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的資深外交政策觀察家們早已在多年的政治博弈中領悟出一條鐵律：絕不輕易公開作出具體的戰略預測。在這個變幻莫測的國際地緣局勢中，一旦預測出現嚴重偏差，個人學術聲譽受損的風險實在難以承受。因此，最明哲保身的明智之舉，往往是靜待塵埃落定，事後再以“早有預見”的姿態高談闊論。在涉及關乎國家命運的戰爭決策時，這種謹慎尤為明顯。

然而，對於那些真正肩負國家安全決策重任的人而言，他們別無選擇，必須依靠對未來的預判來制定切實可行的戰略政策。因此，即便美國與伊朗的外交談判仍在艱難推進，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及其核心顧問團隊，此刻無疑正在沙盤上反覆推演：面對美軍在中東地區正迅速集結的龐大艦隊，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究竟會作何反應？同樣地，在德黑蘭的權力核心，伊朗的領導人們也正進行着針鋒相對的戰略博弈與推演。

政策制定者若是能偶爾獲取確鑿可靠的情報作為決策基石，那實屬罕見的幸運。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能依賴自身的知識儲備和歷史經驗，作出本質上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戰略判斷。在這一過程中，來自政府體制外部、具備公信力的智庫觀點，往往能為這些關乎生死的判斷提供極具價值的參考維度。因此，經驗豐富的外交政策學者如果僅僅為了愛惜羽毛而隱瞞自己的預判，實際上是對決策系統的一種失職。

鑑於美國對伊朗本土發動直接軍事打擊的陰雲日益濃厚，可能性正在急劇攀升，我在此鄭重提出十項關於局勢走向的戰略預測。為了體現研判的嚴謹性，我同時為每項預測標註了相應的信心等級。

1. 哈梅內伊不會在最後關頭提出強有力的協議。

高度自信

在過去的一年半時間裡，伊朗政權的綜合實力經歷了斷崖式的急劇衰落。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成功實施了多輪針對性軍事行動，並精準重創了伊朗的戰略防空系統；與此同時，巴沙爾·阿薩德政權在敘利亞的轟然垮台，使得伊朗失去了至關重要的地區盟友。而在今年早些時候爆發的十二日戰爭中，美軍更是直接出動戰機，對伊朗引以為傲的核設施進行了毀滅性空襲。

在內部，伊朗的國民經濟已處於持續崩潰的邊緣，席捲全國的反政權抗議浪潮，僅僅是依靠國家機器的殘暴血腥鎮壓才勉強得以平息。

鑑於整個中東的戰略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華盛頓對於達成新協議的最低容忍底線，必然包含伊朗必須作出放棄所有鈾濃縮活動的鐵腕承諾。然而，縱觀德黑蘭的內部政治生態，我至今未看到任何蛛絲馬跡表明，該政權具備作出此類戰略讓步的政治意願與能力。

更遑論要求他們對其視為護身符的遠程精確制導武器庫，以及遍布中東的恐怖主義非國家代理人網絡作出實質性妥協了。即便川普願意拋出全面解除經濟制裁的巨大誘餌作為交換條件，這種妥協在德黑蘭現有的權力結構下也幾乎是天方夜譚。

我們看到的是，國內的殘酷鎮壓行動剛剛告一段落，伊朗的外交官們便馬不停蹄地展現出其轉移視線的傳統手腕。他們成功地將國際社會的焦點，從其屠殺本國平民的殘暴行徑，再次生硬地拉回到了外界更為熟悉的伊朗核計劃議題上。這些老練的外交官隨後便故技重施，企圖通過無休止的拖延戰術來耗死整個談判進程。

2. 川普不會接受臨陣妥協的弱勢協議。

中等信心

不可否認，川普在公開場合始終強調他渴望與伊朗達成一份歷史性協議，並在過去的外交博弈中，也曾就某些具體細節展現過驚人的靈活性。回顧他的首個總統任期，他當時接受一份帶有妥協性質的弱勢協議的可能性其實相當之高。

倘若哈梅內伊當年能夠更加精準地號脈川普的談判心理，德黑蘭原本可以效仿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組過程中的明智策略——即主動撕毀前任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時期達成的舊協議，轉而迎合川普的政治虛榮心，促成他簽署一份表面上“更優”的新協議。面對這種局面，川普極有可能會順水推舟採納此方案，並利用其個人威望強行壓制住內閣中那些鷹派顧問的強烈反對聲音。

隨着川普進入第二任期，外界一度認為他接受妥協協議的可能性依然不低。畢竟，他已經大刀闊斧地將許多首個任期內的伊朗問題強硬派人物徹底排擠出核心決策圈，並在公開場合對他們予以無情譴責。更令人矚目的是，他甚至下令取消了對那些曾被伊朗列入暗殺黑名單的前官員的國家安全保護。

就在今年四月，本屆美國政府甚至對外釋放出了試探性信號，暗示川普並非絕對排斥接受一份“輕量版”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然而，德黑蘭方面面對美方的姿態，依然我行我素地在談判桌上推諉拖延。儘管川普內心深處極度渴望尋找一個體面的戰爭台階，甚至一度可能捏着鼻子接受我認為絕對不可接受的軟弱條款，但在德黑蘭的反覆消耗下，如今連這種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也已隨風消散。

時至今日，鑑於伊朗在談判中屢屢展現出的毫無誠意的拖延做派，以及整個中東面臨的根本性戰略環境巨變，川普很可能已經徹底失去了耐心，不再願意接受一份明顯帶有屈辱性質的弱勢協議。

不過，考慮到他此前在重大外交決策上反覆流露出的孤立主義傾向，以及華盛頓內部持續傳出的、暗示美國可能會放寬底線以允許伊朗保留部分國內鈾濃縮活動的泄密消息，我對於這一結論的信心只能維持在中等水平。

3. 若川普表現出接受弱勢協議的意願，內塔尼亞胡將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行動。

高度信心

歷史的教訓往往最為深刻。就在去年六月，當國際社會的許多觀察家盲目樂觀地認為美伊兩國正全速走向一項新的核危機解決方案時，以色列軍方卻以雷霆萬鈞之勢，通過對伊朗本土實施突襲，直接在戰略上完成了先發制人。

在那個歷史性的節點上，川普並未向以色列亮出阻止的“紅燈”。雖然在空襲發生之初，川普試圖在外交辭令上使華盛頓與以色列的單邊打擊行動保持安全距離，但局勢的演變最終迫使他親自下達了命令，指揮美軍戰機跟進打擊了伊朗的關鍵核設施。對於總統的這一決斷，我當時曾積極鼓勵，事後也予以了高度評價。

鑑於以色列在戰術層面對伊朗取得了壓倒性的成功，更通過這種造成既定事實的戰略手段，成功倒逼川普徹底轉變了對伊立場。因此，倘若我上述的第二項預測出現偏差，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極有可能毫不猶豫地重演故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正逢以色列國內的大選年，通過對伊強硬來收割國內政治紅利，是內塔尼亞胡駕輕就熟的政治籌碼。當然，川普及其智囊團隊理應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了以色列的這一潛在動向。這反而進一步增強了我先前判斷的信心基石：即為了避免被盟友牽着鼻子走，川普最終將果斷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弱勢協議。

還有一種潛在的假設情況：美國政府可能會向內塔尼亞胡明確亮出嚴厲的“紅燈”，嚴禁其單方面採取任何軍事冒險行動。但鑑於川普在處理盟友關係時慣常的模糊與保留態度，我實在無法確信他會有足夠的政治決斷力去執行這一警告。即便華盛頓真的發出了嚴厲警告，面對國內大選壓力如山大的內塔尼亞胡，其維繫自身國內政治生命與權力地位的現實考量，絕對會凌駕於他與川普個人的政治私交之上。

4. 川普將面臨三種戰略選擇：“強制執行”、“削弱”或“清除”。

高度確信

雖然我目前無權查閱近期呈遞至總統橢圓形辦公室的最高機密文件，但倘若我有幸重返國家安全委員會或五角大樓的決策中樞任職，我必定會為總統量身定製三套階梯式的基本打擊方案。

第一套作戰方案被命名為“強制執行”。該方案的戰略焦點是針對伊朗國家安全部隊的指揮建築及其他核心基礎設施實施全國範圍內的外科手術式打擊。其首要打擊目標，將嚴密鎖定那些直接參與了殘酷鎮壓國內抗議民眾的武裝力量。

具體而言，炮火將集中傾瀉在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下屬的巴斯基民兵組織頭上。此類懲戒性行動預計只會持續短短的一至兩個夜晚，預期造成的人員傷亡也將被嚴格控制在較低水平，其數量將遠遠低於這支部隊在國內鎮壓中造成的數千名平民死亡。

第二套進階方案被稱為“削弱”。該方案將大幅拓展美軍的打擊範圍，全面覆蓋那些對中東地區及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實質性直接威脅的政權戰略資產。

其打擊重心將毫不留情地鎖定伊朗目前殘存的地下核設施、龐大的彈道導彈與遠程火箭發射陣地、致命的無人機部署系統，以及支撐這些殺器運轉的軍工庫存與底層工業基礎。這一規模的軍事行動將需要持續更長的時間周期，並且必須配合着極其可信的戰略威懾——即華盛頓必須向德黑蘭明確展示，美軍準備每隔六至九個月就重複實施新一輪精確打擊，以此徹底遏制並摧毀伊朗重建其導彈武庫的任何企圖。

第三階段的終極方案名為“清除”。它將把戰役規模提升至全面戰爭的邊緣，其核心戰略訴求是直接對德黑蘭政權的政治與軍事領導層實施斬首行動，力求在最短時間內徹底癱瘓其全國部隊的指揮與控制中樞。

同時，美軍的轟炸目標將精準指向那些象徵着該政權無情鎮壓伊朗人民以及維繫其殘酷統治合法性的標誌性國家圖騰。當然，將“清除”方案擺上桌面，本身就意味着決策者必須承認一個殘酷的歷史現實：無論是在伊朗還是在地球上的其他任何角落，僅僅依靠空中打擊就能成功實現他國政權更迭的歷史先例，可以說是寥若晨星。

但即便到了這種劍拔弩張的地步，我依然難以想象，五角大樓提交給總統的任何方案中會包含派遣美軍常規地面裝甲部隊大規模介入的瘋狂選項。然而，這一激進方案的擁躉們無疑會辯稱：即便最高政權最終沒有在炮火中土崩瓦解，其在遭受毀滅性重創後也將徹底喪失對周邊投送即時威脅的能力。甚至，這種休克療法極有可能在伊朗國內撕開其他意想不到的戰略機遇——這與以色列在對抗真主黨時取得的戰術切入點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儘管這三套層層遞進的方案將分別呈報給總統審閱，但川普完全可以像他以往的歷任前任那樣，在實際操作中打破既定框架。他完全可以根據戰場的瞬息萬變和自身的政治直覺，對這三套方案中的具體打擊目標進行自由拆解與重新組合，採取更為靈活多變的混合打擊策略。

5. 川普將選擇首選方案“強制執行”。

信心指數：低

令人遺憾的是，當前的川普正深陷於由他自己一手編織的戰略困境之中。這與2019年的那場地緣危機形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鮮明對比。在當年，面對五角大樓為了報復伊朗擊落美軍高空無人機而精心設計的龐大打擊方案，川普在最後一刻極其正確地選擇了拒絕簽字。

然而這一次，川普不僅親自在國際舞台上劃下了一道清晰的“紅線”，而傲慢的伊朗政權也顯然毫無顧忌地跨越了這條底線。川普曾在社交媒體上公開鼓動伊朗民眾起義，甚至信誓旦旦地承諾美國的“援助正在路上”。但在抗議者慘遭當局血腥屠殺的至暗時刻，這位美國總統卻選擇了令人心寒的袖手旁觀。

這種背信棄義的姿態，與美國在1956年冷血對待匈牙利起義者，以及在1991年海灣戰爭後拋棄伊拉克起義者的歷史污點如出一轍。那兩次事件，分別成為了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政府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政府外交史上聲譽跌至谷底的黑暗時刻。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川普曾大肆嘲諷奧巴馬在2013年面對敘利亞化武危機時不敢捍衛自己劃定的紅線，卻在2017年和2018年得意洋洋地利用美軍導彈去替前任執行了那些被遺忘的紅線。

更何況，川普目前在中東海域集結的龐大軍事力量，每天都在消耗着天文數字的軍費，這支無敵艦隊不可能永遠處於昂貴的待命狀態。如果他最終下令大軍撤退，卻既沒有發動任何懲戒性打擊，也沒有在談判桌上帶回一份像樣的協議，那麼包括德黑蘭在內的全球所有勢力，都將把這視為美利堅合眾國一次極其狼狽的戰略撤退。基於這種深刻的心理動機，我大膽預測他最終必將選擇發動軍事打擊。

然而，多年來所有曾與川普在私下場合深度探討過美伊衝突可能性的內幕人士，都不約而同地得出了一個驚人一致的結論：在內心深處，川普極度抗拒發動這場可能失控的戰爭。他有着極其充分的現實理由，對戰爭一旦打響後可能引發的全球性連鎖反應感到深深的憂慮與恐懼。

正因如此，如果哈梅內伊鐵了心不願在談判桌上提出一份足以阻止美軍轟炸的強硬妥協協議，而川普本人又絕不屈尊接受一份喪權辱國的弱勢協議，我認為，這位精於算計的總統最終將捏着鼻子選擇那套最不容易引發全面中東戰爭的保守方案。在五角大樓提供的三種選項中，那便是不痛不癢的“強制執行”。從他的政治算盤裡來看，這一行動還能迅速將美國國內公眾的視線，從其徹底失敗的核談判中引開，重新聚焦到國內抗議活動上。

選擇“強制執行”這一保守路線，意味着川普幾乎可以肯定會將美國中央司令部極力推薦的、更為徹底的“削弱”方案束之高閣。我完全理解軍方鷹派的扼腕嘆息：他們認為如果華盛頓不藉此機會確立一個歷史先例，即當美國感到國家安全受威脅時，有絕對權力摧毀伊朗的彈道導彈庫，那將是美國戰略史上不可饒恕的錯失良機。但我實在不認為川普會認同這種宏大視野。同樣令我感到錯愕的是，即便在這個相對克制的選項下，川普甚至可能默許以色列公開高調地參與聯合軍事行動。

不過，我必須坦誠，我對這項預測的信心程度處於極低水平。雖然川普在宏觀的長期決策模式上往往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一致性與可預測性，但在面臨千鈞一髮需要即時抉擇的歷史關頭時，他無數次證明了自己具有極其衝動且難以用常理揣度的性格特質。

一個明證便是2020年初的突發事件。當時，川普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出人意料地挑選了最激進的軍事選項——直接下令擊斃伊朗聖城軍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這一破天荒的決斷甚至令其身邊的部分高級國安顧問感到瞠目結舌。儘管最初全球紛紛悲觀預測此舉將引爆全面戰爭，但歷史最終證明，這反而是川普在首個總統任期內作出的最具戰略威懾價值的決策之一。衝突的後續走向，將完全取決於伊朗內部深不可測的決策機制。

6. 哈梅內伊將下令採取根本性的象徵性報復。

中等信心

倘若我前文中第五項關於美軍採取有限打擊的預測不幸言中，那麼伊朗現政權將被立刻推向風口浪尖，面臨如何進行軍事回應的生死抉擇。

對於德黑蘭而言，在遭受直接軍事打擊後若選擇忍氣吞聲、完全不作回應，這在伊朗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通常情況下，該政權會基於內部的利弊權衡，精心炮製出一種在表面上看似極具對稱性的反擊動作。

因此，如果哈梅內伊及其智囊在研判後認定，川普的空襲僅僅是為了強化“紅線”而實施的有限打擊，並且確信美方的真實意圖是在單輪火力交鋒後便迅速終止衝突，那麼，伊朗方面的軍事回應極有可能轉化為一場雷聲大雨點小的象徵性表演。

去年伊朗針對駐紮在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的美軍發動的那場充滿表演性質的“襲擊”，便是這種政治智慧的經典教科書。在那場鬧劇中，伊朗軍方甚至荒謬地以己方發射的導彈數量與美軍投擲的炸彈數量絕對持平為由，向國內宣稱已經實現了對等的報復。這種極其克制的舉動，既緩和了即時衝突的升級，又在國內民眾面前滿足了政權的政治宣示需求。

當然，此次面臨更為嚴峻的危機時，政權決策者絕不會完全照搬舊有模式。因此，防務規劃專家們必須預判伊朗軍方可能針對各種不同高價值目標發動的象徵性襲擊，例如在波斯灣游弋的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或者是位於巴林的美國海軍第五艦隊指揮總部。

平心而論，面對美軍當前在中東地區部署的龐大戰爭機器，伊朗軍方如果選擇除了象徵性襲擊之外的任何實質性手段，都無異於飛蛾撲火，是極度愚蠢的自殺之舉。因此，這項預測看似毫無懸念。

然而，我對此項預測的信心依然不足。原因無他，伊朗高層在近年來的博弈中屢屢暴露出令人咋舌的決策失當。最典型的反面教材，莫過於他們曾兩次不計後果、極其愚蠢地直接向以色列本土發射了數百枚彈道導彈。正是這種軍事冒險，直接導致了伊朗當前深陷被動的絕對弱勢地位。有了前車之鑑，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擔憂，伊朗領導人可能再次未能清醒認清當前的滅頂之災，從而做出災難性的戰略誤判。

部分對伊朗政治生態有研究的資深觀察家更是點出一層心理因素：現年八十六歲高齡的哈梅內伊，可能寧願選擇在抗擊外部威脅的戰火中以悲壯的烈士身份被載入史冊，也絕對無法忍受自己被視為一個在美軍炮火下屈膝投降的失敗者。雖然我從未盲目認同所謂“神權體制必然催生非理性自殺決策”的膚淺論調，但在目睹了德黑蘭近年來的一系列操作後，我對其核心圈決策質量的擔憂，已然顯著加劇。

7. 若哈梅內伊判斷失誤，川普將升級至“削弱”行動——但他會願意提前終止行動。

高度信心

一旦美軍的第一波打擊落地，伊朗極有可能不會選擇隱忍，反而可能悍然發動超越象徵意義的實質性升級攻擊，例如導致美軍一線的慘重傷亡。倘若這種血腥的情形真的發生，那麼川普將被迫進一步升級行動。

對於這位總統而言，最便捷的升級方式便是下令全面啟動“削弱”作戰方案。在這種情境下，以色列的國防軍極有可能不僅會獲得默許，甚至會被邀請參與聯合行動。

不過，結合川普的行事風格，我堅信他在屆時將不可避免地重蹈去年六月的覆轍——一旦確認伊朗已經徹底放棄了升級對抗的路徑，這位總統便會像一個急於獲利了結的商人一樣，在軍事行動遠未達到預定的摧毀時長時，就迫不及待地下令提前終止。

但與上次匆忙收兵的失策不同，我希望川普團隊這一次能提出極其強硬的停火條件：即要求伊朗必須立即承諾進行直接談判，作為美方停止打擊的代價。

8. 美國打擊後，伊朗人民將再度起義。

中等信心

面對一個殘暴的政權，如果伊朗的普通民眾因為恐懼而畏縮不前，這絕對是合情合理的。在進行宏大分析時，我們絕不應陷入譴責受壓迫民眾將保全生命置於首位的道德陷阱。事實上，民眾本能的恐懼反應，正是歷史上所有暴君訴諸極權暴力的根源——例如敘利亞前總統哈菲茲·阿薩德在1982年製造的那場哈馬大屠殺，以極端暴力成功將敘利亞國內的起義火種徹底撲滅了整整三十年。

然而，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們往往不幸地低估了被壓迫的民眾反抗統治者的怒火，更低估了那些不惜以命相搏支持革命者的勇氣。在中東地區，這種誤判尤為顯著，美國分析人士屢屢被歷史無情擊碎盲目的自信：從四十七年前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到十五年前席捲阿拉伯世界的風暴；從2011年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倒台，乃至到2024年阿薩德政權的徹底崩潰。

我深深擔憂，美國某些分析人士如今正重蹈歷史的覆轍。他們低估了伊朗人民鋼鐵般的決心——儘管對於任何膽敢反對哈梅內伊極權統治的人來說，死神的威脅已然迫在眉睫。

在過去的幾年裡，伊朗人民已經用無數次的街頭流血證明，他們將抓住任何一個契機表達對政權的廣泛憤怒。2022年的“婦女、生命、自由”抗議活動直接動搖了現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根基，而近期的抗議浪潮則以摧枯拉朽之勢加劇了這一威脅，使得政權本身的存亡陷入危險。

今年一月初，勇敢的伊朗人民確實響應了川普的街頭號召，但美國的援助承諾最終落空。但是，下一次他們將直接響應川普的實質性軍事打擊行動，而不再是言辭。當他們認識到外部世界確實有力量保護他們時，必將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倘若如此，這極有可能成為整個對抗的轉折點——我絕對不會排除民眾將此視為黎明前的黑暗，進而抓住這四十六年來最為絕佳的時機推翻這個政權的可能性。

9. 若爆發大規模抗議，政權將再度實施群體性屠殺。

高度可信

政治的邏輯是殘酷無情的。如果伊朗民眾再度掀起規模空前的起義狂潮，現政權高層必將立刻把這種抗爭定性為對其生存的致命威脅——這一判斷在邏輯上是完全準確的。

因此，伊朗安全部隊在應對這種內部威脅時，必將毫不猶豫地露出獠牙，整個鎮壓方式將與歷史上的血腥洗地如出一轍。抗議的洶湧規模以及政權下達鎮壓命令的反應速度，將直接決定最終的死亡人數——可能又將有數千名乃至數萬名伊朗人喪生。

10. 若伊朗抗議者再度遭屠殺，川普將迅速升級至“削弱”與“清除”階段。

高度可信

在上述由連環預測構建的場景中，川普將面臨決定其歷史地位的終極考驗。他將公開承諾美國劃定了一道“紅線”以遏制暴行，繼而懲罰越線的敵方——卻眼睜睜看着同一個敵方再度殘忍地踐踏那條底線。

鮮有情境能如此徹底摧毀美國的全球信譽。總統屆時將別無選擇，不得不進一步升級所有的軍事行動。至此，美伊雙方將徹底陷入一場沒有退路的衝突：對於德黑蘭而言關乎政權存續，對於華盛頓而言關乎唯一超級大國的絕對信譽。軍事結局難以預料，因局勢急劇升級初期，勝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一線的真實作戰能力。

如果美軍迅速摧毀伊朗大部分兵力投送能力，並斬首政權領導層（可能藉助以色列力量配合），這將為伊朗人民推翻極權創造轉機。反之，如果該政權在承受打擊後成功調動大部分兵力，他們極有可能將導彈目標鎖定在任何能迫使美國停止打擊的對象上，包括襲擊駐紮在當地的美軍基地、海上國際航運及以色列等地的平民聚居區，企圖徹底耗盡美以聯合防空系統的攔截彈儲備。以色列似乎已經嗅到了危險，採取了先發制人行動，通過定點清除其認定將參與指揮真主黨反擊行動的關鍵人員來削弱威脅。

即便伊朗僅僅取得局部戰術勝利，也極有可能產生核爆般的重大戰略影響。例如，哪怕一枚火箭彈擊中迪拜市中心的某棟高層建築，就足以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經濟模式徹底擊碎。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外籍高管已經證明了其撤離的意願，如果他們認為生命受到威脅，逃離規模將更為龐大。

同樣地，當伊朗被認定對2019年沙特阿拉伯阿布蓋格和胡賴斯兩大煉油設施遇襲負有直接責任時，其似乎刻意挑選了可快速修復的設施作為目標，從而限制了對全球市場的衝擊。但在狂亂中，如果伊朗改為使用重磅火力攻擊其知曉需要更長時間才能修復的核心能源設施，後果將是災難性的。鑑於沙特阿拉伯在全球油價中的獨特基石角色，美國民眾將立即感受到這場戰爭帶來的深重痛苦。

而此類對抗的政治後果更難以預測。大多數資深專家認為，通過外部武力強行實施政權更迭最可能的結果，是建立一個雖然褪去神權外衣、但骨子裡堅定反美的軍事政權——一個由軍頭統治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斯坦”，以更殘暴的鐵腕壓迫人民。

但其他潛在結局同樣存在。部分專家預測中央政府垮台將引爆全國性內戰，外部勢力將扶持不同武裝派系，沿着民族界線無情分裂。一些觀察家預期現政權將以某種形式存續，另一些則預見君主制復辟與前王儲禮薩·巴列維的回歸。還有人寄望於人民聖戰者組織（現改稱伊朗全國抵抗委員會）的崛起。然而，極少有專家能樂觀到勾勒出一條通往民主化的清晰路徑。

我認為這些預測純屬紙上談兵。畢竟，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在歐洲瀰漫時，誰也未曾預料到最終竟是以一小撮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俄羅斯的政權而戲劇性告終。在全面戰爭爆發的混亂深淵中，目前完全無法預知究竟是哪一股隱秘力量，最終將登上伊朗國家領導權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