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其實源於猶太教，但自古以來，基督徒對猶太人的印象卻極為負面，認為他們是害死上帝之子的兇手。猶太教的長老將耶穌詆毀為邪教教主，勸諫身為統治者的羅馬人把他抓去處死。最後出賣耶穌，將他交給羅馬人的猶大，也是個猶太人。他是最早追隨耶穌的12門徒之一，卻為了30枚銀幣而將恩師釘上了十字架。猶太人於是有了“陰險”、“卑劣”的刻板印象。即便耶穌本身就是猶太人，他除了猶大以外的所有門徒也都是猶太人，不少基督徒依然選擇性地忽略這些事實，對所有猶太族群懷抱敵意。14世紀黑死病流行時，基督徒將瘟疫視為猶太人帶來的詛咒。1349年便有數個歐洲城市發生反猶太暴動，摧毀市內的猶太社區並將其居民活活燒死。上圖為留於當時手抄本中的圖繪。這當然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曝光後，世人對猶太族裔的觀感轉向同情。除了部分依然激進的種族主義者，公開醜化猶太族裔的情況已不多見。而若將焦點從整個猶太民族移開，轉向當今位於以色列的政權，一些不好聽的字眼卻又會浮上檯面。尤其在探討以色列的核武發展史時，“陰險”與“卑劣”更是堪稱貼切的形容。以色列從不承認自己持有核武，但全世界的情報單位都認定該國早已持有核彈，並有能力以戰機、潛水艇、或彈道導彈發動核攻擊。以色列雖然自1957年即加入國際原子能機構，卻從未允許該機構的檢查人員進入其核設施。外界只能旁敲側擊地估算其核武庫存量，認為目前起碼擁有90枚核彈，上看則可多至400枚。打從1948年建國之時，以色列首任總理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886~1973）就一直執着於核武開發，認為這是嚇阻周邊阿拉伯敵國的必要手段。本-古里安於是大力招募世界各國的猶太裔科學家，1949年並在以色列國防軍內成立科學研發團，由物理學家恩斯特·伯格曼（Ernst Bergmann 1903~1975）為其首腦。伯格曼是出生於德國的猶太人，1927年在柏林大學修得博士學位，1933年納粹掌權後則逃往英國倫敦。流亡期間伯格曼開始與猶太復國主義人士接觸，戰爭結束後他便拒絕了牛津大學的優渥聘請，搬往新成立的以色列從事核研究，後來被人稱為以色列核能計劃之父。伯格曼的首件任務，是在以色列南部的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進行為期兩年的地質勘查。以方對外聲稱這是為了尋找石油，其實卻是在探索鈾礦。1953年，伯格曼與其團隊交出兩項成果，其一是在內蓋夫沙漠的磷酸鹽礦層中分離抽取出鈾；其二則是一種精煉重水的新技術，使得以色列能於國內自行生產重水，用於建造核反應爐或核武。這兩項突破比美國掌握的技術還要先進兩年左右，但以色列卻未與美國分享，而是以六千萬法郎的價格將技術專利售與法國。於二戰末期搶先發明原子彈的美國，本以為能夠長期壟斷這項超級武器，卻不料蘇聯僅在1949年就成功試爆自己的原子彈。與蘇聯的核軍備競賽旋即成為美國在50年代間的第一要務，協助盟國研發則並不重要。美國的政商精英中有大量的猶太人，以色列本與美國邦交密切，但眼見對方吝於提供核技術，遂轉而與法國結盟。而法國在二戰期間處境狼狽，戰後欲振國威，故也致力於核能開發。並且如果對以色列示好，法方也會更容易網羅到優秀的猶太裔科學家。猶太人或許因為平均智商較高，文化上又重視教育，在高科技領域便人才輩出。30年代德國的核子研究本是領先全球，卻因其種族政策而流失了大量猶太科學家，其中不乏愛因斯坦（生於德國）、泰勒（生於奧匈帝國）、或伯格曼等重要人物，致使德國無法比美國更早完全原子彈。總之為了利益的考量，以色列在核能研發方面疏遠了最親近的盟友美國，反與法國交往甚密，兩國合作的範圍更涉及地緣政治的層面。法國外交部長皮諾（Pineau）於50年代會晤以國總統本-古里安。50年代期間，阿爾及利亞等位於北非的法屬殖民地紛紛發起獨立運動。與當地穆斯林混居數百年的猶太族群便接受以色列政府的指示，成為法國人的線民，助其捉拿異議人士。1956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將英法控制的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爆發蘇伊士危機。此時以色列便依從法方請求，向埃及的西奈半島出兵，使英法得以打着維持和平的名義進行軍事介入，空降傘兵占據蘇伊士運河。英法聯軍的行動因為不得美國支持而失敗，運河掌控權在聯合國出面調停之後，最終還是歸屬埃及。但法國依照與以色列的秘密協議，事後仍售與以國一座核子反應爐作為報償。法方宣稱這些設備只能作為研究工具，但實際已可用來製造核武。1957年，美國總統艾森豪開始大力推行“和平原子能運動”，邀請各國簽約宣誓，只將核能技術用於民間發電。以色列是第二個響應的簽約國，並承諾將在首都特拉維夫以南的索雷克地區（Soreq）建造一座僅有游泳池大小的小型反應爐，作為和平用途。索雷克與特拉維夫、耶路撒冷等人口中心相距不遠，當地的設施便只是個人畜無害的幌子，可開放給外國參觀。以色列真正的核研發據點，則是位於荒蕪隱秘又含有鈾礦的內蓋夫沙漠。一大片複雜的建築群，便在伯格曼等人的監督下迅速建立起來。該處被稱為內蓋夫核子研究中心，從外觀看來完全是個戒備森嚴的軍事基地。1960年印有索雷克研究中心的以色列郵票，用以宣揚其核能研究只為和平用途。當法國的反應爐秘密運往內蓋夫基地時，曾因機件體積龐大而引起國際質疑。總統本-古里安便謊稱這是一座海水淡化廠的大型泵運機，目的是要將內蓋夫沙漠綠化為一個農業樂園。這漫天大謊實在太過無恥，即便以色列國內自家的原子能委員會也看不過去，七名委員中有六人因此辭職。事實上，內蓋夫基地乃是比索雷克巨大數倍的核設施。1958年建造開始後，以色列不僅動用大量軍方資源、聘請數百名法國工程師與技術專員、同時又還僱傭數以千計的勞工進行地基挖掘。以色列政府希望儘速完成工程，然其法律只允許勞工連續工作60天，這些工人便每隔59天就重簽一次工作契約，休息一日之後立刻返回工地，實際上幾乎就是接連無休的趕工。內蓋夫基地於1960年代的衛星空拍照。此基地的存在當時仍屬機密，不可能像索雷克那樣在近處攝影。而工程啟始未久，法國人的態度卻有了轉變。於1958年底當選為法國總統的戴高樂不再支持以色列發展核武，便要求興建中的內蓋夫基地接受國際檢查。其設施若非作為和平用途，法方就將中止技術援助。以色列拒絕配合，內蓋夫的建造便逐漸轉為以方一手獨辦。1962年，美蘇雙方的古巴飛彈危機差點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令美國總統肯尼迪決意阻止核武擴張，便也開始對以色列施壓，要求以方讓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檢察員進入內蓋夫基地。但是猶太人在美國的財團及遊說團體究竟太過強大。1963年肯尼迪遭暗殺後，繼任總統約翰遜的反核立場也不如前者堅定，以色列便始終未曾接受國際機構的公正檢驗，只單獨對美國的檢查員開放內蓋夫基地。這些檢查毫無實質意義可言，不僅時間行程受制於以方嚴格規定，基地內有大片區域不准進入，檢察員所到之處更都預先設有高牆遮擋視線，報告結果當然沒有發現任何核武的跡象。而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評估，以色列大約在1967年與阿拉伯鄰國爆發“六日戰爭”之後，即已開始全面製造核武，甚至在該場戰爭期間就已擁有兩顆簡陋的核裝置可供使用。1973年“贖罪日戰爭”時，以色列遭埃及、敘利亞兩國南北奇襲，戰況一度危急。根據美方推測，以色列當時已持有13至20枚核彈，並可裝載於美國提供的F4戰機，或者以國自製的傑里科導彈。這兩種武器系統都足以攻擊開羅與大馬士革，所幸以軍在前線穩定後成功反擊，最終才沒有動用核攻擊。隸屬以國空軍的F4幽靈式戰鬥機。據說在贖罪日戰爭期間，多架以軍F4已搭載核武升空，輪班進行24小時盤旋。以色列的核軍事能力，長久以來便是各國情報界心知肚明的秘密，直到1986年才終於曝光在一般大眾眼前。當時有個名叫莫迪凱·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 1952~今日）的核能技術員，於內蓋夫基地禁區拍攝了57張照片，然後離境前往英國，將相片膠捲交與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各國專家鑑定了瓦努努的照片與證詞之後，斷定以方已持有大約150枚核彈。核武設施的機密曝光之後，以國政府仍然不承認持有核武，只是一昧譴責瓦努努是個泄露國安機要的叛徒。以色列諜報組織摩薩德（Mossad）更在報社出版這項新聞之前，即已設下美人計，欲將瓦努努捉捕回國。為了顧及與英國的外交關係，摩薩德的美女特務先在1986年9月30日把瓦努努誘騙至意大利度假，隨後一群幹員再上前將其綁架。10月5日新聞見報時，瓦努努就已在母國的牢獄之中。瓦努努在以色列被運往法庭時引發媒體關注，他便趁此機會將遭受綁架的細節寫於手掌，按在車窗上以示車外記者。其掌中寫道：於意大利羅馬被劫持，1986年9月30日，英國航空504號班機。他在一場未公開的審判中被定以叛國罪，遭判18年徒刑，其中11年是無法和他人交流的單獨監禁。2004年刑滿出獄後，瓦努努的人身自由也持續受到極大限制。他被禁止離開以色列，不可接近任何國家的大使館或領事館，電話與互聯網的使用必須全程受到監察，而且也不准持有手機。出獄後的瓦努努皈依基督教，住在耶路撒冷的聖喬治大教堂內，每日在鐘樓負責敲鐘。教堂的對面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法院，瓦努努日後接受訪問時，說他之所以請求成為敲鐘手，就是想用耶穌的鐘聲來打擾那些審判他的猶太法官。時至今日，以色列一邊堅持瓦努努罪證確鑿，對其未有不公，一邊又維持其曖昧態度，對核武之事既不承認亦不否認。另一方面，以國的核戰力雖已眾所周知，同時卻又不計手段阻止周遭穆斯利國家製造核彈。1981年，以色列空軍對伊拉克發動“巴比倫行動”，空襲摧毀首都巴格達附近一座未完成的核反應爐。2007年，以方再發動“果園行動”，炸毀一座位於敘利亞東部的反應爐。自2010至2020年間，又有多名伊朗的核能科學家遭到暗殺，手段包括毒物、槍擊、炸彈、以及遠端遙控的機關槍炮塔，每件暗殺都與以色列的摩薩德特務脫不了關係。2020年，伊朗核物理學家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遭衛星遙控的無人機槍射殺身亡，上圖為其遇刺當時彈孔滿布的座車。今年6月13日起，以色列更與美國聯手，空襲伊朗境內的核能與軍事設施，引發伊朗以導彈及無人機反擊，以伊兩國幾乎正式宣戰。23日，美國總統川普單方面提出將於25日停火，中止這場所謂的“十二日戰爭”，卻尚未被伊朗接受。中東的動盪很可能持續擴大，只因以色列堅持要成為該區域唯一的核武霸權。從數十年間的歷史看來，以色列一旦涉及核武，便很難不以“陰險”、“卑劣”等詞句來形容。但若縱觀全世界的所有猶太人，卻並非人人都認同這個母國的所作作為。猶太裔的美國政治學家諾曼·芬克爾斯坦（Norman Finkelstein，1953~今日），就曾在2000年撰寫《大屠殺產業》一書，抨擊部分政客濫用過去遭受納粹屠殺的歷史，以便將以色列現在的所有暴行正當化。過去20餘年內他始終尖銳批評以國政府，使其一度被以色列禁止入境長達十年。The Holocaust Industry 又即便是在以色列國內，也有批評政府的歷史學家依蘭·帕佩（Ilan Pappé 1954~今日）。他於2006年著有《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一書，詳細闡述了以色列建國以來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迫害。以色列國會中亦有少數的良心派。亞伯拉罕·布爾格（Abraham Burg 1955~今日）是以國政壇的一名老將，他自1992年加入左傾的以色列工黨以來，便一路反對猶太至上的思想，主張與哈馬斯和解。至於當年揭發核武事實的瓦努努，更是個不折不扣的猶太人。他在以色列也有不少支持者，2004年出獄那天是在掌聲與喝彩的伴隨下步出監獄大門。過去歐洲的基督徒，或許就是忘了耶穌與其門徒也都是猶太人，才會對此民族形成深遠的歧視。如今若想讓仇恨終結，便不應該忘記今天的猶太人也和兩千多年前一樣，都是包含了形形色色、性情立場各異的人群。以色列政府的諸多行徑固然值得譴責，但要是因此而把所有猶太人都審判為罪人，歷史的悲劇便恐怕註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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