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美國B-2“幽靈”隱形轟炸機飛越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上空。

技術優勢無法迫使政權更迭。

過去三年，世界對空中力量有了深刻認識。俄羅斯與烏克蘭展開的殘酷空戰，對有人駕駛戰鬥機的未來提出了嚴峻挑戰。相比之下，以色列與美國發動的毀滅性空襲，似乎已使一個擁有強大防空能力的敵方幾乎喪失抵抗能力。

為何傳統空中力量在一次戰役中被邊緣化，而在另一次戰役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答案對空中力量的未來有何啟示？

評估空戰模式演變的最佳起點仍是已退役的美國空軍上校約翰·沃登的“五環”模型。作為分析工具，五環模型將目標分為五個同心環：前線武裝力量、人口、基礎設施、有機核心要素和領導層。該模型認為，每個環層的打擊難度逐級增加，但對政權造成的破壞力也隨之增強。

作為規範性論述，該模型暗示應優先攻擊關鍵內環而非堅硬的外殼。儘管存在其他空軍力量模型，但目前這一模型可能是思考烏克蘭與伊朗差異的最有用工具。

在烏克蘭戰爭的三年中，雙方的防空系統總體上保持了穩定。戰爭初期混亂過後，有人駕駛航空器被普遍從前線驅離，致命防空系統使對敵方地面部隊造成嚴重傷害變得困難，而實施深度打擊幾乎等同於自殺。

俄方選擇從俄方控制的空域發起遠程攻擊，包括使用戰略轟炸機發射巡航導彈打擊烏克蘭人口和基礎設施目標，以及使用戰術戰機投送“滑翔炸彈”打擊烏軍地面部隊。前者還得到了遠程精確無人機（往往在伊朗製造或獲得伊朗許可生產）的補充。烏克蘭防空系統在攔截戰略攻擊方面表現出色，儘管付出了巨大代價。

俄烏戰爭中空中力量的真正故事在於有人駕駛飛機被令人眼花繚亂的無人駕駛飛行器所取代。這些無人機從多種平台發射，被雙方用於戰術和戰略目的，在有人駕駛飛機將面臨自殺性任務的場景中發揮作用。

然而，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都未能突破前三個防線。雙方的努力均未對敵方造成決定性影響。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空襲行動迄今未能顯著打擊烏克蘭平民的士氣或其維持地面作戰部隊的能力。俄羅斯可在哈爾科夫和基輔隨意殺害平民，但這些死亡並未削弱烏克蘭人的戰鬥意志。烏克蘭的無人機戰役雖對俄軍造成嚴重消耗，但未引發戰略癱瘓或接近政權崩潰的局面。

相比之下，以色列的戰役在針對一系列目標的打擊中取得了驚人成功。無人機與有人駕駛戰機的聯合打擊，已重創伊朗地面部隊、基礎設施、核心戰略目標（核計劃）乃至伊朗領導層人物。

最近的美國空襲也同樣打擊了核計劃——儘管關於打擊造成的實際損害仍有許多無法解答的問題。但美以聯合行動也為空軍力量倡導者和“五環模型”提出了些許難題。以色列和美國幾乎享有對伊朗領導層和核心設施的無與倫比的訪問權限。美以戰機可在伊朗境內幾乎隨心所欲地行動，摧毀目標於其便利之時。

以色列人認為，或至少聲稱認為，對政權目標的打擊可以引發伊朗政權更迭。摧毀足夠多的警察局，殺死足夠多的政府官員，壓迫機器將停轉，伊斯蘭共和國將崩潰。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在美軍空襲後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這，用委婉的說法，是一個未經證實的論點。關於伊朗國家可能崩潰的理論大多是臨時拼湊的，甚至帶有幻想色彩。對領導層和鎮壓機器的打擊未能摧毀其他鎮壓性政府，無論是納粹德國、塞爾維亞還是伊拉克。以色列和美國需要摧毀多少警察局才能動搖伊斯蘭共和國的根基，這一點並不明顯。答案很可能是全部摧毀——甚至更多。人們傾向於對轟炸行為產生對敵人的敵意，而非針對本國政府。

以色列和美國是否在烏克蘭和俄羅斯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是因為技術優勢，還是因為更難以量化的因素？我們目前尚未掌握美以聯合行動的全部細節，但初步報告表明，技術和組織因素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防空系統比伊朗的更為密集和複雜，儘管差距並不巨大。美國和以色列的戰機（尤其是隱形戰鬥機和轟炸機）遠比俄羅斯或烏克蘭投入衝突的任何裝備更為先進，並且得到了電子和網絡武器的支援，這些武器已使伊朗的防空系統陷入癱瘓。最後，美國和以色列飛行員在個人和組織層面都經過專門訓練，能夠擊敗和摧毀複雜的防空網絡，而俄羅斯和烏克蘭飛行員則缺乏這種能力，這主要源於冷戰時期對空地協同作戰理念的差異。

關於這些行動以及它們之間的比較，未來將有大量著作問世。然而，空中力量面臨的困境與1917年如出一轍。空襲行動無法迫使任何人採取行動；目標方可以自行決定在承受足夠痛苦後是否服從攻擊者的要求。

伊朗只需按兵不動即可無限延長這場戰役，而以色列或美國均無法迫使德黑蘭屈服。俄羅斯雖能以空中力量殺傷烏克蘭人，但需地面步兵波次推進才能奪取領土。一場真正能撕裂治理神經的戰役會改變這一方程式的邏輯，但目前這仍大多停留於猜測階段。

與以色列令人矚目的成功相關的技術問題固然重要，但迄今為止，這些問題的答案並未改變一個事實：無論空軍力量運用得多麼有效，有些事情它就是做不到。

作者：羅伯特·法利是肯塔基大學帕特森外交與國際商務學院的助理教授。他在《律師、槍支與金錢》和《信息傳播》博客上撰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