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局勢再次風雲突變，以色列向伊朗全境主要軍事目標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對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空軍司令、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等十多位高級將領，進行精準斬首行動。

自2024年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崩潰、反對派上台後，德黑蘭處境愈發艱難，其在中東經營多年的“抵抗之弧”或許面臨瓦解的結局。

“抵抗之弧”經營幾十年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後，與美國關係惡化。為了打開局面，伊朗四處出擊，經過長期經營，打造出一個包括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等成員的陣營。這個聯盟在地圖上連起來像是一條巨大的弧線，又稱抵抗之弧。

這個以德黑蘭為核心的陣營，幾乎囊括了中東地區的全部什葉派力量。

估計很多人會不解，阿拉伯人不都是遜尼派嗎?怎麼敘利亞伊拉克這些阿拉伯地區，也有大批什葉派信徒?

這就不得不談及一個流傳很廣的刻板偏見——遜尼派和什葉派的衝突，本質是民族衝突，跟宗教關係不大。伊朗被阿拉伯人征服後，有民族自尊情緒，不服阿拉伯，所以即便皈依了伊斯蘭，也不接受主流的遜尼派，反而去膜拜什葉派，故意跟阿拉伯人作對。

這個說法過於簡單粗暴了。什葉派在伊朗的普及是個曲折漫長的過程。伊朗在被阿拉伯人征服後的三四百年，遜尼派一直占據統治地位。轉折點在蒙古西征，1258年旭烈兀滅掉阿拉伯帝國，給了各路在野派系逆襲的機會。伊爾汗國實行多元化政策，高層里有猶太人、基督徒和漢人佛教徒，什葉派也獲得生存空間。

在蒙古垮台後的諸侯混戰里，尊奉十二伊瑪目派的薩法維王朝橫掃天下，統一伊朗高原。經過兩三代人的時間，遜尼派的影響力衰退，後續的贊德王朝、愷加王朝繼續維持現狀，此後伊朗成了什葉派國家。

1979年霍梅尼上台後，更是推出了激進的外交路線，劃出了一個以教權主義為根基的抵抗之弧。德黑蘭在阿拉伯地區的什葉派圈子裡，進行滲透。

最成功的一次挖牆腳便是翻轉敘利亞的意識形態。老阿薩德原本以民族主義、世俗主義起家，跟莫斯科交好。1947年阿拉伯復興黨在大馬士革成立，這一派的口號為“統一、自由、社會主義”，一方面認為伊斯蘭教是“阿拉伯民族的天才智慧成果”，另一方面又主張政教分離、信仰自由。

復興黨的兩位創始人，一個是遜尼派穆斯林，另一個則出身東正教家庭（米歇爾·阿弗拉克）。他們主張推翻王公貴族舊勢力，進行土改等一系列社會變革。復興黨認為，不論你信什麼宗教派系，只要說阿拉伯語，奉行阿拉伯文化，就是同胞。反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庫爾德人就遭到排擠。

出身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支）部落的巴沙爾·阿薩德，因早年追隨復興黨，在執政之初，強調寬容共處，把總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要職分給遜尼派，70%的國家幹部由遜尼派出任。

但1982年2月發生的哈馬暴動成為分水嶺。敘利亞最高領導人覺得還是阿拉維派自家骨肉靠得住，重用圈內人，加劇以少（阿拉維派，外加伊斯瑪儀派）凌眾（占國家70%左右人口的遜尼派）的統治。

從國際大格局上，蘇聯解體也造成巨大影響。幼發拉底河水壩（敘利亞最大的水利工程）由俄國專家援建，提供了敘利亞工業生產80%的電力。蘇聯解體之前，總共向大馬士革輸送了190億美元，還有規模在4000-6000人之間的蘇聯顧問團，鎮壓哈馬暴動，聘用的就是俄國軍事顧問。

蘇聯解體後，敘利亞獲取不到莫斯科的盧布，那只能“變節”，改投德黑蘭的大阿亞圖拉了。1980年至 1988年的兩伊戰爭，初現苗頭，其他阿拉伯國家爭先恐後支援同文同種的同胞薩達姆，阿薩德卻站在波斯人一邊。

1991年蘇聯崩潰後，敘利亞加入抵抗之弧，庇護其他國家的伊斯蘭激進武裝。阿薩德又和黎巴嫩真主黨（兩者均為什葉派）聯手合作，戰鬥在對抗以色列的第一線。

德黑蘭另一個經營目標是伊拉克。該國有大量什葉派信徒。2003年美軍攻打薩達姆，在戰後華盛頓當局採取了三家協商的模式，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三個群體平分政權。總統通常由庫爾德人推出一位代表，總理由什葉派推出，議長由遜尼派推出，各方協商分配中央權力。

議會席位原定也是三家平分，保護少數派不受欺負，但該國的什葉派領袖西斯塔尼巧妙施壓，讓美國改成普選。在1人1票的選舉里，伊拉克人口最多的什葉派就占據優勢。結果就是，美軍占領伊拉克的十幾年裡，親德黑蘭的什葉派勢力越來越大。

在川普第一個任期，那個被美軍導彈精準打擊的蘇萊曼尼，正是伊朗常駐伊拉克的頭號人物。華盛頓擔心伊拉克變天，才決定刺殺蘇萊曼尼。

“革命外交”的兩難

伊朗的革命外交，致命缺陷也在於此，抵抗之弧的攤子鋪得太大，處處捉襟見肘，而且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和教派意識形態互相產生衝突。

蘇聯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在二戰後的勢力範圍劃分上，出現了矛盾。

按照革命理想，斯大林應該往西歐發展。當時法國和意大利有自發的紅色運動，法國共產黨在立憲會議選舉中是第一大黨，而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產業工人隊伍薄弱，紅色運動低迷。衡量再三，斯大林還是以地緣需求為優先，把東歐一大票國家變成衛星國，作為屏障。

而霍梅尼、哈梅內伊在意識形態上的偏執，導致外交完全偏離國家利益。伊朗與以色列並不接壤，遙遠的巴以衝突對其國家利害毫無干擾。但德黑蘭把反以當成重中之重，不惜成本資助哈馬斯。

從國家防務上，伊朗對伊拉克開展行動還有道理，熱衷巴勒斯坦就完全屬於盲目。薩達姆曾經策動胡齊斯坦分離運動，這是伊朗的一個省，但人口多數為遜尼派阿拉伯人，上世紀60年代胡齊斯坦省350萬人，阿拉伯人占80%，這塊地盤並不服從德黑蘭中央。

1979年伊斯蘭革命期間，除了舉世聞名的德黑蘭人質事件，還有個王子街大使館人質事件。胡齊斯坦阿拉伯解放陣線占領伊朗駐英國大使館，倫敦王子大道16號，劫持了26名人質。

霍梅尼視其為肘腋之患，促使了兩伊戰爭的爆發。在薩達姆政權被美軍消滅後，哈梅內伊趁機扶植伊拉克的什葉派，大大鞏固了地緣安全。

然而伊朗更多的軍事行動，更像是招風攬火，引火燒身。伊斯蘭革命衛隊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反對中央政府，支持胡塞武裝襲擊紅海的商船，損人不利己，對伊朗的國家利益沒有絲毫好處。

這種魯莽的外交讓伊朗四處樹敵，資助了哈馬斯這麼久，也沒贏得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善意，而且當什葉派領頭羊的野心，還引發了遜尼派的忌憚。

如今，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已經倒台，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都遭到以色列嚴重打擊，實力極大削弱。伊拉克方面，什葉派民兵組織已經納入伊拉克安全部隊，接受伊拉克國防部的領導。此次以色列襲擊伊朗，儘管伊拉克口頭上宣稱堅定支持伊朗，並反對以色列通過伊拉克領空侵犯伊朗，但也未見以實際行動阻止以色列空軍戰機飛躍伊拉克領空（也可能是無能為力），僅僅表示正通過多邊渠道努力阻止以色列侵犯伊拉克領空的行為。也門胡塞武裝倒是向以色列發射了導彈以示對伊朗的支持，但其實力較弱，並且距離伊朗和以色列都太遠了，難以發揮大的作用。

成員已被各個擊破，抵抗之弧還能支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