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ＤＯＩ 編碼】 １０. １６７１７ ／ ｊ. ｃｎｋｉ. ５３－１２２７ ／ ｆ. ２０２２. ０６. ００３.

近年，全球權勢格局與地區權勢格局正加速演變和重組，大國地緣政治競爭進一步升級，地區衝突和安全競爭呈不平衡發展態勢，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區域主義日漸盛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世界的不確定性增強。就南亞地區而言，美國重新進行“戰略校準”，２０２１年８月完成了從阿富汗全面撤軍，戰略聚焦印太區域；２０２０年６月中印加勒萬河谷邊境衝突引發的系統效應持續“釋放”，印度重塑對華認知，調整對華戰略。在此形勢下，印度的地緣安全戰略正加速從區域“陸權”向區域“海陸並舉”方向轉變，海上力量不斷提質，努力從“黃水海軍”發展為“藍水海軍”，從“近海拒止防衛”發展為“遠洋對等威懾”，形成陸海統籌鞏衛國家安全新局面。本文系統考察了印度地緣安全戰略轉向的基本特徵，並從地緣戰略環境、威脅認知、經濟發展以及政府內聚效應等視角研究其戰略轉向的邏輯機理，在此基礎上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制約因素。本文致力於為我們了解印度當前的地緣安全戰略動態、國家安全發展模式提供一個基本參考。

一、印度從區域“陸權”到“海陸並舉”轉向的特徵

（一）地緣戰略思維向海上“擴容”

從地緣類屬身份來看，印度屬於典型的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同時擁有龐大的陸地版圖和以漫長海岸線為特徵的廣闊海域，兼具海陸兩棲地緣政治特性。然而歷史上，即使在印度輝煌的莫臥兒王朝全盛時期，印度也未意識到來自海上的安全威脅，未意識到海軍建設的重要性，待意識到則為時已晚。印度海權鼻祖、外交家潘尼迦（Ｋ.Ｍ.Ｐａｎｉｋｋａｒ）指出，印度長期以來對地理因素完全忽視，擁有陸向思維的政治精英狹隘地聚焦於印度次大陸而忽視了來自印度洋海域的外部威脅。拉文德拉·瓦爾馬（ＲａｖｉｎｄｒａＶａｒｍａ）也認為，歐洲國家入侵南亞和東南亞、日本二戰期間征服安達曼群島的歷史經歷，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印度面臨來自印度洋上威脅時的安全脆弱性。

獨立後，印度被指缺乏關於國家安全戰略的系統性思考，從地緣上未形成融合陸地和海洋兩個維度的整體戰略思維地圖，甚至被指處於“戰略思維真空”狀態。由於經歷的幾次戰爭主要發生在陸地，因此長期以來印度自認為其地緣安全壓力主要來自陸上，導致印度長期戰略聚焦於陸地而忽視海洋，印度部分政治精英呼籲要打破聚焦“守土衛國邊界”的陸向傳統，建議將視野擴大至更廣泛的“戰略邊疆”，特別是深海領域。與潘尼迦等人一樣，實際上他們將印度的命運與印度洋緊密聯繫在了一起，這與馬漢將大國崛起與海權掛鈎的思想一脈相承，而這種思維正塑造着莫迪政府的地緣安全戰略設計，也使印度對印度洋的“門羅主義”偏好不再表現得猶豫不決。

莫迪政府反覆強調，印度與印度洋沿岸國家在歷史上、文化上和地理上的天然聯繫，通過“關係敘事”弱化印度洋沿岸小國對印度重拾海洋戰略的擔憂。莫迪上台之初便推出了“季風計劃”，該戰略構想就是以歷史和文化為紐帶，嘗試建立以印度為主導的環印度洋區域合作模式。在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莫迪明確表示，“印度洋塑造了印度的大部分歷史，現在它對我們的未來至關重要。”因此，印度地緣戰略思維中的海洋“成分”日益凸顯，印度洋已成為印度地緣安全戰略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印度政治精英意識到，周邊環境與印度國內安全和穩定密不可分，主動塑造有利的周邊外部環境是印度崛起的關鍵，而印度洋則屬於印度的大周邊範疇。

沙莉法·阿拉塔斯（ＳｈａｒｉｆａｈＭ.Ａｌａｔａｓ）認為，印度擁有防禦性的、非擴張性的、溫和的戰略文化，但是莫迪的上台正在改變以前印度將戰略注意力只聚焦於周圍地區的這種戰略偏好，尤其是印度的海洋利益範圍從印度洋開始擴散到印太區域。甚至開始從波斯灣、東南亞、中亞、西太平洋等地理範疇雄心勃勃地擴散到了極地，例如，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印度地球科學部正式發布了印度的北極戰略—《印度的北極政策：構建一個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夥伴關係》，該戰略系統提出了印度在北極的戰略目標與六大政策支柱，旨在促進印度的經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全球氣候治理，增強印度在多邊機制北極理事會的參與，推動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提升印度在北極的戰略存在。由此可見，在強人莫迪治下，印度的地緣戰略思維已從南亞陸地方向加速向海洋領域拓展，並以印度洋為中心向外輻射。眾所周知，任何戰略行為都是特定戰略思維影響和作用的結果，同時戰略思維也是特定戰略行為在思維領域的表現，儘管思維的轉變往往是緩慢和漸進的，但莫迪政府在地緣戰略思維上的海上“擴容”正表現得日益自信和活躍。

（二）海軍資源分配擴大與力量發展

軍事資源分配與防務發展規劃常常是觀察一個國家地緣安全戰略轉向比較直觀的指標，特別是海軍力量的建設和發展規劃，是考察一個國家將實力向海上拓展的關鍵，歷史上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二戰後的美國以及２０１２年後的中國在這方面都是比較典型的案例。就印度而言，無論是軍費預算分配變化、造艦計劃安排還是基礎設施建設，都體現了莫迪政府日益雄心勃勃的海洋強國戰略目標。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莫迪政府向議會提交的２０２２－２０２３財年聯邦財政預算中，國防預算增長了９.８％，達到了７０６億美元（含國防養老金），占印度ＧＤＰ總量的２.０４％，其中國防養老金占預算的２１％左右。導致這次預算推高的主要原因，是海岸警衛隊與邊境道路組織兩部門的預算大幅上升。不過，印度的實際防務安全預算和開支高於這個數字，主要是因為部分防務性質的部門並未劃歸國防部管轄，因此其費用支持未納入國防預算。例如，負責印度陸地邊防的４個部門—邊境安全部隊（ＢＳＦ）、“印藏邊境警察部隊”（ＩＴＢＰ）、阿薩姆步槍隊（ＡＲ）以及武裝邊防部隊（ＳＳＢ），隸屬印度內政部。

值得注意的是，就海陸空三軍軍費預算分配來看，儘管海軍依然是三個軍種中預算最低的（陸軍占比５１％，空軍為２３％，海軍為１９％），但從縱向比較來看，海軍是三個軍種之中預算增長最快的，所占比例從２０２１－２０２２財年的１６％上升到了２０２２－２０２３財年的１９％，而在２０１８－２０１９財年修訂的預算中，海軍財政預算僅占總財政支出的１４.７８％。另外，在印度武裝部隊的現代化預算分配中，海軍的現代化預算增長率遠高於其他兩個軍種，陸軍的現代化預算不升反降，呈負增長態勢。現代化預算分配凸顯了莫迪政府加快發展海軍艦艇“硬核”力量的決心，在印度海軍２０２１－２０２２財年修訂的現代化預算（ＲＥ）分配中，海軍艦艇的預算費用占海軍現代化預算總費用的５５％，而２０２２－２０２３財年的海軍艦艇預算又比上一財年增長了８４％，通過財政傾斜，說明印度正在加快海軍造艦步伐，以提升海軍的現代化裝備水平。

同時，通過在財政預算分配上向海軍傾斜，莫迪政府積極發展印度的“航母力量”並加速印度洋地區的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印度長期以來被西方認為是一個習慣於維持現狀和風險規避型的國家，這主要源於印度過去常常瞻前顧後、猶豫不決的行事邏輯，莫迪正通過雷厲風行的作風扭轉這一刻板形象。無論是２０１７年中印洞朗對峙、２０２０年中印加勒萬河谷衝突，還是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９年的印巴衝突，印度都更趨向於採用武力校準的決心信號。在海上則表現為對發展海軍力量的堅定信念，特別是航母。２０２２年１月，原計劃於２０１８年交付海軍但被多次延期的印度首艘國產航母“維克蘭特”號（ＩＮＳＶｉｋｒａｎｔ）進行了第三次海試，２０２２年９月２日，“維克蘭特”號航母正式服役，莫迪總理當天親自出席了在印度科欽造船廠隆重舉行的服役儀式。“維克蘭特”號航母展現了印度的本土製造能力，被視為印度在“自力更生”發展道路上的一大“里程碑”。同時，印度海軍也實現了“雙航母”服役的夙願。目前，印度海軍已成為印度洋地區規模最大、裝備最為均衡的海上力量，“維克蘭特”號無疑將提升印度的藍水海軍地位。此外，印度於２０１１年還提出了建造第二艘國產航母“維沙爾”號（ＩＮＳＶｉｓｈａｌ）的計劃，希望打造印度規模最大的、首艘核動力航母，實現在西部海軍司令部、東部海軍司令部和安達曼－尼科巴群島分別部署一艘航母的戰略計劃，然而歷經１０餘年後，該計劃目前還停留在計劃階段。

近年來，印度還加強了對安達曼－尼科巴群島的民用和軍用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提升港口功能以服務海上貿易、加強旅遊資源開發等。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５日印度舉辦第７５個獨立日紀念活動之際，莫迪宣布印度政府將推出一項名為“加蒂·沙克蒂”（ＰＭＧａｔｉＳｈａｋｔｉ）的超級項目，即國家多元化互聯互通總體規劃，整個項目計劃投入１００萬億盧比（約１.３２萬億美元），通過建立一個數字化平台整合１６個聯邦部委，促進印度國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３日，莫迪總理正式宣布啟動該項計劃，這被視為印度歷史上關於基礎設施建設的“里程碑”。②處於印度洋重要戰略位置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也將享受到“政策紅利”，２０２０年中印邊境衝突之後，該島的地緣戰略價值被進一步抬升，莫迪政府加快了在這裡的整體建設步伐，包括推動久拖不決的“十年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打算部署更多戰艦、軍機、導彈部隊和步兵，另外還出台了一份有效期至２０２７年的“階段性擴軍計劃”，全面提升印度在該島的綜合作戰能力，打造印度版“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此外，印度還通過海軍外交積極與西方國家合作，增強在海域的協同作戰能力，例如，除定期參與“馬拉巴爾”聯合軍演外，２０２１年４月５－７日，印度海軍還首次參與了由法國２０１９年發起的東印度洋地區聯合軍演，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也參與了本輪軍演。

（三）承擔印度洋地區秩序“供給者”角色

作為印度洋地區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印度需要將軍事上的強勢轉變為政治上的優勢，否則象徵國家實力的海軍可能變為政治焦慮和局勢緊張的源頭。為此，印度積極塑造一個“和平衛士”和地區公共產品提供者的形象，避免１６－２０世紀西方在印度洋的“炮艦外交”形象。２０１５年３月莫迪推出“薩迦”（ＳＡＧＡＲ）願景②就是一個積極嘗試，作為莫迪政府的印度洋戰略，它為印度與印度洋沿岸國家攜手參與海洋合作提供了基本目標、原則與政策指導，２０１８年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首次闡述印度版“印太戰略”時，重申了“薩迦”願景。２０２１年８月８日，莫迪總理首次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加強海洋安全”的公開辯論時，印度也再次重申了以“薩迦”願景為核心的海洋合作理念，其要義是通過與地區國家進行多層次、多領域的務實合作，實現在政治、經濟、安全與社會文化領域的共同安全和發展。為統籌推進在印度洋地區的戰略目標，印度還積極進行機構改革和重組。２０１６年１月，印度外交部專門成立了印度洋地區司，協調發展印度與印度洋地區島國的關係，該部門主要對接馬爾代夫、斯里蘭卡以及西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和塞舌爾，後兩個國家原屬非洲司的業務範疇。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印度外交部又將非洲東海岸的兩個島嶼———馬達加斯加島和科摩羅併入印度洋地區司，將印度發展與印度洋島國關係的職能劃歸了同一部門。２０１９年４月，印度外交部又新組建了印太司，並將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東盟地區以及美日印澳四邊機制整合納入印度的“印太戰略”框架。總之，通過部門重組與重建，印度打破了過去機構分散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以部門牽頭為抓手推進印度的印度洋戰略目標。自２０１９－２０２０財年開始，印度外交部發布的《年度報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首次將印太地區單獨列出，從２０２０－２０２１財年起，印度洋地區又被單獨列為《年度報告》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印度對印度洋的重視程度。

在此基礎上，印度還善於通過規則治理彰顯印度的地區主導者身份，通過主動創建或積極參與地區多邊機制、搭建對話平台等方式塑造地區秩序，而機制與規則主導常常是一個國家實現對地區秩序塑造的有效手段，二戰後美國在全球的規則治理就是“教科書式”的案例。而印度的規則治理具有區域性特徵，主要體現在積極參與南亞區域合作聯盟（ＳＡＡＲＣ）、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ＢＩＭＳＴＥＣ）、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ＩＯＲＡ）等多邊機制活動，主導印度洋海軍論壇（ＩＯＮＳ）安全機制，創建不同層級、不同規模對話平台，增進與地區國家間的交流。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印度與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兩個島國就三邊海洋安全合作召開了首次國家安全顧問級會議，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出席。２０２１年２月４，印度主辦了首屆印度洋地區國防部長會議，２６個國家和地區出席，會議聚焦安全、商貿、互聯互通、反恐以及文化交流等主題，印度國防部長拉傑納特·辛格（ＲａｊｎａｔｈＳｉｎｇｈ）重申了印度在印度洋一以貫之的政策—“薩迦”願景，並表示印度已做好了向地區國家出售各類印度本土武器的準備，以提升地區國家的安全能力。②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印度主持召開了第２１屆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年度理事會部長級會議，印度外交國務部長拉傑庫馬爾·蘭揚·辛格（ＲａｊｋｕｍａｒＲａｎｊａｎＳｉｎｇｈ）重申了印度對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的堅定承諾，並列舉了印度在這個印度洋地區最大區域組織中的系列貢獻，例如擔任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災害風險管理優先領域的協調者，第一個向印度洋地區國家提供抗疫物資，舉辦戰略對話向地區國家提供抗疫經驗，協助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秘書處，舉辦瑜伽、傳統醫學和遙感技術等培訓班。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印度又主持召開了第八屆印度洋對話會議，作為一個１.５軌對話平台，各方集中討論了數字技術在抗疫中的作用。

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的一場印度公務員培訓開班儀式上，印度時任外秘哈什·施林格拉（ＨａｒｓｈＶａｒｄｈａｎＳｈｒｉｎｇｌａ）表示，莫迪政府積極將“鄰國優先”政策納入印度各職能部門工作範疇，以促進政策的全面落地。到目前為止，莫迪的“鄰國優先”政策可圈可點，特別在互聯互通和能源開放方面，與孟加拉國的６條跨境鐵路、與尼泊爾的２條跨境鐵路將實現貫通，與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的跨境電力運輸、水電開發項目也全面推進。印度對鄰國的貸款也不斷追加，２０２０年達到了１４７億美元，相比２０１４年增長了近５倍，這些貸款占其對外貸款總額的近５０％。同時，印度還積極援建基礎設施、提供抗疫物資，例如援建毛里求斯最高法院大樓。２０２１年１月又發起了“疫苗慈善倡議”（ＶａｃｃｉｎｅＭａｉｔｒｉ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度已向包括印度洋地區在內的全球９７個國家提供了１.１億多劑新冠疫苗，充分發揮了印度“世界藥房”的作用。此外，印度還主導建立了與沿岸國家的雷達聯繫系統以提升海洋感知能力，與孟加拉國協調巡邏，與斯里蘭卡展開海上搜救與污染防治聯合行動等。④同時，印度還積極開展“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ＨＡＤＲ）行動，向馬爾代夫、科威特、毛里求斯和科摩羅部署快速反應小組，向馬爾代夫、毛里求斯、馬達加斯加島、科摩羅和塞舌爾部署ＳＡＧＡＲ特派團，向１５０多個面臨嚴重後勤挑戰的國家提供醫療衛生用品等。印度外交秘書表示，印度將為疫情後的國際秩序發揮建設性作用，包括繼續開展ＨＡＤＲ行動、通過國際太陽能聯盟倡議、抗災基礎設施聯盟，在地區充當“淨安全提供者”和第一反應者角色。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３日的第六屆“瑞辛納對話”（Ｒａｉｓ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會上，莫迪表示“新冠疫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塑世界秩序、重塑思想的機會。”通過上述一系列努力，印度正扮演地區秩序“供給者”和“引領者”的角色。

二、印度“海陸並舉”戰略轉向的基本動力

（一）地區權力結構與威脅認知的變化

地緣戰略環境的變化對印度的地緣戰略轉向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歷史上的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所面臨的“地緣宿命”不同，在海陸兩線，印度並未面臨海權霸主與陸上強鄰可能通過“海陸聯姻”方式共同施壓的戰略風險。相反，印度的區域性海權訴求被納入了海洋霸權國的安全結構體系，從而避免了印度在海上面臨體系性的權力結構壓力。這與歷史上部分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被迫陷入與陸上強鄰和全球海洋霸主同時競爭的“雙重安全困境”，並由此造成巨大戰略透支而葬送了崛起進程不同。現階段印度正迎來“機會窗口”，美國實力相對衰弱而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並在“印太戰略”框架下聚焦太平洋地區集中遏制其眼中的最大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在印度洋則鼓勵印度積極承擔安全責任，承認印度的區域領導角色。

回顧歷史，印度洋地區的每一次權力轉移都是大國興衰的結果，該地區曾經歷了葡萄牙、荷蘭與法國的輪番控制，１８１４年《巴黎條約》的簽署標誌着印度洋實現了從法國向英國的權力轉移，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末又實現了英美權力的和平移交。１９６８年１月，英國正式宣布１９７１年底之前從蘇伊士運河以東完成全面撤軍。早在１９６１年７月，英國時任防長彼得·霍尼戈夫（ＰｅｔｅｒＴｈｏｒｎｅｙｃｒｏｆｔ）就已非正式告知美國時任防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ＲｏｂｅｒｔＭｃＮａｍａｒａ），由於財政困難，英國可能從亞丁灣以東全面撤軍，隨後美英合作在印度洋尋找“戰略性島嶼”。１９６６年兩國秘密簽署協議，規定美國出於防務需要可以使用所有英屬印度洋領地，協議有效期為5０年，到期後可選擇額外延期２０年，這為後來美國在印度洋打造“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迪戈加西亞軍事基地提供了制度基礎，確立了美國對印度洋的控制地位。作為域內大國的印度對美國印度洋的政策則經歷了階段性轉變，最初出於擔心中國進入印度洋，擔憂中國與巴基斯坦合作對印形成戰略包圍，因此印度雖然公開反對英美協議，但私下卻給予了默許。７０年代初隨着中美關係緩和、尼克松政府對巴政策偏袒，促使了印度對美國在印度洋政策的公開而強烈的批評。

當前，美國實力相對衰退而中國實力相對上升，美印對華利益不斷趨同，美印關係不斷升級。作為次級陸權大國，印度具有向海權霸主美國提供遏制中國的陸權支撐的潛質，因此印度成為了美國在印度洋地區遏制中國的重要戰略支柱，美國在印度洋對其實施“責任推卸”政策。２０２２年２月拜登政府發布《美國的印太戰略》報告，明確承認印度在南亞、印度洋地區的領導者作用，支持印度持續崛起，支持印度作為地區的“淨安全提供者”（Ｎｅ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ｒ）。美國的目標將不是主導，而更像一個“離岸平衡手”的角色。印度則類似於歷史上的法國，法國曾獲得英國鼓勵追求地中海的區域海權，成為英國為對抗威廉德國而在地中海進行安全責任推卸的對象。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４日，印度外長蘇傑生出席第五屆印度洋會議時發表主旨演講，指出了印度洋地區面臨的權勢格局變化：第一，近年來印度洋局勢變化的首要因素是美國戰略姿態的變化，美國在印度洋地區實力和興趣的相對下降。蘇傑生表示，美國自２００８年以來開始糾正其過度擴張行為，尋求國內復甦與對外承諾的平衡；第二，中國在全球層面的崛起。蘇傑生認為世界正走向多極化和區域主義，為此他主張印度洋地區內部國家應該更加團結一致，加強區域重建以應對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挑戰。他高度讚賞了“四國安全對話”（Ｑｕａｄ）在海洋安全、網絡安全、氣候行動、疫苗合作、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高等教育、彈性供應鏈、虛假信息、多邊組織、半導體、反恐、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以及基礎設施發展等合作領域發揮的積極作用。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美印日澳又以視頻方式舉行了首腦峰會，莫迪呼籲四國在人道主義和救災、債務可持續性、供應鏈、清潔能源、互聯互通和能力建設等領域開展具體務實的合作。因此，美國積極“責任推卸”、印度積極融入印太框架，促使印度從印度洋地區的秩序“消費者”轉變為了秩序“供給者”。

同時，印度對華威脅認知也是誘發其地緣戰略轉向的一個重要動因。印度前外秘哈什·施林格拉表示，“中國的崛起也使我們在地緣政治舞台上處於中心地位。作為我們最大的鄰國，我們不僅有共同的邊界和互為近鄰，我們還必須面對中國所構成的特定戰略挑戰以及在共同邊界上採用的戰術。”儘管在陸地上，印度還面臨來自巴基斯坦的地緣安全壓力，但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２０年兩次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度對華戰略疑懼加強且對華信任赤字加深，對華戰略全面調整，將中國視為最大威脅來源，積極融入海權霸主美國主導的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和“印太戰略”框架，對衝來自陸上的地緣安全壓力。印度戰略界也認為，中國對印度的威脅可能同時來自陸上和印度洋海上兩個方向，上文提到的２０２０年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度加速對安達曼－尼科巴群島的軍事力量建設就是這一認知的反應。印度還不斷加強對毛里求斯、塞舌爾等島國的實際控制，兩國的海岸警衛隊均由印度海軍軍官掌控。印度還密切關注中國在印度洋的動向，２０２２年１月，王毅外長訪問了印度洋三個島國———科摩羅、馬爾代夫和斯里蘭卡，在訪問斯里蘭卡期間，“中方建議可適時召開印度洋島國發展論壇，匯聚共識，形成合力，共同發展。”印度戰略界警惕地認為這是在效仿印度的印度洋地區政策。

（二）國內經濟發展的刺激作用

經濟發展是一國海洋戰略轉向的內生動力。國家對海外市場、海外原材料的高度依賴以及對國際經濟參與度的上升，都是促使國家海上轉向的重要動力。畢竟，國際上的大部分貿易主要依賴海運而非陸運。據統計，海上貿易占國際貿易總額的８０％，如果按照商品重量計算，超過９５％的跨國貿易都是依靠水路運輸，９９.５％以上的跨洋貨運都是海運，空運只占不到０.５％，其中石油及石油製品是最主要的海上貿易單宗商品。印度作為全球僅次於中美的第三大能源消費國，能源對外依賴度達到了８５％，而能源與國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能源安全與否嚴重影響一國經濟安全，這也是為什麼印度近期在俄烏衝突中，即使面臨西方政治壓力，也堅持從俄羅斯購買打折石油以緩解俄烏衝突導致國際油價上漲對印度造成的經濟衝擊。而且，隨着印度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其能源生產與消費的缺口也在不斷擴大。從印度的能源消費結構來看，根據２０１８年的消費數據，煤炭消費占比為４５％，石油與天然氣消費占比為３２％。從印度的能源進口來源地看，煤炭進口主要來自印尼（４９％）、澳大利亞（２０％）和南非（１６％），原油進口主要來自中東（５９％）、美國（１７％）和非洲（１６％），而液化天然氣進口則主要來自中東和非洲地區。③因此，印度的能源進口必須依賴海上通道。儘管莫迪政府也在推動能源改革，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特別是太陽能和其他清潔能源，但就印度目前國內經濟發展形勢看，短期內難以改變對能源進口的高度依賴。

就對外商品貿易而言，印度也高度依賴海上通道，因為整個南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偏低，印度對其他南亞國家的經濟依存度微乎其微。根據印度工商部的統計數據，從進口來看，２０２１－２０２２財年印度從南亞其他７國的進口額僅占印度進口總額的０.９６％，相比而言，印度對華進口額占其進口總額的１５.３４％；從出口來看，同期印度對南亞其他７國的出口額占其出口總額的７.７５％，而美國、阿聯酋和中國分別是印度的前三大貿易出口目的地，對美國和阿聯酋的出口分別占其出口總額的１８.２９％和６.５７％，對中國的出口額占其出口總額的５.６％。因此，南亞域外國家成為印度的主要貿易對象，而印度洋成為印度對外貿易的主要進出口通道。此外，國內經濟轉型對國家戰略向海洋推進也發揮了關鍵作用。莫迪政府高度重視發展海洋經濟以尋求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包括推動藍色經濟、開採深海資源、發展深海技術等。２０１９年２月，印度政府發布“２０３０年願景”，列出了未來１０年印度最重要的１０大核心發展領域，海洋經濟就是其中之一。莫迪甚至直言，“對我而言，印度國旗的藍色齒輪或輪子代表着海洋經濟或藍色革命的潛力，這就是海洋經濟對我們的重要性。”２０２０年９月，莫迪政府發布了《印度的藍色經濟》政策框架文件，系統闡述了未來印度藍色經濟的發展戰略和實施路徑。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印度內閣又批准了印度地球科學部提出的“深海使命”（ＤｅｅｐＳｅａＭｉｓｓｉｏｎ）倡議，旨在促進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綜上，印度洋不僅成為印度重要的貿易和能源運輸通道，也成為推動未來印度經濟轉型與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更宏觀的層面來說，海洋作為“新疆域”之一，就像極地、網絡、太空領域一樣，能否在這四大領域擁有立足之地，已成為世界大國地位的“標配”。而一直致力於追求“有聲有色”大國地位的印度，在莫迪政府帶領下，近年來在四大“新疆域”都不斷有新的政策和規劃出台。

（三）莫迪政府的內聚效應

２０１４年以來，莫迪領導的印人黨（ＢＪＰ）分別在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９年的兩次人民院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結束了印度政壇自１９８９年以來長期“懸浮議會”的局面，這為後來莫迪組建一個具有高度內聚力的政府提供了條件，進而為有效的政府組織和國家動員能力提供了基礎。無疑，一個具有高度內聚力的政府有利於破除部門和利益集團的阻撓而形成廣泛支持，從而實現國家的地緣戰略轉向。目前印度決策圈層已形成了以莫迪為核心（總理辦公室）且具有高度共識的核心決策小團體，特別是通過對國家安全委員會實施改革，莫迪的權力更加集中化，這打破了過去幾十年因聯盟政治導致總理權力被侵蝕而處於長期弱勢的局面。２０２２年２－３月印度５個地方邦的選舉結果，也體現了當前莫迪領導的印人黨依然“鶴立雞群”，民意底盤紮實穩固。如果國家決策者個人容易獲得大眾支持，與大眾建立了良好關係，那麼就有助於國家進行戰略資源分配與國內社會動員。客觀而言，莫迪自身的個人魅力有利於汲取廣泛的社會支持。根據《今日印度》２０２２年８月的民調顯示，執政８年多以來，莫迪的受歡迎度依然遙遙領先其他政治對手，近５３％的受訪者希望２０２４年莫迪繼續出任印度總理。這說明莫迪依然保持着較高的社會支持率，與２０１４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相差不大。即使將莫迪執政時期所有年份的社會支持率拉平來看，依然保持着較高態勢。因此，一旦政治精英形成一個緊密的內聚團體，加之社會大眾對國家領導人的積極支持，那麼將有利於降低國家政策在推行過程中遇阻的概率，形成全社會“上下一盤棋”的局面。

莫迪執政以來，在多領域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展現了雷厲風行的政治魄力。其中在外交領域成果最為豐碩，除了中印、印巴關係停滯不前甚至出現歷史性倒退之外，莫迪積極展開了在全球範圍的夥伴外交，通過頻繁“走出去”和“請進來”相結合的方式，實現了在外交領域的整體性推進。在經濟改革層面，莫迪頂住了來自不同部門、不同利益集團的壓力，先後強力推行了勞工法改革、“廢鈔”運動、ＧＳＴ稅改、“自力更生的印度”等系列改革措施；在軍事與安全改革層面，改組國家安全委員會，並在２０１９年宣布設立國防參謀長一職，２０２０年宣布對軍隊進行“戰區化”改革等。另外，莫迪政府還觸及了印度前幾屆政府不敢“觸碰”的敏感議題，其中備受爭議的是２０１９年前後力排眾議推動的三大改革：廢除憲法３７０條款給予印控克區的特殊地位；支持最高法院通過阿約迪亞“寺廟之爭”判決（２０２０年８月莫迪出席羅摩神廟奠基儀式）；通過了《２０１９年公民身份（修正）法案》（ＣＡＡ）。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２１年莫迪為推動實現印度農業市場化，倉促推出的三部農業改革法案因遭遇農民持續的大規模抗議而以失敗告終，不過絕大部分改革措施還是得以實施，總體上體現了莫迪政府的執政魄力以及決策圈層的內聚效應。相比上述系列改革因普遍涉及印度國內複雜利益群體而充滿敏感性和具有較高觀眾成本之外，印度地緣戰略的“海陸並舉”轉向因牽涉國內利益重新分配的覆蓋面比較小，而且莫迪的地緣戰略目標滿足了印度國內日益高漲的世界大國地位情緒，因此更能凝聚國內共識。

三、印度“海陸並舉”戰略的制約因素

（一）戰略資源的有限性

是否擁有足夠的戰略資源作為支撐是確保印度“海陸並舉”戰略成功的關鍵。一般而言，“海陸複合型大國的地緣安全戰略往往會在‘海防’與‘塞防’之間進行微妙而艱難的政治博弈。”歷史研究表明，“穩定的陸基資源是提供海權國源源不斷遠洋力量的根源。如果一個海陸複合型國家在尚未獲得充分陸地安全的前提下去單方面拓展全球海權，那麼大國崛起的進程也將很可能表現為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②歷史上的荷蘭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對印度而言，其戰略目標是希望以陸上為基礎，建立以南亞為中心的區域陸權和以印度洋為中心的區域海權，通過追求區域性“海陸並舉”獲得海陸複合型強國地位，形成“海陸相互反哺”的局面。因此，印度也會面臨其他類似海陸複合型國家所面臨的共性問題，即如何在追求海權與陸權之間實現戰略資源的有效分配。從歷史上看，如果一個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面臨實力相當的強鄰壓力，雙方因歷史記憶以及現實矛盾而存在巨大的戰略互信赤字和安全困境，那麼基於地緣安全壓力的現實和緊迫需要，對該國來說最優戰略應該是將其戰略資源集中分配在陸上，以追求區域性陸權大國為戰略目標，俾斯麥時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就是成功的案例。③印度政府也意識到，周邊鄰國能否創造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對印度崛起至關重要。施林格拉表示，“周邊國家對我們具有特殊意義”，“印度也意識到它的繁榮和發展與鄰國的繁榮和發展息息相關。”這也堅定了莫迪政府對“鄰國優先”政策的信念。客觀來看，印度的“鄰國優先”政策具有發展的不平衡性，這主要體現在對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的處理上，其直接結果則是增加了印度地緣政治環境的複雜性，使其同時與中巴在邊界保持着緊密的安全博弈關係。在中印方向上，２０２０年６月的加勒萬河谷衝突使中印關係跌入了３０年以來的低谷，強化了印度決策層對未來幾十年印度軍事衝突將集中於印巴、中印邊境爭議地區的認知。印度將中國視為最大威脅來源，加速在邊境地區印方實控線一側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邊界鄉村振興，堅持將邊界問題與中印整體關係掛鈎；在印巴方向上，克什米爾問題呈難解之結，雙方關係處於階段性緊張狀態，局部低烈度衝突時有發生。因此，在陸上印度同時保持了與兩個近鄰的密切安全博弈，這將導致印度總是陷入自我創造的“安全稀缺”狀態。在此情況下，未來印度海軍想要爭取更多的戰略資源必然面臨資源有限的現實挑戰，而戰略資源的根本還是經濟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對印度經濟和社會民生的嚴重打擊，導致印度將經濟潛力轉變為軍事力量的鴻溝進一步擴大。歷史上，凡是在地緣上具有發展海陸複合型強國基礎的國家，在追求其戰略目標的過程中，遭受限制的關鍵因素都是無法提供可持續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撐。印度的經濟形勢近年來不容樂觀，新冠肺炎疫情更使其雪上加霜。自２０１６年以後，印度的ＧＤＰ增速就呈下滑態勢，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２０１７年印度ＧＤＰ增速從２０１６年的８.２６％下降到了６.７９％，２０１９年進一步下滑至４.０４％，而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又下降到了－７.３％，是１９６１年以來的歷史最低點。儘管２０２１年又實現強勁復甦趨勢，但總體來看，莫迪並未兌現其上台之初的經濟承諾，更是在第二任期也將改革重點轉向了安全領域。印度經濟能否在２０２４年實現莫迪政府提出的５萬億美元目標以及在２０３０年實現１０萬億美元目標，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在經濟總量有限的情況下，印度還面臨國內基礎設施落後、社會民生投資不足的社會現實，而這必然又會消耗更多的國家戰略資源。與此同時，印度海陸空三軍面臨現代化預算缺口巨大的現象，其中海軍的現代化預算缺口最大，這主要源於財政預算經費不足（見表２）。因此，印度國內社會與民生領域對投資的需要、與近鄰進行持續安全博弈導致陸上不斷擴大的“安全稀缺”、武裝力量現代化預算的巨大缺口等，將綜合限制印度追求“海向”以實現“海陸並舉”戰略的政治目標。

（二）官僚政治的阻礙因素

“政府的每一個部門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組織本質、權力和能力，以及利益和勢力範圍”，不同的部門都希望盡力控制自己的資源，維持自己的權力，同時總會希望獲取更多的權力、資源或者預算。在官僚系統中，特別是功能存在重疊的部門之間經常出現權力競爭、資源競爭和責任推諉，彼此相互掣肘的現象。印度的官僚政治特徵尤為明顯，尤其是文官系統與軍事系統之間、不同軍種之間相互競爭、相互扯皮現象屢見不鮮。其中軍政關係一直是影響印度軍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文官系統對軍隊的有力控制和監督以及權力限制，深刻體現在印度對外決策的過程中以及軍費預算的博弈之中。美國已故知名南亞問題專家斯蒂芬·科恩（ＳｔｅｐｈｅｎＰ.Ｃｏｈｅｎ）就認為，“印度的軍政關係是以政治凌駕於武裝力量之上，並以犧牲有效的軍事規劃為代價的。”印度獨立後，尼赫魯政府就有意限制軍事力量進入國家核心決策圈層，削弱軍隊對政治的影響力，文官治軍的傳統保留至今。儘管莫迪上台後通過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改革，相對提升了軍事部門在促進國防製造、武器出口、防務外交、對外安全等政策決策方面的參與度，不過只是在文官治軍的總原則下進行改善，所以印度長期存在的文官與軍事部門之間的政治博弈依然會持續上演，這在軍費預算的申請過程中尤為突出。例如，印度財政部設立了一個專門審議印度軍費開支的獨立部門，對國防部提出的預算具有否決權，因此雙方也存在博弈現象；又如，在武器採購過程中，對於軍事部門提出的海外武器採購要求，印度國防研發組織（ＤＲＤＯ）承擔了雙重角色，既負責審議訂單提議，擁有否決權，同時還扮演了“供應商”的角色，可選擇攬下訂單，只有當ＤＲＤＯ發現自身技術有限而無力滿足軍事部門的要求時，才同意海外採購要求。因而，ＤＲＤＯ往往與軍事部門之間齟齬不斷，被後者指責拖延採購訂單。科恩認為在國防採購過程中，軍政關係很容易受到狹隘的政治考量的影響。

另外，海陸空軍事部門之間也經常因為資源分配問題而爭執不休。例如，印度海軍計劃生產第二艘國產航母，其一大阻力就是來自其他軍種，特別是陸軍的反對聲比較大，指責費用過高。印度海軍參謀長卡拉姆比爾·辛格（ＫａｒａｍｂｉｒＳｉｎｇｈ）２０１９年時就表示，第二艘國產航母是印度海軍的“當務之急”，海軍的長期規劃是希望在印度洋地區部署三艘航母，其中確保兩個航母戰鬥群可以隨時調配。③然而，由於航母的建造成本極其高昂，而印度經濟增速近年來持續下滑，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對印度經濟的全面衝擊，國防財政預算難以滿足印度海軍的造艦要求，此前印度海軍的申請就被國防部擱置。印度首任國防參謀長比平·拉瓦特（ＢｉｐｉｎＲａｗａｔ）也極力反對印度海軍的新航母要求，認為印度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潛艇。另外，由於涉及費用極其高昂，在軍費預算有限情況下，本身處於最弱勢地位的印度海軍要想建造新的航母，就必須從強勢的陸軍和空軍現代化預算分配中“分羹”，這勢必會引發兩個部門與海軍的資源競爭。

此外，如上文所示，印度海陸空三軍現代化投入均面臨很大缺口。在此背景下，容易引發以部門競爭為核心的官僚政治現象，因此官僚政治成為印度軍事部門特別是海軍力量發展的一個系統障礙。另外，自２０２０年５月莫迪政府推出“自力更生”計劃之後，在國防領域積極提倡武器的本土化生產，減少境外採購，規定２０２２－２０２３財年６８％的採購預算將用於本土企業，比２０２１年提高了１０％。作為一個武器高度依賴進口的國家，短期內印度要突破技術限制，實現國防領域的自力更生，可以說是充滿了挑戰。而且在過去的５年裡，印度國防研發部門的經費占比被指嚴重偏低，僅占國防預算的５－６％。另外，印度軍事部門司空見慣的腐敗行為，也可能成為阻礙莫迪政府戰略轉向的制約因素。

（三）教派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影響

印度能否成為一個“海陸並舉”的海陸複合型強國，關鍵還要看印度國內能否形成一個團結穩定、有利於海向發展的內部環境。然而莫迪領導的印人黨政府卻日益偏離印度的世俗主義傳統和包容性政治軌道，“自２０１４年選舉以來，印人黨政府的施政綱領一直建立在錯誤的承諾之上，即印度教民族主義是通往‘幸福’的道路。”其部分社會改革對印度國內日益高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起到了鼓動和推波助瀾的作用，激起了印度國內教派衝突，特別是穆斯林群體與極端印度教徒之間的矛盾，成了引發印度社會撕裂的一大潛在風險。在一定程度上，莫迪政府鼓動“印度教特性”（Ｈｉｎｄｕｔｖａ）的主張也是從政策上回饋占印度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教徒的政治支持，同時希望藉助印度教文明來凝聚國內共識，確立國家身份認同，彰顯印度在世界中的文明特性。然而，由此導致的對印度社會多元化的“侵蝕”，加深了印度教徒與印度穆斯林之間的原有裂痕，不利於印度社會的平等、包容、穩定和發展。從長期來看，國內缺乏穩定的社會根基必然會導致“安全內耗”，侵蝕印度部分戰略資源和分散國家的戰略焦點，從而不利於國家在對外戰略上的持續資源投入和政策延續。備受爭議的“寺廟之爭”判決、《公民身份（修正）法案》等在穆斯林群體所引發的巨大政策反彈就是典型例子，因此莫迪也被西方部分人士批評為“印度教至上主義者”。

此外，莫迪自２０２０年以來在經濟、國防等領域推行“自力更生的印度”的計劃，實際上是在鼓勵促進“內循環”，因此具有經濟內向型發展的特徵，而這與印度當前在地緣戰略上的“海上轉向”又存在一定的張力，後者依賴於外向型經濟發展。另外，印度政府一方面在全球積極招商引資，另一方面又以各種法律法規為由，加大對外資企業的各種審查力度，增加了外資企業在印度的投資風險和運營成本。因此，如何形成國家頂層設計的“邏輯統一”而不是戰略矛盾是比較關鍵的，可以避免內部戰略與外部戰略的“互斥”現象。

四、對未來中印關係的啟示

從中印兩國的地緣類屬身份劃分來看，兩國都同屬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而且兩國當前都處於地緣戰略向海上“延伸”階段。同時，兩國都日益重視對海洋資源的探索和海洋經濟的發展，海洋在未來兩國的崛起中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這意味着，未來中國和印度在海洋上的“相遇”頻率和競爭程度都可能會增加，特別是在印度洋地區。在陸地上，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２０年的中印邊境衝突加強了印度對華威脅認知，其結果是印度不斷提升在中印邊境地區的戰略存在。由此看來，中印未來無論在陸上還是在海上的安全互動都可能會增加。當前印方政府反覆強調，中印關係應該基於“三個相互”：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利益，並堅持將雙邊的整體關係與邊境問題掛鈎。面對一個強硬而難以妥協的印度政府，要降低雙方在安全互動中的衝突風險，確保競爭的良性互動，需要儘快恢復系列雙邊對話機制，加強溝通協調，確立互動原則與行為規則以管控分歧，創造新的合作“增長點”，推動雙邊關係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