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知道埃爾多安的“土耳其世紀”能否大展鴻圖。眼下清晰可見的，是土耳其在敘利亞的戰略動作，以及深埋其中的“奧斯曼雄心”。

據土耳其媒體《光明報》報道，土耳其與敘利亞將於8月底前簽署軍事合作協議，土耳其將幫助敘利亞新政權進行軍隊改革和人員培訓，還將在敘利亞建立三處軍事基地並部署防空系統和無人機。

圖為土耳其軍隊

這一消息尚待土耳其官方證實，卻完全不足為怪。敘利亞政權更迭後，土耳其不斷乘勢擴大自身影響力，隨時可能邁出新的步子。

有人跌倒，有人吃飽

2024年12月，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突然垮台，土耳其“撿漏”成為最大受益者之一。嚴格來說，貌似“撿漏”，實為長期的苦求。

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土耳其就試圖推翻巴沙爾政權。為此，埃爾多安政府不僅向敘反對派提供武器和資金支持，還允許極端主義武裝借道土耳其進入敘利亞。外部勢力介入使巴沙爾政權處境一度岌岌可危，但2015年俄羅斯的強勢介入，再加上伊朗鼎力支持，巴沙爾政權開始轉危為安，逐漸收復失地，重新控制了敘利亞大部分國土。

就在各方都以為敘利亞大局已定時，2024年11月27日，盤踞在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沙姆解放組織”等突然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並迅速攻城拔寨，最終在12月8日終結了阿薩德家族對敘利亞的統治。

在巴沙爾政權垮台前，土耳其政府積極為“沙姆解放組織”等敘反對派提供武器援助和後勤、情報支持。土耳其鼎力支持的反對派武裝“敘利亞國民軍”直接參與了對阿勒頗的行動。巴沙爾政權的意外垮台，使土耳其獲得多重好處。

圖為當地時間2024年12月5日，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成員進入敘中部城市哈馬。

一是鞏固和擴大在敘北部地區利益。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土耳其通過支持敘反對派武裝，在敘北部地區建立緩衝區，並始終不肯從“安全區”撤軍。巴沙爾政權垮台後，土耳其憑藉親土的“敘利亞國民軍”等，在敘北部事實上建立起“國中之國”。

二是有效打擊庫爾德武裝。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武裝與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工人黨聯繫密切。敘利亞陷入內戰後，土耳其多次發動跨境軍事行動，如“幼發拉底盾牌行動”(2016年)和“橄欖枝行動”(2018年)，打擊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勢力。巴沙爾政權被推翻後，土耳其可以無所顧忌地打擊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由此徹底切斷了敘利亞與土耳其庫爾德勢力的密切聯繫，最終迫使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工人黨繳械投降。

三是增強土耳其的地區話語權。敘利亞位於阿拉伯世界心臟地帶，地緣位置極為重要，土耳其通過增大對敘利亞控制，手中儼然多了一張地緣政治籌碼，極大增強了土耳其對中東格局的塑造能力和地緣博弈實力。

“新奧斯曼主義”

在敘利亞影響力的擴大，進一步刺激了土耳其的地區大國夢。

圖為埃爾多安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中東地區“權力真空”隨處可見。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憑藉其獨特的地緣位置、日漸增強的軍事力量，以及埃爾多安政府的強勢外交政策，逐漸從中東事務的“配角”轉變為“主角”。土耳其日漸萌生了“新奧斯曼主義”，試圖恢復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影響力，使土耳其成為影響歐亞非的樞紐大國。

這一戰略的核心是：利用軍事、經濟和宗教軟實力，在中東、北非、高加索甚至巴爾幹地區擴大存在感。埃爾多安多次公開宣稱要“重現奧斯曼帝國的榮耀”。這種“新奧斯曼主義”並非簡單的歷史懷舊，而是一張試圖付諸實踐的藍圖。這些年來，土耳其為實現地區大國夢想，採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

一是加大軍事力量投射。

土耳其不再滿足於充當北約的前沿哨所，而是積極向外投射軍力。除積極介入敘利亞內戰外，土耳其還在2019年直接出兵利比亞，向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提供無人機、僱傭軍和軍事顧問，土耳其藉此獲得地中海東部的能源勘探權。在2020年納卡戰爭中，土耳其向阿塞拜疆提供大量無人機和情報支持，幫助其擊敗亞美尼亞，由此鞏固了土耳其在高加索的影響力，還試圖打通連接中亞地區的通道。在東地中海，土耳其與希臘、塞浦路斯因海上邊界和油氣資源爭端劍拔弩張，甚至派出勘探船挑釁歐盟國家，彰顯其捍衛“藍色國土”意志。

二是外交表現活躍。

土耳其利用其多重身份屬性(北約成員國、穆斯林國家、新興經濟體、突厥語國家等)多面下註：通過北約成員國身份與西方保持合作，同時近年來尋求加入由新興經濟體組成的國際組織，其最終目的就是通過與各方保持接觸，儘可能擴大自身國際影響。土耳其還積極斡旋地區衝突，從斡旋俄烏糧食協議到推動俄烏談判，從高調批評以色列到調解巴以衝突，土耳其儼然成為斡旋地區衝突的外交中心。

三是加大軟實力輸出。

首先是藉助穆斯林兄弟會編織跨國政治-宗教網絡。土耳其執政黨“正義發展黨”本身就是穆兄會分支機構，穆兄會又是遍布伊斯蘭世界的跨國宗教組織。當前土耳其以全球穆兄會勢力的庇護所自居，積極支持埃及、突尼斯等國內具有穆兄會背景的政黨。然後是媒體與教育滲透。土耳其廣播電視總台和阿納多盧通訊社用多種語言向中東、非洲輸出親土宣傳;土耳其政府還在非洲多國援建學校，推廣奧斯曼文化遺產。最後，土耳其還通過土耳其合作與協調局和紅新月會，在索馬里、巴基斯坦等地開展援助項目，塑造“伊斯蘭世界領導者”形象。

四是運用能源和武器貿易槓桿。

利用其地跨歐亞的獨特地理位置，打造東西方能源樞紐。土耳其希望成為俄羅斯、中亞天然氣輸歐的樞紐，並通過“土耳其溪”管道增強對歐洲能源市場的影響力。同時，擴大武器出口。近年來，土耳其無人機在中東、非洲戰場表現搶眼，成為提升土耳其國際影響力的重要籌碼。

“大國夢”的現實難題

從上述種種跡象看，土耳其已經成為中東地緣政治遊戲的新玩家，正試圖從地區舞台的配角升級為規則制定者。但透過現象看本質，土耳其實現大國夢並不那麼容易。

圖為2014年4月，身穿奧斯曼帝國時代服裝的土耳其人紀念加里波第戰役99周年。

首先，土耳其日益面臨戰略透支風險。“新奧斯曼主義”目標定位是世界性大國，這與土耳其中等強國的國家實力存在落差，使土耳其不可避免地面臨國力透支風險。這種情況此前已經出現過。2011年中東劇變後，土耳其對外政策就從“與鄰國零問題”轉向進攻性外交，頻頻干涉鄰國內政，結果導致土耳其與相關國家關係急劇惡化，“零問題”幾乎變成了“零盟友”。

與此同時，頻繁對外發力加大了土耳其國內經濟壓力。目前，土耳其經濟狀況仍不容樂觀。2025年3月，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匯率暴跌至37:1.創歷史新低，通脹率飆升至 55%，麵包價格同比上漲210%，最低工資購買力相比2020年縮水58%。國內經濟捉襟見肘，推進“新奧斯曼主義”自然有心無力。

其次，地區國家普遍對土耳其心懷警惕。阿拉伯世界歷史上曾長期遭奧斯曼土耳其統治，直到一戰後才相繼獲得獨立。因此這些國家對土耳其重燃“新奧斯曼主義”普遍高度戒備。從現實來看，土耳其在中東擴大影響主要藉助穆斯林兄弟會網絡，因此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埃及等國視土耳其為“地區攪局者”，牴觸情緒強烈。埃及就曾警告土耳其不得在利比亞永久駐軍。

以色列與土耳其關係同樣日趨緊張。此前，以土同為美國盟友，關係相對友好。但近年來土耳其為塑造“伊斯蘭世界領袖”形象，高調支持哈馬斯、譴責以色列，導致土以關係墜入冰點。敘利亞政權垮台後，以土均將敘利亞視為“勢力範圍”，雙方因爭奪敘利亞爆發衝突可能性日趨增大。

第三，面臨美俄等域外大國的“兩面擠壓”。這些年來，土耳其熱衷於在美俄之間奉行騎牆政策。土耳其既是北約成員，又與俄羅斯保持密切合作。運用得當是“兩面通吃”，運用不當則會“兩面不討好”。例如，土耳其購買俄羅斯S-400導彈系統，導致美國凍結F-35戰機交付並威脅對土製裁。與此同時，土耳其在敘利亞、高加索、烏克蘭等問題上的政策與俄羅斯存在明顯衝突，俄羅斯不可能允許土耳其無限擴張。

當前，隨着美俄矛盾重新激化，土耳其“平衡外交”的空間也將越來越小。此外，土耳其與歐盟之間在入盟談判、移民和難民、與塞浦路斯和希臘領土糾紛、東地中海能源勘探等問題上矛盾重重，土耳其的擴張勢頭很可能重新觸發相關矛盾，並引發歐盟反制。

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土耳其的處境類似多球雜耍，任何一個球落地，都可能引發遊戲崩盤。如何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局面中穩妥推進自身利益，考驗着土耳其的外交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