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國家一元論（monist）和多元論（pluralist）的兩種願景長期對立（參見《理查德•薩科瓦：兩種烏克蘭國家模式，一直爭論不休》），2013—14年的烏克蘭危機正是兩者之間的一場戰鬥。

一元論的民族主義（monist nationalism）認為，當烏克蘭的國家構建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育不良後，烏克蘭民族必須要抓住機會加入民族國家的行列。他們認為，1654年由博格丹·赫梅爾尼茨基將軍【Hetman Bogdan Khmelnitsky，譯者註：蓋特曼（Hetman），烏克蘭語為гетьман，意為將軍，是15至18世紀波蘭、烏克蘭及立陶宛大公國軍隊指揮官的頭銜，地位僅次於君主。】簽署的將烏克蘭與俄羅斯聯繫在一起《佩列亞斯拉夫爾條約》（The Pereyaslavl Treaty）要被取消，隨後的幾個世紀的俄羅斯化進程也要一併被取消。後者只是在19世紀末期才轉化為有意識的俄羅斯化計劃。烏克蘭化首先意味着要給予烏克蘭語以官方語言地位，將其作為國家單一的、最重要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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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頓佐夫與早期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

烏克蘭國家的一元主義觀點部分吸取了烏克蘭民族主義作家迪米特洛·頓佐夫（Dmytro Dontsov）的觀點，他的激進思想塑造了1929年在維也納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rganis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由於曾在帕夫洛∙斯科洛帕得斯基將軍（Hetman Pavlo Skoropadsky）的政權任職，隨着1919年該政權的垮台，頓佐夫也受到衝擊。烏克蘭在革命和內戰時期獨立建國的最終失敗，使他後來的思想和政策更加激進。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烏克蘭族的人口聚居區分散在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羅斯幾個國家之間，位於蘇聯境內的部分成為了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頓佐夫寫下了對於烏克蘭在1917—1921年之間獨立失敗的批評，包括了對當時主要烏克蘭領導人物的人身攻擊。他否定了他青年時代倡導的社會主義，轉而接受了激進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排除了與俄羅斯達成共識與合作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新的“契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of the deed）和統一的“民族意志”（national will），並認為暴力在推翻舊秩序方面要發揮重要作用。他譴責了烏克蘭社會中部分存在的俄羅斯主義、波蘭主義或奧地利主義，反而主張創建擁有“熱忱和石頭心腸”的“新人”來摧毀烏克蘭的敵人。他認為，民族文化是神聖的，應該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加以捍衛。

頓佐夫沒有成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成員，但他的作品為這次運動提供了很大的啟發，而且他直至今日仍在整個烏克蘭民族主義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由主義、民主和缺乏政治意願被當作未能建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的罪魁禍首，隨後民族主義者們開始轉向法西斯主義。

儘管意識形態存在固有的煩亂和矛盾，法西斯主義關於國家重生的想法卻深入人心，烏克蘭的極端民族主義恰恰符合羅傑∙格里芬（Roger Griffin）對法西斯主義通用的定義：“一心要動員所有‘健康’的社會和政治能力來抵制‘墮落’，要充分利用政治文化與社會和倫理文化的再生，以實現國家復興的目標。”精英主義、強人領導、軍國主義價值觀和群眾動員是法西斯主義的核心要素，但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並不一定是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所說的“最低限度的法西斯主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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