反了WTO的規定。中美談判發展到相互指責對方出爾反爾，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前國際規則之爭的特性，同時也反映出單邊主義的上升趨勢和多邊主義弱化的走向。

　　關心技術而非意識形態的競爭

　　一、網絡技術改革競爭內容和策略

　　當前國際社會中代理人戰爭看似少於冷戰時期，但如果將網絡攻擊納入其中進行計算，代理人戰爭的數量並不一定減少了。網絡戰正在成為軍事戰爭的替代形式，且每天都在發生，只不過因為是在網絡上進行的，沒有出現大規模人員傷亡現象，因此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這種看不見的衝突的嚴重性。

　　由於網絡戰的頻繁發生，國際社會中的網絡主權觀念在強化。即使在強調網絡信息流通自由的美國，在“通俄門”事件發生後也提出要強化主權規範。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蓬佩奧在布魯塞爾出席馬歇爾基金會的演講，都是強調要維護美國的主權，防止他國干涉美國內政。

　　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講中提到“美國人由美國人自己管理”

　　美國開始擔心其主權遭到侵犯，可想而之網絡時代維護主權的難度之大。當世界主要國家將網絡攻擊視為對本國國家安全和主權的威脅時，傳統的主權觀念會得到強化，而自由主義價值觀就會弱化。

　　那麼網絡主權該如何保護？目前聯合國已成立專家組，專門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反覆的討論，中國也是參加方之一。中國堅決支持網絡主權原則，主張網絡必須有主權，不能因為網絡信息流動自由而否定網絡主權。強調網絡主權就不可避免地會限制網絡信息的自由流動，與之相關聯的是，為了保護本國的技術，還可能出現約束人員流動自由現象。

　　美國現在限制中國留學生去美國學習高科技專業，限制中美科技人員交流就是典型例子。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要求所有美國大學和相關研究機構調查其項目研究的涉外情況，並將相關人員開除。

　　在技術創新優勢為戰略競爭核心內容的時代，大國都擔心自己的先進技術被對方學去，於是出現技術保護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同步上升的現象，對科技人員的流動和網絡上信息的流動都會加以限制。今後，網絡技術的發展有可能帶來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可能導致各國政府的管制加強，使全球化的自由流動出現倒退趨勢。美國限制中美學者交流就顯示了這種跡象。

　　數字技術不斷發展提供了交流的便利條件，但科技保護主義則可能使這種便利條件發揮不出全部作用。相反，由於各國政府對網絡安全的恐懼，它們更加強調網絡主權和保護主權。目前已有跡象顯示，中美在數字領域的戰略競爭正在產生這方面的影響。

　　第一，聯合國組織的關於網絡規範的專家，多數認為網絡也有主權問題，如果各國能達成一個全球性的網絡規則，必定會像《聯合國憲章》一樣會首先強調網絡主權，而不會否認網絡主權。

　　第二，中美對於全球化都不是全面支持。中國政府只支持經濟全球化而不支持其他領域的全球化。特朗普政府則明確表示，全球治理對美國不利，因此美國不參加全球治理。事實上，各國政府在全球化問題都是有選擇地支持，有利的方面就支持，不利的方面就反對。由於多數國家的數字能力明顯落後於美國和中國，因此他們希望制定有利於保護他們數字領域利益的規範，因此會更支持網絡主權規範。

　　第三，由於在數字領域正在形成中美兩極格局，因此在不合作的情況下，雙方都無力單獨為世界提供領導，這意味着任一方都無力建立起數字領域和網絡領域的全球性規範。

　　特朗普政府明確表示不願承擔這樣的世界領導責任，特朗普本人認為擔任“世界警察”的角色使美國得不償失。美國不僅在軍事上從阿富汗和敘利亞撤軍，在網絡世界和數字科技領域也是以阻止中國成為領導為目標，而美國並無意成為領導者。

　　然而，中國目前還沒有能力承擔起世界領導的責任，這遠遠超出中國的能力。即使在數字領域裡，中國並沒有明顯超越美國的綜合實力，因此還無力建立全球性的數字經濟規範。

　　在沒有世界領導的情況下，國際規則必然得不到有效地執行，新的國際規則也無法制定，其結果是各國各行其是。美國學者曾創造了兩個詞：一個是G2（兩國集團）和Chimerica（中美國）。這兩個詞含有希望中美兩國能夠像法德兩國給歐洲提供領導那樣，為世界提供一個聯合領導。

　　然而，這種想法過於理想主義，現在看來中美關係的性質是競爭大於合作的。由於中美兩國不能給世界提供一個聯合領導，同時各自又無力提供單獨的領導，這就使國際社會陷入到一個沒有領導的世界之中。

　　二、意識形態的國際競爭作用下降

　　伴隨着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國際政治出現了兩個新現象。一是網絡上各種觀念的多元化使得主流意識形態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下降。冷戰期間，東西方兩大集團分別建立起兩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意識形態，蘇聯向世界推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美國向世界推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兩種意識形態之爭成為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的核心矛盾。

　　冷戰結束後，蘇聯主導的東方集團不復存在，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世界的主導價值觀，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具有與之競爭世界主導地位的力量。如今，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衰落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世界主導地位也衰落了。歐洲的民粹主義和美國反建制主義的興起，使得自由主義失去了社會基礎。這是為何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撰文表達“民主已死”的原因。

　　但與此同時，世界上尚沒有出現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具有成為世界主導價值觀的跡象，現行所有宗教和非宗教的思想都不具備主導國際政治的影響力，都無法成為世界的主流價值觀。網絡世界裡的思想多元化，使得任何政府、政黨和教派都無力塑造出一種具有全球主導地位的價值觀。面對這個現實，中美決策者在戰略競爭中也不把推廣本國意識形態作為主要戰略目標。

　　二是網絡塑造了“後教社會”，使青年人對老一輩的意識形態毫無興趣。所謂“後教社會”是指後代教育前一代，即青年人教育老年人。在中國，老師一般被稱為“先生”，青年人被稱為“後生”。先出生的人往往比後出生的人有更多的經驗和知識，因此青年人向老年人學習成為普遍現象，這是人們習以為常的“先教社會”。在先教社會裡，上輩人塑造下輩人的思想觀念（價值觀）成為天經地義的事。

　　然而，現在的情況逆轉，“後生”們在網絡上學到的知識遠比“先生”們知道的多，於是“先生”塑造“後生”世界觀就變得不可能了，因為“後生”們認為“先生”們的知識和思想觀念都過時了，他們以蔑視的心理來對待“先生”們的價值觀。由於網絡使“後生”們知識多於“先生”們，於是“後生”們與“先生”們的社會關係變得更加平等，思想的多元化成為常態，任何強調某種意識形態先進於其他意識形態的作法，都會被視為缺乏包容性的不道義行為。

　　在先教社會，意識形態從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傳遞是個基本路徑，所以有“培養年輕人價值觀”的想法。如今，在後教社會這個路徑已經走不通了，因為網絡使下一代知道得比上一代還多。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中國，在全世界發達國家的情況都非常相似。

　　美國皮尤公司進行的調查顯示，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出生的人超過70%都認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價值；但在“80後”中，認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價值的人已經不到三分之一。在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也有類似的結果。

　　年輕人之所以對自由主義價值觀失去興趣，是因為他們從網絡得到的是多元性的知識，他們會進行比較，進而形成一種獨立的判斷能力。他們不會輕易相信權威們對他們的說教，更加相信所看到的現實。例如2018年後發達的民主國家深陷金融危機，而擺脫危機的速度遠比一些非民主國家慢，因此他們不相信民主對經濟發展有任何實質性的作用。在網絡時代，人們不再相信某種思想是最正確的，這也是民粹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學界仍缺乏關於民粹主義的共同定義，人們將各種對立和極端的思想流派都置於民粹主義這個名稱之下。如果說民粹主義名下的各種對立思想有一個共性的話，那就是這些思想流派都反對自由主義政府的“政治正確”。

　　大眾不相信任何意識形態有可能是絕對正確的，更不能接受與政府意識形態不一致就屬於不正確的認識。與此同時，人們又都相信自己的觀念是絕對正確的。

　　無法閉環的邏輯

　　由於“政治正確”開始從褒義詞向貶義詞轉化，各國政府在政策表達中開始與“政治正確”這個概念拉開距離。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國際層面的變化是和國內社會的變化緊密相連的，國內社會年輕人的思想變化必然會影響到整個國際社會的價值觀取向。年輕人中反對“政治正確”的力量呈上升趨勢，流行的是多元包容理念。

　　多元包容理念的興起，使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難以主導世界，中小國家在大國戰略競爭也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了。在中美5G競爭中，美國盟友的不同立場說明，重新回到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冷戰可能性很小。

　　隨着意識形態在大國競爭中的作用下降，人們會用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來認識現行的國際政治。冷戰結束後，“東方國家”這個概念就消失了，如今，“西方國家”這一概念有可能面臨相似的命運。也就是說，政治意義上的“西方國家”有可能不再適於作為國際關係分析的概念。

　　現在國際社會正處於一些國家的國際身份發生變化的階段，一些傳統的概念正在失效。例如，“南南合作”這個詞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因為國際上能夠符合南南合作標準的國際組織日漸減少。

　　巴西宣布放棄發展中國家身份，這導致金磚峰會不再是南南合作；新加坡已進入發達國家，這導致東盟不再是南南合作。一旦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出現變動，很多南南合作也都會消失。

　　這不僅是“南南合作”這個概念不適於分析國際關係，很可能“南北合作”也不再適用。2019年3月，中美各自發表了批評對方的人權報告，但這次發表報告後未能像以往一樣引起較長時間的報導和爭論，國內外媒體都只是報導了一天就沒有任何後續報道了。這個現象也顯示出意識形態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是日漸衰微。

　　結論

　　上面的分析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即傳統地緣政治的觀念和分析框架是否適於分析在無線網絡上進行的大國戰略競爭？戰略競爭的內容、方式以及效果是否和以往一樣？如今，世界中心在向東亞轉移是因為這個地方的地理環境重要還是因為這一地區的網絡和數字經濟發達？中國、日本和韓國這三個數字經濟大國都集中於這一區域，這三國擁有的網絡專項技術已經超了美國或歐洲。由於網絡技術與市場、財富、軍力、權力以及國際地位緊密相聯，大國戰略競爭聚集於網絡優勢。網絡技術領域的兩極格局很可能成為全球兩極格局的基礎。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處於數字時代，從內容和形式上都與傳統的地緣戰略競爭不同。這還是人類第一次以非自然地理領域為主戰場的大國戰略競爭，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沒有充足的經驗，而且也缺乏歷史經驗可以借鑑。這給我國帶來的一個優勢是，雖然美國的網絡技術優於中國，但是網絡技術更新換代的速度在10年之內，而戰略制定需要依據技術變化而調整，因此每次新的網絡技術出現都使兩國在同一起跑線上制定戰略，這就弱化美國的戰略優勢。

　　數字時代的戰略競爭對技術創新有了新要求，即創新在眾多領域進行且要求創新速度快。因此，中美兩國都不可能靠企業的科技創新來實現這樣的戰略任務，兩國政府都必然會深度介入科技創新，以爭取科技創新能力的長期優勢。

　　網絡技術成為財富主要來源，技術迭代速度快以及壟斷和跨越式競爭，這三個特點對大國領導的改革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即競爭的成敗取決於領導的改革能力強弱。

　　根據道義現實主義理論，講道義的政治領導比不講道義的政治領導改革能力強，贏得競爭的機會大。當一國政府的施政方略在於富民強國的正確方向上，那麼帶給國家的變化被稱為“改革”；但如果處於弱化國家實力的錯誤方向上，使國家走向衰敗則屬於“倒退”。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政府提供的領導無論在國內和在國際上都被視為是倒退而非改革。

　　政治領導能力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落實改革政策的能力。只有改革意願而無改革能力的仍是弱領導。一國政府的改革能力越強，國家綜合實力增長的速度就越大，國際權力（也就是國際影響力）也就相應的越大。因此，判斷政治領導力的強弱需要從政府的改革方向和落實改革政策的結果兩方面進行考查。

　　改革方向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政府集中力量辦什麼大事的問題。各國政府的權力都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功能。然而，關鍵不在於能否集中力量，而是集中力量幹什麼事。集中力量做的事不同，對於國家實力的影響不同。

　　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國政府是集中力量搞階級鬥爭，同期的美蘇兩國政府集中力量搞軍備競賽。集中力量搞階級鬥爭的結果是我國家實力遭到嚴重破壞，集中力量搞軍事競爭的結果是美蘇兩國軍事實力和科技能力大幅提高。

　　這意味着，中美兩國政府在科技創新上看誰更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兩國的資源都是有限的，誰能將更大的力量集中於科技創新，誰能通過改革使有限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創新成果，誰就有較大的希望勝出。數字時代的特殊性意味着，減少意識形態領域的資源投入，將更多資源集中於科技創新，將是中美戰略競爭與美蘇戰略競爭的一個重要區別。

　　從大國自身變化角度講，搞倒退比搞改革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力度要大。管子曰：“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一國只把自己建設好還不足以成為世界領導，還需要對手變得衰敗才行。美國只靠自己的建設是無法獲得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的，還得依靠蘇聯把自己搞解體了。蘇聯如果不解體，兩極格局就不會變成單極格局，美國也不能獲得主導世界的權力。

　　因此，兩個大國之間的競爭不僅要考慮哪一方的改革多於和快於對方，還要看哪一方倒退的少於和慢於對方，倒退快的一方同樣會失敗。這個原理同樣適於當今的中美戰略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