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繼續發展戰事，4月2日占領距離南昌150里的高安，勝利完成南昌作戰。從3月20日下午16時30分開始火力準備，到現在僅僅12天，這個和作戰廳計劃與日軍“周旋二、三月時間之可能”完全是兩個概念。現在完全是敗仗，毫無還手之力，而如果“周旋二、三月”再失去南昌並不是敗仗。

但是委員長不這麼想，認為敗仗還沒有結束，一開始他老人家只是同意作戰廳的判斷，認為日軍有攻占南昌的企圖。戰事發展到今天，委員長覺得日軍攻勢過於順利了，肯定還沒有完，日軍攻占南昌的3月28日委員長給桂林的白崇禧發電報通報情況，“據報：（一）贛北敵軍作戰計劃如下：渡修水後南下，經奉新轉向南昌，集中兵力約7個步兵旅團，一個炮兵旅團，再南下經清江、峽江等地，西向萍鄉，入湖南，直迫長沙，以與湖北入湘之敵相呼應。……”

委員長得到的這個“情報”所提供的日軍進攻長沙路線還不是700里湘贛公路，而是繞遠的1000里。

“約7個步兵旅團，一個炮兵旅團”的6、7萬人，計劃一條線突擊1000里之後去打長沙？不說這1000里路上遭到中國軍隊的層層堵截不說，單說補給怎麼辦？會不會讓人給掐斷？這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還有沒有一丁點兒軍事常識了？！

“蔣介石有沒有讀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兩種意見爭論激烈。1945年6月底，蔣介石在天水對青年遠征軍發表公開講話，回顧自己的留日經歷，“本委員長今天要將四十年前我個人入伍從軍，立志革命的經過，簡單的告訴各位。……我在十八歲的這一年，便東渡日本，準備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依當時的規定，中國學生要入日本士官學校，必須由中國陸軍部保送，我既不是政府所保送，自然不能入校。因此我在日本只留學一年就回國了。到了第二年，我考取了當時陸軍部所辦的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明年由速成學堂考取留日學生，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學校——即是日本的預備軍校。在振武學校讀了三年，到第四年派入日本野炮兵第十三聯隊當一等兵，不久升為上等兵——即日本士官學校候補生。——這一年當兵的生活，乃是我平生經歷最困苦的一個時期。……到了這一年的冬天，國內發生了革命，我就回國組織革命軍，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

蔣的自述是讀了三年“振武學校”。這個“振武學校”是1885年舊士族日高藤吉郎、河村隆實為感謝天皇的皇恩浩蕩，捐款創立了一個私立文武講習館，次年改名為成城學校。學校性質為舊式中學，相當於現在的初中。由於和陸軍總參謀部高級官員有些聯繫，成城學校得以聘請了現役軍官擔任教員，並且面向全日本和外國招生，以培訓有志報考陸軍士官學校的青年。

1902年，國內青年九人準備自費就讀成城學校，但是需要清朝駐日大使館的擔保文書。清朝大使蔡鈞以這九人沒有國內機關督府派遣證明為由而拒絕擔保，結果爆發了留學生團體與清朝駐日大使館的激烈對抗，驚動了日本警察和陸軍參謀本部，導致了蔡鈞大使被撤換。

鑑於中國青年如此“熱愛”留學，可是清政府又拒絕擔保，於是日本方面單獨成立一個不需要擔保的學校就行了唄。於是在1903年7月於東京牛込河田町成立了東京振武學校，把成城學校軍事部的清朝留學生全部轉入振武學校學習。振武學校只招收中國留學生，教官為日本軍人，學制開始為1年3個月，後延長至3年，畢業的話可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就讀，學期1年。

東京振武學校舊址，現為東京女子醫科大學

這種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的洋學校現在很普遍，不過是掙你幾個學費最後發個證就行了，不過總比克萊登大學要好一些。當時日本的軍政兩棲大佬山縣有朋極力反對成立這樣一個專門招中國留學生的學校，擔心這會成了反清分子的聚集地。不過日軍參謀本部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在振武學校有股份和兼職、兼籌，山縣有朋反對無效。

日本本國人就讀陸軍士官學校是先讀完2年陸軍士官學校預科，然後開始分兵科，以少尉候補生身份（佩戴上等兵軍銜）進入部隊實習5個月（戰時縮短為3個月），然後晉升為軍曹軍銜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本科或者陸軍航空士官學校再學習1年10個月（戰時縮短為1年半），畢業後以見習士官身份（佩戴曹長軍銜）回原部隊再實習幾個月，然後授少尉。總的算下來，至少需要5年才能完成整個整個士官學校的學制。

而中國留學生結束三年的振武學校學制之後，在陸軍士官學校學制為1年，年份不同會有調整，不過不和日本學生同班授課，而是單獨開班。陸軍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的排期是從1903年起算第1期，而日本本國學生排期是從1889年起算為第1期，二者是兩回事兒。

中國留學生畢業後當然沒有日本軍籍，自然也不會有天皇或者什麼皇族參加的畢業典禮。關於蔣百里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得了第一名獲得天皇御賜軍刀之說，應該不會發生。一個是士官學校前六名的獎品是銀懷錶，而陸軍大學的前六名才是軍刀。主要是分班學習，成績不可能算到一起去。蔣百里是軍事家，已經十分優秀了，不需要他們的什麼破軍刀。

振武學校的初期學制1年3個月的課程為，日語300節，日文222節，算數182節，代數147節，幾何110節，三角474節，地理28節，歷史23節，生理32節，化學53節，物理71節，典令教範165節，體操（軍訓）278節另加幾節圖畫課，總計1611節課程外加圖畫課。由此可見主要還是學習文化知識，比較有特點的是165節“典令教範”。這個“典令教範”是日常生活習慣的培養，例如，

 “路上遇到友人，不可揚聲呼喚，不可久立路邊閒聊。”

 “電車內不可抽煙，不可盤腿而坐。”

 “廁所的木屐和草鞋，只許在大小便時穿。”

 “入浴之前，先把下半身洗乾淨，才可進入浴池裡。”

 “夏天也不可赤身露體。”

 “吃茶果時，應先用筷子夾起來，放在左手手掌中才吃，不可把筷子立即送入口中。”

……

體操（軍訓）278節占總課程的17%強，也就是6節課里就有一節，平均下來也大概是兩天兩節課連上，內容就是隊列、戰術訓練，隊列就是立正、稍息、齊步走、左右轉向、正步走等等，戰術就是臥倒、射擊等等。這是戰士的基本要求，新兵訓練三個月就是幹這個的，當時國軍的《步兵操典》也就是這個東西。278節軍訓課，一天按6節課算的話大概是46、7天的樣子，也就是不到兩個月，比着新兵訓練三個月來說，算不得什麼。

估計委員長對“體操（軍訓）”這門課學的比較紮實，也估計別的也不會，要不然62名學生里考第55名是不是？所以呢即便是當了委員長之後，每次開高級軍事會議也動不動就問軍長、師長們帶沒帶《步兵操典》。你要是從兜里立刻掏出這本《步兵操典》，委員長會很happy，你要是掏不出來，委員長就會很sad，“怎麼不從基礎抓起呢？日本的振武學校就是只教這門基礎課的。”委員長見人就問這個事，估計還是擔心別人不知道自己在日本振武學校上過學吧。

這本《步兵操典》32開254頁，軍長、師長誰沒事兒裝這麼鼓鼓囊囊一本“齊步走、正步走”的“操典”？難道正步走學會了能忘嗎？但是委員長就跟這個《步兵操典》較上了勁兒、見人就問，軍、師長們也是屢屢中招搞的是灰頭土臉的。最後在開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時薛岳火了，打電話讓山下拉來半卡車《步兵操典》，“一人兜里裝一本！讓他再問！”

蔣委員長是1908年進入振武學校，學習到1910年按照學制去部隊實習，委員長的實習部隊是第13師團野炮兵第19聯隊。去了野炮兵聯隊基本上連炮也沒有怎麼摸過，主要工作是伺候軍馬。委員長所說，“這一年當兵的生活，乃是我平生經歷最困苦的一個時期。”就是說在日軍服役當馬夫也不容易。那麼要如何熬過這“平生經歷最困苦的一個時期”尼？雖然不是煮草根、燉皮帶、可是天天窩頭鹹菜也不行是不是？好歹也是大日本皇軍、總得開開葷是不是？於是有機會就和同學好友張群、何應欽一起下酒館、逛窯子來調劑調劑，其中一次委員長太過着急，實在是按耐不住只好不講武德、意圖車輪大戰，守在門口看見前任提着褲子出門就闖了進去，結果是戰場尚未打掃一片狼藉，敵將盔歪甲斜汗水淋漓，委員長戰意頓消、偃旗息鼓、敗興而去。辛虧辛亥革命及時發動，委員長這才結束了“平生經歷最困苦的一個時期”，回國參加革命，沒有能去士官學校繼續學業。

這樣看，委員長在日本學習的軍事知識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振武學校的278節體操（軍訓）課，再一個就是野炮兵聯隊的軍馬。

就這點軍事知識的話，認定日軍幾萬人無後方能突擊1000里，其間還要跨河跨山，這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教育毫無關係。要是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評理的話，人家肯定不會背這個鍋——就算你行、馬也不行。

其實沒上士官學校也沒什麼了得起、了不起的，因為上了成績也不會咋地，那不是因為辛亥革命嘛，不過假裝上了就不好看了。1928年北伐成功，蔣委員長等在北平開編遣會議，趁此機會讓副官長陳銘閣給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學會拿去5萬塊錢，說是自己是第6期的。當時這個同學會的負責人劉宗紀就是第6期的，當然根本不認識這個沒入學的“同學”，還有其他人第4期的蔣作賓、雷壽榮，第6期的楊文凱、盧香亭等人也都很奇怪，哪裡冒出來這樣一個大人物同學？劉宗紀不管那些個，當時1兩黃金大概是70塊大洋，5萬大洋算下來相當於現在的90萬美元。90萬美元！600萬人民幣！不收？！俺瘋了嗎？！收下！還有沒有想入第6期的？

日本士官學校第6期的名人很多，程潛、李烈鈞、閻錫山等等，而且第6期入學人數也是最多的，第5期為58人，第7期為55人，而第6期為198人，原因就是日俄戰爭中日軍下級軍官損失極其嚴重而擴招。第6期中國留學生200來人，因為內向、靦腆、害羞、自閉、抑鬱啥的，沒有人認識也勉勉強強、咬着後槽牙也說得過去，不像第5期、第7期，只有50多個人，小伙子們在一起吃住滾上兩年竟然有一個人大家都不認識？打死大家也不能相信是不是？看來委員長選擇第6期“入學”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蔣介石在日軍服役

其實委員長按照正常的學制應該在1911年入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也就是第10期，和第6期完全不搭界。而且由於辛亥革命爆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已經停止招收中國留學生，即便是1910年入學的第9期學員也全部退學，這樣看來，委員長所說“到了這一年的冬天，國內發生了革命，我就回國組織革命軍，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到底是被動還是主動，並不一定很明晰哈？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再恢復招中國留學生的第10期是1914年2月，此時委員長雖然又到了日本，但不是上學而是追隨孫中山，7月成立中華革命黨，委員長又被派回上海，所以委員長就錯過了繼續深造的機會。

委員長5萬大洋買“文憑”的笑話自然是傳遍江湖，對此李宗仁極其看不上，“英雄不問出處，蔣先生實在是多此一舉。”別的不說，就李長官的這份草莽勁兒、還是很帶勁兒的。不過呢李長官只說出了一層意思，還有一層意思沒有好意思明說——英雄自然不問出處，那麼不是英雄就要找找出處是不是？這種事情，真是花錢買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