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新第一個夜晚，伊朗抗議者反哈梅內伊的熱情在持續燃燒……

庫赫達什特：巴赫曼廣場起火，抗議活動席捲全城

阿茲納：警察局被抗議者縱火，要求政權更迭

伊拉姆：抗議者湧上街頭，撕毀哈梅內伊的每一塊標誌

卡瓦爾：緊張局勢正在升級，抗議者焚燒哈梅內伊政權物品

如果你足夠留意伊朗的新聞，會發現一個明顯變化：街頭的抗議愈演愈烈，而且在變形。它不僅是一次次被迅速定性的“政治事件”，而更像一種長期的社會塌陷過程。

過去一年，伊朗多地反覆出現罷工和抗議，起因往往非常具體。工資拖欠，補貼縮水，燃料、電價上漲，食品價格失控。2024年以來，基礎食品價格多次出現單月兩位數上漲，肉類、食用油、乳製品成為普通家庭的“奢侈品”。不少地方的教師、鋼鐵工人、石化工人、港口裝卸工先後停工抗議，運輸司機和小商販也開始公開抱怨政策環境。

這些人群，在伊朗社會中原本並不激進。他們不寫宣言，也不談宏大敘事，他們關心的只有一件事：收入還能不能覆蓋生活。這正是問題的嚴重之處。抗議不再集中在大學校園或文化圈層，而是蔓延到生產和流通環節，一旦這些環節出現持續性不穩定，整個國家的運轉都會被拖慢。

伊朗政權過去並非沒有遭遇挑戰。2009年的學生運動，2022年因頭巾問題引發的示威，本質上都是意識形態衝突。參與者以學生、城市中產和知識分子為主，訴求集中在個人權利、文化自由和政治表達。這類運動，政權可以通過高壓、分化和時間來應對。

但這一次性質不同。現在站出來的人，焦點不是爭論價值觀，而是在計算賬本。過去是你信什麼，現在是你還能不能活。工人、基層職員、退休人員和商人，對意識形態的容忍度遠高於對貧困的容忍度。當抗議從“我不認同你”變成“我撐不下去了”，神權政治最核心的合法性基礎就會動搖。

因為神權可以要求忍耐、犧牲和服從，卻很難解釋，為什麼一輩子的勞動儲蓄，會在幾年之內化為烏有。也很難向一個做生意的人解釋，為什麼他再努力經營，也跑不贏貨幣貶值的速度。

伊朗經濟的崩塌，常被簡單歸因於外部制裁。但制裁只能解釋壓力，無法解釋結構性失控。真正的問題，在於權力和經濟的高度捆綁。

伊斯蘭革命衛隊早已不僅是軍事力量，而是深度嵌入伊朗經濟體系的龐然大物。能源、基建、交通、金融、進出口貿易，都有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不同研究給出的數字略有差異，但普遍認為，其影響範圍覆蓋伊朗約四成的經濟活動。

這些企業的一個共同特徵是，盈利能力強，但透明度極低。項目招標高度不公開，利潤上繳比例明顯低於正常市場化企業，大量資金通過關聯交易和內部結算沉澱在少數利益集團手中。政府財政因此長期承壓，卻又無法真正觸碰這些既得利益。

但很多人忽略了另一個正在發生的變化：革命衛隊本身，也在被掏空。

過去幾年，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影子戰爭持續升級。無論是在敘利亞、黎巴嫩，還是伊朗境內，多名革命衛隊高層指揮官、情報與技術骨幹被定點清除。這些人並非象徵性人物，而是長期在實戰、組織和資源調配中形成威望的中堅層。他們的消失，直接造成了指揮鏈和信任鏈的斷裂。

新補上來的，往往不是原體系內自然成長的接班人，而是過去處在邊緣位置、依賴混資歷而非戰功和威望上位的官員。這種人對哈梅內伊的忠誠，更多是制度性的、機會性的，而不是生死與共式的。他們更關心如何自保，而不是為體制承擔風險。

與此同時，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的基層成員，本身也生活在通脹之中。很多巴斯基成員並非職業軍人，而是兼職性質，靠補貼、編制優勢和社會資源維持家庭生計。當里亞爾暴跌、物價失控，這些補貼的實際購買力大幅縮水，一家人的生活同樣受到嚴重衝擊。

在這種背景下，所謂的“強力機器”，開始出現明顯的出工不出力現象。維穩成本上升，執行意願下降，形式上的忠誠並不能自動轉化為高強度的實際行動。神權集團賴以生存的安全基礎，在經濟崩潰面前，遠沒有外界想象得那麼堅固。

當稅收無法覆蓋支出，削減預算會觸動權力結構，加稅又會引發社會反彈，伊朗政府最終選擇了最短視、也是最具破壞性的辦法：印鈔。

過去十年，里亞爾的貶值速度幾乎是自由落體式的。2015年，官方和市場匯率仍在1美元兌換3萬多里亞爾的水平;到2025年，黑市匯率已突破145萬。十年時間，貨幣購買力蒸發97%以上。這意味着，無論你多麼勤奮，只要收入和資產以里亞爾計價，都會被系統性地掠奪。

這是一種隱蔽而高效的徵稅方式。它不需要立法，不需要公告，卻精準地把成本轉嫁給所有普通民眾。儲蓄被洗劫，中產階層迅速萎縮，社會穩定所依賴的緩衝層被徹底打穿。

當貨幣失去信用，市場就會轉向投機和囤積，進一步推高物價，形成惡性循環。最終的結果，不是簡單的貧窮，而是對整個社會秩序的持續侵蝕。

但伊朗又並非一個沒有歷史縱深的國家。恰恰相反，它的歷史記憶異常深厚。

在成為伊斯蘭共和國之前，伊朗首先是波斯。波斯帝國曾建立高度成熟的行政體系和稅收制度，強調法律、秩序和世俗治理。即便在伊斯蘭化之後，波斯人依然保留了強烈的文化自覺，波斯語、詩歌和歷史敘事始終沒有被完全宗教化。

從這個角度看，神權政治並不是伊朗文明的起點，而是一段相對短暫的歷史階段。它更像一種現代政治實驗，而非不可動搖的傳統。

當經濟崩塌、生活無以為繼，人們自然會重新尋找敘事資源。是作為被要求不斷犧牲的信徒，還是作為擁有悠久國家傳統的波斯人，這個選擇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含義。

歷史不會自動帶來改變，但它會提供想象空間。一個擁有如此厚重文明記憶的社會，一旦開始重新講述自己的故事，變化往往來得比外界想象得更快。

伊朗未來會走向哪裡，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可以確定的是，當一個政權在經濟上失血，在安全體系內部也開始鬆動時，它所面對的，已經不再是一次可以靠時間解決的危機。更何況，對於所有伊朗人來說，海外還有一個選擇：巴列維王子…雖然他沒有政治力量，但作為一個號召物和吉祥物，足夠了…

這一次，伊朗神權，確很難再像以前那樣混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