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5日，伊斯兰教斋月与犹太教逾越节交汇之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再度在阿克萨清真寺爆发冲突，超过16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据巴勒斯坦方面报道，有4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捕。在过去两周里，以色列多地发生袭击事件，也是巴以双方对抗不断加剧的表现。而去年5月，巴以间曾爆发持续11天的冲突，造成巴勒斯坦方面至少248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12人死亡。在冲突实现艰难停火后，已经在漫长冲突中疲惫、麻木乃至习惯的巴以双方，都没有奢望持久和平。停火后苦涩的和平似乎只是下一轮冲突前的间歇，尤其是耶路撒冷和屡遭以色列军事重创的加沙地带，俨然已经成为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活火山。

当前，俄乌战事成为国际焦点并成为美欧俄角力重心，巴以冲突的外部约束更加薄弱，巴以双方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情感更趋激烈，当前巴以冲突如不加以控制，很有可能再次演化为大规模流血冲突。

事实上，自2000年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持续四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美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的无所作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三者之间的复杂矛盾不断趋紧，都使巴以和谈陷入了困局，而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则进一步导致巴以问题在中东事务中日趋边缘化。

2009、2014、2021年三次较大规模的加沙战事都遵循了相同的逻辑：以色列在犹太定居点（背后核心是领土问题）、耶路撒冷等问题上的激进行为给哈马斯的强烈反应提供口实；以色列不仅对哈马斯做出数十倍的报复性打击，同时也使巴以和谈的环境荡然无存；而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巴以和谈基础的颠覆性破坏，更使巴以和谈的国际环境遭到致命打击。

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是巴以和谈的基础所在，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在于，巴以关系已经陷入了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怪圈，追求和平的理性总是被激进和暴力冲动所取代。

如果从当代国际格局与中东地区格局演变来审视巴以问题，可以发现巴以（阿以）冲突经历了四次中东战争时期（1948-1973）、局部和平与冲突交织的时期（1973-1990）、中东和平进程时期（1991-2000）、中东和平进程停滞和巴以问题严重边缘化时期（2000年以来）四大阶段。如果把巴以问题放到一战以来国际格局演进的进程中加以观察，可以发现巴以问题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演变的产物，而每次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都导致了巴以问题的复杂化。

一、一战至二战期间：英法瓜分中东与巴勒斯坦问题的缘起与易手

自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在中东的西线，即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也称新月地带，即大叙利亚地区和伊拉克地区），主要是英法争夺并分割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岛边缘地带；在东线则是英国和俄罗斯共同争夺伊朗。

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是英法宰割黎凡特地区的产物：1916年塞克斯-皮科协定，英法对新月地带进行瓜分；1917年英国通过《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产生；根据1920年《圣雷莫协定》，英国对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后来，伊拉克于1921年独立；叙利亚和黎巴嫩1943年独立，约旦于1946年独立，但巴勒斯坦问题却延续至今。

巴勒斯坦是英国实行委任统治中最为失败的地区，英国在支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把问题移交给联合国，事实上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权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手中转移到新的世界霸主美国手中。回看这段历史，西方列强围绕黎凡特地区的种种肮脏交易，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不断复杂化的根源。

二、冷战时期前期（1945-1979）：巴以问题复杂化

在冷战期间，中东的美国阵营主要是“北层国家”伊朗和土耳其以及亲西方的君主制国家沙特等；苏联阵营主要是南方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当然有些国家有变化，如1958年革命前的伊拉克追随美国，后受苏联影响大；埃及先亲苏后亲美。而阿以冲突尤其是四次中东战争都深受这种体制制约。

中东地区格局的最大变化是1967年战争，阿拉伯国家战败失地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使阿以冲突逐步向巴以冲突转换，而埃及1979年和以色列单独媾和揭开了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边缘化的序幕。在此期间，阿以冲突的重大事件包括：1948、1956、1967、1973年四次中东战争；1964年巴解组织诞生；1967年战争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耶路撒冷，重创阿拉伯国家，领导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一蹶不振；1967年和1973年联合国通过第242号和338号决议，成为解决巴以问题的基础性文件；1970年约旦“黑九月事件”（约旦把巴解组织驱逐出境），巴解组织与阿拉伯国家矛盾加剧；1978年美国主持埃及和以色列对话的戴维营会谈，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建交。

三、冷战中后期（1979-1989）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1979年，苏联发动并深陷于阿富汗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使伊朗从亲美走向反美。

中东形势变化导致阿拉伯世界分裂加剧，并使巴勒斯坦问题更加复杂：两伊战争导致阿拉伯世界分化，如叙利亚支持非阿拉伯国家伊朗；两伊战争使阿拉伯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下降，海湾地区在中东政治中的地位上升；巴勒斯坦内部分化开始，巴解组织开始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而1987年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诞生，标志着巴勒斯坦内部分化加剧，即巴解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与哈马斯的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分化，双方围绕建国方案和斗争方式的矛盾日益凸显。

四、海湾危机到“9.11”事件（1990-2001）：中东和平进程最终功亏一篑

海湾战争后，国际与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美国独霸中东，美国依靠“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政策主导中东事务；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激化，“基地”组织因美军长期进驻沙特与美国对抗，直至2001年“9.11”事件爆发；海湾战争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中支持时任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是巴解组织在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孤立的原因。

在此背景下，中东和平进程经历了从进到退的变化。首先，美国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1991年西班牙马德里会议召开，1993年《奥斯陆协议》确立“两国方案”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1994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城市实现自治，法塔赫（即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成为自治政府的执政党。

其次，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后，以色列右翼势力崛起使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峻挑战。1994年2月发生犹太极端分子残杀巴勒斯坦人的“希伯伦惨案”；1995年拉宾遇刺；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持续近四年之久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

再次，在巴勒斯坦方面，随着巴以和谈启动，哈马斯从事暴力活动、反对巴以和谈，与法塔赫矛盾加剧。2000年以后，由哈马斯不断制造自杀性袭击事件，以方加大了对巴激进派别的打击力度，频繁实施“定点清除”行动，巴以关系进入持续至今的恶性循环

五、从“9.11”到“阿拉伯之春”（2001-2011）：美国推动中东和平江郎才尽

在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方面，“9.11”事件后，美国中东战略重心发生变化，反恐成为美国中东战略重点，美国错误发动了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反恐和民主作为美国中东战略两大相辅相成的主题，使美国的软硬实力受到重创；奥巴马上台后，基于重振遭到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实力，通过从中东收缩，缓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2003年后伊核问题成为美国面临的另一中东难题。

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力图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但已经明显力不从心并收效甚微。2007年召开的巴以问题安纳波利斯会议失败，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已经江郎才尽。

在巴勒斯坦方面，突出的问题是内部矛盾更加剧烈。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2005年以色列军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后，法塔赫与哈马斯分裂不断加剧：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第二届立法会选举胜利，引发巴政坛地震；2006年3月哈马斯单独组建自治政府；2006年6月，哈马斯宣布不再执行巴以停火协议，以色列借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007年3月，巴民族联合政府成立，但是两派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双方的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2007年6月，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同时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巴勒斯坦陷入了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的严重分裂。

这一时期，巴以冲突的新特点已经形成，即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模式形成。2008年6月，在埃及调解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为期半年的停火协议，但双方均未严格执行；同年12月20日，哈马斯宣布不再延长到期的停火协议，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旋即对加沙发动“铸铅行动”，直至2009年1月18日才告结束。巴以冲突的间歇式爆发模式由此形成。

六、“阿拉伯之春”以来：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美国给新冲突火上浇油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始终面临“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战略收缩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尤其是埃及等盟友政权倒台、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都导致美国在中东陷入战略犹豫，即主观上抽身中东的战略诉求与中东地区格局剧变之间的矛盾，使美国抽身中东的战略欲罢不能、进退失据。

在奥巴马时期，巴以问题已经被严重边缘化。“阿拉伯之春”使阿拉伯国家转型和地缘政治博弈成为中东事务的核心，地区国家对巴以问题的关切严重下降；2012年第67届联合国大会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引起以色列强烈不满；2013-2014年，美国推动巴以双方举行的华盛顿和平谈判无果而终。与此同时，伊核协议成美国主要关切，达成伊核协议成为奥巴马执政第二任期力图打造的外交遗产。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

涉及巴以问题的政策内容包括：首先，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其中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承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主权；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美国拟建立一个解除武装、没有军队，即主权不完整的巴勒斯坦国，这完全颠覆了巴以和谈的基础。

其次，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分化阿拉伯世界。2020年-2021年，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阿拉伯世界由此进一步分裂，在巴以问题上联合的能力和意愿遭到严重削弱。

2000年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受挫并陷入停滞状态，特别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巴以问题被严重边缘化以来，巴以问题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冲突的散发化、日常化和长期化，并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酿成短期的大规模冲突，然后再转入下一轮矛盾积累-冲突爆发的恶性循环，其最深刻影响不仅是巴以冲突的长期化，更深刻的悲剧在于双方对政治解决冲突心理期待的泯灭，以及对和平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