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10月15日发表题为《美国军国主义的终结？》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会长安德鲁·巴切维奇和该研究会中东项目研究员安妮尔·谢莱恩。文章指出，拜登说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或壁垒分明的分裂世界”。但是，行动胜于言辞。对澳大利亚出售核动力潜艇的澳英美协议让拜登关于美国现在打算以身作则的说法的可信度看上去相当低。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总统乔·拜登希望世界相信，美国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是轰轰烈烈的变化。他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说，美国人对战争的痴迷已经结束。他说，展望未来，美国将不再用军事力量“解决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所有问题”。拜登这番话的核心是，他承认美国近几十年来没有把武力当做“最后手段”。相反，鲁莽地使用武力已经成为美国治国之道的一个标志，以至于“无休止的战争”和“永远的战争”等词语已经成为日常政治话语的主题。

　　假设拜登是认真的。进一步假设五角大楼、美国情报机构和军工联合体（以及它们在国会和媒体的盟友）同意这位“总司令”的观点。拜登的观点如何落实？可能会改变什么？拜登将武力作为“最后手段”的说辞回答了某些问题，但避开了其他问题。何时使用武力？拜登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指导。至于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是正当的，拜登更是提都没提。拜登的说辞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在当今时代武力有什么好处？

　　如果拜登想把这种临时的政策声明变成某种具体的东西，他就需要围绕它制定政府的政策和开支方案——而不仅仅是发表演讲。例如，美国期望其他国家遵守武力使用规则，那么美国也应该遵守同样的规则。美国应该减少在全世界的军事足迹，重新考虑未来几年在核武库上花费1万亿美元的计划。如果拜登确实想表明美国已真正从“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时代“回归”，这些措施是他可以采取的。然而，仅仅恢复唐纳德·特朗普之前的状况是不够的。

　　如果总统真的想以身作则，他应该让美国遵守早已存在的准则。尤其是在“9·11”袭击之后，美国习惯性地豁免自身遵守这些准则的义务。这意味着华盛顿应该完全放弃预防式战争的想法。2002年5月，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宣称，“9·11”袭击事件已经使冷战时期的威慑和遏制原则失效。

　　不到一年后，他入侵伊拉克，把这种所谓的“布什主义”付诸实践，造成灾难性后果。在国情咨文演讲或其他重大公开场合，拜登应该明确废除“布什主义”，毫不含糊地重新把威慑作为美国军事政策基石。太长时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把美国军事实力视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讨厌某个政权，就推翻它；华盛顿认为所谓的“恐怖分子”和其他人“有威胁”，就干掉他们。拜登应该放弃这种幻想。今天的美国不缺外国对手，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绝非完全——源于其过去对军事力量的滥用。不管目前与德黑兰和平壤的关系有多艰难，武装冲突都不可能是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

　　延伸开来说，拜登应该重申美国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宪章第二条要求“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连续多届美国政府都忽视了这一条。拜登应该宣称，第二条对美国和其他任何联合国成员国同样适用。他不应该止步于此。拜登应该把自卫——而不是政权更迭、国家建设或摆脱推定的作恶者——奉为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的首要理由。

　　对拜登来说，落实其言论的最佳试验场是中国。如果武力真的是最后手段，那么拜登就要竭力阻止日益敌对的美中关系演变为全面的军事竞争，而正是这种竞赛在上世纪50年代导致美苏对抗。

　　然而，正如最近宣布的对澳大利亚出售核动力潜艇的澳英美协议所表明的，拜登似乎恰恰倾向于这样做。拜登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说，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或壁垒分明的分裂世界”。但是，行动胜于言辞。到目前为止，拜登似乎要么承认新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要么对这种前景表示欢迎。不管是哪种情况，潜艇协议都签了，拜登关于美国现在打算以身作则的说法的可信度看上去相当低。也许拜登希望增强美国二流盟友的军事实力，从而使中国变得更随和一点。如果是这样，他下的赌注非常大且风险很高。

　　在受人尊敬的圈子里，“美国优先”等同于亵渎神明之词。它让人回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不负责任和拜登前任的无知。然而，事实上，“保持美国优先”——保持全球霸主地位——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体制的首要目标，而拜登也是所谓“体制”的一员。“体制成员”认为，美国理应享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享有的“特权”。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评估这一主张了。至少决策者要考虑到，进一步滥用军事力量可能只会破坏美国的“特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