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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7日就到了西安，南京方面的党国要人是一个也没见着，蒋介石当然更不见他，急的是火烧火燎也没办法，不管怎么样，现在家属总算来了。23日宋美龄与周恩来长谈，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得了周恩来的意图之后再转过头和达令商量，第二天、24日继续与周长谈，宋美龄表示，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意思就是问你们要不要拥护俺的达令。周恩来一听心中不免有气，“你现在是蒋介石的老婆又不是何应钦的老婆，难道不成还要俺去拥护何应钦？唉！不过呢还是自己的一贯原则吧，事要办实、话要说活，万一人家换了达令呢？”周立刻做出保证，“只要你的达令同意抗日，中共就拥护你的达令为全国领袖。”宋美龄一听，现在要的就是这个，于是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不要擅用武力。

周恩来虽然得了家属的保证，当然这也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思，不过没见到正主亲口说，还是觉得不牢靠，于是要求见蒋。蒋介石心里是一百二十个不耐烦，都说不打了、不打了了嘛？把俺快点放了就行了、还要见俺啰嗦什么呀？可是中共的态度异常重要，不见也不行，那就见一见吧，不过让大舅哥宋子文叮嘱周恩来，说俺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敷衍的态度。

蒋介石向周恩来及各方面作了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正宫宋美龄、国舅爷宋子文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哎呀呀、委员长啊委员长，这个外戚干政的事情在西汉流行过一阵子，到了东汉就改成宦官掌权了，咱们能不能小步改革、先去北平找几个前清留下来的太监来进步进步？要是效果好了咱们再办学校自己培养怎么样？

既然蒋介石作了表态就立刻要走，国舅爷宋子文说他留下继续谈判好了，妹子、妹夫先回南京，宋美龄也说明天25日就要走，“图个耶诞节的吉利”，张学良表示那就圣诞节快乐吧。

此时中央军已经进入潼关，蒋介石已然成了西安方面的烫手山芋，留在手里，中央军自然还要前进；扔出去，中央军还是要前进。25日中午国舅爷宋子文去找杨虎城请求放过妹夫，而杨虎城则坚持没有保证就不能放人，不卖国舅爷的面子。张学良只好再去找杨虎城，表达他要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决定。既然张学良拉了胯，杨虎城自然是独木难支，于是张、杨二人同去机场。

蒋介石在机场向杨虎城口头表示，“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我个人负责；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五、释放上海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

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二将军负其全责。”

言毕即与张学良和老婆同机飞往洛阳，26日再飞回南京。

张学良送走蒋介石一事，因为当时西安局面很乱，张学良虽然实力最大也不能说可以完全控制局面，所以这件事是保密的，周恩来也完全不知道。“西安事变”对中共来讲只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一个口头承诺，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如何？红军的地位或者说出路如何？这些核心问题根本就没有谈，具体操作步骤更是谈不到，周恩来在整个“西安事变”当中仅仅是在24日见了蒋介石“不能多说话”的一面，不过蒋介石有周恩来可来谈判的承诺，于是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赴杭州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当时是有些承诺的，对此委员长倒也承认，不过彼一时此一时，当时的问题是如何脱身，自然是什么都答应，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反悔才能让反悔看起来不太像反悔。3月26日蒋介石接见周恩来，表示第一允许共产党在适当时候可以公开活动，当然现在并不是“适当时候”是不是？第二，红军改编，给三个师的编制，不过三个师的指挥总司令部的正职必由南京方面的人担任。

这完全不是当初“停止内战”的承诺了，而是吞掉你、内战自然就停了的意思。共产党对此不可能答应是不是？3月26日的谈话精神传回延安之后，自然要开会讨论，参会各位的心情真是可想而知——“看来润之同志当时简单直接的办法是有道理滴。”唉，真他娘的！可是现在说啥也晚了，此时已无办法，可又无法答应，那么如何才能不答应呢？那必须要搞搞事情出来是不是？于是中央就在4月下达了搞事情的任务，那搞什么样的事情呢？自然是要和日本开战才能转变和委员长谈判的下风不利情况，也就是以挑发中日冲突来促进形成“西安事变”所确立的“抗日统一阵线”。这个事情当然就要交给北方局去办，因为南边还没有日本人是不是？现在和日军交杂只有平津河北，而且第29军内部情况混乱，恰好地下党员张克侠在第29军任副参谋长，不找你还找谁？不过张克侠只是放屁都不太响的副参谋长，没有兵权搞这个事情，一直没有抓手、只能是干着急。

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与蒋介石多次会谈，而此时蒋介石觉得还可以反悔地更多一些，3月26日在杭州所说的“共产党在适当时候可以公开活动”不提了，反而规定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至于红军改编的三个师的指挥司令部也不需要了，设一个政治训练处代行指挥权就可以了，至于毛泽东、朱德二人应该到国外溜达溜达去，这等于要把共产党、红军全部吃掉。蒋介石的这个态度一表露出来，中共中央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可是现在真的是无可奈何了。就在这无计可施、无法可想的时候，6月下旬蒋介石催促周恩来再回庐山继续“商谈”，也就是最后通牒了，此时中共中央是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只好复电拖延说等拟好两党合作宣言后、周恩来即行前往。

蒋介石在庐山“美庐别墅”有了宋美龄的帮助是顺风顺水，宋美龄也是出得卧房、进得会场的人物，在蒋介石和周恩来的会谈时，她也跟着掺和——这个破女人屁也不懂、就从来没干出过什么好事。于是蒋介石一方面压制住了共产党，同时另一方面要解决第29军，结果共产党没搞出事情来，第29军却搞出了事情——蒋介石这个蠢货。

 “七七事件”爆发，但是开战形势尚未形成，7月16日周恩来再次赶赴庐山，蒋介石态度依旧强硬，毛泽东鉴于谈判已陷于僵局，指示周恩来“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周恩来等人暂时留在上海，观察形势。7月21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回电张闻天、毛泽东，“因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不管形势变化如何，应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也就是说中日不开打，那国共就开打。“七七事件”继续演变至7月25日日军与第29军在廊坊发生战斗、继而26日“广安门事件”，中日开战已成定局，27日蒋介石终于同意改编红军为第8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毛、朱二人也不需要出国溜达去了。

从这个过程看，如果没有“七七事变”，国共必定再次开打，所以共产党急迫需要中日开战以求得缓和之机。6月底张克侠报来第29军准备寻衅的情况，中共中央自然也认为是一定的机会，自然是开会分析过，甚至都准备好了文稿，单等填上日期发出去了，可是几日来只闻枪响、不见事起，心情自然也是急迫的，此次张克侠报来宛平开了枪、日军又丢了人的情况，自然是心中一颗石头跳了起来，就立刻发出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喊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确实有些怕闹不起来。没想到事件在随后几天出现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走向，这令中共方面未免太过失望。只有持续制造“事件”才能使“事件”演变成“事变”，这个思路和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完全一样，不过茂川秀和只能放鞭炮，而在黎明时分放几枪，这个效果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