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国家一元论（monist）和多元论（pluralist）的两种愿景长期对立（参见《理查德•萨科瓦：两种乌克兰国家模式，一直争论不休》），2013—14年的乌克兰危机正是两者之间的一场战斗。

一元论的民族主义（monist nationalism）认为，当乌克兰的国家构建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育不良后，乌克兰民族必须要抓住机会加入民族国家的行列。他们认为，1654年由博格丹·赫梅尔尼茨基将军【Hetman Bogdan Khmelnitsky，译者注：盖特曼（Hetman），乌克兰语为гетьман，意为将军，是15至18世纪波兰、乌克兰及立陶宛大公国军队指挥官的头衔，地位仅次于君主。】签署的将乌克兰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佩列亚斯拉夫尔条约》（The Pereyaslavl Treaty）要被取消，随后的几个世纪的俄罗斯化进程也要一并被取消。后者只是在19世纪末期才转化为有意识的俄罗斯化计划。乌克兰化首先意味着要给予乌克兰语以官方语言地位，将其作为国家单一的、最重要的标志。

法国记者称欧洲媒体不愿报道乌军炮击本国平民

20世纪20年代：顿佐夫与早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乌克兰国家的一元主义观点部分吸取了乌克兰民族主义作家迪米特洛·顿佐夫（Dmytro Dontsov）的观点，他的激进思想塑造了1929年在维也纳成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rganis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由于曾在帕夫洛∙斯科洛帕得斯基将军（Hetman Pavlo Skoropadsky）的政权任职，随着1919年该政权的垮台，顿佐夫也受到冲击。乌克兰在革命和内战时期独立建国的最终失败，使他后来的思想和政策更加激进。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族的人口聚居区分散在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几个国家之间，位于苏联境内的部分成为了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顿佐夫写下了对于乌克兰在1917—1921年之间独立失败的批评，包括了对当时主要乌克兰领导人物的人身攻击。他否定了他青年时代倡导的社会主义，转而接受了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排除了与俄罗斯达成共识与合作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新的“契约民族主义”（nationalism of the deed）和统一的“民族意志”（national will），并认为暴力在推翻旧秩序方面要发挥重要作用。他谴责了乌克兰社会中部分存在的俄罗斯主义、波兰主义或奥地利主义，反而主张创建拥有“热忱和石头心肠”的“新人”来摧毁乌克兰的敌人。他认为，民族文化是神圣的，应该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加以捍卫。

顿佐夫没有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但他的作品为这次运动提供了很大的启发，而且他直至今日仍在整个乌克兰民族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由主义、民主和缺乏政治意愿被当作未能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罪魁祸首，随后民族主义者们开始转向法西斯主义。

尽管意识形态存在固有的烦乱和矛盾，法西斯主义关于国家重生的想法却深入人心，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恰恰符合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对法西斯主义通用的定义：“一心要动员所有‘健康’的社会和政治能力来抵制‘堕落’，要充分利用政治文化与社会和伦理文化的再生，以实现国家复兴的目标。”精英主义、强人领导、军国主义价值观和群众动员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要素，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并不一定是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所说的“最低限度的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

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期间：梅尔尼克、班德拉与纳粹德国的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