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Luke Encarnation

　　编译 |邓慧玲

　　审核 |胡可怡

　　上世纪60-70年代，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之间的三次战争深刻影响了印度的军政关系。不过，印度学者研究这三次冲突时，往往会陷入非黑即白的逻辑之中：对1962年战败痛心疾首，将战争失败甩锅给过度插手军队事务的尼赫鲁;对1965年未能取得更大胜利深感遗憾，归咎于文官不愿面对插手军务的舆论压力而拒绝承担政治责任;对1971年全面取胜欣喜若狂，将其视为文官退居幕后，不再直接指挥军队的结果。印学者从而得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管可以，但不能管太多”的结论，仍未对本国国情作出深刻检讨。一方面，此类分析并未考虑到以尼赫鲁为代表的的文官集团，在独立初期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军队政变，而非对外战争，印度在1962年惨败的主要原因是局势判断失误和军事决策失误。另一方面，单纯将两次对巴军事胜利归因于文官集团放权，未认真考虑到巴基斯坦国力弱于印度，尤其是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由于东巴内部局势动荡，巴军在平叛方面早已有心无力，印军更像是压垮巴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总体而言，战争并未使印度遭受大幅动荡，而只对印部分阶层造成有限震荡，且印度在这三次战争中先败后胜。印度国内学术界对战争的研究更多是蜻蜓点水，草草结论。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在十年时间里，印度与其邻国发生了三次军事冲突，但结果截然不同。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期间，中国的军事胜利使印度在这次短暂的冲突中倍感受辱。1965年印巴战争期间，印度陷入了僵局：一方面成功“保卫”了克什米尔，另一方面却未能在旁遮普平原彻底击败巴基斯坦。1971年的印巴战争期间，印度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仅用13天就在东巴基斯坦彻底击败了巴基斯坦军队。三次军事冲突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印度不同时期内的军政关系状况及其对战前准备、战中决策、战争终止的影响。

　　一、1962年战争

　　1962年秋天，中印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此之前，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纠纷持续发酵，且就边界划分问题谈判多年，但未能取得实质成果。

　　意识到中国军队在边境地区具有局部优势，印度军队并不打算在边境地区阻击中国的进攻。相反，印度军队希望通过加强防御的纵深，来应对中国可能的进一步行动。然而，印度军方并没有对此做好充足准备。

　　正如斯利纳特·拉格万(Srinath Raghavan)所言，“印度领导人忽视且回避了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威胁以及事关领土完整的战略问题。他们显然只想要投入一场最合他们‘胃口’的战争。”

　　中国的“切香肠”策略是印度人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的。然而，军方领导层除了现有的“纵深防御”的计划之外，并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新战略来对抗中国。时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希望通过指挥军队建立哨所来填补这一战略空白，并开始尽可能使巡逻范围向前推进。然而军方领导层没有认真实施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也未能在边境地区集中足够的后备武装力量，这与尼赫鲁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当1962年战争爆发时，中国军队迅速击溃了相互孤立的印度哨所，推进直至“传统习惯线”。

　　印度民众普遍认为，文官干预是印度战败的根源。

　　中印边界战争对印度来说是一场彻底的惨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印度军队被中国迅速击败，领导人被迫接受新的领土“现状”。此后，由中将亨德森·布鲁克斯和准将巴加特领导的战后行动审查委员会起草了一份严厉批评印方决策错误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印边界战争“是一个有关好管闲事的文官领导层、胆小怯懦的军队和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的警示”。

　　“前进政策”一直被视为揭示文官干预军事风险的经典案例。印度国内普遍认为，文官干预是印度在中印战争中战败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一结论背后是对历史事实不加批判的解读。尼赫鲁倍受指责的战前前进政策，源于印度军方领导层未能有效应对中国在边境上采取的“切腊肠”战术。此外正如斯利纳特·拉格万所言，“在为期四周的战争过程中，文官领导层没有以任何方式限制军事行动的推进”，并多次就军事行动的具体实施方面向军方提出异议。可以说，中印战争中印度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文官干预，而是印度在边境地区的兵力人数上劣势以及前进政策的执行不力。

　　达旺地区麦克马洪线地图，西姆拉公约，1914 年。图源网络

　　认为文官干预导致了印度失败的观点忽视了其他促使战败的原因。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印度国内的国防研究大多缺少对这场冲突以及印度战败原因的批判性分析。1962年的溃败给印度人留下了深刻的阴影，成为了印度观察与理解之后冲突的“参照系”。另外，印国内对文官过度干预军事的负面影响的持续关注与强调，使文官领导层认为必须放松对军队自主权的的限制。自1962年始，印度文官不参与国防事务的原则逐渐制度化，而这种限制将会产生后果。

　　二、1965年战争

　　在中印战争结束三年后，巴基斯坦军队对印度发动了一次突然的进攻。此前，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非常规行动，目的是削弱印度对该地区的控制。1962年之后，面对印国内认为文官应承担大部分战败责任的舆论压力，印度文官领导人在1965年印巴冲突中始终与战争的实际推进保持着一定距离。这种模式始于印度陆军参谋长要求获得许可，攻击巴基斯坦境内被该国用于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发动非常规攻击的基地。夏斯特里总理在未进行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答应了军方的这一宽泛而模糊的要求，这可能导致了印巴全面战争的爆发。

　　实际上，夏斯特里把文官政府发动战争的决定权转交给了军方。在战争爆发之后，这种军政关系模式继续保持。战争期间，(文官领导的)内阁紧急委员会一次也没有开会讨论过与战争具体实操有关的问题。总的来说，文职领导层未能“让他们的军事顾问参与任何战略讨论——如何利用军事手段达成预期的政治目的。”缺乏大方向的布局损害了印度的战争收益。

　　印度在对这段战争的官方历史书写中悲叹道:“印度军队也许可以有选择性地进行一些精准的、强有力的猛攻，而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进行大量无关紧要的攻击……在缺乏战略总体布局的情形下，错误的战略导致了僵局。”而这种军政模式一直延续至战争结束。

　　印度陆军参谋长贾扬托·乔杜里(Jayanto Chaudhuri)主张停火，理由是印度坦克损失惨重，弹药严重短缺。夏斯特里对可能背负“无视军方建议”的指责过于敏感，于是接受了乔杜里的建议同意停火。然而，如果对乔杜里的说法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就会发现实际上印度军队并没有遭受严重的坦克损失，前线的弹药也只消耗了14%。印度却因为乔杜里错误的军事建议而决定停止战斗。

　　尽管前文已经明确的指出了印度军队的失误，但是1965年的相对成功却印证了由军方领导层把控战争决策权的重要性。

　　正如1965年战争结果所显示的，1962年后盛行的军政关系规范一直在损害印度的战力，并导致了不确定的结果。然而，与1962年的惨相比，1965年印度军队的相对成功使得宝贵的经验教训被再次忽视。正如斯蒂芬·罗森所言：“在大多数关于1965年战争的记述中，印度作家们描写道‘彼时军队已经进行了改革，1965年军队获得的领土收益‘抹去了在1962年遭受的耻辱’，这场战争影响深远，增强了印度的国内凝聚力……”尽管前文概述了印度军队在1965年战争的明显失误，但这场战争的相对成功在许多人看来恰恰证实了由军方领导层把控战争决策的重要性。

　　三、1971年战争

　　六年后，持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制催生了争取自治的东巴基斯坦独立运动。西巴军队对东巴的占领，最终在1971年冬天招致了印度军队的干预。随着孟加拉独立运动规模的扩大，印度军方和情报机构加大了对该运动的支持。然而印度很快意识到，单靠煽动暴乱不足以推翻西巴对东巴的统治，印度需要发动一场常规战役。1971年12月，印度军队正式介入时，并且仅用13天就占领了达卡，成功将巴基斯坦一分为二，取得了决定性的、出人意料的胜利。1971年战争的速胜成为文职领导层不干涉军事事务的正面典范，许多观察者大肆称赞文职领导层给予军方以充分自由。1971年战争巩固了这样一种看法:文职人员的干预导致了战争失败，文职人员的放权使印度赢得战争。

　　后来，在印军占领达卡之后，英迪拉总理呼吁早日结束战争，而不是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对西巴基斯坦进行代价高昂的入侵。

　　然而，如果对1971年战争进行更仔细、更严格的考察，会发现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印度文官领导一直积极参与军事规划和外交布局，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从一开始，英迪拉·甘地总理就参与了战争的筹划，并且持续关注着战局的推进。她任命D.P.法尔(D.P. Phar)负责协调团结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在1962年、1965年两次战争中，这种由可以直接接触到总理本人的官员进行的政策协调工作明显不存在，这也导致这两场战争中的印方决策缺乏组织性和连贯性，无法协调目标、方式和手段。

　　英迪拉总理还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国际支持，以及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不介入承诺。这使印度军队可以完全集中精力应对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如果印度未能通过外交阻止中国进行干预，印度军方甚至可能不存在发动战争的可行性。

　　英迪拉总理还牢牢调控了印度对东巴基斯坦的介入程度，从最初支持当地暴乱，到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她首先授权向东巴暴乱分子提供直接的炮兵支援，后来又将干预扩大到在东巴基斯坦进行常规军事行动。而在印军占领达卡之后，英迪拉又呼吁尽早结束战争，而不是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向西巴基斯坦发动代价高昂的入侵。因此，印度得以巩固战争成果，并成功保持了其来之不易的“解放者”形象。

　　Niazi 中将在 Aurora 中将的注视下签署投降书。图源网络

　　在1965和1971年的两次冲突中，军政关系是相反的。较之1965年，在1971年的冲突中文官领导层没有放弃决策权和监督战争的责任，而是积极参与了战前规划、战中决策和战争终止的全过程。尽管文官对1971年战争结果产生了正面影响，但文官们依旧笼罩在1962年的阴影下，并且饱受那场战争后盛行的“文官过度干预导致战败”的非议的困扰。

　　文官们更偏爱进行幕后决策，避免公开批评军方的观点而表现得“过度干预军事”，以免受到大众的指责。这也导致了“只有当文官不干涉军事事务，印度军队才会获胜”的说法持续存在。然而，只要我们仔细研究1971年战争细节就会发现，文官的积极参与是印度在这场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因素。

　　作者制印度军民关系和战争结果表。图源网络

　　迈克尔•霍华德爵士(Sir Michael Howard)认为：“决定战争胜败或走向的因素往往在战场以外”，20世纪印度参与的几场战争应证了上述说法。印度军政关系的状况以及军政领导层之间互动的本质有助于解释印度最惨痛的失败和最辉煌的成功。

　　同样重要的是，流行的军政关系叙事塑造了文官参与军事事务的方式和范围。1965年印度文官的不参与和1971年的幕后参与，其根源都在于1962年战争惨败的长期阴影。若想了解区域安全动态，应进一步研究印度的军政关系和大众舆论对文官军事事务参与的影响。

　　作者简介：Luke Encarnation，乔治敦大学Edmund A. Wals外交学院( SFS )的研究生和研究助理。曾获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和现代史荣誉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