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性、狼性和人性
我一直有一个悲哀的感觉，从较长一段历史背景来分析，我们民族的整体文化性格，对外像羊，对内像狼，就是不像人。
读小学时，有一篇伊索寓言《狼和小羊》，说的是一头恶狼和一只小羊在溪边相逢了，狼想找借口吃掉小羊，一会儿说小羊把溪水弄脏了（事实上狼在上游），一会儿说小羊去年讲了它的坏话（事实上去年小羊还没有出生）。天真的小羊为自己的无辜一一作了辩解，最后，狼实在不耐烦了，就说“不是你就是你妈妈，反正都是你的错”，扑过来一口就把小羊吞了。那时我还处于幻想的年纪，在读到狼凶恶地向小羊扑去时，心中特别难受，也特别盼望在那一刻，它的爸爸、妈妈乃至更多的大羊能及时赶来，合力把狼撵跑，救下它。长大后，我对这个幻想的结局产生了怀疑：即使那一刻小羊的父母和其他大羊赶来了，恐怕也无济于事。除了它的父母会软弱地抵抗一下外，其他的羊肯定一轰而散、逃之夭夭，最终结果是——小羊和它的父母都葬身于恶狼之腹。
羊就是羊，不会形成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由它们的性格决定了的：其一是怯懦，长期习惯于温驯地生存，对邪恶势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当灾祸来临时，要么避而远之，要么逆来顺受、甘当“牺牲”。其二是盲从，没有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习惯，在安全环境里，它们接受头羊的领导，头羊到哪里，它们就跟着到哪里。有人作过一个实验，将一群羊的头羊推下海，结果后面的羊也一只一只跟着往海里跳。在危险环境里，头羊的权威失效了，大家便仓皇惊悚，纷纷作鸟兽散。其三是麻木，对同类的生死漠不关心。当一只羊正在被屠杀时，其他的羊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旁边悠闲地吃草，直到屠刀架到自己的脖子上，才会觳觫着发出一两声“咩咩”的凄叫。有一部电影叫《沉默的羔羊》，“沉默”的确是羊群的显著特点，自始至终，它们在沉默中驯良地活着，又在沉默中悲凄地死去。
我实在不愿将我们民族性格与沉默的羔羊联系起来。但过往的历史，已经将这一符号印进了民族文化心理，这是无法抹去的烙印，尽管它让我们感到痛苦、羞辱。在五千年中华专制史，人民是什么？人民只是君主等权威者展示统治暴力的承载体，就像一个养羊专业户展示他富裕程度的那群羊一样。汉代官职中，州的最高长官叫“牧”，如益州牧、荆州牧等，一个“牧”字，足以说明一切。
正是在以等级观念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儒文化长期浸濡下，我们民族的羊性晌饺胄娜牍恰Ｔ诿媪偻饫赐彩保嗣峭皇茄≡穹芷鸱纯梗鞘执堋⒁贝尽＝鹑恕⒃硕运稳说耐郎保迦硕院喝说耐郎保畔字叶源ㄈ说耐郎保斯灾泄傩盏耐郎保樾未蠖嗳绱恕５比唬芡甘用褡逖蛐缘模侨毡纠吻只秸校嗽庥龉母髦滞郎薄＜孜绾Ｕ街校站月盟辰辛死彼奶斓耐莱牵龊φ叽?万多人，全城幸存者仅36人，他们的脸上被刺有免杀记号，是日军留作专门掩埋尸体的。南京大屠杀那血流成河、尸体成山的惨景，已成为人类历史记忆中最黑暗的一页。我特别感到痛心的是，南京大屠杀中，有一二十万国军俘虏，也一样作了沉默的羔羊，他们可是拿着武器、保国卫民的军人呵！记得在书中看过一个记载：抗战中有一次，山西（河南？）某县城数万民众，竟然被四五个日本兵赶得四散惊逃，以致全城空无一人。每当想起这个故事，我都仿佛看见一大群羊被几只狼追赶的情景。唉，抗战中，那遇难的3500多万同胞，其中有多少是在这种状况下惨死的呵！
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除了继续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狼性罪恶外，也要从我们民族的羊性心理找找原因。没有我们的过分驯良、怯懦、麻木、蒙昧，当年中华大地能那样被日军铁蹄践踏吗？所幸的是，在侵略者的暴虐中，长期愚弱的国人终于开始觉醒了，“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尽管这吼声是“被迫着”发出的，但毕竟表明着从羊性向人性的转变。是人，就要有尊严，就要勇于反抗一切邪恶。故而，我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重振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筑就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更难得的是，抗战的胜利，使中国似乎又一次找到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契机，比如，“民主建国”方略的提出、多党派的事实存在、统一民族国家已具雏形、百年萎靡的民族精神重新振奋、战后有利的国际地位，等等。可惜，这一切随着一场各具私心的内战，又烟消云散了。
随着内战消失的，还有民族从千年羊性中好不容易才发展生成的那一点人性。奇怪的是，这一次民族性格的变化，不是单纯向羊性复位，而且还向着狼性变异，成了羊性、狼性的杂合体。一方面，我们依然自卑、自贱、自欺，心甘情愿地做一只温驯的羔羊，匍匐在牧羊犬脚下；另一方面，我们又似乎吃了迷魂草，成了失心疯，开始互残、互虐、互毁的狼性发作。从“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到十年“文*革”，中国人到底干了些什么？这片大地上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罪恶？这样的记忆还需要提示吗？仅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这一时段中国损失的人口总量在5000万以上，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
当一个弱势民族陷入狼性迷狂时，它内部发作出来的凶残、暴虐，一点也不逊色于另一个强势民族加于它头上的欺凌。贾平凹在小说中写过陕南武斗“下饺子”的场景：得胜的造反派将另一派的俘虏们双手缚着，用铁丝穿过肩胛骨，串成长长的两排，然后推入汉江……事实上，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群案如广西武宣的吃人事件，河北大兴、湖南道县的打杀“五类分子”，甘肃的“夹边沟”事件，个案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李九莲、黎莲等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文革”中的一些暴虐行为，比日军的“南京大屠杀”还要凶残，真是令人难以释怀。
罪恶没有国界、种族之分。凡是罪恶，都应该受到清算和追问，都应该被历史和人类铭记，以提醒人们不要重蹈覆辙、再陷深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苦难特别深重、文化性格又受到一定扭曲的民族来说，在纪念“抗战”结束60周年时，一定不要忘记已经过去近30年的“文革”。因为，记住自己的罪恶和记住别人的罪恶一样重要。记住别人的罪恶，可以时刻警示自己，不要再作沉默的羔羊，接受被宰割、作“牺牲”的命运。而记住自己的罪恶，则在更大程度上能促进自身健全心智、脱胎换骨，复归到以理性、尊严、自由、平等为根本的人性。
中国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从羊性、狼性向人性复归，是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精神选择。只有具备健全人性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别的不说，即使在面临矛盾纷繁的外交局面时，这个民族也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对有人性的，以人性对待之；对有狼性的，以人性抗衡之，而不是只配作羊，或者也作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