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来，随着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的延宕、升级和外溢，全球安全形势在不同方向上动荡不安，大国动用核威慑力的现象重又出现，“核战争”几度成为国际媒体和战略界的热门讨论话题，也进入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客的话语体系。2022年8月1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核武器带给世界的威胁正在增加，人类与核武器毁灭世界之间只有“一个误解”或“一个误判”的距离。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判断全球核态势的现状和未来？本刊特邀核安全领域的四位专家学者举行小型圆桌讨论，为广大读者作出解读。

——编者手记

嘉 宾：

李 彬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罗 曦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

郭晓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刘 冲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

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美国华盛顿州汉福德附近核设施的禁行警示牌。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军方启动了旨在率先研制出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汉福德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生产武器级钚的核反应堆所在地。1947年，美国为了冷战需要重启汉福德的核工厂，并在此后40年里生产了57吨钚，也在当地深埋了大量放射性废料。

国际核态势异常复杂，爆发核战争风险仍低

李彬：自有核武器以来，核战争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着人类，但要判断核战争的阴影是否加重，以下几个现象值得充分重视：

第一，核大国处心积虑要打赢核战争，为此进行各种周密准备，其中就包括最近越来越广为人知的发展和部署小威力核武器。动用大威力核武器过于事关重大，难下决心，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其核战略调整中发展小威力核武器的内容都在增加。

第二，在大规模地区冲突中，拥核一方如果对继续使用常规军力感到越来越吃力，也就是说，常规军力难以满足其军事需要，就可能考虑借用核武器的影响力，发送核威胁信号，以弥补其常规军力的劣势。

第三，拥核国家之间如果长时间处于直接的地区军事对抗状态，包括并不限于战争和冲突，就存在发生重大意外导致摩擦升级的风险。南亚地区属于这种情况。如果危机管控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也就不排除在相关方的应激反应之下，从常规战升级到核战争的风险。

我们观察国际冲突和全球核态势，上述三种情形是最值得担心的核风险。深入分析这三种情形，有助于我们透过复杂的战略战术、外交话语和舆论喧嚣，洞悉客观趋势。

罗曦：人类正处在空前复杂的核态势里，动用核武器的门槛在降低，核战争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主要大国为自己设定的可以动用核武器的前提条件在放宽或增多，用核来慑止、报复非核攻击的范围在不断拓展，比如大规模无人机飞入境内就已被列入可以考虑进行核报复的场景。也就是说，促使有核国家考虑动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况”正在被重新界定，不再那么“极端”。美国作为核大国，甚至开始设想与其他两个核大国同时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及作战方案，而这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

核大国本应担负起积极裁减和降低核冲突风险的道义责任，但当核大国纷纷把对核战争的设想搞得非常具象化，主要对手之间不断进行指向性非常明显的核实战演习、战术核武器演习，对其他有核国不会起到正面示范效果，无形中反而会激发更为强烈的核竞赛意识。与此同时，地区核扩散的风险也在继续发展。

但我个人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风险并不大。乌克兰危机是离我们最近的样本。美俄作为这场危机除乌克兰以外的两大直接当事方，彼此之间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在起作用，所以，尽管核威慑与反威慑的表面文章均已作足，但无论是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是俄罗斯直接投入的军事行动，整体上都仍在以常规力量进行博弈。由此可以看出，未来的战争样式更多仍将是核威慑背景下的地区常规战争或冲突。

2023年10月26日，参观者在俄罗斯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国家原子能公司展馆观看“沙皇炸弹”模型。“沙皇炸弹”是人类有史以来制造和测试过的最强大核武器。

郭晓兵：前瞻全球核态势，要从历史出发。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进程。冷战期间，从朝鲜战争到1958年台海危机，再到1948年、1958年、1961年三次柏林危机，以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否动用核武器以及如果对方动用核武器该如何应对，都曾进入战略决策讨论议程。

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由于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合作成为世界“主旋律”，国际社会对核武器问题的重视度一度下降，核武器本身带来的威胁在大众议题里被边缘化，人们更多谈论的是核武器、核材料扩散的挑战，比如朝鲜半岛核问题、印巴核问题、伊朗核问题。2009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没多久便以其“无核世界”理念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代表了当时的潮流。但自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突然意识到在战争和冲突中动用核武器的风险重新上升了，这是冷战结束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局面。记得英国首相特拉斯卸任后曾对媒体说，2022年秋她在首相任上每天都在盯着电视看，生怕俄罗斯会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导致污染云顺着风向飘到西欧上空。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就已进行过大规模的核演练。危机演进过程中，俄罗斯为阻止核威慑边际效应递减，修订了核威慑政策。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11月批准的新版《俄罗斯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放宽了“核武器使用条件”，进一步明确了可能引发核反应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收到有关空天攻击武器（战略飞机、战术飞机、巡航导弹、无人机、高超音速飞机和其他飞行器）大规模发射（升空）并越过俄边界的可靠信息。此外，俄还在白俄罗斯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北约也没闲着，2024年在欧洲组织了名为“坚定正午”（Steadfast Noon）的大规模核演习，现正不断强化成员国之间的“核共享”安排——美国要把自己的战术核武器重新部署到英国，波兰则欢迎美国把核武器部署到其领土上。乌克兰作为危机的直接当事方，也曾有官员扬言“恢复制造核武器”。而在亚洲，受欧洲事态和朝鲜核导技术进步的刺激，韩国、日本国内主张拥有核武器或从美国那里获得“北约式核共享”保护的声音也在抬头。

除了俄乌之外，在以色列同哈马斯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耶路撒冷事务和遗产部部长阿米凯·埃利亚胡在一次采访时公开扬言对加沙地带投放核武器“也是一种选择”。要知道，以色列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拥有核武器，埃利亚胡的这一言论耐人寻味。

涉及中国，有一个现象不能不提。1958年台海危机以后，美国很少会提到在台海一旦可能发生的冲突中使用小型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但近几年随着中美关系更趋复杂，个别美国战争智库中思维比较极端的人士和退休国防官员开始讨论这种可能性：将来中美一旦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美国可不可以先发制人，使用小型战术核武器对付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登岛部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迹象。

当然，目前的国际局势同冷战时期相比有很大不同，在可预见的未来爆发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仍是很小的。我这样讲主要出于两点理由：

第一，大国之间的矛盾确实变得比以前更尖锐，博弈也更激烈，但同冷战期间相比，主要还是聚焦地缘优势或经济科技竞争，各大国意识到对对方进行全面入侵、彻底改变对手制度模式或实施政权更迭行不通。而在美苏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你死我活式的制度之争，本质是零和博弈。就美国而言，在本世纪初，新保守主义分子或有这种野心，但经过阿富汗战争之后，以美式制度模式和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心气儿被打掉不少，更不敢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动全面战争，更不要说打全面核战争。

第二，大国关系当中的涉核因素近来虽然有所上升，但也还没有达到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种水平。美国固然已经调整核战略，锁定中国为“主要核竞争对手”。但现在的中美关系同当年的美苏关系相比要更复杂多样，很难相提并论。当年美苏关系重在军事领域，而军事的关键又是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与之相比，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科技、人文等各个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核因素只是影响双方关系的诸多因素之一。这样的关系范式对核冲动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是，如果在一场地区战争或冲突中，一方投入能力有限，又不能不投入，为了避免战败，决定使用小型战术核武器，并将其投放在无人区，使其仅起到威胁升级战争的“信号弹”作用，核危机升级的风险就很大了，对领导人决策的压力亦将是极其巨大的，而当另一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争时，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就会真正出现。

美国传记影片《奥本海默》海报。该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讲述了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主导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2023年7月在北美上映，次年获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七项大奖。奥本海默晚年深陷研制出核武器引发世界安全危机的担忧而无法自拔。

小微核武器破坏性虽有限，但其使用仍不可容忍

罗曦：当今世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形势更加紧张，对于小型战术核武器能否在区域战场上被使用的讨论也多了起来，一些声音认为小型战术核武器当量低，污染范围小，如果精准投放的话，不会造成过大规模的跨境伤害，为了确保取得战场优势和最终胜利，或者说为了尽快结束战争，避免无休止的人道主义灾难，其有限使用应是可以被理解的，毕竟人类已经有通过投放原子弹加速世界大战终结的“历史经验”。然而，我个人仍然认为，小型战术核武器也是核武器，考虑到这种巨大的特殊性和仍然可观的战场毁伤性，其战场应用仍须做到最大限度的克制。

李彬：我个人对国际上降低小型战术核武器使用门槛的倾向是非常担心的。原本大家对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顾忌是很大的，五个核大国皆予认同的“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存在对小型战术核武器或小微核武器的“豁免”。如果放任小微核武器投入战场，那么爆发广义核战争的风险必然增加，而一旦核战争打起来，又有谁能保证吃亏一方仍会恪守只使用小微核武器的“戒律”？人类大概率会面临核战轮番升级。所以，我个人不赞成放任使用小微核武器的倾向，而且认为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

郭晓兵：我完全同意前面两位学者的意见。到底什么叫战术核武器，对此没有清晰定义，小型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之间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有人认为应该按当量来划分，有人说应该按射程来划分，国际上至今没有共识。当一个有核国对另一国动用战术核武器后，对方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当量更高一点的核武器进行报复？又如何保证其不这样做？从中国的立场看，所有核武器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并不存在只有战术意义的核武器，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

刘冲：20世纪50年代小型战术核武器被发明出来，是为了能在常规战场上有效攻击装甲集群等战术目标。但现在，使用无人机等先进装备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战术目标，人类有了更多可以替代小型战术核武器的常规选择。因此，仅从技战术角度讲，小型战术核武器的军事作用比起冷战时期其实是下降而不是上升了。换句话说，要想在一场势均力敌的局部战争中赢得优势，不一定非得使用小型战术核武器。小型战术核武器之所以又开始引人注目，更多是因为它给从常规战争向核战争升级的门槛搭上了升级阶梯。当事方讨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真的要用小型战术核武器实现战场目的，而是去释放一种战争升级的信号，对对手实施心理威慑，促使对手及其背后的代理人在恣意扩大战火方面有所收敛、知难而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小型战术核武器的讨论增多，是常规战争扩大、核升级风险上升所致，威胁使用方很可能是在以不惜升级的姿态促使战争降级。

美国的“末日飞机”E-4B空中指挥机，由波音747-200B飞机改装而成，系“空军一号”姊妹机，在核战争或国家紧急状态时充当核空中指挥中心。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时，这架飞机被部署到日本冲绳嘉手纳基地，分析人士称“美国暴露E-4B航迹非常罕见”。

抑制核战争风险技术革新福祸相倚

李彬：在当前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等新技术不断渗透进战争操作甚至决策的情况下，核战争的风险到底是会受到抑制还是将明显上升，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也许人类能够达成一致，不会使用人工智能来指挥核武器的使用，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正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应用于各行各业，我们在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使用了人工智能。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以人类无法察觉的方式启动核战争准备程序，后续的发展很可能偏离人类设置核议程的初衷，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风险。

郭晓兵：人工智能的速度优势可能压缩外交调解空间，留给领导人进行决策的时间也就比以前更短，压力更大。而且，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进攻和防御的界限也在变得模糊，比如在网络领域，美国就提出要“向前防御”“持续作战”，这与开展预防性进攻有什么区别？边界在哪里，不是一个能说得清楚的问题。

不仅如此，网络与导弹、核指挥控制系统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进行“向前防御”很可能会触发战争或冲突的核升级。2018年的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就已做出调整，强调美国如果遭到重大网络或太空攻击，可能会使用核武器予以报复。拜登时期，2022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坚持了这个标准。川普第二任期，在此方面肯定不会重新抬高门槛，将会维持较低的核门槛，甚至把门槛降得更低。也就是说，发生在网络或太空领域的冲突有可能因为美国的政策边界模糊而蔓延到核领域，从而导致核冲突。

当然，现在国际上的相关讨论也比较多，不少军控专家提出不应只看到消极面，也要看到积极面，比如人工智能对来袭目标的识别可以更准确，从而减少误判风险，进而减少误用核武器的风险。技术发展的洪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关键在于人类如何确保其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

罗曦：颠覆性的新兴技术对于全球战略稳定必然产生强大影响，目前看，削弱战略稳定性的因素要远远多于提升战略稳定性的因素。无论是高超音速武器问世、网络攻防能力发展还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国家之间的攻防平衡，也必然影响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当前形势下，应当有更多大国主动站出来，推动新兴技术领域的军备控制，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刘冲：大国之间之所以能达成战略稳定，是因为都具备足够的二次摧毁能力，也就是如果一方遭受另一方的核打击，在第一波攻击中幸存的核武器在数量上能够保证发起第二波报复性核打击，这就使核大国对发动核打击持极其谨慎的态度，也就形成了战略稳定，本质上是基于对彼此之间核态势核能力的清醒认知。军事智能化的发展可能会改变战争的基本逻辑。当战场态势有利于进攻方时，进攻方完全可以在人工智能的帮助和协调下，以很短时间、较低成本摧毁对手所有的报复性常规力量。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战略稳定的基本逻辑就不存在了，被打击一方的决策链条被极限压缩，将有更多动力和理由首先使用核武器。所以，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技术变革对核战争风险是“加速器”“放大器”，必须引起足够重视。2024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利马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所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有一条是，“两国元首确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向国际社会发出了重要信号。

中国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郭晓兵：在减少和防止全球核战争风险、推动核裁军核军控进程方面，中国拥有道义优势，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中国立即庄严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此后，又郑重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1994年，中国向其他四个有核国提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

在中方大力协调下，2022年1月五核国曾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我们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2024年10月安理会五常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并再次强调所有核武国家都不将核武器瞄准其他国家或相互瞄准。

在2024年7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第十一次审议大会第二次筹备会上，中方提交并发布了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议、无核安保、核军控等工作文件，核心主张是：核武器国家应当切实回应无核武器国家的关切和诉求，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或者宣布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方这次提出倡议，在形式上有重要创新，主要是提交了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条约方案，包括四点要素：一是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努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各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共识；二是五核国承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支持谈判不对无核国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公约；三是允许有缔约国最高利益被危及时的退出条款；四是做出条约无限期有效和缔约方不得有所保留的规定。

个人认为，相关谈判可以由易而难、循序渐进，分三步走：第一步，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极安全保证条约，五核国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第二步，五核国作出政治声明，承诺互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第三步，谈判和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或发表相关政治声明。

上图：2017年8月10日12时27分，中国在国外首座开展低浓化改造的微堆——加纳微堆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下图：2017年8月29日，加纳微堆高浓铀燃料顺利由加纳运抵中国，标志着加纳微堆低浓化改造项目圆满完成。

刘冲：经过冷战期间及其后长期的核裁军谈判，美俄核武库当中各自处于部署也就是随时可以发射状态的核弹头数量已从当年的上万枚减少到目前的约1500枚，总体上是不断减少的趋势。当然，实际数量可能要略多一些，而且两国均处于核戒备状态没有放松，如有必要随时可以把核弹头数量重新加上去，国家安全战略仍是过度倚重核武器，发生核意外的风险持续较高。

现有国际核裁军进程和核军控体系基本上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并非中国推动而成，而且NPT对无核武器国家是歧视性的，基础内容是有核国承诺推进核裁军，同时帮助无核国和平利用核能，无核国承诺不发展核武器。近些年，这三大支柱的进展令很多国家都不满意，所以才搞出《禁止核武器条约》这样一个所有核大国均未承认的“半吊子工程”，无核国与有核国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最近几次NPT审议大会均归于失败。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没有追求核武器在慑止对手核进攻以外的作用，国家安全战略对核武器的倚重程度低于其他核大国。中国长期致力于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核战略和核政策实际上是同情无核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以在有核国和无核国之间发挥适当适度的协调作用。

李彬：中国作为核大国，在反对核战争、维护核安全问题上从来都是建设性、负责任的力量，积极致力于参与相关国际合作，中美之间在这方面也曾开展有效合作。一个显著例子是，根据2016年3月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以及中美双方达成的《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两国共同协助加纳实现微型中子源反应堆（简称“微堆”）低浓化改造行动。在这一合作中，美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前期与中方和其他有核国一道与加纳政府进行沟通，开展联合行动，在不改变堆芯几何尺寸的前提下，将加纳微堆中的高浓铀堆芯燃料取出并移送至境外安全地点。2017年8月，加纳微堆低浓铀堆芯在中国低浓化技术支持下首次实现满功率运行。在此基础上，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总结出“加纳模式”，启动了帮助尼日利亚等其他国家进行微堆低浓化改造的项目。

事实一再表明，阻止核战争潜动，确保全球核安全，没有核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是不行的。现在的全球核紧张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恰是核大国之间关系恶化的后果，彼此互信的坍塌、沟通的缺失、对抗的加剧削弱了全球核安全系数，也使国际核军控体系、防扩散体系濒于解体。面对威胁人类生存与福祉的挑战，核大国应切实担起责任，改善关系、恢复对话、重振合作，引导国际核裁军核军控和防扩散事业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