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争的规模不同

中世纪欧洲各国无常备军，打仗是临时召集军队，参军的主要是贵族骑士，平民一般不参加军队。西方人打仗时军队规模很小；诸侯间的交战一般就几百上千人的规模，骑士间的交战往往通过个人间的决斗来解决。所以，因战争造成的死亡比中国小得多。欧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养大规模的军队。欧洲打仗，往往赶着牛羊去打仗，这样战争的规模就小，死得人当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国的韩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战术打击对手。

1066年9月威廉率领7000人的军队渡海侵入英国，一个月完成对英国的征服。

十字军东征，不过是伊斯兰教势力对欧洲的侵略所做的自卫性防御性反击。耶路撒冷本来是罗马帝国领土和基督教圣地，十字军将其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来，天经地义。十字军的军队规模不过几万人，这还是经过教皇广泛动员的结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屠杀了7万人。这跟当时中国五代十国比，杀人的规模还是小的。

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仑为统帅的法国军队和以英国人威灵顿公爵为统帅的欧洲联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双方投入的兵力14万多人。这场决战持续了大约12个小时，联军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

中国军队远远超过欧洲。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联合八个西方戎狄国，亲率“戎车3百乘、虎贲3千人、甲士4.5万人”，攻打商纣王70万[一说17万]大军，联军“如虎如罴如豺”勇猛杀敌，灭掉了商朝。

公元前225年，秦王派兵20万入侵楚国失败而归；公元前224年，秦王又派兵60万入侵楚国，第二年终于灭楚国。在这里可看到人多势众的作用。

明代的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2.5万，而哥伦布只有3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船5只，265名船员。郑和的行为不是探险而是示威，从古到今，没哪国的探险队伍达2万人马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也就4000千人而已。

死人比较：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国历史的战争往往死亡人口过半，自秦以来出现过15次人口大灭亡。

由于中国人吃粮食、粮食的保存期比较长，不容易腐化，能养很多的军队。军队规模大，打起仗来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战术围城，粮食很快消耗完，经常发生大规模人吃人的现象。打仗时，很多中国人躲到城里，结果还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乡里的人被攻城军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见“苛政猛于虎”。所以，历代的帝王们要“深挖洞、广积粮”啊，毛泽东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就可“准备打仗”了。

2．战争的目的不同

尽管领主骑士好勇斗狠，互相不断打仗，但骑士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不以杀戮对方为目的，更多以商业利益为目的。杀死对手，就无法做生意了，就损害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尽量少杀是西方战争的特点。

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1106年）之役，英王亨利一世的300名贵族打败了亨利一世之兄的所有诺曼底骑士，400个骑士被捕，但亨利的骑士却没有一个阵亡。维泰利描述Bremule (1119年)之战，报告说：“900个武士中，只有3个被杀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决定性的一场战役，1500个骑士中，只有170个丧生。

这主要是骑士间的默契与规约均要求善待俘虏及索取合理的赎金额。通常俘虏以信誉保证于一定日期缴给赎金后即被释回，很少有骑士会破坏这种誓约。有史载英法战争时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与英国之俘掳者自由而舒适的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的主人分享餐宴及运动，直到被赎回为止。这种以金钱赎俘的方式，甚至连国王也如此[如英王]。

中古骑士在战场上甚少杀戮对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伤亡过重会引起严重的复仇。因此战场战死最多的是地位低下的步兵。

在骑士团体内，所以人都一律平等。为了使骑士们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统治者和教会必须对其精神上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精力上的指向有所规范和引领。

10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地区发起并扩展到北部的上帝和平运动，就是在教会领导下的维护权利和秩序的运动。从989年到1050年，教会在法兰西就多次举行会议，订立《上帝之和平》，将那些在战争中乱杀无辜者开除教籍，并在各中心地区组织和平会议以说服贵族停止私战。1027年始，法兰西教会便宣告“神命休战”。起先这种休战还限收获季节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几天，最后发展到只允许每年中有80天时间可用于私战或封建战争。12世纪，“神命休战”成了西欧教会法和民法的一部分。

西方的宗教性起义的屠杀规模比较小，宗教的信奉者总是希望能尽量争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种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概念。布鲁诺不是因为日心说而是由于他的异端被烧死，而且没有诛连到他人。天主教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并一直在为过去的过错进行弥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第六军团20多万人，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绝不准撤退，结果20多万人全牺牲了。如果希特勒准许撤退，这20多万人可能再将斯大林格勒攻占回来。日本也是一样，明知很多岛屿守不住，却偏要守，结果土地丢了，很多军队也牺牲了。

英国的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撤退时，为了人，连武器都放弃了。因为船舰的容积和载重量不足，他命令军队将武器投入海中，赤手上船回国．后来他再靠这些人反攻，打败希特勒。

海湾战争时老布什对前方将士讲：我命令前线的将军，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每一个美军士兵的生命。为防止万一不幸被缚，给士兵身上放两种文本的投降书，和买通敌方的金条之类的贵重东西。

中国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占领土地，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杀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权。

《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

《晋书.载记》中“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该书的“坑”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贞观19年，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收靺鞨3300，尽坑之”。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碰到顽强阻击。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9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太宗晚年，他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句丽之用，结果造成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英明的唐太宗差点走了炀帝杨广的老路。

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429人”，得到朝廷赞赏。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有人用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很多人来说明西方文化残酷，中国人爱和平，好得很。其实，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尤其是二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内战，违背了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以后又积极投入到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这样的历史，怎能证明中国更爱和平？中国内战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世界大战，看看1948年围攻长春的大规模吃人事件就可知。

欧洲中世纪的互相优待被俘骑士的不成文的制度，显得相当的智彗化和人性化。有着这种传统的理念和精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能够设立出后来的《日内瓦战俘公约》了。而在中国，不要说”同级别文明民族之间”，就是同为华夏族内部间战争都没有这种理念，对于战俘采用坑杀、砍头、剜眼，割鼻、烹煮、剁手脚乃至挖祖坟等等，显得相当的野蛮。偶而有几个被俘军人获得优待，只是因为其人格或能力受到战胜者首领的青睐，而不是因为有互相优待制度在产生约束作用。这一切都在证明西方人是天生的善于建立各种制度，进行自我管理的高智商群体，而华人不是。

中国两千来一成不变的封建体制，文明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是在原地兜圈。不管统一也好、分裂也罢，各种强人争权夺利了半天，最终目的就是都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一人独裁”的落后体制，演绎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从来也不敢想会有什么其它方式来取代。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就更不用说了，今日有哪个行业体系是以中国传统的行业标准来建设的？没有，传统行业只是泛泛的经验之谈，根本无法形成规模体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善于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

3．组织方式不同

古希腊罗马时代是民间持有武器，靠公民自备武器和粮食组成公民军，公民军和公民持有武器是古代民主的基础。公民兵役制是临战征召军队，战后即解散，不可能形成军事独裁。罗马废除公民军实行雇佣军制度，才出现军事独裁者。凯撒独裁就被被公民刺杀了。

孔丘任鲁定公任鲁国大司寇时，鲁国连着打了三次败仗，孔丘问一个士兵打仗时逃跑的原因，士兵说：“我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人养活我父亲了”。孔丘认为他很孝，不但不责备他，反而提拔他做了官。韩非说儒术乃“亡国之言”，“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商鞅说以儒治国“敌至必削”“必削至亡”。被孔丘周游过的、受儒家思想不同程度感染的六国，并没像孟轲这个江湖术士向六国国王所许诺的“仁者无敌”，而是先后亡了国。

“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导致中国人家庭观念强、民族观念弱；产生了谚语“好男不当兵”，乐当缩头龟。自西汉儒教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起，汉民族就此一蹶不振，就连其它的少数民族也未幸免于难；一旦遭到儒家阉刀的屠戮，天性被泯灭、文化被抹杀、斗志被瓦解，无数的生命被驯化为毫无思想的顺民，中华民族雄风不再。

宋朝由于儒家思想的发达，被文化欠发达的蒙古族灭亡了。

明朝人口1.2亿，败亡于人口50万、兵员只十余万的满清；汉族人口减少近3/4；数以百万计的庞大的职业汉族军队，不是十几万非职业的满族八旗武装的对手，并且败后大批投敌，成为汉奸军队，帮满人屠杀自己的同胞。汉人当了近300年屈辱的奴才。其原因仍是儒家主政导致残酷剥削、社会大动乱所致。

最令人不齿的是，95%的儒官：先作了明室的奴才，次作大顺的奴才，后作满清的奴才，作了三姓家奴，礼义廉耻荡然无存。尤其作清奴才时，剃掉了前额头发，后边留一猪尾巴。儒生以其卖身投靠得来的猪尾巴洋洋得意，将其教主孔二所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忘得一干二净。

1683年，清政府福建海军司令官攻占台湾。郑氏政权投降。清宰相李光地（著名的儒学巨头之一）向康熙大帝建议，郑氏政权已灭，台湾是蛮荒烟瘴之地，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赐给红毛（荷兰）。皇帝拒绝他的意见。可见，儒家实质上是些卖国贼。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龚自珍，若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领路的恰是他的亲生子龚孝拱的话，他一定会害羞的。清朝的皇帝们被儒家思想汉化后高喊着“以孝治天下”，结果被西方列强和革命党的枪炮灭亡了。满清一是官场腐败，腐败的主体当然是儒生了；二是人民愚味。究其原因，也是儒教反对技术进步，他们说这是怪力乱神。

1894年5月，韩国东学党人提出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体制“尽灭权贵”、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以及一切外国势力的口号，一时间要求自由、独立的火焰迅速在韩国燃烧进来。

韩国执政者者要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独立运动。清政府认为：中国作为亚洲头号大国，又经过“洋务运动”，大清的军事装备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有陆军60多万人，且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6、亚洲第1。当时日本仅有陆军10几万人，海军实力在世界仅是位居第16。凭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可打败日本的。甲午战争之初，没几个人认为日本能胜。

“北洋水师”拥有战列舰11艘，其中超级吨位战列舰两艘——定远号和致远号，清政府每年足额定期拨款军费400万两白银，用于水师官兵的军饷、水师的日常维护及添置水师的装备和武器。“日本水师”只拥有8艘战列舰，且全部是中小型号、低吨位，日本政府上起天皇、下到平民每日只吃两顿饭，节衣缩食才保证了每年230万两白银的军费。

大清每年400万两白银由户部拨到水师提督丁汝昌处，克扣三成后再分发到各舰管带，管带截留三成，最后才派到各舰官兵手中。这笔被长时间克扣的军费大部分被拿去公款吃喝及跑官要官，包括丁汝昌、邓世昌在内都参与其中。北洋水师利用军舰开展商业运输，提督丁汝昌以下趁势经商，全体将士声色犬马，既损耗了装备，又荒废了技术。战端开启，首先李鴻章为一己之利，下令“保船制敌”，迫使水师放弃制海权。

1894年6月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陆军1500人进驻牙山。汉城宪政派则请求日本政府支持韩国“独立“自治。日本于1894年6月5日也出兵千余人进驻了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7月23日，韩国国王组织政府，宣布独立自治。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正式宣战。9月15日“平壤之战”，清军将领左宝贵战死。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就战死189人，伤516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大清“名将”叶志超不想死在战场上——家有老小呀——“孝”让国人愚活苟活，“孝”使他丧失了信心，遂传令放弃辎重，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2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一夕狂驰三百里”，渡过鸭绿江，退回国境线内。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两天后，北洋海军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上遭遇日本海军，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扬威”号中弹起火，丁汝昌受伤。“致远”舰被鱼雷击中，管带邓世昌和全舰官兵250人全部沉没，“经远”号也中弹起火，除16人获救外，全舰官兵270人全都殉难。

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抚软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派南洋水师和所属军队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国只有北洋一师独抗日本全国之军力的局面。1895年1月底，日军进攻威海卫，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绝望中自杀。北洋水师11艘战列舰全军覆没，日本水师只有两艘受了点轻伤。结果，中国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清政府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3亿两白银。连日本政府也没想到会赢得这么轻松？！

1900 年8月3日，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58人；意大利军53人；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上陆。上陆作战的总共18811人。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兵力对比是40:1。可10天之内，18000余人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时，只有炮台守军独自拼死抗战，其他各军竟然全作壁上观，海军甚至不战而作俘虏；尔后只有直隶驻军参加抗战，东南各省竟然与洋人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就连坐镇山东、执掌最精锐的现代化新军的袁世凯也坐视侵略者攻陷首都。

中国军队打仗时，军官们躲在后面，用枪逼着士兵向前冲，这就是所谓的“督战队”。中国军人总想让别人牺牲而保全自己，结果是敌军打过来大家一起牺牲（庞大的18路诸侯军打不了小小的董卓军；萧衍儿子们的各路勤王军为保存实力眼睁睁地看着侯景攻破建康饿死萧衍）所以中国军队打起仗来伤亡总是特别大，可谓“占小便宜吃大亏”的典型。

日本人的克己奉公精神远远大于中国人。日本军队每次打仗时，基层军官的死亡率特别大，因为军官们总是身先士卒，这是日军打仗特别勇敢的原因之一。

康有为细察汉族历史，发现汉人早已堕落，如果推翻清廷，必然会陷入无休止地自相残杀的泥潭。这个判断，还是被年中国史证明了的。孙中山把一个皇帝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有时称“总统”、“委员长”或“主席”；军阔混战，民不聊生。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几百万军队，无法抵挡日本的几十万军队。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总共派遣了70万部队在中国，而帮助他们打中国人的伪军人数超过了800万；伪军人数与日军的比例是骇人的11：1！同时期的中国军队平均要牺牲5.6人才能换回一个日军的阵亡。

10多年前日本足球不敌中国足球，今天却是“中国足球为什么打不过日本”？日本请外籍教练，中国也请；日本在国内搞职业联赛，中国也搞；日本请外籍球员参加国内球赛，中国也请；日本职业球员收入高，中国职业球员收入更高。日本职业球员年薪低者为4万美元，高者不过25万美元；中国职业球员年薪12万美元，高的年薪达60万美元。中国足球打不过日本，主要是精神上的因素，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缺乏博爱宽容、缺乏自组织能力和奉献精神，谁上场都不愿多出力，所以必败无疑。这是上帝对无神论国家的惩罚。

4．战争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战，使用海军，战争对社会的直接破坏要比陆战小些。海战要求速决战，在海上拖延意味着死亡，否则，连淡水都没有喝的了，海军贵在精，而不是数量。

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首先摧毁爱勒特里亚城，然后在马拉松平原登陆，直指雅典。雅典于是向斯巴达求援遭拒绝，雅典只好孤军奋战。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一位名叫米太雅得的将军，率1万重装步兵，采用巧妙的阵形，终于在马拉松平原战胜波斯大军，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马拉松战役，这次战役波斯十万大军阵亡6400人，雅典1万人只阵亡192人。战役结束后，米太雅得将军派一名叫斐力庇第斯的战士回雅典报捷。他在三小时内跑完了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里），当他风尘扑扑的回到雅典时，只喊了一句“高兴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而死，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从1896年开始，即近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定期举行马拉松赛跑。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率陆军约50万，海军15万，战舰千余艘，沿第一次进攻线侵入希腊。据说，大军渡赫勒斯滂海峡时，在674艘战船搭成的浮桥上行军7天7夜，军队到希腊北部时，无论在哪里吃两餐，供应的城市就会整个枯竭。

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7200人，核心是300名斯巴达士兵，首先在希腊北部地势险要的温泉关迎敌。数十万波斯大军一连几天猛攻，皆不得手，后因奸细的引路，使希腊守军腹背受敌，李奥尼达为保存有生力量，让大部分守军突围，他和300名斯巴达士兵留下死守，恶战的结果是他和300名壮士全部阵亡。据说还有请求留下与斯巴达人并肩做战的400名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亚人，也都英勇牺牲。波斯大军则共损失2万人。

温泉关战役后，希腊诱强敌在狭窄的海湾决战。波斯战舰高大笨重，自相碰撞沉海，希腊人终于以40艘战舰的损失获得击毁波斯300艘战舰的战果。公元前479年，希腊人进行了普拉提亚陆战和米卡尔海角的海战，把残留在希腊的波斯主力军歼灭，希波战争基本结束。公元前449年，希波缔结和约，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步兵3万，骑兵5000（《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40页）进入小亚细亚（在当时的东方，这实在算不上一支大军）。在格拉尼科斯河畔击败了四倍于己的波斯军队，并通过外交手段使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不战而降，顺利进入叙利亚。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城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40万大军狭路相逢，大流士在中军被击溃的情况下仓皇逃脱，波斯军队全线溃败，连他的母亲、妻女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

中国历史还没有过这样智勇双全、奋勇当先的皇帝。李世民的勇敢是在当皇帝前，当皇帝后征服高丽反以失败收场。

1720年一位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就指出：“中国的一切富足，浮华与礼仪，政体与衙门，生产与贸易，与欧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强大不过是一个错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万英国或德国步兵加上一万名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

1840年6月，英国4000远征军抵达广州，他们装备着枪炮与蒸汽轮船；这些东西马戛尔尼使团曾经赠给清廷，但清廷并没有人发现它们有什么用处。清朝军队的主要装备仍是弓箭和长矛，岸边的炮台犹如古董。为筹集战费朝廷在各地广设关卡，可是这些钱缴入国库时已经所剩不多。英军7月攻入厦门、占领定海，8月进入天津百河口。随后清廷同意进行谈判，英舰返回广东。1841年秋战事再起，英军相继占领宁波、上海、镇江，清朝的经济动脉京杭大运河因而被截断，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财赋一直就靠它北运。1842年，英军1千余人，在宁波击溃清军的2万余人的精锐大兵团，然后以2千5百人的极少数军队，在长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8月英军抵达南京，清廷这时感到与其糜兵费饷、节节败退，不如稍作让步、委曲求全；而于8月29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署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2100万两白银赔款，以及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关关税应公开、明确（次年的虎门条约确定为5%），今后两国应平等交往；后来的相关附约还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鸦片战争后，清朝方面认为对条约不需当真的大有人在，广东巡抚叶名琛和广州士绅们即坚决不同意英国人依约进入广州城，道光皇帝对叶名琛还降旨嘉勉。清朝官吏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使正常的贸易难于进行；货物从口岸城市转运内地时，各地官吏照例强制收取高额厘金，也使他们无法容忍。1856年，修改条约的时间到了，英、美、法三国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联系，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两国于是决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船，拆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1857年，法国一名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吏杀害；这两件事让英、法找到了出兵的借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只用了一天时间便攻占了广州城。

1858年5月，2600名联军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与各列强签署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百银600万两；同意各国派公使驻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转口税外，清朝不得对洋货再收取厘金；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清朝海关应招聘外国人进行管理。条约草签后，英法撤走了军队。

1859年6月，西方使节乘军舰抵天津，准备交换条约批准书，却在大沽口再起冲突。

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并招募2500名中国苦力担任后勤支持，重新占领了天津。随后双方谈判20余日；通州谈判时，清政府答应英法联军全部条件，但在枝节问题上寸步不让。全权代表、钦差大臣载恒要求“见皇帝必须跪拜”， “必须按中国礼制，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巴夏礼说：“我不是中国臣民，为何解袍跪拜？”

9月16日清军僧格林沁遂将巴夏礼代表团一行39人全部逮捕，押往北京作人质。 巴夏礼39人是外交使团，人质被扣押促使英法联军迅速进军北京城。

联军遂恢复进攻，满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三天后，皇帝的弟弟奕忻被迫向英法联军交还人质，但39名人质中生还者不足一半——仅18人，其余都是尸骸，其中《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被“大卸八块”。

扣押使节、虐待俘虏、杀死人质、残害记者……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勃然大怒。他们认为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不怕割地赔款。故宫是政府机构属于公共财产，烧了，皇帝可以加税，涨价再盖新的。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属于皇家私产，就像他们白金汉宫和凡尔赛宫，烧了才会让皇帝心疼，长记性别再误国误民。

“余可以要求巨款，以惩戒清政府，然其罪恶如此，岂区区金钱可以救赎…… 余未尝不可提议将陷害我国人及破坏休战之辈交出惩办。然所指过于笼统，清政府必交出下属，牺牲者徒为下属……” 故反复衡量的结果，只有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否则遇难之君之仇永不可报，而且此举可给中国皇帝以极大打击。10月6日，联军进至圆明园，这个无比壮丽繁华的皇家园林，遭到联军的抢劫以后又被他们放火烧成灰烬。

中国战争是陆战，喜欢搞持久战，经常是围城战术，破坏性大。死的人必然多，不是饿死了，就是相互吃了。魏国将军庞涓因为嫉妒同学孙膑的才华，而将孙膑诱骗来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孙膑装疯卖傻吃猪屎，无尊严到了极点。一个婴儿化的民族，怎么会有尊严？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云：“将德（将者，于士卒不可不德）保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用之若土芥”暴露了“将德”仅仅是一种手段：“将德”的目的，只在于把士卒像泥土草芥一样使用，才有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句简单的话，把兵家黑心肺暴露无遗！公元前354年庞涓率领8万魏兵伐赵，赵向齐国求救，齐王答应出兵，但迟迟不发兵，等到魏军攻破赵都邯郸，双方疲惫不堪时，齐派8万大军偷袭大梁，迫使魏军撤回，于其归途中拦击，终获全胜，这就是孙膑的围魏救赵。这种包含持久战的做法必然破坏性巨大。公元前342年孙膑用“减灶法”歼灭了庞涓10万大军，庞涓被杀。

505年，南梁皇帝萧衍命他的弟弟萧宏亲王当总司令统军北伐；渡过淮河，进入敌境，推进了十数公里，到达洛口（安徽怀远），不敢再进。506年，北魏反攻部队陆续集结，萧宏几次要撤退，被一些将领苦苦留住。可一个暴风雨的晚上，营中发生夜惊，稍为熟习军旅生活的人都知道，夜惊是平常的事。萧宏却心胆俱裂，竟抛下他所统率的大军。秘密乘坐小艇逃走。等到天亮，将士们才发现失去元帅，全军立刻崩溃，抢先渡淮河南奔，互相争夺残杀，死伤5万余人，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见。然而最奇异的是，萧宏高官贵爵如故。

萧衍不承认失败。514年，他决心夺取寿阳（安徽寿县），寿阳是北魏帝国突入淮河南岸的一个军事重镇。萧衍命在寿阳下游130公里处的浮山（安徽五河）附近，建立横断水坝。计划水坝筑成后，淮河上游水位提高，寿阳即被淹没。萧衍动员20余万人，从淮河南北两岸分别兴筑，向中流合拢。514年11月开工，515年4月完成。想不到刚刚完成，水库的水只积蓄一点点，水坝即行崩溃。幸亏春雪还没有融解，损失不大。萧衍下令重建，从515年4月到516年4月，历时1年零1个月，第二次完成，长约4公里半、高20丈、上宽45丈，军队驻扎其上。这是一个惊人的长度，即使在今天，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水坝之一。

水坝完成后5个月，9月份来临，淮河水位暴涨，水库盈满。于是水坝第二次崩溃。建立在坝上的军营和沿淮河下游两岸的10万村庄冲入大海，10余万人葬身东海。

萧衍自从北进政策屡次失败之后，在国内先后四次舍身建康同泰寺。他极醉心“仁慈”“宽厚”的美名，所以皇亲国戚士大夫无论有多大的罪恶，都不予追究。但对于普通平民却无一点宽假，一个人被定罪，父母妻子都受连累。一人逃亡，全家都下狱。

547年，正是萧衍第四次舍身的那一年，侯景归降，并把北朝的13州带入南朝。东魏帝国立即对侯景发动攻击。萧衍命侄儿萧渊明当总司令，会同侯景的部队，进攻彭城（江苏徐州）。萧渊明在距彭城九公里的寒山地方，被东魏击败，全军覆没，萧渊明也被捉。侯景也全军覆没，他领着数百名亲军，进袭已归南朝的寿阳，把代理州长（监州事）韦黯驱逐。

萧衍对侯景驱逐地方政府首长，不但没有责备，反而任命侯景当州长（州牧）。侯景就向南朝最尊贵的王、谢二姓求婚，萧衍说：“王谢门第太高，不能匹配，不妨向朱姓张姓以下试试看。”侯景回答说：“什么门第？我教他们作我的家奴。” 侯景进入建康后，王谢二家被屠杀和所受的羞辱最惨，几乎灭绝。二姓的门第和世家，从此消失。

萧渊明被俘后，高澄请他写信给萧衍，建议两国和解，萧衍应允。侯景上奏章说：“两国如果和解，恐怕我不能免高澄毒手。”萧衍保证说：“我是天下之主，岂会对人失信。”侯景假冒高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萧衍，提议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复信说：“你早上送还萧渊明，我晚上就送还侯景。”侯景遂集结兵力，从寿阳南下，直指首都建康（江苏南京）。

侯景于548年8月起兵，如入无人之境的渡过长江，于11月包围了建康。南梁帝国各路勤王军队，在亲王和亲信统率下，云集城外，每天跟美女饮酒欢宴，不作战而保存实力。萧衍把诏书系到风筝上，命他们进攻解围，可是没人听他的命令。549年3月，建康陷落。5月，86岁的萧衍，被活活饿死。

萧衍的儿子之一萧绎亲王，于552年在江陵（湖北江陵）继位。他在登位之前，第一件要做的是消灭那些可能跟他争夺帝位的兄弟叔侄。镇守长沙的侄儿萧誉亲王，是萧衍的嫡长孙，在宗法制度上，比小宗萧绎更接近宝座。萧绎派遣大军攻陷长沙，杀掉萧誉。萧誉的弟弟萧警，镇守襄阳（湖北襄樊），派军救他的兄长，被萧绎击败。萧誉便连同土地，归降北方的西魏帝国。萧绎在终于杀光了他所能杀的假想敌之后，才命他的大将王僧辩，东下进攻盘据建康（江苏南京）已4年之久的侯景。侯景兵败，在逃窜途中被他的亲信部将用矛刺死。大乱总算平息，可南中国已残破不堪，遍山遍野，尸体相接。百万富豪人家，穿着绸缎，带着稀世珠宝，卧在锦绣帐内，辗转饿死。东西千余公里，白骨莽莽，不见炊烟。

554年，萧绎写了一封十分傲慢的信给西魏帝国宰相宇文泰，要求重划边界。宇文泰即命于谨当总司令大举南下侵。当西魏远征军入境时，萧绎却在金銮殿上给将领们讲解《道德经》。江陵城破，萧绎平常总是要求别人为国而死，临到他时，却屈辱的投降求生。投降前，萧绎作了几件事：第一件，江陵狱中囚犯，约有七千余人。围城之际，城防兵力不足，军方请求释放，充作战士，这是古代习惯。萧绎反而下令一律格杀，幸而狱吏还没来得及执行，城即陷落。第二件，萧绎把所收藏的14万册图书，全部焚毁。许多绝版珍本，都成灰烬。萧绎认为是书害了他；国破家亡，全是读书太多的缘故。第三件，萧绎在焚书时，表演了一个小动作，他拔剑砍柱，嚎叫说：“文武之道，到今天为止。”意思是文武百官没有拼死保护他，是放弃了他们神圣的责任。西魏远征军故意把萧绎交给恨他入骨的仇人萧警，萧警对这位失去毒牙的毒蛇叔父，作报复性的侮辱之后，用沙袋把他压死。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张勋镇压。张勋辫子军攻南京城时，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为奖赏，于是南京城被辫子军攻下后，遂遭浩劫。

南京城破后，北洋军放火烧了下关，从9月1日至3日，张勋大纵兵士任意地奸淫抢劫，他于9月4日才进城。由于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是湖南人，因此，在南京的湖南人被杀的不计其数。在洗城的三天中，雷震春军在南门，张勋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一样，挨家挨户地烧杀抢掳，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不放过。许多妇女投秦淮河自杀。

在抢劫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的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的则因抢夺赃物而互相枪击。张勋虽打了一次胜仗，可是等到士兵们归队点名时，却少了很多。原来他们打完了仗，老总们都饱掳满载，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于是便开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张勋和辫子军攻下南京后，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动，连袁世凯听了也为之惊讶，于是发电给南京各军师，全电如下：

“阅路透电，称南京城内住宅商店，茅舍草屋，无不被抢，妇女老小贫富，多被奸淫，其余均入外人家避难，各军皆然，而张部蓝衣兵实占多数。各官长目睹不理，所谓不伤一人，不惊一户之宣告，完全背弃。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领署出者，被兵枪毙三人，受伤一人云云。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强暴行为，如果尽确，则是丧尽名誉，大干军律。…”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后，偌大的一个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一点民国气象，完全恢复清代的气氛。他绝对不准他的兵士们剪掉辫子。他看见穿西装剪短头发的人就生气，看见留辫子的就引为同志，于是，南京城内突然流行起拖辫子，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一时。

辛亥起义，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这次他收复了南京后，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内的警察一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然后从北方招了一批北洋警察来。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们则穿的是清代的蓝制服，军营中不许悬挂中华民国的军旗，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不许悬挂，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所有这些怪现象，袁都装做不曾晓得，可是外国使节们对此非常惊讶，他们曾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袁待外国人抗议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该禁止悬挂国旗。9月17日，南京城内才有五色国旗出现。

1918年3月北洋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部队攻入湖南平江，纵容士兵烧杀、抢掠、强奸三日，令人发指；据同年湖南礼陵由于军阀混战造成47901户受害，死伤23459人，其中被杀的21592人。张昌宗的军队作恶多端，实行“三光、二翻、一空”的政策。

5．西方人的恶是有底线的，中国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中国人为了私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西方历史上的罪恶比起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来，只是小巫见大巫，简直微不足道。

中世纪火烧异端信仰者是宗教法庭的审判，而当时的宗教法庭在许多时候是服从国王或被国王所控制的，火烧异端是国王政治的需要。神圣罗马(以德国为主体，另外包括意大利的北部、捷克、奥地利、现今波兰的一部分)帝腓特烈第二（Frederick Ⅱ）施行许多律例（1220年至1235年之间），规定凡异教徒均为犯法者，若不悔罪归正，即处以火刑，悔罪者亦加以监禁，如再背教，则处以死刑。

在西班牙，火烧异端最多，那是西班牙国王要消除穆斯林的影响，政治因素大于宗教因素。西班牙于15世纪之末制定了一种制度，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延至19世纪始取消）的成绩之一是驱逐摩尔人（Mariscos）于境外，又传曾扑灭犹太教，又曾防御新教教士的宣传。

教会的裁判官宣布被拘禁者是无望改宗的异教徒之后，再交与（公文上谓之“宽纵”他）俗界的当局，要求并委托地方官“仁慈而宽和地处置他”。而俗界官吏不问皂白，惟有置之死地；不如是，那么，他就是异教的提倡者了。依照教会法律（The Canon Law），各国王和各官员均须及时地、迅速地处罚宗教裁判所交与的异教徒，否则逐出教会之外。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因火刑而致死者的数目，普通人的想像中是大大地夸大了的。

所谓“贩卖黑奴”，是非洲本地的部落头领，黑人人贩子与西方不法分子互相勾结主动出卖自己同胞，西方政府一直都是视为非法，严厉打击禁止的（特别是英国），西方人没使用武力到非洲本地去强抢，只是在非洲沿海港口向黑人人贩子购买，黑人人贩子是主犯，白人人贩子只是从犯；而且，贩卖黑奴最多时间最长最残酷最疯狂的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一直到现代，阿拉伯人还在贩卖黑奴），但是敌视西方无耻反美反西方的人不敢（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骂阿拉伯伊斯兰土匪，只是拼命诋毁攻击西方，其三，中世纪欧洲人也大量被北非人绑架贩卖为奴，多达数百万。更不用说，中国人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还在合法地买卖人口，而且是自己同族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西方人！

所谓“贩卖鸦片”，西方人把吸鸦片卖鸦片看作是跟吸烟卖烟一样平常的事情，西方人自己也吸食鸦片，英国有好几个首相都是鸦片瘾君子。人家没有故意陷害你的意思。

所谓“屠杀印地安人”，绝大部分印地安人集中在西班牙人控制的拉丁美洲，他们早就跟西班牙葡萄牙移民融为一体了。西班牙人给美洲带去了天花，就像蒙古西征把鼠疫传播到欧洲一样。欧洲的天花病死率为10%，而美洲高达90%。天花曾至少造成１亿人死亡，另外２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印第安人由于地理隔绝，对于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毫无免疫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在17世纪，据估计西属美洲的人口从5000万锐减到400万”。幸存的印第安人成了一群无足轻重的顺民，在美洲的政治生活中再没起什么作用。

北美印地安人本来只有几十万人，以前是那么多现在还是那么多。他们并没有建立国家组织，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状态，北美的绝大部分土地是荒无人烟的，殖民者除了进口些黑奴，绝大多数人只能自己动手，开荒种粮。欧洲移民有功没有过；而且绝大多数的印地安人是死于对之没有免疫力的欧洲疾病，不是死于什么“屠杀”。

在与西方人的冲突中死掉的印地安人绝大多数也不是什么善类，一般都是他们主动先发起对欧洲移民的屠杀攻击之后才遭到报复的。这跟义和团性质一样。

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代时就开始对西域的主权国家进行长期的侵略和屠杀；两千多年来，仍不断对周边国家民族如朝鲜（隋唐时）越南进行多次侵略殖民，对南方百越苗蛮诸族多次进行种族屠杀（秦，汉，三国，明清时代），明朝军队对少数民族的灭绝性围剿（大家都知道中国南方有个悬棺之谜，不过制造这个谜语的民族却在明朝消失了），以及现代对西藏的种族屠杀，中国才是世界上进行侵略、殖民和种族屠杀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

食人，是为了健康。陈泱潮在《不信上帝是中华民族走向衰微和覆亡的致命病毒》中说：我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是拔贡，祖父是举人 …… 外祖母身体力行儒学“百行孝为先”的教义，实践过“割股疗亲”（割下腿肉作为药引以治父疾）。2005年1月30日，四川忠县一流浪汉被人杀死，其男性生殖器被凶犯磨成粉，兑水喝下以治病。

甚至认为吃人肉或人的某个器官可以增强性功能。在广东的某些酒店，婴儿居然被做成羹汤供人享用，生意还特别红火！有的婴儿被加工前还活着！从医院到酒店有一套完整的商业渠道 。眼下流行三千元一盅广东婴儿汤；数月胎儿，加党参、当归、枸杞子等补药，再辅以鸡肉排骨煲为羹汤，据说极是补气壮阳。自诩为“婴儿汤”常客的台商王某，紧搂着妙龄二奶洋洋自得地说：“以我六十二岁的年纪，每晚都可来一回，还不是靠这个！”

我们这一民族，真是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唯物，越来越无所畏惧；但现实、唯物到这一步，已与禽兽无异了；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基督教国家里，他们无论怎样享受，怎样地想钱想疯了，也不至于想到利用死婴的份上吧；可我们这一民族中的人却这么想了，这么做了，还开出专门的人肉餐厅了。

你们对美国人，对日本那边的事简直明察秋毫，可对近在自己身边的，对同胞间这种肆意对待生命、极其丑陋的事却置若罔闻，一付漠然！这样的爱国和爱自己的民族，爱的又是哪门子的“国”和“民族”？我们的农村为什么到现在依然存在着买卖女婴，溺杀女婴的现象。中国呵，我为你哭泣；中国的农民，我更为你哭泣！

孔子赞扬晋文公的政绩，可从没有谴责过晋文公吃人肉。晋文公继位前曾到处流亡，没吃的，介子推就割自己的肉给他吃。这很合乎孔子的杀身成仁的精神，真是仁者吃人！以后历朝历代都规定寒食节来学习介子推的献身精神，臣民都象介子推一样的献身，君王的统治就可以千秋万代了。割股填君腹的介子推正是孔子“孝”道的典型。以后“割股疗亲”的事就时常发生。用自己的身体的某一部分做药，献给自己的父母，为他们治病，滋养他们的身体。《二十四孝图》尽量赞美的就是这一类的“食人”。

中国文化提倡吃人。吃人已进入了中国的文学，被审美化了。《三国演义》第十九回讲：刘备被吕布打败而投奔曹操，在途中住在猎户刘安家中。刘安非常崇拜刘备，刘安家中又没吃的，他就“杀妻以食之”。这样他以“食人”的行为实现了“忠孝两全”的儒家理想。曹操知道后还给刘安百两黄金。

奴隶主灌输给奴隶这样一种伦理：一个奴隶，只要忠诚地侍奉奴隶主，即使残杀并吃掉另外一个奴隶，也可以不用承担任何的罪责。假如这种残杀和虐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奴隶主的统治，那奴隶的行为还会受到褒扬和奖励。作者是赞美这种的德行，而读者看书时也没感觉到可怕，可见我们的心灵麻木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吃人有理的文化说明了中国人是一个根本“妖魔”的种族，无需别人来“妖魔化”。恐怕全人类找不到第二个这样没有人性的民族。

林冲必须提人头才能入梁山吃人集团[这个吃人集团被中国人所崇拜，恰恰证明了中国人的野蛮落后性]，在1920年代井岗山又重演过，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在演义这样野蛮的故事。那个抢劫武汉广场和银行的湖南张君集团，其入伙的条件就是必须先杀个人！

鲁迅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在这个以“仁”为道德核心的国度，几千年来，这样大规模、肆无忌惮地食人，这种被被儒家学说所默认、所鼓励的食人，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都是毫无人性到了极点！

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具有道德底线，才能防止人的集体性道德犯罪与无意识地全面堕落。道德底线，是守卫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良知的最低防线，是做人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或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是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分水岭，也是使人不至于堕落为禽兽的最后防线。道德底线要求人们谴责并反抗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如果整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代代的重复那些灭绝人性的事，对泯灭人性的制度、习惯熟视无睹，那么这种文化绝对是出了重大的问题甚至是野蛮到了极至而使人丧失了觉悟能力，是一种野蛮的变态文化，是文饰野蛮的伪文明。

《圣经》中三次提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23:19、34:26、《申命记》14:21）。万能的上帝是那样深切地爱着这个他创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纵容类似于“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发生，更不能纵容人类吃掉自己后代的事情的发生。那么，我们这个堕落到地狱最底层的民族，等待最后的审判的来临吧！

在基督教未传入的地区，食人的习俗是很普遍的。在古城城墙外的肉锅中常是死尸的存放处，让最穷的人将它拿来烹煮当作食物。他们以为吃下敌人之后，可以让对方的力量与自己相结合，以致能战胜他们的对手。因此，阿兹特克人(Aztec)为了要寻求力量而吃了数以万计的人。不过，在福音所传之处，食人的习俗都被废止了，人们在信基督后便有了新的眼光，看到了生命的真正尊严。

一位学者在描述斐济岛上所发生的事时，他以一句话总结了在大部份地区食人习俗被连根拔除的情形：“从食人到爱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一个的小岛上，一位美国大兵遇到了一个手持圣经且会说英文的当地国民。士兵指着圣经笑道：“受过‘教育’的人不再相信那本书了。”这位岛上的居民也笑道：“嗯，我们这么做对你们是有益的，”他一边抚着肚皮一边说：“不然，你现在就已经在这里面了。”