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陈光是红军时期及抗战时期的著名将领，曾任红一军团主力师第二师师长，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两个主力旅之一的三四三旅旅长。在1938年3月林彪因枪伤赴苏联治疗后，陈光担任一一五师代师长达5年之久。然而，1950年7月23日陈光被开除党籍后，随即在广州被软禁起来。11月，他被从广州带到武汉，关押在一座二层小楼里，由警卫班看护，时间长达3年零7个月。在自己的问题无望解决的情况下，陈光的精神已有些失常，于1954年6月7日清晨莫名其妙地去世。

　　昔日的高级将领陈光，似乎已湮没在时光的河流之中，但历史是无法抹去的。198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包括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在内的十几位老同志联名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请求重新审查处理陈光的问题。1988年4月，中央为陈光恢复了名誉，撤销原定他“反党”的结论，正式恢复了他的党籍。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成为林彪的“救命恩人”。

长征途中，陈光师担任开路先锋，“贡献极巨”。
1906年，陈光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栗源堡一户贫苦农民家中。1926年，在路过湖南的北伐军的影响下，性格刚强、富于反抗精神的陈光参加了农民协会，并于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陈光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他把“马日事变”后埋藏的12支步枪献出来，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1928年1月18日，栗源堡农民在陈光等人的领导下，发起暴动。暴动成功后，陈光担任农民赤卫队队长。

1928年4月，陈光随宜章独立师同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5月，红四军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光任十师二十九团一营三连连长。

1929年12月底，陈光参加了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在1930年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已是红四军一纵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的陈光，在一纵队纵队长林彪的指挥所被突围之敌重重包围时，带领本支队拼死突入前沿，将林彪安全救出来，而自己却在战斗中负伤。事后，一向少言寡语的林彪亲自到救护所探望陈光，一再向他表示感谢，并主动为他请了功。

从1930年10月起，陈光先后担任了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长、红十师师长、红十一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1933年11月，陈光调任红二师师长，刘亚楼任政委。红二师是红一军团的主力部队，它的前身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时的三十一团和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二十八团及其他部队，战斗力很强。

1934年10月14日晚，红二师从江西于都出发，迈上了漫漫的长征路。征途中，陈光率领红二师作为红一军团左翼担任前卫，英勇顽强，先后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

在红军渡过湘江西进途中，红二师仍担任前卫，肩负着开路先锋的艰巨任务。黎平会议之后，红军向遵义进发，红一军团受命先渡乌江。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曾回忆说：“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一师由我和林彪率领，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中央纵队则在二师后跟进。”“渡江战斗比较激烈的是在二师方向。”聂荣臻的回忆，清楚地表明了在强渡乌江的战斗中陈光所肩负的重任。

从血战湘江到突破天险腊子口，陈光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军团首长的重托。他率领红二师作先锋，一路披荆斩棘，抢关夺隘，赢得了军团首长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任与尊敬。1944年5月，陈光在延安学习时，党小组在《对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中特别提到：“在长征中腊子口攻坚，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1936年6月，红军大学成立后，林彪担任校长，陈光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一科科长，罗荣桓任一科政委。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陈光调任红一军团任代理军团长，军团政委是聂荣臻。

在平型关大捷中，陈光旅担负主攻任务，功绩卓著；对于一一五师代师长的任命，中央军委和十八集团军总部下达了两个不同的命令。在山东，因陆房战斗引起非议……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林彪担任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陈光任三四三旅旅长，周建屏任政委。陈光旅包括两个主力团，分别是杨得志、陈正湘指挥的六八五团与李天佑、杨勇指挥的六八六团，皆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的部队，实际上就是陈光旅的这两个主力团。

　　1938年3月1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在山西隰县因身穿日军军大衣而被阎锡山军队哨兵开枪误伤，后回延安并转赴苏联治疗。谁来接替林彪的位置，就成了当务之急。副师长聂荣臻当时已到了晋察冀，徐海东的三四四旅又已划归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代师长的候选人只有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当天夜间24时，军委主席毛泽东与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但由于当时十八集团军总部在太行山，情况紧急来不及与中央军委协商，同一天，在毛泽东、滕代远致电前数小时，十八集团军总部已决定：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

　　从两人的工作经历上看，陈光与罗荣桓是不大相同的。从参加红军开始，罗荣桓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没有当过军事主官，陈光则正好相反。他一直搞军事工作，并且还代理过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从作战指挥的角度上看，让陈光来接替林彪似乎更合适一些。最后，毛泽东同意了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决定，罗荣桓也没有什么意见。就这样，陈光担任了为时达5年之久的一一五师代师长。从陈光走马上任开始，罗荣桓就与陈光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3月中旬，陈光与罗荣桓指挥三四三旅预伏在地形复杂的山西大宁以西的午城、井沟一带，机动作战5昼夜，共歼敌军千余人，打破了敌人西犯黄河的企图，对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有着重要意义。午城、井沟战斗是在师长林彪不在的情况下打的一仗，这表明了代师长陈光卓越的指挥才能。4月，陈光率一一五师转移至汾阳、孝义一带开辟吕梁山根据地。从9月14日至20日，连续在薛公岭、油房坪、王家池3次伏击敌人，三战三捷，共毙伤敌军1200余人，粉粹了敌人进攻黄河河防、威胁我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在中共中央的战略设想中，山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38年12月下旬，陈光和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从晋西灵石向山东进军，以“东进支队”名义于1939年3月2日进入郓城地区。在这里，一一五师取得了樊坝战斗的胜利，歼灭伪军刘玉胜部800余人，八路军随之声威大震。当时，在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正月里来正月正，东进支队到山东。罗荣桓陈光领兵马，杨勇将军是先行。”遵照集团军总部“依(泰)山傍(微山)湖”创建泰西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一一五师于3月6日渡过运河，进入泰山以西地区这一敌我必争之地。

　　一一五师深入泰西，好似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严重威胁着泰安、济南和津浦铁路中段的敌人。5月初，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亲自指挥从济南、泰安、兖州、汶上等地调集的日伪军5000余人，配有汽车、坦克100余辆，炮100余门，兵分九路，向我泰西根据地“扫荡”，企图寻找一一五师主力决战。

　　这样一来，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直属队、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及鲁西区党委等共3000余人，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这时，罗荣桓去东汶支队检查工作不在师部，指挥的重任就落在了陈光肩上。在这以前，当发现日军紧缩包围圈时，陈光曾与熟悉泰西地形的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支队长段君毅等人商量，打算以第六支队为前导，向西南方向突围，过汶河去东平、汶上一带。但是，当师部和六八六团走到半路时，汶河南岸又发现敌情。陈光感到西南是平原，不那么放心，认为还是去山区保险，又决定北去，向大峰山区转移。

　　敌人已估计到八路军可能会走山区，早有重兵防备。陈光的这一决定，给一一五师带来了很大的危险。5月10日晚，段君毅支队因为是前导，处于包围圈的外沿而没有执行陈光的决定，顺利突出日军包围圈。而向大峰山区转移的部队，却遭到日军的重兵堵击，不得不退到陆房地区。这一地区为盆地，四面皆山，纵横不过10余里，我军3000余人被困在这一狭小地区内，形势十分危急，只要一处被敌突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一一五师师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陈光进入陆房，立即向各部队首长交待任务，严肃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保卫师部和区党委机关，要坚守阵地，待机突围!”各部队立即按照陈光的命令，迅速占领阵地，抗击敌人。后分路突围，安全转移。

　　陆房激战，我军共毙伤日军联队长植田大佐以下1200余人。我军伤亡360人。战斗中，一一五师健儿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精神震动了全国，连蒋介石也给朱德、彭德怀发来电报，表示“殊堪嘉慰”。一一五师挺进山东，本属“先斩后奏”，但他们以陆房战斗的英勇战绩，终于使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一五师在山东的合法地位。这一意外“收获”，是陈光和其他人始料未及的。

　　陆房战斗也引起了一些非议。毕竟，陈光判断失误，造成部队被动，处境一度十分危急，虽然突围出来了，但骡马辎重的损失却不小。指战员们一时对战场指挥员陈光议论纷纷，有些干部甚至指责陈光“指挥失误”。后来，这件事成为他蒙冤的一大“罪状”。

　　事后，师部在东平以东的无盐村召开陆房突围祝捷大会。罗荣桓在讲话中表扬了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高度评价了陆房突围的胜利，说它保存了红军建军以来的一大批优秀骨干，对发展革命力量，坚持山东敌后抗日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罗荣桓的讲话，是对陈光的很大鼓励和支持。在无盐村，罗荣桓同陈光促膝谈心，鼓励他振作精神。罗荣桓还对一些中层干部说：“师长情绪不太高，你们应当鼓励他。在敌后复杂的环境中，打个被动仗，是很难免的事；况且陆房战斗还是胜利的战斗嘛!给敌人很大杀伤嘛!”

8月1日前夕，突然有一股敌人从汶上经靳口向梁山前进。接到情报后，陈光立即通知各部队准备行动。侦察员很快查明，这股敌人为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率领，约400余人，配有10多挺轻重机枪，一门九二式步兵炮，两门野炮，准备到梁山一带进行“扫荡”。当时，陈光身边直接掌握的部队还不到一个营的兵力，但附近到处是“青纱帐”，便于部队隐蔽运动，在梁山南边20余里还有新组建的杨勇独立旅可以调来参战。而这股敌人没有后续部队，孤军深入，指挥官长田敏江是日本天皇的亲戚，十分骄横。

　　陈光在陆房战斗中打了一场险恶被动之仗，虽然胜利突围，心里却一直十分窝火。根据对上述敌我情况的分析，陈光激动地对罗荣桓说：“吃掉他!不能让他跑掉!”罗荣桓经过缜密思考后，最后同意了陈光的意见。

　　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毙敌300余人，俘日军13人，骄横一时的长田敏江被击毙。梁山战斗创造了我军同敌军数量相等，在装备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增强了一一五师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信心和勇气。梁山战斗的胜利，震动了鲁西，传遍了山东。不久，中央军委发来贺电，表扬参战部队。蒋介石也发来一封嘉奖电报，还送来3万元表示慰劳。

　　为解决山东的统一指挥问题，1943年3月，中央决定由罗荣桓负责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全面工作，陈光调回延安学习并参加“七大”。

　　自一一五师入鲁后，在山东就存在着一一五师和作为地方武装的山东纵队这两支平行的党的武装。由于各种原因，这两支部队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也由于一一五师师政机关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致使山东分局(原山东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对一一五师师政机关多有指责。为解决山东根据地的统一指挥问题，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山东暂由陈、罗统一指挥。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都应当靠拢。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

　　1941年至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在山东军民反“扫荡”的严酷斗争环境中，为统一解决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的问题，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以(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纵及一一五师合组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在山东分局委员的分工上，决定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负责财经工作。但山东党的一把手与军政的一把手并非同一人，在实际工作中又难免有分歧与争议，实际仍未解决山东的统一指挥问题。

　　陈光在山东工作的4年期间，指挥部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扩大与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但也有失误。面对山东根据地没有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也很早就酝酿让罗荣桓担负起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的重任。在刘少奇1942年春亲自来山东调查解决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返回延安后，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调整山东的领导班子，委罗荣桓以负责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重任。

　　陈光、朱瑞、罗荣桓与黎玉这4位山东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都曾是中央与毛泽东考察的对象。陈光是一员虎将，作战勇敢，具有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但群众工作经验不足，有时听不进他人的意见。朱瑞是军事指挥人员出身，也从事过政治工作，有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军事指挥才能未能得到真正的检验。罗荣桓办事稳妥，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团结他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现正在负责山东的军事指挥工作，抗战以来的作战经历锻炼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主管山东军事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而黎玉在资历上显然难以服众。最后，候选人集中到两个人身上，即罗荣桓和陈光。这两人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领导人，都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都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八路军中少数有才干的指挥人员中的两位。可是，两人中只能以一位为主。在定下决心之前，毛泽东曾就此事征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人的意见，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最后决定将罗荣桓作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1943年3月12日，中央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陈光的代师长一职随之被撤销。1943年8月，中共中央又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全面工作。

　　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便于罗荣桓独立开展工作，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调陈光和朱瑞到延安学习。1943年3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光调离一一五师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临行前，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去延安学习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1943年4月中旬，陈光和夫人史瑞楚带着他们两周岁的儿子东海，连同11个随员，一行14人从莒县的胡子村出发，一路向西北奔赴延安。他们经过湖西、冀鲁豫、冀南军区，越过津浦、平汉铁路封锁线，于8月到达太行山十八集团军总部。在这里休息了半个月后，遂同党的“七大”代表罗瑞卿、刘志坚、薄一波一道奔赴延安。

　　10月中旬，陈光到达延安，中组部把他安排在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居住。从敌后来延安的军队的“七大”代表彭德怀、聂荣臻、罗瑞卿等都住在这里。

　　这期间，陈光与罗瑞卿、刘志坚、薄一波等人曾几次去看望毛泽东。一次是他们刚到延安不久，由周恩来带领他们去枣园毛泽东住处。在窑洞外面，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他们，和他们一个个热烈握手问候，并询问史瑞楚、郝治平等几个女同志的名字，还细心地记下来。这次毛泽东请他们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第二次是1944年春节，他们又相约去给毛泽东拜年，还是由周恩来领着去枣园。1943年12月下旬，他们还在杨家岭饭厅里参加了毛泽东50寿辰的祝贺会。

　　陈光住在杨家岭时，刘少奇、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来看他。特别是刘少奇，同陈光进行了恳切的谈话。刘少奇了解陈光耿直、坦率的性格，陈光敬重刘少奇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次在延安重逢，两人都很高兴。刘少奇对陈光说：“你是我们党和军队中的一位老同志，一向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为革命作出了有益贡献。这次要认真参加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好好发言。”

　　陈光到延安后，在不长的时间里，3次见到毛泽东，连同刘少奇的这次谈话，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他积极参加了党的历史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在中央召开的解决红一、三军团关系问题的华北座谈会上，他还作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的发言，赢得了许多同志的好评。1944年春节后，陈光等从敌后来的军队“七大”代表，都到中央党校一部集中学习，陈光在第五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1944年5月11日，中央党校一部党小组在《对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中，在简述对他的历史审查情况后写道：“陈光同志自农民出身领导游击战争始到现在，已成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亦看出他一贯忠心耿耿、为党为阶级事业虚心学习，联系群众的优良品质。在指挥作战中，机智英勇，曾创造出不少有名战斗范例……”这是对陈光客观公正的评价。

　　1945年，陈光在延安出席党的“七大”，并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耿直刚烈的陈光在“七大”代表人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不料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陈光欲抵制党代会”，给毛泽东写信“告状”，称陈光有“反党行为”。

　　毛泽东对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自己浴血奋战的老部下的历史与性格是清楚的。经过调查，他当即给陈光回了封信，称：“你的意见我是了解的。有些意见是对的。你在山东执行的路线是对的。‘七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不同意见可以会后交换。”陈光将这封书信一直珍藏在贴身衣袋里。

在东北，林彪诬陷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在担任六纵司令员期间，陈光对林彪不尊重自己的意见极为不满；刚接任四野副参谋长，陈光就被林彪当众点名批评。

　　1945年9月，根据中央决定，陈光同林彪一起回山东工作。不久，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9月19日，党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指示，并决定他们转赴东北，参加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5年10月，陈光到达沈阳没几天，罗荣桓从山东率机关和部队也来到东北。当时东北局决定要在黑山、北镇一带组织第二防线，由陈光负责指挥。罗荣桓便把从山东带来的10部电台和机要人员转交陈光使用。

　　11月下旬，林彪带领总部指挥所从山海关撤到阜新。这时，国民党军已进占锦州、沟帮子一带，情况十分紧急。恰在此时，林彪给陈光发电报，要调配分给他的电台和机要人员到阜新总部工作。当时陈光考虑到战况紧急，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回电希望不调。此后林彪连发两电催调电台，并指责陈光扣压电台不上调，妨碍他指挥作战等等。陈光接此电报后，即亲自通知机要股长冯学彦、电台队长黄传龙，要他们做好准备，一两日内即去总部报到。冯、黄等正拟带电台动身时，突然发生紧急情况，锦州、沟帮子的敌人向北镇大举进攻，冯学彦等只好随陈光向东转移至吉林磐石一带。这里距林彪的总部愈来愈远，电台也未再调。此事后来被林彪指责为：“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

　　1946年1月，陈光调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6年9月前后，东北民主联军的野战部队进行了第一次整编，以山东第七师及新四军三师七旅组成第六纵队。陈光于10月调任六纵司令员。这个部队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陈光对干部和部队历史都很熟悉，很高兴再次指挥老部队。

　　1946年12下旬，为准备南下作战，六纵隐蔽开至松花江北的陶赖昭一线集结待命。陈光带领六纵3个师的指挥员去察看松花江冰冻情况，并到江南岸侦察敌情，以便大部队徒步过江。这时，林彪以“东总”名义给陈光来电称：为防止敌人过江进攻哈尔滨，要六纵仍撤回原防地。

　　此电报是征求意见，并非命令。陈光复电表示仍按原作战方案为宜，不同意将部队撤回原地。林彪不但不考虑陈光的意见，反而又直接给六纵各师发电报说：你们接电后，即向陶赖昭以北布防，“不要等待纵队的命令”。六纵3个师接此命令后随即撤走。在松花江南岸进行侦察的纵队司令员陈光被甩在一边，直到接到纵队司令部派骑兵通信员送给他通知后，才于第三天回到纵队司令部。陈光对此事极为不满，为此生了一场大病。不久，他就离开了六纵队，到哈尔滨养病。

　　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作战。陈光随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从沈阳出发向关内挺进。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陈光即进入北平，同四野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住在北京饭店。在这里，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陈光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3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的“九爷府”召开了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林彪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当讲到“防止居功自傲”问题时，林彪当众点名批评了陈光。刚接到新任命不久的陈光，受到当众点名批评，好像被劈头泼了盆冷水，十分恼火，认为这是林彪有意打击他。林、陈的关系由此降到了冰点。

　　在担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员期间，陈光工作上出现了一些错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由于拒不认错，最后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

　　陈光自从在北平的“防止居功自傲”会上受到点名批评后，情绪一度很低落。1949年5月随四野到武汉后，心情才有了好转。1950年1月，陈光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接到新的任命后，陈光心情很愉快。元旦这天，他辞别夫人史瑞楚和东海、晓星两个儿子，独自去刚解放两个月的广州赴任。

陈光到达广州后，在组织部队和发动群众进行剿匪肃特、巩固社会治安、解决粮食供应、稳定市场物价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出身贫穷，没有文化，也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在处理城市管理建设中一些不熟悉的重大问题时，与许多枪林弹雨中厮杀过来的战友一样，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当时中央明确规定，在港、澳、台做情报工作，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他还违反干部政策，从老家宜章将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到广州，办起了训练班。

　　为此，广东军区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找陈光谈话，劝他认识和改正错误。由于性格的原因，加之组织上对其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倔强的陈光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表现得不冷静，情绪很大。后来，在广东军区党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大家就其错误继续开展批评，结果陈光又因上述原因，再次发了脾气。尽管陈光的这些错误并非敌我矛盾，但由于他认识的态度不好，最终酿成了悲剧。

　　这件事很快报到了中南军区，当时林彪担任着中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鉴于陈光的错误和抵触情绪，中南军区报请中央后，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

　　1950年2月中旬，陈光被检查出患有脑膜炎，遂在居住地达道路11号休养治病。此后的几个月间，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的领导人曾多次前去看望，同他谈话，劝他认识和改正错误，但倔强的陈光没有接受“劝告”。

　　1950年7月22日，中南军区致电广东军区，要求软禁陈光。鉴于陈光性格刚烈，历史上又战功显赫，中南军区的电报强调尽量做到不扩散，具体实施由广东军区党委安排，采取先撤换警卫，再行就地软禁的办法。

　　第二天，时任广州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以老部下、老战友的身份约陈光到荔枝湖公园划船散心，而实际是引他出来，以便抄他的家不致让他太难堪。李作鹏的这个办法还是比较可行的。当陈光离开达道路住所后，军区保卫部立即来人将他住地的警卫人员缴了枪，抄了陈光的住所。陈光一回来，军区保卫干部就当面向他宣布撤销其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员等一切职务的决定。从这天起，陈光就被软禁起来，警卫人员全部撤换，只留下一个老炊事员为他做饭。

　　对如此突然、武断的处理，陈光非常生气，也不理解，一连几天发脾气，饭也不吃。当时带领警卫班负责看守他的保卫干事王大述对他说：“首长，你的问题我们不了解。领导派我们来，任务是三条：一是保卫你的安全；二是照顾你的生活；三是限制你的自由，不能下二楼。”

　　陈光气愤地对王大述说：“这是有人陷害我!毛主席对我是了解、信任的，我非见毛主席不行!”陈光流着泪把珍藏在衣袋里的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写给他的亲笔信拿出来让王大述看。王大述看完那封信，叹口气劝道：“首长，你不要着急，事情会搞清楚的。你可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嘛。”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也由于陈光的性格原因，他与主管军队方面的个别领导人在历史上有积怨，犯错误后认识态度又不好，与组织上有严重的对立、抵触情绪，致使他的问题不仅在广州、武汉无法得到解决，连北京最后也维持了“原判”。

　　在王大述的劝告下，陈光开始面对现实，逐渐冷静下来。过了几天，他叫王大述给他买来一套《资本论》，认真阅读起来，并在书上划线，还用本子做了笔记。陈光通过学习，精神上有了寄托，情绪稳定下来，生活也很有规律：天亮起床，先冲个冷水澡，然后吃早饭；上午读《资本论》；午间一菜一汤，饭后休息；下午读报纸、杂志。这段时间，他身体较好，很少生病。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人动员陈光转移到武汉。10月下旬，由王大述和其他警卫人员护送陈光乘火车去武汉。中南军区副参谋长苏静、通信处长张瑞、管理处长何敬之到车站迎接。这3人都是陈光在抗战期间的老部下与老熟人。他们把陈光扶下火车，送到汉口紧靠跑马场和中南军区司令部的杜围里12号一座二层楼的楼房里。在这里他仍然被隔离起来，由一个警卫班看守。1950年11月至1954年6月，陈光在这座楼房里被关押了3年零7个月。

　　在此期间，中南局和中南军区曾派副参谋长苏静、中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刘兴元、组织部长梁必业等老部下去看望陈光并同他谈话，劝他认识自己的错误。但陈光认为加在自己头上的“当年的陆房突围、‘七大’代表的审定、无故扣压电台、对港澳台情报工作以及私自招收宜章子弟开设训练班”等主要错误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得极不公正，并认为是林彪出于历史过节，刻意加害他，因而拒绝接受组织对他的处理。

　　陈光虽是位勇敢善战的军事将领，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成熟。其实，只要他从一开始就明确认错，争取主动，也许对他的处理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但倔强的他始终不肯低头。

　　在武汉关押期间，陈光心中十分痛苦，时而烦躁暴怒，时而郁闷消沉，有时不吃饭，不起床。他长久不理发，头发很长，披散在肩上。吸烟很凶，有时一天可抽五六包。这期间，他曾要警卫人员给他买了《斯大林全集》，列宁的《谈谈辩证法》，借阅了翦伯赞写的《中国史纲要》，心情平静时就认真学习理论和历史，还阅读给他订阅的《人民日报》、《长江日报》、《世界知识》杂志等。有时还同警卫人员下象棋。这期间，陈光特别爱写毛笔字，还练习画山水画。除了看书，读报，就埋头于练字画画，从不下楼，也不挑剔饮食。

　　1954年6月7日清晨，陈光在长期被关押，精神上遭受折磨，而问题又解决无望的情况下，含冤去世。令人遗憾的是，当1988年4月中央为陈光平反时，他已去世34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