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美國曾經做過一次模擬測算，假設一枚100萬噸當量的核彈在某個凌晨於底特律市中心以地表模式爆炸，看看能造成怎樣的破壞。結果是：首先它會形成一個半徑約150米、深度60米的彈坑，周圍半徑300米範圍內覆蓋放射性土壤，距爆心約2千米範圍內的建築物全部被摧毀，到大約2.7千米範圍開始有堅固的建築物可以堅持矗立，在3.1千米內普通民用建築基本都會摧毀，但會有殘存框架，但要注意的是，這個範圍內的民用地下室仍然可以倖存。這個範圍內約25萬人口，大約會死亡一半左右。而在4～7千米的範圍內，那些低矮的木製住宅會被摧毀，大型堅固建築的門窗和輕質隔牆會被摧毀，各種附着構架物品會被吹落，這個範圍內的人口會死亡5%，但一半人會受傷。至於7千米以外的區域建築物受到的損傷會較小。注意這個測算的條件設定是沒有任何預警，人們都在自己房間熟睡下得出的，如果有及時的預警，居民們都迅速疏散到地下室，當天的能見度再比較差（可以削弱光輻射），這一枚落到市中心的百萬噸當量核彈可能最多只能殺傷幾萬人甚至更少。不過，這個測算沒有考慮核爆所造成的火災問題，因為受當地政府和民眾的損管救災能力的影響，那個無法量化計算。 

現在人類普遍進入城市化時代，大小城市遍布。我們可以注意一下當代城市的規模，比如說東京，其城市範圍縱橫大約是80千米，而且基本都是堅固的鋼筋混凝土建築，按照底特律試驗的4千米半徑摧毀區，也就是說想要摧垮這些建築，需要100枚100萬噸當量的核彈，如果按照7千米半徑摧毀區，需要30枚100萬噸當量的核彈。由此可見想以核彈頭摧毀一座現代大城市，需要的遠不止一枚核彈頭。當量增加對於殺傷半徑的增加是三次方關係，因此增大當量對增大殺傷半徑是有明顯效果的。 冷戰早期，不管是美國的“大力神”導彈還是蘇聯的SS-9導彈的大當量彈頭顯然都更適合執行這樣的任務。如美國在1963年裝備的54枚“大力神”Ⅱ導彈，每個彈頭當量1000萬噸，恰好匹配蘇聯54個大城市。即使在已經有了個頭小、反應速度、快突防能力強的“民兵”戰略導彈後，其仍然一直延期服役到1987年，就是因為它擔負的就是這種針對敵方城市軟目標的任務。 

簡要地談了對城市這樣的民用軟目標的打擊效果後，我們更應該關注一下核彈頭對軍事硬目標的打擊。我們知道最硬的目標就是那些深藏地下的指揮所之類的目標，最典型的如美國中部夏延山中的北美防空防天司令部，其外部是幾百米厚的花崗岩山體，基本上現有的核武器都不會對其有什麼效果，這裡就不分析了。

現代戰場上最適應核戰爭的武器就是最常見的坦克，因為它是一種厚金屬板構成的低矮箱體結構，核彈的光輻射對它沒什麼作用，衝擊波也極難對其造成大的損傷——除非將其掀翻。1953年，澳大利亞陸軍一輛“百人隊長”坦克被用於英國的一次核試驗，核彈當量9 100噸，坦克距爆心460米，發動機處於運行狀態，試驗結束後發現該車被推出1.5米，發動機依然處於完好狀態，後來該車在洗消和加油後自己開出試驗區，並繼續服役了25年。總的來說，不管是坦克、裝甲車還是自行火炮，又或者是碉堡、戰壕或是散兵坑，對於保護士兵不受到核武器的傷害都有很大的幫助，可以大大壓縮核武器對這些目標的殺傷半徑。

最有效的防禦手段其實是分散。現代戰爭中的作戰部隊都是極其分散的，如美軍一個師級作戰單位控制的作戰正面寬度以及縱深是在50～70千米。按照蘇軍戰術條令，一個坦克師的集結地域超過2 000平方千米，也就是方圓40～50千米範圍，對於這樣的目標，即使目標恰好處於最大密集度的集結狀態，一枚萬噸級核彈也不過只能同時摧毀兩個坦克連，數十輛坦克而已。冷戰後期美蘇還搞了一種叫中子彈的武器，用來儘可能地殺死那些戰場上的軍人而不用摧毀所有的裝備。但坦克裝甲車等裝備外部堅硬厚實的裝甲外殼其實對中子流也有一定的防護力，而在加裝了防中子襯裡後防護能力會更強。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冷戰高峰期美蘇要製造和囤積那麼大數量的戰術核武器，根本原因就在於核武器在戰爭中並非一般民眾所想象的那樣，只要往對面丟一顆，那敵人整師整旅的部隊就瞬間“檣櫓灰飛煙滅”，世界都清淨了。現實是你丟過去一顆幾千噸級核彈，可能運氣好的話也就是大體上消滅掉對方一個連級作戰單位，如果此時你繼續進攻不僅會繼續遭受對方各個方向襲來的火力，還會受到核爆後造成的核沾染區的傷害，想要使對方一個營級單位喪失作戰能力需要2萬到10萬噸當量的核彈。

美國在進入70年代後就逐漸壓縮戰術核武器的規模，但卻保持了戰略核武器規模的穩定，根本原因就在於戰略核力量的平衡是一切的根本，容不得半點馬虎。而戰術核武器的效能優勢卻越來越被常規武器的效能提高所削減。一個對坦克的殺傷例子，海灣戰爭中有過兩架“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在一次出擊中，以“海爾法”反坦克導彈擊毀了23輛伊軍坦克的戰例，常規精確制導武器在戰爭中的威力越來越逼近核武器，同時還大大減少了對核武器的保密、保護和維護保養等工作量和成本。

關於數量問題

當然，上述分析並非對核武器有什麼不敬，核武器作為人類史上最具殺傷力的武器是不容置疑的——而是要澄清很多誇大不實的傳言。我們還是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城市往往都是散布範圍十分廣，如洛杉磯市的面積達到數千平方千米，縱橫上百千米，而即使是市中心區已經被黑人兄弟們摧毀（要說效果似乎也不弱於核彈）的底特律市，人口雖然只有不足百萬，但由於其主要的技術人才和企業已經分散到周邊的諸多衛星城，總的覆蓋範圍仍然是一個東西寬三四十千米，南北長六七十千米的廣大範圍。誰要是想用核彈完成黑人兄弟們尚未完成的事業，所需要的核彈數量也將不止於個位數。因此對城市目標最佳的摧毀方式是以多顆當量合適的核彈頭以一定間隔分布來覆蓋目標。

這種核彈數量的消耗就帶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對於各個國家來說，到底擁有多少核彈頭才是合適的，對於一個處於對強國暢想中的軍迷來說，這幾乎不算是個問題——數量越多越好，威力越大越好嘛！可真正的決策者必然要考慮諸多的現實問題，從核戰略的選擇，到國力財力的限制。因為核武器，尤其是戰略核武器是十分昂貴的武器，增一件減一件都是很大的事情。

我們知道，戰略核導彈最突出的特點除了驚人的威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快，彈道導彈的飛行速度接近20倍音速，呈拋物線落到敵方境內的時間最多不過半個多小時，這就使得達成突然襲擊的可能性大增。試想如果1941年的日本有這樣的武器，就不用讓龐大的遠征艦隊和在華盛頓的密室內打字的外交官做艱難的時間配合了，完全可以等到確認遞交了宣戰書後幾分鐘內發射出導彈——即使如此敵人也只有半個小時的反應時間。

當然，這麼快速的武器需要十分龐大昂貴的投射載具——本來那些都是可以用來發射衛星的東西，這麼昂貴的發射載具顯然讓任何非核彈頭變的不划算，因此，洲際彈道導彈和核武器是天生在一起的。給洲際導彈裝上常規彈頭，即使對於少量的、打擊時間敏感、目標特殊的任務而言，也並不是特別有競爭力的選擇。 

昂貴的投射載具再搭載上昂貴的核彈頭，然後再加上從核原料的開採、提煉、製備到核武器的製作，到日常的保護和保養，戰略導彈這種精密脆弱的裝備所需要的保護、保密、維護保養——你能想象幾百枚到上千枚運載火箭保持隨時發射狀態的花費麼？整個體系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巨大而貪婪的吞金巨獸。

正是因為從彈頭到載具的高昂成本，讓每個核國家都在反覆斟酌自己的核武庫規模。每年美國、瑞典等國家的研究機構發布的報告都會對世界各國戰略核武器進行評估，國內的讀者可能都會對其中關於中國的核武器數字有些疑問，因為那看上去似乎過少。而核武器又是屬於國家頂級機密領域，我們很難直接從官方消息核實。但如果以其它國家為參照，我們仍然不難從中探尋真相。比如典型的中等強國法國，其在冷戰時代發展核武器的根本戰略目的並不是打贏核戰，而是懾止核戰，因此到1980年時法國已經擁有了大約84枚百萬噸級核彈頭，其作戰設定就是攻擊蘇聯的14個城市（每個城市可以分到六顆，當然莫斯科人顯然有特權可以分多一些），從而摧毀蘇聯的1 650萬人口和40%的工業潛力。當然這是假定法國發動第一波核打擊的理想狀態，假如是蘇聯先動手，那麼法國大部分核力量都會被摧毀，法國人要盡力實現的是保存下來的核力量可以摧毀蘇聯480萬人口，這仍然可以讓蘇聯難以承受。英國的核戰略與之類似，也是盡力建設由4艘戰略核潛艇組成的戰略核力量，確保可以在戰時摧毀蘇聯10個大城市。

事實上核武庫的規模從懾止核戰爭到打贏核戰爭是一個巨大的跨越，帶來的投入是有數量級的差別。人們往往容易被冷戰時期美蘇的核武庫所誤導，就是因為那時兩個超級大國的核戰略都是衝着打贏核戰爭去的，其在核武器上的投資之大，所維持的核力量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絕後的瘋狂狀態，而當冷戰結束後，連取得勝利且經濟如日中天的美國都願意選擇和俄羅斯對等削減核武器，可見這方面帶來的負擔之沉重。

以美國為範例，其核武器建設有着鮮明的階段性，二戰結束到50年代末這段時間裡美國的建設重點是戰略轟炸機，核彈頭大多是以核航彈的形式存在，同時美國還在各個領域腦洞大開地搞各種核武器，如核大炮、核魚雷、核地雷等，因此這個時期的核彈頭數量飛速增長，到1966年美國的核彈頭數量就達到一個峰值，也就是大約32 000多枚。不過這其中戰略核彈頭比例還不高。之後美國總的核彈頭數持續下降，到80年代中期穩定在大約2.3萬多枚，而戰略核彈頭的數量則在進入70年代後就保持了大體的穩定，也就是大約1萬多枚。而蘇聯的情況卻又有所不同，其核彈頭總數一直在持續增加，到1980年代末期達到了接近4萬枚，而其中只有不到1萬枚是戰略核彈頭，其餘3萬枚都是戰術核武器所用，由此也可見蘇聯軍事戰略中核武器的比重之大。

美國的戰略核力量中海基核力量占大頭，總數約640枚潛基核導彈，可攜帶大約6 000枚彈頭，而陸基以1 000枚左右的“民兵”導彈為主力，以一枚導彈3枚彈頭計算也只占總數的小頭，至於戰略轟炸機美國則在七八十年代保持300多架具有核打擊能力。與美國相對抗的蘇聯戰略核力量則是陸基占大頭，大約1 300多枚陸基導彈（其中分導式760枚），海基導彈930枚（其中分導式440枚），至於戰略轟炸機部隊，由於其缺少具有突防能力的大型轟炸機、空中加油機以及海外基地，其核實戰能力基本是意義不大的。美蘇核武庫的規模是在不斷變化的，但基本上進入80年代後大體穩定在上述這種狀態。

由於冷戰的深遠影響，可以說美蘇這個核武庫規模數字是最為人所熟知的，很多老軍迷對此都可以如數家珍。但實際上隨着冷戰結束，經過第二和第三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AR）的反覆削減，現在的美蘇核武庫早就沒那麼龐大了。還是以美國為例，根據條約，其現在已經將4艘“俄亥俄”級核潛艇改裝為巡航導彈核潛艇，而平時戰略核潛艇部隊是保持至少2艘處於維修保養狀態，剩餘的12艘每艘則只攜帶20枚“三叉戟”導彈（其總共有24個發射筒，也就是說早已經不滿載了），每枚導彈攜帶4～5枚核彈頭（冷戰時期可以攜帶10枚），從而總共攜帶了大約一千多枚核彈頭，接近戰略核彈頭總數的一半，依舊是充當了美國核武庫主力。而陸基核力量則繼續是井基的“民兵”3型導彈挑大梁（更先進的MX洲際導彈因為冷戰結束時只部署了50枚，數量太少帶來維護保障的不划算，反而早於“民兵”退役），但導彈總數在2014年已經減少為450枚，這些導彈正在進行改裝為單彈頭的工作（冷戰時期是3枚），完成後可攜帶450枚核彈頭，轟炸機部隊保持了大約94架轟炸機（18架B-2和76架B-52H）具備核任務能力，它們可以攜帶B-61系列核航彈或AGM-86空射巡航導彈等空射核武器，總共有大約1000枚核彈頭處於戰備狀態。

總的來看，美軍戰略核武庫總共是大約兩千多枚核彈頭的規模，這個規模只相當於冷戰時期的四分之一。當然這只是美軍處於戰備裝備的戰略核彈頭數量，如果加上那些轉為儲備但仍然可以在必要時恢復戰備的彈頭後仍然有7000多枚，但畢竟不管是載具還是核彈頭，真想重新配齊或轉為現役仍然是個需要成本和時間的工作，現在的這些戰備核彈頭仍然是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 

顯然與之相比，類似英法這樣的中等規模核國家的核武庫，擁有大約200～300枚核彈頭其實都並不算太小。只要核武器本身的技術和質量過硬，同時核戰略制定的合理而堅定，那麼就足以發揮相當大的效用。因此一切的基礎仍然是：一個國家究竟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核戰略。 

我們都知道中國一向宣布自己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種戰略本身其實已經明確表明：中國核戰略的核心目的是懾止核戰爭。因此與英法更類似而不是追隨當年的美蘇兩霸。這種戰略下可以不必追求以核彈直接命中摧毀美國或蘇聯導彈發射井的能力，不必尋求建設有突防能力的戰略轟炸機部隊，也不必試圖建設強大的攻擊核潛艇部隊去對對手的海基戰略核力量進行攻勢反潛。很顯然，從中國1964年進行第一次核試驗之後，中國並未在這些領域投入過多的資源，中國的建設重點是洞窟，是戰略導彈的機動發射技術，總而言之，是在努力增強陸基核力量的生存力，來獲得可信的核反擊能力。而這個能力顯然是指向了和英法類似的方向：讓敵對國家即使發起第一輪核打擊，仍然可以讓其遭受它所不願意承受的損失。在這種戰略下，中國並不需要過多的處於戰備狀態下的核導彈，同時也不需要導彈有太高的精度。總之，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以較低的成本達成目標，那就是不被核武器攻擊。以這種核戰略來考量，美蘇冷戰年代那種核武庫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瘋狂產物，數百枚其實就是不算小的規模。但是這一切仍然要基於一個前提，那就是沒有戰略防禦系統進來攪局。

容易被誤解的生存力

前文提到，對軍事有點了解的民眾往往會比較注意核武器的生存力，早在1982年中國第一次從常規潛艇上試射潛基核導彈時，新聞稿里就十分自豪地提到這使得中國獲得了二次核打擊能力，當時這個新聞的轟動效應並不遜色於之前中國試驗成功洲際運載火箭和若干年後中國實驗了中段反導或者高超音速技術。

但是戰略核潛艇真的是裝備部署後就自然獲得了“可靠的二次核打擊能力”麼？事情顯然不是這麼簡單。潛射導彈要裝在潛艇上，只要潛艇的安全不能得到可靠的保護，那麼海基核力量自然也不會安全。而潛艇的安全卻絕不是輕易就能保證的。比如二戰時期就算有了可用的潛射彈道導彈也不會有合適的載艇，因為那時的潛艇仍然使用柴油機加蓄電池的動力組合，每隔一段時間就必須浮到水面充電，這種模式的隱蔽性顯然嚴重不足。只有當二戰後核潛艇出現才使得將核武器布置在水下成為可行。核潛艇可以在水下潛伏几個月之久，和二戰時期那些每隔幾天就得拋頭露面的柴油機潛艇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當對手也有了核潛艇後，安全問題就再次變得不那麼確定了，因為敵人的攻擊核潛艇也可以在水下潛伏几個月只干一件事：搜索、跟蹤乃至攻擊這些戰略核潛艇。當然這種任務的難度是很大的，如果沒有相應的成系統的技術解決方案而只是去盲目地大海撈針顯然成功率會很低，因此冷戰時代美蘇雙方為了攻擊核潛艇和戰略核潛艇的這種對抗博弈投入了巨大的資源，積累了豐厚的技術基礎，比如美國在1950年代投巨資研發和建設的SOSUS系統，就是一個沿着北大西洋的海床部署的多層次的海底監聽系統，蘇聯的核潛艇駛出港口後，一旦經過這些布設了SOSUS系統的海區，該系統就可以通過其聲響信號和之前偵察記錄的聲音“指紋”比對，從而確定艦艇的類型級別甚至哪一艘，然後立即引導飛機、艦船或潛艇進行攔截或跟蹤。

對於中國來說，東亞地緣形勢對戰略核潛艇的使用造成了更多的困難，因為對於歐亞大陸國家來說，如果要攻擊的目標在位於西半球的北美，彈道導彈基本都是要走北極圈方向的，那麼導彈發射位置越靠北，導彈所需要的射程就越短，比如冷戰初期蘇聯為了用那些早期技術的液體燃料彈道導彈將美國全境納入打擊範圍，不得不費盡心機地要在靠近北極圈的位置修造導彈發射場，難度大成本高很難維持，但因為當時導彈射程有限而不得不硬着頭皮也要上。

中國周邊最近的海無疑是日本海，但那裡處於日本、俄羅斯、朝鮮和韓國包圍之中，中國除了透過圖們江口可以遙望外，根本無法提供直接的支持，顯然這裡無法作為戰略核潛艇的巡邏區域。處在中國領土三面包圍之下的渤海無疑最安全，但可惜水深實在太淺，整個渤海的平均深度只有18米，一艘潛艇潛在水下想不露出頭都不是太容易，而最大水深也只有85米，把“俄亥俄”級核潛艇豎着插在最深處會露出半截身子。而黃海平均深度44米，東海的大陸架海區也只有70多米，而且黃海和東海海區包夾在中國大陸和韓國、日本、沖繩及台灣之間，空間狹小，遍布商船漁船以及各國的海警船和軍艦，絕非部署戰略核潛艇的理想海區。因此就中國來說，如果是部署在周邊海區的話，南海是唯一選擇，但南海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太靠南了。我們假設戰略核潛艇的巡邏待機區域是海南島東南部和西沙群島北部的深水區，那麼其所發射的海基核導彈想要打擊美國本土西北角的西雅圖區域就得需要1萬多千米的射程，而如果想打擊美國中東部甚至需要一萬三、四千千米以上的射程。這對導彈長度受限的海基導彈而言無疑增加了額外的射擊難度和成本。 

當然，不部署在周邊，那麼深入大洋深處也是一個選擇。首先當然不能繼續往南去，那就只能向東穿過第一島鏈到西太平洋海區，但從第一島鏈的日本列島、沖繩、台灣，到第二島鏈上的關島，都是美軍及其盟國的基地，而且往這個方向去首先得穿過巴士海峽、巴林唐海峽等狹窄水道，而現在美日已經有針對性地在西太平洋地區部署類似SOSUS的系統，以對中國潛艇的活動構成監視，同時因為有日本本土和關島等眾多基地支持，該海域必然有諸多美軍攻擊核潛艇以及日本常規潛艇集中在這個海區活動。因此在這個海區巡邏待機也是有不小的危險和難度的。至於穿過這個海區能在更靠近北美的中南太平洋腹地活動可以相對更加安全，但一方面巡邏海區太遠的話會使得航渡時間太長而壓縮巡邏時間，同時假如在穿越這些危險海區時已經被偵察系統發現並被某一艘敵方攻擊型核潛艇盯上，那麼不論去到哪裡都不會再有安全可言。 

有人可能會想到，就在靠近己方本土港口找個海區然後用密集的飛機和艦船保護起來不就行了。這個方法其實早在冷戰時期俄國人就想到並付諸實施了，因為蘇聯面對的問題在某些方面是類似的，其周邊面對的日本海、黑海、波羅的海以及鄂霍次克海都是被陸地和島鏈封閉，即使是面對大洋的巴倫之海也是出口不暢，格林蘭-冰島英國一線是北約監聽和攔截的重要防線。因此蘇聯的選擇是當導彈射程突破8 000千米後，就將部署方式確定為在己方的海空力量保護下的“堡壘”海區。但是這個方式同樣不是高枕無憂的，畢竟海洋太廣闊而核潛艇又很隱蔽，即使部署很多反潛力量仍然無法免掉來自美英的攻擊核潛艇部隊的嚴重威脅。因此總體來說，蘇俄和中國的海洋形勢有些類似，那就是周邊海域都被地形所束縛，加之在攻擊核潛艇部隊的技術及戰備水平上始終處於劣勢，因而海基核力量很難真正達到很高的可靠度。 

至於空基核力量則更是如此，限於地緣態勢，美國的戰術飛機也有可能從盟國或航母上起飛對蘇聯的目標進行核打擊，蘇聯要想打擊美國本土則只能依靠戰略轟炸機，戰略轟炸機的核威懾能力最核心的依靠是突防能力，而突防能力則依賴於在技術上相對於對手的空中力量和地面防空力量方面始終處在超前的位置，這顯然是一直沒有實現的，現實中美國始終保持了航空高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因此美軍一直更重視保持和發揮轟炸機部隊的核威懾作用。

這也正是中俄都不約而同地將陸基核力量作為建設重點的原因，陸基核力量主要分固定和機動兩種部署模式，顯然在面對美國早在80年代就達到極高精度的洲際導彈技術時，無論發射井多麼堅固都不可避免地會在第一波核打擊中被摧毀，因此陸地機動發射就成為最為可行的部署方法。首先我們以公路機動為例，雖然有俄國人堅持不懈的以“白楊”M導彈為招牌的各種誇耀宣傳，但這種模式仍然不是很多人想像的那樣，一經使用馬上就消失在敵人的衛星視野中然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我們要明白，公路機動的戰略核導彈都是危險的核彈頭和精密的火箭的組合，需要確保絕對的安全和周密的維護保養，因此必須有一個完備的技術保障基地以及支持相關軍隊和技術人員的後勤設施，同時這些導彈發射車的安全也必須確保萬無一失——不管是普通的車禍還是某些極端分子或者敵方特種部隊的破壞都有可能釀成巨大的災難，而你不可能一年365天派出龐大的護衛力量圍着它開道封路。因此最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考察和計算定出保障基地的位置，然後以其為核心規劃一個巡邏範圍，並設定若干預備發射陣位。這個巡邏區不會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區——那樣的話安全和保密等工作都太困難，同時其活動又會太過擾民——而會是相對荒僻但又不能過於偏遠。比如蘇俄的那些機動洲際導彈都是部署在西伯利亞的荒涼地區，但是又距離西伯利亞鐵路沿線不太遠以保證後勤支持能力。

所以陸基機動導彈絕不是有些人想象的，用多軸重型車輛拉上導彈就可以撒歡全國各地做驢友了，這種部署方式固然可以在平時減少意外危險，但同時也就少了利用稠密的建築和車輛掩護的可能，因此也同樣不是無懈可擊的部署方式。首先因為是有目標明確的保障基地和有限的活動範圍，因此對方的偵察衛星仍然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監控跟蹤，而以這些信息為依託，可以使用一定數量的核彈進行覆蓋。這看去似乎較為笨拙但實際上仍然是有着巨大威脅的方法。而單純就美軍而言，其在冷戰乃至冷戰後時期一直在堅持發展依靠戰略轟炸機進行突防和尋殲機動導彈發射車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其B-2隱身戰略轟炸機專門裝備兩部相控陣雷達可以掃描地貌並尋找和識別機動發射車並加以攻擊。當然，這就牽涉到兩個國家之間的最高級別的技術和戰略對抗，防禦一方顯然也會加強自己關鍵區域的對空防禦和機動發射車的機動和隱蔽，這是一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交替強化的鬥爭，不存在天然的優勢方。 

常被誤解的核戰略

大部分人對於核戰略這個問題基本都並不怎麼看重的，因為這看上去只是一些口頭上的東西，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只要核武器在手，怎麼說怎麼用能有多少區別呢？其實區別非常大，核武器是一種極具毀滅性的武器，上篇中我們已經有過分析，雖然達不到一顆核彈頭毀滅一座現代大都市的水平，但是造成的破壞傷亡仍然是一個現代國家所難以承受的，因此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下用和怎麼用，對國家利益的作用是有很大區別的，想找到最佳方案就需要根據具體的國家戰略及技術條件作出審慎決策。

以美國的核戰略為例，從二戰後就幾經變動，我們知道蘇聯的戰略核力量是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才初步建立起打擊美國目標的能力，但這個能力還遠不如美國——因此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赫魯曉夫才不得不選擇妥協——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期蘇聯才算初步達到了和美國的核均勢。所以在上世紀50年代時美國才定下所謂“大規模報復戰略”，也就是說一旦蘇聯大舉進攻西歐，美軍將以核武器對蘇聯本土的軍事和工業目標進行大規模打擊。早在1948年柏林空運時，美國就緊急派遣了50架B-29戰略轟炸機攜帶核彈部署在英國，作為一旦蘇軍放手進攻時的應對。這種戰略聽上去很簡單應該也很有效，很多人概念里的核戰略就應該是這樣：你敢動手？我核彈這就扔過去。但這個戰略其實是很依賴於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美國享有對蘇聯進行單方面戰略核打擊而不用擔心報復的優勢地位。這個條件只在上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這段時間存在過，這也是當時美國及西方國家在常規軍力上保持較低水平的原因之一。在這個時期美國對歐洲盟國的戰略承諾是可信的，因為蘇聯人不顧本土被摧毀的危險在中歐發動大規模陸上進攻的可能性確實很小。

但是隨着蘇聯自己的以遠程和洲際導彈為主幹的戰略核力量建立起來後，美國就迅速改變了這個戰略，原因也很簡單，假如蘇聯進攻歐洲，當美國以核彈打擊蘇聯本土作為報復時，美國本土也會馬上招來蘇聯的核打擊，單方面的打擊一去不復返了。於是歐洲人和蘇聯人都自然會深表懷疑，你美國人真的會在蘇聯大軍殺來時往莫斯科扔核彈同時換來自己的紐約華盛頓被徹底毀滅麼？因此美國人很快調整了戰略，在1963年先啟用了限制損傷戰略，也就是當出現危機時率先以戰略核武器對蘇聯的軍事目標——當然最主要是核武器目標——進行核打擊，如前所述，戰略核力量和軍事指揮中心這樣的目標往往都是在較為荒僻的地區，和平民聚居區距離較遠，那麼這樣打擊就留了一個餘地：我只打你的核武器，你可不能打我的城市，不遵守這個默契的話我就還按照大規模報復戰略那樣來處理。但這樣的核戰略依舊問題多多，對於歐洲盟國來講，假如蘇聯發起進攻後雖然承受了美國對其戰略核力量的打擊後依舊不放棄攻勢呢？因此這個戰略的可信度並不高，更要命的是，“戰鬥的民族”俄國人表示不會估計限制損傷，核戰一旦開打就是全面核戰爭。雖然蘇聯這種聲明同樣不好說可信度有幾成，但仍然削弱了美國這種核戰略的可信度，因此幾年後美國的戰略就調整為確保摧毀戰略，其實也就是側重加強二次核打擊能力，因為當時美蘇都還沒有可靠的戰略預警系統，因此只有當對方的核彈打到自己領土後才能確知遭到了核打擊，“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是當時美蘇核態勢的生動寫照。這種態勢顯然很不穩定，雙方都處在極度的恐懼中而不斷加強核軍備競賽。因此美國率先着力開發海基核力量以構築起可信的核武器生存能力，然後以這種可以在核突襲下倖存的核力量來進行二次核打擊，所謂確保摧毀戰略本質就是以二次核力量實施“大規模報復戰略。”

當然，這種戰略思想和之前的限制毀傷戰略，還有之後的有限核選擇戰略和抵消戰略等，都可以歸類為“靈活反應和戰略”，其實說白了就是，在蘇聯的核武庫也大大強化後，所能採取的應對之道只能是見招拆招，常規武力要強，戰術核武器不能落後，戰略核武器也要夠用，想怎麼打都有的打才行。當然這些核戰略的制定都高度依賴於技術手段的進步，比如戰略預警系統的進化就有着根本性的影響，一個高度靈敏而可靠的戰略預警系統可以提供寶貴的預警時間，從而讓逃脫第一次核打擊的核力量明顯增加，甚至可以採取敵方核彈頭還沒落地就發起反擊的最高效方式，這顯然會使得需要保持的核力量規模不必太大，從而大大節省資源，提高核力量的可信度。而戰略核潛艇和陸地機動發射的洲際導彈的技術進步則可以讓二次核打擊能力成為現實，從而使得美蘇雙方最終實現確保相互摧毀的穩定狀態。而類似隱身技術所造就的隱身飛機和隱身巡航導彈、反導技術等，都在不斷地衝擊和改變着各國之間的核力量對比和核戰略的制定。因此核戰略絕不是泛泛的一些政治原則，而是一個很嚴謹的技術問題乃至數學問題。

說回到英、法、中這幾個中等規模核武庫的國家，其核戰略的制定其實更加重要，因為這有限的核武器必須想好怎麼用，讓盟友和敵人知道你要這樣用，進一步還要讓各方相信你會這樣用，這三層意思層層遞進，缺一不可。否則這個核戰略就很難起到預想中的作用。如前述美國的“限制毀傷”核戰略，在盟友心存疑慮而對手則公開拒絕按照這種路數走的情況下，這個戰略是否能實現顯然就要打問號了。

比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其剛開始對外公布時，受到了國際上很多讚譽的同時，也引起了很多質疑，讚譽主要是針對政治上的意義，而質疑則主要是針對軍事上的現實問題：我們就以最基本的一個問題來看，假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麼也就是將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機會先交給對手，假如這個對手只是個類似印度這樣的核力量很有限的國家，顯然它並沒有能力以第一次核打擊摧毀中國的核力量，這種情況下中國核力量存在本身就是個很有效的核威懾，不管中國說什麼，印度也很難定下決心率先發起核打擊。這裡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雖然面對這樣的對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並不會危及根本性的國家安全，但仍然會使得核武器的部分可能的效果沒法實現。舉個例子就很清楚了，冷戰結束後的俄羅斯國力衰退，常規軍力大幅度萎縮，這個時候其把核戰略調整為即使面對常規武力的威脅也可能使用核武器加以回擊，這其實就是把核武器的效能用來填補常規武力的虧空，而如果俄羅斯的戰略思想是絕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麼顯然這種填補就無法實現。

不過中國作為一個超巨型國家，現在來看國家遭到外敵大規模入侵的威脅其實非常小，因此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獲得政治影響也並非錯誤的選擇。而當對手是美國或俄羅斯這樣的對手，核戰略問題就嚴肅得多了。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擁有十分完備而龐大的核武庫及天基偵察系統，可以標定中國的三位一體核力量並加以攻擊。這種情況下承受了第一波核打擊的中國核武庫是否還有能力進行承諾中的核反擊就並不是有確切答案的事情，用最標準的說法就是，這牽涉到中國核武器力量的某些軍事機密。但拋開這些軍事機密的東西，我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越是處於核武器的弱勢一方，越需要定出切實可行的核戰略來充分發揮出其戰略效能。如前述的法國，其目標就非常明確，以對蘇聯大城市的毀傷來實現對蘇聯進攻的懾止，同時這也是在美國核威懾失效時的備用和最後手段。筆者見過很多人面對這個問題都喜歡說核戰略是國家機密，但這恰恰是最大的一個誤解，核戰略有絕對保密的國家，那就是以色列，迄今雖然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它早已掌握了核武器，但它從來都是採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策略。但這是由其特殊的國際形勢所決定的，因為以色列被阿拉伯國家環繞和敵視，歐洲國家也對其並不友好，公開承認核武器會帶來很多國際壓力，而且其國土狹小，極易遭受攻擊，核武器的信息每透露多一點，其核武器就會遭受多一點的威脅。但它不否認則可以帶來基本的核威懾效果。 而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力有限的國家搞出來核武器後採取的就是最低核威懾戰略，也就是打破主要對手的核壟斷就可以了。 

相比之下，有核國家核力量越強大，就越需要一個更加明晰的核戰略，此時核戰略是和核武器一樣的國家利益的維護工具，它們互為表里，缺一不可。在有堅實的核力量基石之上，讓所有可能的敵人都清楚地知道你的核戰略思想，可以讓你的核武器能清晰地畫出一些框框，讓敵人小心地在框框裡行動而避免越線。這樣你的核武器才真正物超所值，對得起研製裝備它們所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