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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军的战术思想基本上还停留于阵地争夺，要不然委员长一个劲儿强调“迂回包抄”，虽然委员长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个神秘莫测的“迂回包抄”是个什么东西。不过在今后的战斗中，国军终于找到了制约日军的办法，就是“后退决战”，日军并不“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

幸运的是在现在冈村宁次下定决心攻占南昌的时候，军委会作战厅已经找到这个办法，而不幸的是，委员长没有这个认识，而是要“先发制人”。

2月6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向第11军下达攻取南昌的命令，2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1厅厅长刘斐、副厅长张秉钧据各方情报，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企图，提出保持南昌困难，第9战区可以在消耗日军之后放弃南昌而保持湘赣公路，同时第3战区以有力一部进至东乡、进贤，与第9战区湘赣公路部队互相呼应，这样日军即便占领南昌，其后续作战难度增加，战果有限。

作战厅的这个情报判定是非常准确的，对策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参谋部门的一个重要作用，情报判定和制定作战预案。不过在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这一套是行不通的，还得靠老大拍脑袋，3月8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

委员长对于作战厅报上来的情报是认可的，但是不认可保不住南昌的作战预案。其实作战厅的正、副厅长已有预感，别看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的一套一套的，什么“机动灵活”啊、什么“迂回包抄”啊，就他？估计也就是认识这几个字，具体什么意思，他根本就不知道。

基于对委员长军事素养的认识，刘斐、张秉钧在汇报作战方案的时候说了不少让内行人看了笑话的“废话”，“盖不牺牲，故不能消耗敌人；不存战力，亦不能贯彻持久之目的，二者皆需兼顾也。”“过去晋北和娘子关两方面之作战关系与得失，可为目下第9战区作战之良好例证，不可不引为殷鉴者也。”这种教导委员长提高认识、吸取教训的苦口婆心，不应该由作战厅在一个具体作战方案中提出，即使想提的不行，也不应该向委员长本人直接提出，而是应该向委员长夫人提出比较合适。

果不其然，委员长在接到报告的第二天25日、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批准这一作战方案，而在后续几天中考虑清楚之后又否决掉了——既然日军进攻、俺就保不住南昌，那就不让他们进攻好了，反击！彻底打掉日军进攻南昌的企图！真的不知道这几天在委员长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

这明显就是胡闹，委员长的反攻作战目的是阻止日军向南昌进攻，这就要求第9战区要抽调大量部队对当面日军进行大规模作战，而在当下，国军根本没有大规模反击作战的能力。如果强行组织这样的大规模反击作战，其后果就像淞沪会战时，白崇禧强行组织桂系6个师发起反击作战，进攻当天就被绞杀，随即日军反击，仅仅三天桂系6个师就伤亡近4万，几乎是屠杀，白崇禧为此哭了一天一夜，这样的教训还不深刻吗？

当然淞沪会战的例子刘斐是不会拿出来说的，因为淞沪会战是委员长一块心病，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所以刘斐才拿出来山西的战事说事儿，就是怕刺激了委员长，结果是你说别人的事、委员长认识不到，你要说他的事、他就跳起来了。

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也发回电报陈述不能打反攻，当面日军总计7个师团，三个弱的在前面、四个强的在后面，打反击的部队如果突破第一线，那么必定会遭到夹击。这样的话不仅南昌保不住，部队损失也会极其巨大，“成功少而损害大”，况且日军就不会顺势继续进攻吗？如果是这样，第9战区保卫长沙的任务拿什么部队来完成？薛岳提出用几个团的兵力在三个方向进行游击，等到4月上旬看看情况再说。

“若以大军击之反受挫，不若以奇兵袭之而取胜。斗智不斗力、出奇不用正，知己知彼，及小胜为大胜。”薛岳也是苦口婆心劝说，不过委员长更生气了，“斗智不斗力”？你谁说俺没脑子吗？！娘希匹！《孙子兵法》别的不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总是这帮打仗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你说俺不知道“知己知彼”！？你是在笑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吗？！委员长火大了，反攻！必须反攻！严令第9战区于3月15日展开反攻！

薛岳没有办法，只好拟定反攻计划，不过陈述部队补给困难、要求展期。委员长明察秋毫、从善如流、体恤下属困难，于是命令第9战区“攻击开始时间不能迟于本月敬日（24日）”。——多给一个星期！

日军第11军在1月31日就先于华中派遣军2月6日的《对南昌作战纲要》制定了南昌会战指导策略，计划两路进攻，主攻方向为南浔线的南昌，部队“为两个师团及强大的重炮及战车部队”，辅助攻击方向为箬溪、修水，策应主攻。

皇军的“下克上”传统就是这样，下级都制定好进攻计划了，这才逼着上级下命令，拿到命令之后自然开始准备行动，2月上旬第11军命令第101、第106师团及军炮兵在德安以南集结，战车部队在德安以北集结，不过由于连续一个多月的降雨，“河水汜滥，道路泥泞”，部队集中严重受阻，原定于3月10日发起进攻只好改成3月20日，3月7日第11军战斗指挥所前进至德安。

相对于日军积极备战的情况，国军这边比较消极，3月5日委员长给桂林白崇禧、西安程潜发去“紧急”情况通报，“急……据报：（一）近日，敌将北岸兵力集中南岸，军运由汉渡河，络绎不绝，均在深夜行动。敌拟于肃清庐山我驻军后，有攻南昌与长沙企图。何时总攻，须视三月删（15）日后日俄邦交如何变化而定。”

日军转运兵力应该是“据报”的，至于转移兵力的目标是“南昌与长沙”应该不是“据报”的，而应该是委员长的判断，当然，委员长的这个判断和作战厅的判断并不一致，作战厅判定日军的目标仅仅为南昌，长沙并不是日军此次行动的目标。

南昌、长沙东西横向距离超过700里，这是两个目标，此时日军要进攻长沙，必定从岳阳南下。此时两军在岳阳南的新墙河隔河对峙，此处离长沙250里。如果日军准备攻击长沙，新墙河守军必定有情况上报，因为攻击长沙不是一个小动作。

“敌拟于肃清庐山我驻军后，有攻南昌与长沙企图。”这说明日军只有南浔线一路兵力，那是绝对不可能打下南昌后再一路横向突击700里至长沙，这不唯物。真的不知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怎么这样胡思乱想的，也没人管管他。

“（二）敌对我讲和，仍进行不断，此次轰炸港英租界及占居海南岛，系促使英、法出面调停中日战事。现英、法不但无望调停意思，尚且加强香港、安南军备，故此动作完全失败。敌内阁拟在四月间进行改组。”

武汉会战期间，中日双方有两条线在进行“停战谈判”的接触，中方人物分别是萧振瀛和高宗武，不过两条线传回来的条件都是让委员长下台，委员长也就都严词拒绝了，命令停止接触，当然，高宗武在周佛海支持下的接触是另外一回事儿。

在高宗武的积极运作下，近卫内阁属意汪精卫作停战行动，不过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辞职，新组的平沼骐一郎内阁对停战毫无兴趣，把汪精卫晾在河内不愿意搭理他，重庆暗杀汪精卫失败之后，3月21日平沼骐一郎内阁只好把汪精卫接到日本。此时3月5日，日本怎么会有兴趣跟委员长谈“停战”？而且是“仍进行不断”？

“此次轰炸港英租界及占居海南岛，系促使英、法出面调停中日战事。”海南岛是主动放弃的。海南岛原驻军仅有第152师及其他部队，正规部队只有一个半师，在1938年11月23日、24日趁夜撤回大陆，岛上仅留警备团、保安团等零散部队。日军于1939年2月9日在澄迈湾登陆展开“甲作战”。1939年2月10日下午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在日本众议院预算总会上的报告战况，“我陆海军精锐部队协同，于十日午前二时五十分（东京时间）在海南岛北部的一角敢行敌前登陆，取得了完全成功，此次作战完全是乘敌之虚，仅受到敌人若干机枪的射击，我方丝毫无损，登陆部队正在奋勇前进。”

三天后日军开始了南部的“乙作战”。“乙作战”的作战部队在2月13日1时从琼州海峡北部的深尾湾出发绕岛半圈，于14日凌晨进入三亚湾开始登陆，情况也是基本相同。

日军打在棉花上的“甲作战”、“乙作战”就是为了让法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