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斯科特·蘋果懷特/美聯社

6月21日，美國對伊朗的三個核設施——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發動了空襲，用穿透式炸彈轟炸了埋藏很深的離心機設施。

此次行動由美國和以色列聯合進行，並未獲得國會正式授權，因此遭到議員們的強烈批評，稱其違憲且“非法”。

大部分政治辯論都集中在美國是否正在被捲入“另一場中東戰爭”的擔憂上。《紐約時報》的尼克·克里斯托夫對美國對伊朗的突襲轟炸和德黑蘭的報復行動後的不確定性發表了看法。就連美國副總統JD·范斯也理解這種不安，他表示：“人們有理由對過去25年愚蠢的外交政策後捲入外國事務感到擔憂。”

這些反應，無疑重新引發了與小布什政府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比較：一位共和黨總統基於薄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證據發動軍事行動。

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

儘管表面上的相似性令人聯想，但這種比較可能掩蓋了關於唐納德·川普總統執政特性的更多真相。

與伊拉克戰爭的比較

2003年，布什政府基於“有缺陷的情報”下令對伊拉克發動全面入侵，聲稱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儘管這場戰爭在全球範圍內極不受歡迎，但確實獲得了兩黨國會的支持。入侵行動在短短幾周內推翻了伊拉克政權，但隨後卻是殘酷的衝突和近十年的美國占領。這場戰爭引發了激進聖戰主義的崛起和一場可怕的教派衝突，其影響至今仍在迴蕩。

然而，到目前為止，川普對伊朗的單次打擊與2003年伊拉克干預行動幾乎毫無相似之處。 這些打擊是在更廣泛的伊朗與以色列衝突背景下進行的精準打擊，目的在於打擊伊朗的核計劃。目前看來，全面軍事入侵或“地面部隊介入”的意願似乎微弱，儘管川普和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均有相關表態，但政權更迭的可能性仍不高。

然而，與伊拉克的類比仍持續存在，尤其是在對美國在中東反覆軍事干預持懷疑態度的群體中。但缺乏深思熟慮的類比會帶來代價。首先，伊拉克類比無法真正揭示川普外交政策的本質。

川普的外交政策

要更好地理解近期對伊朗的空襲，我們需要審視川普更廣泛的外交政策。

他的“美國優先”口號備受關注，這是一種複雜的混合策略，包括優先考慮國內利益、質疑國際協議以及挑戰傳統聯盟。

其他人，包括川普本人，經常宣揚他的“不打仗”方針，指出從阿富汗、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規模軍事撤軍，以及他沒有發動新的戰爭。

然而，除此之外，川普大幅增加了美國軍事開支，並頻繁利用總統職權對敵對國家實施定點打擊——尤其是在中東地區。

例如，2017年和2018年，川普下令對敘利亞一處空軍基地和化學武器設施實施空襲。在兩次行動中，他繞過國會，利用精確制導空軍打擊武器基礎設施，而非追求政權更迭。

此外，從2017年到2021年，川普授權美國支持沙特領導的也門戰爭，這使得空襲目標不僅包括武裝分子，還導致了大量平民傷亡。川普的政策遭到兩黨激烈反對，最終導致國會首次成功援引《戰爭權力決議案》——儘管該決議最終被川普否決。

2020年，川普對伊拉克境內的伊朗目標發動了一系列襲擊，其中包括一次無人機襲擊，導致伊朗高級軍事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死亡。同樣，這些襲擊未獲得國會支持。該決定引發兩黨強烈反彈，並引發對缺乏監督下局勢升級的擔憂。

儘管此類襲擊並非沒有先例——例如前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對利比亞的干預或喬·拜登對恐怖分子資產的打擊——但川普對中東發動襲擊的規模和性質，比任何對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引用，更能作為理解近期對伊朗襲擊的框架。

這揭示了川普的本質

審查任何武力使用都至關重要。但將2025年對伊朗的打擊與2003年伊拉克戰爭相提並論，雖在修辭上有力，但在分析上卻站不住腳。

更合理的路徑是將這些事件置於川普更廣泛的政治風格中。

他單邊行動且幾乎不受制約，無視傳統約束，遊走於既定規範和監督之外。 這一點在對外國對手的攻擊中與國內政策領域同樣適用。

例如，川普最近授權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在移民執法中享有廣泛裁量權，繞過法律和司法監督。

川普還利用政策作為表演手段，旨在在國內或國際舞台上製造衝擊波，向友敵雙方展示支配地位。

以此類推，川普對伊朗的劇烈攻擊與他單方面對國際貿易加征關稅的行為存在某些相似性。 兩者均具有突發性、破壞性，且被包裝為展示力量而非尋求互利解決方案的手段。

最後，川普樂於將武力作為權力工具而非最後手段。這一點在對待伊朗時與對待美國民眾時同樣適用。近期美國海軍陸戰隊被部署至洛杉磯鎮壓抗議活動，揭示了類似的衝動：在缺乏更廣泛和平策略的情況下，軍事干預成為第一反應。

要真正理解並回應川普對伊朗的打擊，我們必須超越聳人聽聞的類比，認識到更危險的現實。這並非另一個伊拉克戰爭的開端，而是一個以衝動權力、不受制約的武力以及對民主約束日益輕蔑為特徵的總統任期延續。

作者： 本傑明·伊薩卡，迪肯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